從三個北大校長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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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南方周末  
作者:謝泳　2008-04-09

分析近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要對他們所生活的不同時代先作一個基本評價，然後再觀察他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這裡我想先從三個北大校長說起。

    一般談論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常要從嚴復開始，晚清歷史處境中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在傳統與現代轉型中發揮作用的，從晚清到民國，雖然時代變了，但對社會基本結構的震動並不很大，創造民國的領袖在很長時期里，是與晚清的舊臣在共同進行政治活動，雖然衝突不斷，但並非你死我活。民初中國政治的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是漸進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傳統沒有斷裂。科舉的廢除、新政的實行、立憲運動的興起、地方自治的熱潮等等，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基本是正面的。雖然科舉的廢除，把有志於仕途的讀書人放在了半路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絕了他們的生路，因為有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為不能再進入仕途的讀書人預留空間。政府沒有限制民間辦學，民間還有辦報紙、辦出版社和通訊社及宗教活動的自由。民國以後，嚴復做了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他以後的校長蔡元培和蔣夢麟，都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國文化的命脈基本保存在他們手裡。在政府眼中，他們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鋒。

    到了胡適等人發揮作用的時候，在北洋和國民政府兩個時期，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府眼裡還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那時從事民間文化活動的條件並沒有消失。這兩個時期，都殺害過新聞記者，如林白水、邵飄萍和史量才等，查封報紙和雜誌的事件也時有發生，但構成這些民間活動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終存在，所以才出現了許多獨立的報紙雜誌如《申報》、《大公報》和《國聞周報》、《觀察》周刊等，同時有大批著名報人出現，民間社會的生機還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辦大學，而且辦成了名校，如南開大學。教會也可以辦大學，同樣也辦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等等。在國家之外，社會的力量隨處可見。在國民政府面臨困境的時候，胡適又做了北京大學的校長，當時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保存了敬意。

    中國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後做了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長，這是他們與政府關係的一個縮影。當年胡適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給他的信中說過：「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從嚴復到胡適，他們和政府之間，基本是一種諍友關係：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這種關係建立在一種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有人格和知識做最後的底線。

    蔡元培和胡適他們曾有過「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時期尊重過這種意見。當年無論北大還是清華，都曾有過名教授從政的先例。從早期的羅文干、湯爾和到後來的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與何廉等，雖然最後合作不很愉快，但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敬意。那時政府官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有天然聯繫，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學。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僚主要來源於科舉，科舉的傳統是特別看重同年同科，這一傳統到了現代轉化成同學同校之誼，這是中國現代政治的一個特點。在政府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政府總是強者，凡強弱關係能保持合作，必是強者一方有大的誠意，所謂「以國士待我者，我必以國士報之，以眾人待我者，我必以眾人報之。」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召開的廬山談話會，表現了政府對所有社會力量的尊重，因為政府邀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社會力量來討論國家面臨的問題。

    1949年以後，嚴格說，中國已不存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從人數上說留下來的不少，但自由主義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卻走了，北大的傳統實際是到了台大，因為傅斯年本來就代理過北大的校長，台大後來的聲望是在傅斯年手裡開始建立的。

    在中國大陸，經過歷次政治運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凋殘。當時只有極少數從事軍工研究的人員得到了保護，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鄧稼先等。當全能政府健全以後，民間社會窒息。以往的改朝換代，社會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常能得以延續，而全能時代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基本破壞了。舊朝退去時在政治、外交、司法、經濟、文化及道德方面積累的傳統資源，沒有得到保留，特別是國家和社會在政治活動的中間地帶出現了真空。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后的首任北大校長，但政府卻不容忍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裡已經奄奄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常態社會裡總要有中間力量，他們常以社會賢達出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這個群體中的重要力量。社會賢達由前朝官員、地方紳士、大學教授及各行業中具有社會聲望的人士構成。他們一般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為社會各政治力量認可的社會聲望。他們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動，只在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方面發揮作用。

    如今，對於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他們面臨重建民間社會的重任。近三十年來，中國已出現了一些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如律師、工商業者和各種自由職業者等等，隨著大學改革步伐不斷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動早晚將成為現實，他們有可能再承擔起社會賢達的職能，架起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在此基礎上建立與政府新的合作關係。不過這一切都取決於政府的誠意。

    未來中國的大學校長，主要應當由具較高社會聲望的人來擔任，他們以獨立知識分子的面貌，為社會進步承擔責任，為民族復興盡心儘力，為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奮鬥。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4-13 08:11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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