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文轉貼）我要為西藏問題的真相蓋座樓

序

   西藏，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美麗神秘的旅遊勝地，有著與眾不同的風土人情。西藏自然景觀宗教文化對國內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西方的中產階級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在西藏這個符號面前，不由自主地頂禮膜拜起來。相對於被煙囪廢氣臭水籠罩的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藍天白雲和純凈的雪山草地；相對於煩雜的辦公室和電腦和擁擠的街道，西藏人煙稀少，每個人似乎都與人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個藏人都在向你點頭微笑；相對於做不完的事，賺不完的錢，藏人那雖然清苦的生活好像樂土一樣，他們虔誠信佛，心中沒有煩惱。這麼一個被先驅的旅遊者異化的西藏和當下的現實形成了巨大的落差，產生了無比的吸引力，擊打著每個人的心靈。一個小資，可能對離家不遠的路不認識，卻可能對「然烏湖」、「納木錯」甚至「墨脫」這樣的地方如數家珍。

    然而，中國人也並不會因為西藏  獨特的風光和民風而覺得西藏在中國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對西藏的感情和對大理麗江九寨溝敦煌的感情差不多，對藏族的看法也認為藏族只不過是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的一員。

    歷史課中對西藏總是一筆帶過，我們只知道解放軍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著罪惡的農奴制。然而我們又經常聽見（看見）新聞中猛烈抨擊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的惡行（當然我們也只能從被政.府壟斷的媒體中獲得新聞）。達賴喇嘛究竟是誰？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號召力？我們被搞得一頭霧水，問過好多人，但好像都搞不清楚。不過，不管他是誰，我們對分裂祖國的人一向都是深惡痛絕的！我們還經常惋惜外蒙古以前還是中國的領土呢！

    因為不了解而嚮往著，因為不了解而困惑著。然而我們對西藏問題的求知慾被瑣碎的生活淹沒了。
   
    促使我弄清楚西藏的真相是源自一件事：
    這個學期我選了Culture in Conflict(文化衝突）這門課。上課第一天老師就分配要做presentation的題目，有美國的印第安人，澳洲的毛利人，中國的西藏人。我對前兩個一點概念都沒有，自然要選講西藏。沒想到老師竟然不准我做這個題目！說你們中國不民.主，沒有人.權，你不能對這個題目做出正確的判斷！TMD! 老子是中國人還竟然不能講中國的事！在據理以爭之後終於獲得了講西藏的題目。

    拿到題目一看我差點沒吐血！題目是：Chinese Policy against Tibet — genocide, destruction through tourism （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大.屠.殺，以及通過旅遊破壞西藏）！！！那天的課我一句也沒聽進去，怎麼可以這樣說中國！我本想暴跳起來跟那個老師吵架，但懾於我的學分還在她的掌握中，但更多的是：我拿什麼跟她爭？我才發現自己對西藏的了解少得那麼可憐。我屈辱的熬完了那3個小時的課，讓我知道了兩件事：1. 大多數外國人都認為是中國侵略了西藏這個原本獨.立的國家，西藏幾十年來在中國的統治下人口、宗教、文化受到了毀滅性打擊。2.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有必要有責任有義務澄清西藏問題。

    這學期我沒幹別的，讀了大量的書、材料，瀏覽了大量的網頁，中國人寫的，西藏人寫的，外國人寫的。多虧我是在國外，才可以看得見達賴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言論。我也終於完成文化衝突課的關於西藏的presentation,做完了這一切，我感覺我的心態從最初的氣憤 + 無知變成了一種平和的狀態，既不覺得西藏神秘、了不起，也不覺得討厭、可憐。

    我想把我所做的和所有想知道西藏真相的人分享，希望會對那些和先前的我一樣困惑的人會有所幫助。我也希望斑竹不要封了我的帖子，我就知道有個人的blog，因為講了太多的西藏問題而被封了。當然他也沒有講什麼反.動言論，只是某些觀點和政.府宣傳的不太一致罷了。

一 .  「西藏」這個詞的定義


        首先，我們必須要弄清楚「西藏」這個詞的定義。「西藏」這個詞有雙重含義 ——— 政 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 治的西藏是指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範圍等同於近代達賴喇嘛政.府統治區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種分佈的區域，這片區域和西歐一樣大。他們不僅分佈在中國，在印度（拉達克[Ladakh]，錫金[Sikkim]，奈尼塔爾邦[Uttar Pradesh]北部），尼泊爾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佈。而在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在中國境內有四百六十萬藏族，分佈在兩個主要區域－－46%在西藏自治區(TAR)，54%在中國西部的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

        政 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的這種區別成為在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表述戰場的一部分。例如，因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重新統一中國境內的所有藏區為一個「大西藏」，他們認為的「西藏」是在中國境內有藏族分佈的地區。他們通常使用「西藏」這個詞來表述民族西藏區域和政 治的西藏區域發生的事件。因此，儘管解放軍是1950年10月進入的政 治的的西藏，而西藏流亡政.府宣布西藏早在1949年即被入侵，其實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民族西藏的青海，四川和甘肅省的藏區。類似的，20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為了表示西藏已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宣稱西藏代表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的會議，暗示他們來自拉薩，但實際上他們來自民族西藏。

二。 西藏歷史的簡要介紹

        關於西藏的歷史爭議不多，畢竟是過去幾百年的東西了，也沒什麼好爭的。我把我能找到的專有名詞的英文附在後面，給大家借鑒。

1。吐蕃王國的崛起

        有記載的西藏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西藏在一種北印度文字的基礎上創建了書寫文字，佛教（Buddhism)從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漸成為更成熟的文明。統一了吐蕃國各小邦的國王松贊干布（Songtsen Gampo)娶了唐朝（618-907）( Chinese Tang Dynasty) 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隨身帶來了大量的佛經，佛像，中原地區的稻種，耕種技術，以及大量的工匠。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傳入西藏，對西藏的文明發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2。 佛教在西藏的發展

       松贊干布建立的強大的吐蕃王國200年後便衰弱了，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國。從那時起到18世紀西藏時而統一時而分裂，在這段歷史中我就不講西藏的編年史了，而是著重介紹一下藏傳佛教的發展以及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吧。先補充一句，自從佛教傳入西藏之後，和尚就被叫做「喇嘛」(Lama)。

       隨著中央政權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許多派別。由於沒有中央集權的政.府，這些不同的宗教派別分別支持著不同的侯國，參與到了政 治事務中，支持勢力強大的世俗官員，同時也得到他們的支持。這些重要的教派有：薩迦派(Sakya)，噶瑪噶舉派(Karma Kargyu)和止貢噶舉派(Drigung Kargyu)。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參與到了政 治事務中。

      達賴喇嘛 (Dalai Lama)

      不同的佛教派別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們之間常年都有衝突甚至戰爭。最後，一個叫做「格魯派」（Geluk）（書上通常稱為「黃帽派」）的分支和他們的支持者—— 蒙古人的軍隊佔了優勢，蒙古的一個國王賜封格魯派的領袖索南加措為「達賴」，在蒙古語中是「大海」的意思，暗示他的智識或靈力象海洋一樣寬廣。這就是達賴喇嘛這個封號的由來。索南嘉措是擁有這一封號的第一人。但因為他是格魯派 / 黃帽派這個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稱為三世達賴喇嘛，並追認他的兩個前生為一世和二世達賴喇嘛。

       活佛的轉世（reincarnation）

       將轉世作為宗教傳承的方法在黃帽派出現之前數百年前即已出現。這個主意來自佛教教義，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輪迴中，直至達到涅磐（nirvana）（悟境enlightenment）。在大乘佛教學派（Mahayana，藏傳佛教屬於其中一個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薩，bodhisattvas）推遲他們從生與再生輪迴中的最後解脫——涅磐——返回人間普度眾生。

        活佛用這一概念預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後，他的門徒發現了他們認為的化身兒童。那個兒童被認為是老喇嘛在一個新的肉身內，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權威和地位現在由他繼承。在一個不同宗教教派為世俗供奉競爭的世界里，這種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 治優勢十分顯著，因此很快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發展出世系，開始擁有財產和農民，在代際之間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構成了不間斷的繼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認可尋訪過程的正當性，神聖喇嘛的強大的神力常規化，供奉得以延續。

         班禪喇嘛（PAmchen Lama）

         由於格魯派和蒙古人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第四世達賴喇嘛被認為是在一個蒙古小孩的肉身內。（這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在西藏境內尋訪的達賴喇嘛。由於達賴喇嘛必須要在西藏尋訪的制度，也讓日後的中國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目前流亡在印度的14世達賴已經73歲高齡，北京現在似乎就是耐心的等他「駕鶴西去」之後，在西藏探訪一個15世達賴小孩..........一切棘手的問題就可以不治而愈了。這些都是后話，我以後會在我的高樓中詳細敘述，現在回來接著講班禪。）

         四世達賴是一個蒙古小孩，沒有佛教的背景知識，於是格魯派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來做四世達賴的老師。後來這個當老師的活佛就被稱為班禪喇嘛。這個第一次被稱為班禪喇嘛的活佛也是他這個世系裡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禪，並且也追認他的三個前身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禪喇嘛。也就是說第四世班禪是第四世達賴的老師。

         自那以後，每次老達賴死後，對下一任達賴的尋訪都要經過當時在世的班禪的認可，同樣對班禪的尋訪也要經過達賴的認可。

達賴喇嘛世系表：

                               年 代                             原 名

達賴一世（追認）    1391－1474                      根敦主
達賴二世（追認）    1475－1542                      根敦嘉措
達賴三世                1543－1588                      索南嘉措
達賴四世                1589－1616                      雲丹嘉措
達賴五世                1617－1682                      阿旺羅桑嘉措
達賴六世                1683－1706                      倉央嘉措
達賴七世                1708－1757                      格桑嘉措
達賴八世                1758－1804                      絳貝嘉措
達賴九世                1805－1815                      隆朵嘉措
達賴十世                1816－1837                      楚臣嘉措
達賴十一世             1838－1855                      克主嘉措
達賴十二世             1856－1875                      成烈嘉措
達賴十三世             1876－1933                      土丹嘉措
達賴十四世             1934---         



班禪世系表：        

                                 年 代                            本 名

一世班禪（追認）     1385－1438                      格雷貝桑
二世班禪（追認）     1439－1504                      索南喬郎
三世班禪（追認）     1505－1566                      溫薩八羅桑敦主
四世班禪                 1567－1662                      羅桑卻吉堅贊
五世班禪                 1663－1737                      羅桑意希
六世班禪                 1738－1780                      貝丹意希
七世班禪                 1782－1853                      丹貝尼瑪
八世班禪                 1854－1882                      丹貝旺秋
九世班禪                 1883－1937                      卻吉尼瑪
十世班禪                 1938－1989                      宮保慈丹
十一世班禪              1990----

3。政教合一，達賴喇嘛掌權

        蒙古四世達賴喇嘛死於1616年，在拉薩不遠的西藏中部發現了他的繼承者五世達賴喇嘛。五世達賴的青年時期，教派衝突激化，藏巴國王（噶瑪噶舉派的支持者）的助手開始迫害康區的格魯派僧人和學院，並進入西藏中部攻擊格魯派的主要中心。格魯派害怕這是掃除他們教派的聯合行動之始，轉而求助於他們的蒙古擁護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碩特部落的首領，和碩特部落位於今天新疆東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為達賴喇嘛的追隨者，他響應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年之間，他打敗了安多（今青海一帶）和康區（今西藏和四川雲南接壤一帶）反對格魯派的軍隊，把他的整個部落搬遷到安多。然後，應五世達賴喇嘛的總管索南饒丹(Sonam Chöpel)之請，固始汗發兵西藏，進攻藏巴國王的老巢日喀則。格魯派派遣支持者的軍隊和僧人幫助他，1642年，他們攻下日喀則。西藏國王（藏巴國王）被處死。

        固始汗將整個西藏的最高權力奉呈給五世達賴喇嘛，（政教合一了，不過這時有什麼重大事件達賴還得請示固始汗）。任命達賴喇嘛的總管索南饒丹為攝政，進行日常事務的管理。黃帽派的主要競爭對手，噶瑪噶舉派咽下了失敗的苦果，受到格魯派政.府的迫害。他們的財富和財產被沒收，許多僧侶被迫改信格魯派。由此，黃帽派在大小，力量和財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個國家使用外國軍隊奪權是危險的；請神容易送神難。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為他的喇嘛贏得西藏之後沒有收拾軍隊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孫自封為西藏之王，繼續留在衛藏（今西藏自治區中部地區），夏天在拉薩北面的牧場度過，冬季則在拉薩。新的黃帽派政.府的軍權還在他手上。達賴喇嘛和攝政管理國家，但很明顯他們要請示尊重和碩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見。

        格魯派統一西藏之時，滿族(Manchu)正處在征服中國的最後階段。1644年他們創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續到1911年。清朝順治皇帝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他同意了，於1656年抵達北京。順治皇帝以崇高的禮儀款待達賴喇嘛。這次會見中西藏喇嘛在政 治上並沒有任何任何從屬地位。達賴喇嘛有和碩特部的軍隊做後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廣泛的追隨者，其中一些正威脅著清朝，他可不是等閑視之的人物。（清朝留下的歷史書中卻多以天朝上國自居，也有可能是為了取悅皇帝，把這次順治皇帝和五世達賴的會見說成是君臣關係的接見。中國以後的歷史觀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觀點。但那時以及之前的西藏都還沒有歸入中國版圖，直到1720年。下文再詳細說。）

        西藏的穩定一直持續到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逝世。那時轉世繼承的弱點導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轉世要到他死後才出生。這樣從老達賴去世到下一任達賴成年，不可避免的總有15到20年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五世達賴喇嘛逝世后，當時西藏的攝政桑結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發喪。他的動機或者是貪戀權位，或者是害怕會引起大的動 亂，總之他假稱達賴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擾。就這樣，他愚弄大眾，以五世達賴喇嘛之名統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開為止。

         這段時期，西藏攝政暗中勾結強大的準噶爾蒙古部落（與一直支持格魯派的和碩特部落相區別的另一個蒙古部落。是威脅清朝利益的一支強大力量，后被康熙所滅。大家如果看過電視劇《康熙王朝》，可能會有印象。插一句，是我的偶像陳道明演的。）。準噶爾的首領噶爾丹(Ganden)曾在拉薩主要的格魯派寺廟做過僧人。看起來西藏攝政鼓勵準噶爾人（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統一全蒙古。1682年，準噶爾人攻打東蒙古（喀爾喀[Khalkha]），贏得了一次重大勝利，一個新的統一的蒙古似乎成為可能。

         我們可以猜測，攝政想用準噶爾人的力量來平衡西藏和碩特蒙古部落的軍事勢力，甚至可能想把他們趕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覺得如果準噶爾人統一蒙古，達賴喇嘛在蒙古的勢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強，因為準噶爾人把達賴看成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但是這位攝政在玩一個高危險的遊戲：準噶爾人是有能力挑戰大清王朝的最後一個部落，和他們為伍就意味著反對清朝的利益。

        準噶爾和和碩特部落的連年交戰後，戰敗的和碩特部落尋求清朝皇帝的保護，康熙皇帝接受了他們的歸順。康熙以為準噶爾的精神領袖五世達賴喇嘛還活著，於是請求達賴運用他的宗教力量勸說準噶爾人停止入侵。西藏攝政並沒有告訴康熙皇帝達賴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勸準噶爾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開舉行宗教儀式祈禱勝利。準噶爾人繼續向南，兵發內蒙古。康熙皇帝派大軍抵抗，1696年大勝於蒙古克魯倫河(Kalulun River)。噶爾丹自殺。準噶爾對清朝的威脅結束了，但是對清朝而言，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皇帝意識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攝政在政 治上不值得信任。

        當時清朝並無意將西藏納入中國統治。他的目標是控制西藏人的的精神領袖，特別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們的宗教力量影響蒙古，損害清朝利益。過去，清朝曾試圖通過封號和禮物贏得象達賴喇嘛這樣的西藏高級喇嘛的友誼和忠誠，但是這種方法被證明是不夠的。現在，清朝決定與西藏建立一種鬆散的保護關係，保證清王朝的利益。強大的清王朝會保護西藏不受內外衝突侵擾，同時讓朝廷批准的西藏領袖統治西藏。

        1720年， 為了徹底排除西藏境內的準噶爾的殘餘力量，康熙與7世達賴簽署協議，西藏歸順大清帝國，而清朝派兵駐紮西藏，任命七世達賴為最高宗教領袖和政 治領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達賴全權處理西藏的僧俗事務）此時在歷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
        1728年，雍正帝為了便於管轄西藏，大幅縮小西藏領土。康區的一部分劃歸四川省管轄，另外一部分劃歸雲南省。安多或庫庫諾爾(Kokonor)則早在1724年統治該地的蒙古可汗叛亂后，改由西寧管轄。雍正為了均衡權利，還提議黃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管理整個西藏西南部和西部。五世班禪喇嘛一開始拒絕了這一提議，但最終接受統治后藏的一片地區。於是，由達賴管理的拉薩政.府現在統治著一個小得多的區域。


說明：在清朝劃分西藏之前，西藏分為3片區域：后藏（範圍幾乎等於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安多（範圍幾乎包括了整個青海省），和康區（今西藏和四川雲南接壤一帶）。具體位置請參看第一頁4樓的地圖。
我想這也是14世達賴所謂「大西藏」的依據。達賴14 那麼喜歡古時候的版圖，那他怎麼不用更古些時候，松贊干布時期的版圖呢？那時候西藏比現在的西藏自治區還小。達賴14宣稱的西藏領土範圍是西藏歷史上到達過的最大範圍，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說的話，我們就要咬定中國的領土是成吉思汗征服過的所有領域，什麼土耳其，烏克蘭，緬甸，越南，。。。。。全都應該叫做中國的土耳其省，烏克蘭省，緬甸省，越南省。。。。

4。事實獨立期（1911-1949）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國。

      十三世達賴趁這個混亂的局勢尋求西藏 獨.立。

      1913年，臨時總統袁世凱，給達賴喇嘛發去如下的電報：目前，民國建立，五族[漢、藏、滿、蒙、回]共和，達賴喇嘛自然應感到和祖國的聯繫更加緊密。這種情況下，他先前的錯誤可以忽略（具體達賴13犯了什麼錯，我下一貼再講）；他的封號「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從此恢復，希望他支持黃教，幫助民國。

       達賴喇嘛回復說，他並未向中國政.府請求他以前的封號，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統治。」許多人將這份回復和他回來22天後發布的一則公告解釋為等同於獨.立宣示。

       中華民國並不承認西藏的獨.立，但是這段時間中國完全陷入兩次世界大戰及全面的內戰中，根本沒有精力對西藏採取實際行動。當然，中國也沒有放棄其對西藏主權的主張。蔣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和中國本土）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積極在國際上營造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強其地位。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也承認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而西藏沒有官員理解西方政 治，也不說英語，無憂無慮地忽略了這個對其不祥的發展。然而西藏同時也在沒有蔣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獨.立運作。西藏的獨.立只是沒有得到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承認，然而這個時期西藏政.府卻完全是獨.立運作的。所以叫事實獨.立期。


5．西藏和英國的關係（清朝末年民國初期）

       19世紀和20世紀初，是大英帝國的全盛時期。由於對印度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國「食品籃」的高度重視，確保英國能在南亞次大陸長期穩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根據印度的地理特點和周邊環境，英國的戰略家們逐步提出了所謂「拱衛印度安全」的「三個緩衝區、兩個同心圓和一個內湖」的戰略思想。 「英國管理下的西藏」，便是這三個緩衝區之一。從這一戰略構思出發，英國對西藏進行侵略就成為了必然。

       英國對西藏和印度之間可能發展出繁榮貿易給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像向西藏出口茶葉，而從西藏得到羊毛、獸角、毛皮、草藥、金和麝香等。然而，西藏政.府似乎比清朝政.府更加閉關自守，對與英國人做生意的要求拒之不理。不允許英國考察團進入西藏，也不允許在邊境開設商埠。1899年寇松勛爵(Lord Curzon)上任印度總督后他得到倫敦許可，給達賴13寫信，要求開通西藏和印度以及錫丹的邊境貿易。達賴喇嘛原封不動地退還這些信件，回復說，中國人不喜歡達賴喇嘛和英國人通信。

        由於不能啟動和西藏政.府面對面的會談，1903年，寇松說服倫敦，派遣一支遠征隊強迫西藏談判。但西藏人拒絕和遠征隊會談，英國軍官便命令他們的軍隊(多數士兵是印度人)一路攻向拉薩。西藏軍隊奮起反抗，但無奈藏族士兵的兵器只是大刀，而英國軍隊卻是現代化的裝配，藏族士兵不等接近敵人，早已中彈身亡。一系列戰役之後，西藏軍隊被輕鬆擊敗。那簡直不是打戰，而是在玩殺人遊戲，僅在古如(Guru)之戰中，「幾分鐘內就有六、七百名西藏軍人被殺。」一英國軍官的日記中寫道。由於無法抵擋侵略者，英國軍隊1904年8月3日進入西藏首都拉薩。他們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軍隊。

        就在1904年英國軍隊攻入拉薩城前夕，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蒙古。（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達賴喇嘛出逃，這次的出逃讓達賴養成了個壞習慣：一有什麼緊急事件就要出逃外邦。後來的達賴14似乎也繼承了這種「優良傳統」。）由於不滿達賴喇嘛的出逃，清政.府於1904年宣布廢黜了他「達賴喇嘛」的封號。

        達賴喇嘛的留守官員和英國簽署了《英藏條約》（1904年）。條約上只有西藏官員和英國遠征軍司令的簽字，這份條約西藏同意印度（印英政.府）有權派英國商貿官員在三個西藏城市（江孜[Gyantse]，噶大克[Gartok]和亞東）開設商埠。條約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國，同時更明顯地排除其他國家例如俄國，在西藏發揮政 治影響力。西藏要支付562,500英鎊（合750萬盧比）戰爭賠款，英國軍隊佔領西藏毗鄰錫金的一部分（亞東的春丕谷[Chumbi Valley]），直到賠款付清。條約也規定英國商貿代表可以訪問拉薩，討論條約相關問題。根據條約的精神，印英政.府實際上將西藏變為另一個「自然態」保護國。

       這種西藏政.府撇開北京和英國單獨簽署條約的做法讓清王朝很不快。1906年清政.府和英國簽署了《中英條約》對1904年的《英藏條約》進行了修改（西藏政.府不參與其中）。條約重申了中國對西藏屬地的法律主權。條約中的關鍵條款寫道：「大英政.府不謀求并吞西藏領土或者干涉西藏內政。中國政.府承諾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西藏領土或內政。」以及「（1904年條約中的）各項權利除中國能獨享以外，其他外國不能享有。」於是，在中國已經無力在西藏行使實際權利之時，英國單方面重申西藏對中國的從屬政 治地位。清政.府還代替西藏政.府自己向英國支付了巨額的戰爭賠款，使英軍很快離開了西藏。英軍撤走的同時也劫去了西藏的許多貴重文物。據侵略軍的頭目麥克唐納自己回憶說：「1905年1月，我因有特別任務，被派到加爾各答擔任分類編訂圖書及珍貴物品目錄工作。這些東西就是我同威德爾大佐在西藏搜集的（實為搶劫的），件數之多，須有四百多馱子才能馱運。裡邊包含有許多珍貴而稀罕的喇嘛書籍、神象、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圖畫、瓷皿等物。」（麥克唐納著：《旅藏二十年》第26頁，孫梅生、黃次晉譯，商務版，民國二十五年出版）

        1909年達賴13回到了拉薩，清政.府感覺比起冒險替換達賴，還是通過他來統治西藏更為容易。但是他們對達賴的定位可以從給他的新的屈辱的封號中可以看出來：「忠誠順從的代理攝政。」


      英軍入侵西藏和1904年《英藏條約》極大地改變了清政.府對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無意直接管理西藏或使之漢化。英國咄咄逼人的行動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動起來，它在西藏的霸權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為英國勢力範圍，英國人就能從西藏高原俯視中國要地四川。儘管此時清政.府虛弱不堪，處在崩潰的邊緣，但仍以驚人的活力做出發應。北京自己向英國支付戰爭賠款，使得英軍很快離開了西藏土地；並開始更活躍地介入入西藏的日常管理。這樣，英國對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清政.府保護其國家利益，開始著手從文化、經濟和政 治方面更緊密地把西藏和中國的其他部分聯繫起來。

      清政.府感覺到單靠西藏自己的軍隊根本無法抵禦外強入侵，便從四川派遣一支數千人的軍隊開往拉薩。此時清政.府對達賴13的信任度已經大幅度降低，上文講過：清政.府對達賴的定位可以從給他的新的屈辱的封號中可以看出來：「忠誠順從的代理攝政」。

      1910年2月清政.府軍隊進駐拉薩時，達賴再次逃亡，但是這次卻是逃到了他先前的敵人——英控印度。（他1904年英軍入侵時出逃到蒙古，1909年才回到拉薩，現在才過了1年，他又逃走了。。。。。）

      中國再次廢黜達賴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實際控制，中國官員更加直接進行管理。建立了中國郵政機構，併發行了西藏的第一張郵票（漢文和藏文雙語）。西藏似乎將被徹底併入中國。但是這一進程突然被打斷，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了。清朝官員和軍隊自行解體了。

      1913年達賴又回到拉薩，然後袁世凱發「復職」電報給他……..他卻回電宣布西藏 獨.立…….這些上文已經講過，這裡就不贅述了。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集內憂外患於一身，根本沒有能力對達賴宣布的西藏 獨.立採取實質性行動，但也沒有放棄對西藏主權的主張。

      這時，英國提出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 地方舉行中英藏三邊會議。

      1913年10月13日，所謂中、英、藏會議在印度西姆拉召開，中國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陳貽範、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國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務大臣麥克馬洪（Sir Henry McMahon），副代表是英國駐華公使羅斯，顧問是英駐錫金政 治專員貝爾（SircharlesBell）；西藏代表是倫青夏札。

      中國的目的是阻止西藏 獨.立，西藏代表的目的是要獨.立，英國的目的是要取得在西藏的最大權益。

      英方提出《西姆拉草約》的主要內容是：
1、劃分「外藏區」和「內藏區」。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薩、日喀則、昌都；後者是接近中國內地的部分地區，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爐及西藏東部大部分地區。
2、在「內藏區」內，保留西藏委派寺廟堪布及地方頭人之權利。
3、中國在西藏僅有「宗主權」，中國政.府承認「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內政」，不得改西藏為中國行省，不在西藏「殖民」。
4、限制中國政.府駐拉薩官吏之衛隊，不得超過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軍隊駐藏。
5、英國「不吞併西藏任何部分」，願受與中國在藏受到的「同樣限制」，英國駐藏商務委員會之衛隊不超過中國駐拉薩官吏衛隊的四分之三。

      中國代表沒有在會議上簽字，會議就這樣完全破裂告終。

麥克馬洪線的由來：

      然而，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國談判代表享利•麥克馬洪竟背著當時與會的中國政.府代表，以支持西藏 獨.立為誘餌，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換文的方式炮製了所謂的「中印邊界線」，即「麥克馬洪線」，這條分界線與此前國際上習慣認定並在各種官方(包括英國)出版物和地圖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線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縱深推進，把原本在西藏境內資源最豐富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划進了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將中國西藏地方歷來有效行使統治權的地方向北壓縮了一百多公里。

歷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這條線的合法性。而英國人在西姆拉會議之後二十年時間，出於擔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沒敢公開宣布這個「條約」，也沒有在英國出版的地圖上改變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

        英國也沒有履行它當初對西藏的諾言，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壞朋友綜合症」。英國一方面出資提供武器訓練藏人的軍隊，對藏人號稱支持其獨.立；一方面英國又不願為了西藏破壞和中國的關係，畢竟英國從中國獲得的利益要比從西藏獲得的多。因此在國際輿論上，英國一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既然講到了麥克馬洪線，就順便講一下中印問題。

         在東經92度至97度之間的約9萬多平方公里的喜馬拉雅山脈南坡，可是一塊風水寶地，不要以為這裡屬喜馬拉雅山脈就儘是些冰雪滿野的荒漠。在夏季，由於迎著從印度洋上吹送來帶著大量水分和熱量的西南季風，這裡溫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區之一，可種植許多亞熱帶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稱，想不到吧？
        這塊面積巨大得相當於浙江省而又富饒的地域，卻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存在主權爭議的地區。

歷史進程：

       1940年印度獨.立以後，繼續霸佔著它原來的主人---英國為他搶來的這片地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把建立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放在了第一位，儘管當時許多國家對它半信半疑，甚至懷有敵意。於是，對於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邊界問題，周恩來總理表示：「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同鄰國的關係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出、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在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之下，在「團結一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的口號聲中，邊界問題被擱置下來。   

      1951年2月2日，印度軍隊乘中國在朝鮮激戰無暇西顧，派兵佔領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達旺地區。此後，中國政.府經過多方交涉表明態度，印方明目張膽的軍事活動才有所收斂。然而印度政.府不僅不肯退出佔領的中國土地，反而加緊了蠶食的進程。

       1954年，印度公開以中國歷屆政.府都未承認的「麥克馬洪線」劃為中印邊界。

       1959年，印度公開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亂分子並在中印邊境製造流血事件。

       1962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向印度軍隊下達了「將中國軍隊趕出去」的命令，中印邊界戰爭全面爆發。中印關係降至冰點。

        1962年10月12日，印度當局竟然命令其軍隊把中國軍隊從中國領土上「清除掉」。10月20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向中國發動大規模的全面進攻。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實行自衛還擊。在以後1個月的時間內，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泰山壓頂之勢向印度軍隊發動猛烈反擊，殲滅印軍8700多人，把所有盤踞在中國境內的印軍據點全部拔除掉，取得軍事上的絕對勝利，給印度侵略者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戰爭中的徹底失敗，使尼赫魯亂了方寸。他不與任何人商量，獨自向美國總統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轟炸機和軍隊與中國作戰。印度國民也從未經歷過如此失敗情緒的衝擊，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可就在這個時候，中國軍隊卻單方面宣布停火，並主動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實際控制線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進談判，恢復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失策啊！！！唉！打都打過去了，又退回來，從此就失去對這片地區的實際控制權了。。。。）

　　  而印度政.府卻未能理解中國的善意。他們認為中國軍隊的「懲罰」大大傷害了印度的自尊和體面，並把中國主動釋放全部被俘人員、所繳武器和軍用物資也說成是陰謀。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誠意根本不予理睬，並拒絕任何形式的談判，反而指使其軍隊重新佔領被中國軍隊趕出去又後撤的全部12.5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此時印度國內的反華勢力卻依然活動猖獗。他們支持西藏叛亂分子在新德里舉行活動，還把「西藏問題」和「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議案提交聯合國大會。與此同時，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佔的中印邊界東段9萬平方公里土地由「東北邊境特區」上升為「阿魯納查爾中央直轄區」。此時，中印關係雖有解凍跡象，但印度並沒有誠意採取實質性的舉動。

        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 （Arunachal Pradesh）。至今印度已有近七百萬的移民屯居在這個爭議的邊境上。中國以後如果再提出邊境問題，如何處理這些移民將有很大困難。

      1998年5月，印度人.民黨聯合政.府為進行核試驗大肆叫嚷「中國威脅論」，使中印關係一度受挫。但不久后，瓦傑帕伊的人.民黨聯合政.府又重新認識到，中印關係對21世紀印度發展至關重要。

      2003年6月23日，瓦傑帕伊總理訪華期間，印度政.府首次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華政 治活動，為重開對話開創了新的起點。同時，雙方又約定各自任命特別代表，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

6。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西藏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 產 黨形成伊始，黨內接受蘇聯領導，並接受蘇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區域應成為自治的共和國，有權脫離。但是二戰後，中國共 產 黨逐漸擺脫蘇聯的控制，對民族地區的政策也轉變為中央集權制：共 產 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區域（而不是共和國）無權脫離。西藏被認為是這些民族區域之一。1949年後期，有了聯合國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承認，新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

        此時，西藏問題的解決也不比清朝覆滅時更容易。西藏軍事上衰弱，內部分裂，但是從任何角度，西藏象個事實獨立的政體運作。西藏也未能獲得國際社會對其獨立聲明的支持。英國和印度（以及後來的美國）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個獨立國家，但是繼續承認法理上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對西藏當時政治狀態的疑惑，就來自這種西方的雙重標準。

      
        西藏政府發現自己處境維艱。清朝覆滅之後，一系列幸運的事件阻止中國積極解決西藏問題；但是此時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現代化派（見本頁底註釋①）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無力保衛自己的獨立地位，如今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毫不奇怪，西藏裝備不足，領導乏力；其軍隊在地域入侵時也顯得很業餘。此外，西藏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為英國不再有國家利益來維護西藏的「自治」狀態。1947年，印度獨立，倫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此時的外交中心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係，而不是西藏。

        儘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斃。它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的反應是：面臨此對其獨立的共產黨威脅，呼籲美國和大英帝國給予民事和軍事援助。送給英國的信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軍隊已入侵中國蘭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於這些省份地處西藏邊界，我們已遞送官方文書給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
     我們將我們政府送往中國共產黨政府領袖的信件復件附在此信之後，希望他能適時考慮此事。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領袖對我們的信件置之不理，採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軍隊，西藏政府將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西藏政府熱切希望從貴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幫助。
敬請考慮給我們民事和軍事上大量幫助，我們不勝感激，將儘快給你們答覆。

西藏外交局
拉薩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給美國人送去了一封類似的呼籲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給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迪恩•艾奇遜：

         西藏在過去三十年間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然而最近中國共產黨領袖在廣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許多其他有關西藏的言論也完全是胡說八道。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佔領的新疆、西寧（青海省府）和西康等邊界省份。
     在如此關鍵時刻，我們不能對此漠不關心。我們很快將派喇恰(Lachag)堪窮土登桑傑(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領一個特別使團出訪貴國，西藏得到貴國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們的使團抵達華盛頓，希望您能夠從各方面給予可能的幫助，我們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得悉此計劃后，新的共產黨政府嚴正抗議；但是其擔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國家無意鼓勵西藏，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這會激起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美國政府害怕，即使書面回復都可能「被藏人認為是承認他們的獨立狀態」；於是，通過新德里的美國大使館，美國勸阻藏人不要派出這一使團。英國人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放西藏，這可不是空談——毛澤東已開始計劃「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歷史感極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國際狀態，使得其和中國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個場合，毛告誡他的將軍們，他們要耐心，西藏要慢慢來：「西藏和新疆不一樣，」他說。「舊社會新疆有萬到萬漢人，但是在西藏一個也沒有。我們的軍隊必須在一個過去沒有漢人的地方作戰。」不僅僅沒有漢人住在哪兒，正如我們所知，西藏直接處理外國事務，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管理進入其領土。儘管毛手握數百萬大軍，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長期游擊戰會給人民解放軍帶來軍事難題。而且武力解放西藏會帶來嚴重的國際分歧，甚至可能引來共產黨中國的敵人如美國。因此，毛澤東相信中國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達成協議。這樣會消除西藏山脈中長期的游擊戰，也會減少潛在的國際干涉。   此策略的問題在於，西藏政府不願自願放棄事實獨立，成為毛的共產黨國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採取軍事行動，強迫西藏到談判桌前（就象年英國人那樣），但是他很清楚目標是通過協議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下令準備進攻政治西藏東部地區（以昌都為中心）。1950年初，重慶的西南軍區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進攻儘快於年夏季發起，他擔心延遲只會給藏人更多時間來爭取國際支持。

註釋①：
         1913年西姆拉會議的失敗意味著西藏不得不面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敵對行動。在這種威脅下，西藏的僧俗官員分為兩派：現代化牌和保守派。

         現代化派：以達賴喇嘛的親信擦絨(Tsarong)為首的一些年輕西藏貴族官員，迫切要求西藏的現代化，特別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衛西藏利益。十三世達賴喇嘛同意了，他們很快徵集新軍，軍官和軍士被派到印度和西藏南部城市江孜(Gyantse)的英國商務辦事處培訓。同時，西藏考慮加入萬國郵政聯盟，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英語學校，聘請英國人為校長。西藏邁開了加入現代社會的第一步。

          保守派：然而，所有這些改革給上層僧俗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他們擁有西藏大多數土地，這些土地還是封建莊園，由農奴世代種植。現代化是昂貴的，上層社會的藏人發現自己要面對新的稅收來支持軍隊建設。而且，宗教領袖們認為現代化對主宰西藏的佛教是一種意識形態威脅，而他們認為這種佛教主宰是這個神權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特色。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的無神論和政教分離，保守派認為這會降低佛教的權威和重要性。他們認為，西藏數世紀來和中國共存，佛教（和格魯派）主宰西藏，並無不良後果；他們質疑，如今為什麼需要如此激進的改變西藏？因此，保守派的主要官員進行活動勸說達賴喇嘛，軍隊們威脅到佛教和他自己的權力和威信。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們的努力成功了，作為現代西藏歷史的關鍵政治決定，十三世達賴喇嘛直擊改革進程的核心，將要求現代化的軍官們全部降職，關閉了英語學校。一夜之間，西藏失去了創建現代政體的最佳機會，而現代化本可以為其獨立地位贏得國際支持，保衛其疆界。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二帖）     

        中國共產黨對藏區（中國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領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證，請他們勸說西藏政府開始「和平解放」的談判。西藏政府猶豫不決，錯過了中國提出的派遣談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後期限，毛下令解放軍第18軍進攻昌都（地理位置見下面地圖）。1950年10月7日，解放軍跨過金沙江前線，進攻保衛邊界的藏軍。其軍事目標不是推進到拉薩，而是羈縻並切斷昌都的一萬藏軍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線。

         西藏軍隊領導組織無力。藏軍的將領由政府官員輪流擔任，無需特殊的軍事訓練；很多士兵作為烏拉役被征，往往將全家帶到前線。藏軍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國人十三年前就已經告訴他們這是無用的。當解放軍進攻時，防守的藏軍分散成小部隊沿金沙江分佈。解放軍小隊迅速突破設置的防線，從后翼和側翼保衛藏軍；兩周內，解放軍俘獲了包括政府總司令在內的藏軍。通往首都的道路打開了，因為昌都和拉薩之間實際上沒有後備軍。但是，根據毛澤東的西藏策略，解放軍停止前進，再次呼籲拉薩開始談判。毛並不想簡單地政府西藏，儘管這樣做很簡單。他想和西藏領袖達賴喇嘛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希望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統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逐漸改革西藏的封建經濟，這樣中國隊西藏的主權聲明能夠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變成了現實——西藏面臨軍事進攻，卻沒有明顯的手段來對付。藏軍甚至沒有一個計劃將軍隊轉入游擊戰來騷擾人民解放軍。西藏再次轉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向聯合國、美國、印度和英國送去了呼籲信。西藏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不是聯合國成員，它是否有資格將其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憲章第35條第2款說，「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 后，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主義。」
        
        但西藏是一個「國家」嗎？英國外交官檢視了這個問題，得出結論西藏有資格作為一個國家，可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樣，英國外交官也感到處理西藏問題是印度的首要責任，英國則唯印度馬首是瞻。倫敦同時認為，聯合國不可能下令中國從印度撤回其軍隊，這種失敗只會削弱聯合國的影響。印度在此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對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決定不讓西藏妨礙它與中國發展密切友好的關係，因而反對聯合國討論此議題。當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此問題時，英國和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於是，提議被中止。

        西藏政府對此感到孤立無援，沮喪不堪，覺得沒有選擇，只能派談判團去北京，並於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團。就像1904年英國入侵拉薩后他們被迫做的一樣，代表團於1951年3月23日勉強地在協議上簽字。此協議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條協議正式結束西藏問題的爭端，為漢藏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第一條明確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此讓步交換，中國在第3、4、7和11條中，承認維持達賴喇嘛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三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四條：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第七條：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


        毛感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解決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將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時允許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權政府和經濟。此一妥協清晰地將西藏和其他民族區域區別開來，因為只有西藏和北京達成此書面協議，允許傳統政府繼續統治。

        1951年10月末，達賴喇嘛發電報給毛澤東，正式接受協議。1951年秋，中國軍隊和平進入拉薩。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三帖）

        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在西藏執行了一種緩和政策，這一點和西方普遍認位的強權政治不同。儘管毛的最終目標顯然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目標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尋求創建和諧的漢藏關係；緩和西藏的憂慮，讓藏族上層社會隨著時間逐漸接受重新和中國統一，同意社會變革。自稱「新中國人」。
      
         在西藏的解放軍官兵強調他們是來幫助西藏，而不是來剝削或者欺凌西藏，他們小心謹慎的展示他們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們向拉薩地區的所有兩萬名僧尼布施。根據該原則，他們制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禁止解放軍違背人民的意願行事，要求他們用舊中國的銀元支持物品或服務（而不是紙幣）。這種政策也允許舊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變。1951年至1959年間，沒有貴族或寺廟財產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許繼續對其世襲農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達賴喇嘛。毛將達賴喇嘛作為一種特別角色，通過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眾）將逐漸接受他們在中國新的多民族共產黨國家的地位。可見，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種漸進主義。不妨發展軍事和管理機構，但是西藏的中國官員不得過早地試圖強迫其改變。

         問題出在民族的藏區。

         民族藏區的情況則非常不同，那兒的藏人不屬於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條協議約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間跟上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運動，也波及藏區。1955年末，四川省黨委書記李進泉在全省發動民主改造，包括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層的利益，這很快導致藏人上層叛亂，難民進入政治西藏區域，來自民族藏區的叛亂者逃到安全的拉薩及其郊外。他們成為拉薩1959年起義形勢急劇惡化的一種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內部局勢開始惡化。西藏強硬派與民族藏區起義失敗的逃亡人員結盟，組織武裝叛亂。這種組織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57年美國開始訓練和武裝西藏游擊隊。1957年，為挽救其漸進策略，毛做了最後的努力：他減少了西藏的漢族幹部和軍隊人數，書面承諾達賴喇嘛，中國在未來六年內不會在政治西藏進行社會主義土地革命。毛進一步說，六年過後，如果條件仍不成熟，他將繼續延遲改革。但是，達賴喇嘛無法穩定西藏局勢；1959年3月，拉薩爆發了起義/暴亂（中國的書上說這次起義/暴亂有7000人參加，達賴說有87000人參加）。起義/暴亂很快被鎮壓，這次鎮壓行為就被達賴稱為第一次對藏人的大屠殺（genocide)。達賴喇嘛逃到印度。隨後達賴喇嘛宣布否認十七條協議，尋求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發起叛亂以及後來隨達賴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會上層階級的貴族和大農奴主，而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奴並沒有參與這次叛亂，相反，正因為有了廣大農奴的支持，這次叛亂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平息。

         隨後，中國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條協議，廢除傳統西藏政府。中國政府沒收了僧俗上層貴族階層的財產，西藏數千廟宇中絕大多數被關閉，同時建立了新的共產黨政府機構。一度在中國共產黨國家之內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權政體走到了盡頭。

         對於西藏和中國而言，1951－1959年的過渡期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西藏的權力階層既不能使中國人離開，也無法在中國內部製造一種環境實行長期自治。最終，老的社會，連同他們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毀滅。在中國一邊，意識形態狂熱過早地激發了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阻礙了贏得藏人真正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部分的任何機會。西藏問題再度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但是，中國的一部分人認為，毛的有缺陷的緩和政策才是這一失敗的原因。整個5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內關於這一政策抱怨不斷，尤其是部分人認為毛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有誤；他們覺得達賴喇嘛表裡不一，表面上他擁護革命，實際上尋求「分離主義」政策——即試圖把西藏分離出去，擺脫中國控制。這一派平靜地將1959年叛亂和西藏問題的重新國際化歸因於此一政策，至今，中國仍有部分人認為這是黨（以及毛澤東）的最大失敗。

        1959年以後，流亡藏人和中國爭相將自己對西藏歷史和當代世界的詮釋合法化。中國人談論西藏舊封建農奴制度的極端殘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則討論許多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權侵害行為，包括種族滅絕。這一「詮釋」之戰一直持續到現在。

2) 1960-1977

      1959年拉薩暴亂后，達賴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並尋求聯合國和美國支持西藏獨立。對此美國又表現出一貫的「壞朋友綜合症」。美國在以下檔案（日期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論顯示，儘管此時美國大量訓練和資助的西藏游擊隊行動，然而美國繼續拒絕承認西藏獨立：

       關於美國是否承認西藏獨立的問題，遠東事務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細研究了此舉的得失。考慮所有因素，我們的結論是，反對承認西藏獨立的舉張佔了上風。從美國國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場考慮，我認為這一結論是正確的。我們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標：讓世界持續關注藏人的事業，保持達賴喇嘛為西藏人民的有效發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國承認達賴喇嘛政府為獨立國家對這兩個目標沒有好處。預期幾乎沒有國家會跟隨，我們的承認只能讓達賴喇嘛做為流亡政府的領導人明顯地依賴於美國獲取政治支持。這顯然會損傷他目前作為亞洲一個令人尊敬的領導人的聲望和影響，也會妨礙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動。
        但是，美國仍然需要看起來對達賴喇嘛的請求做出響應，保持我們的一貫立場，支持民族自決原則。


        因此，對於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國全力贏得世界支持西藏獨立，從一開始就成問題；到六十年代後期，當總統尼克松(Nixon)和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Kissinger)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美國對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時，美國撤回對以尼泊爾為基地的西藏游擊隊的支持，幾年內軍事行動失敗了。此外，從1966年開始，美國的官方立場不再談到西藏的「民族自決」，甚至也不提赫脫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國家。

        隨著美國政治焦點轉向和中國搞好關係，西藏變得令美國政府困窘。西藏問題不再和美國國家利益相關——實際上，還對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勢的變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勢更加惡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後的努力對西藏局勢沒有影響，也無法創造國際輿論同意其自決或者獨立。中國共產黨重建了西藏，將農區和牧區變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舊」運動的旗幟之下，對傳統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帶來嚴重的衝擊。在叛亂、食品短缺和鬥爭「階級敵人」之時，西藏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在此期間的具體死亡人數還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實質性的傷害。

         一個留學美國大學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國，在其自傳中生動地回憶起1966年和紅衛兵一起返回時對拉薩的印象：

         我還碰到一位女士……後來成為我的妻子……從任何意義上來說，桑耶拉(Sangyela)都沒有被批鬥的危險，因為她絕對來自無產階級。但是她十分虔誠，憎恨政府，因為政府關閉寺廟，禁止任何宗教活動，連自己家裡都不行。如果鄰居或者當官的發現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會被在大會上被批鬥；因為文化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根除所有殘餘的舊價值觀，舊習慣和舊信仰。但是我們藏人是很頑固的，來自各階層和背景的藏人冒著被懲罰被批鬥的危險，秘密在家裡念經，或者轉寺廟，就象在閑逛，默默地念經。桑耶拉是其中的一個。桑耶拉還繼續點酥油燈，供奉菩薩。她從每月微薄的供給中擠出一點來，點燃一個小的酥油燈；她把燈放在門後面以前的祭壇的柜子間裡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壇頂上。當她告訴我的時候，我想，將點燃的燈放在老的木柜子裡面，可能會讓整個房子著火。


           簡而言之，1959年叛亂之後，佛教被毀，藏人被迫放棄他們深深擁有的價值觀和習俗，而這些構成他們文化身份的核心。階級鬥爭和持續不斷的運動宣傳與他們過去理解和感覺的一切相抵觸，毀滅了傳統藏族生活中的社會文化機構。對於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時光。

（3）1978年以後（第一帖）

        毛澤東1976年逝世，隨後「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執掌權力。這些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新的文化和經濟意識形態，和美國的關係正常化，並給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大業中的兩大問題——台灣和西藏問題——帶來了新的機會。

         1978年，中國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單方面的姿態，例如釋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國外的親屬，給一些流亡藏人簽發探望西藏的簽證。這些行動很快發展成為一種「對外」策略：試圖勸說達賴喇嘛及其跟隨者返回中國，解決西藏問題。

         1978年，中國政府的代表和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說流利中文)在香港進行了非正式談判；雙方都表達了在西藏問題上和解的興趣。隨後，1979年鄧小平邀請嘉樂頓珠訪問北京，告訴他，除了完全獨立，其他的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所有的問題都可能得到解決。他還說，達賴喇嘛可以派遣參觀團於1979－1980年訪問西藏，實地觀察當地情況。顯然北京相信代表團會被西藏自1959年之後的進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國家的團結所折服。中國同時覺得，經過了20年的流亡生涯，達賴喇嘛會更迫切地安於在中國做一個新的、更「自由」的領導。

        達賴喇嘛於是派遣了三個參觀團訪問中國，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漢人任榮，向北京報告說，西藏的政治局勢很好，藏人團結在黨和祖國周圍。但是，一個參觀團，包括達賴喇嘛的另一個哥哥，訪問青海省的藏區時，卻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種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於是和拉薩的任榮聯繫，問他如果參觀團按計劃訪問拉薩會發生什麼事情。據說任回答說，比起安多的農牧民，拉薩人民在意識形態上更成熟，他們強烈支持共產黨；拉薩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西藏當地官員對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區的政府甚至在參觀團抵達前召集居委會，告誡當地的西藏「群眾」不要因為對舊社會的痛恨，而對達賴喇嘛的參觀團扔石頭或吐唾沫，因為代表團是中國政府的客人。

        然而當參觀團到達拉薩時，拉薩群眾卻給了參觀團比青海更盛大的歡迎。成千上萬的拉薩人包圍了參觀團：很多人哭著喊著，其他人獻上哈達，爭相去觸摸達賴喇嘛的哥哥，少數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義口號，例如，「西藏獨立」和「漢人，滾回去」。任榮，以其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改革無情而著名，無法掩蓋這次慘敗，以及他對藏民群眾情緒的一無所知。

        此外，這些訪問讓流亡藏人增強了信心：他們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經濟發展差，宗教和經院制度幾乎被全毀了。他們還發現，儘管藏人群眾經歷了二十年的共產黨宣傳，但仍然虔誠地信奉達賴，認為他是藏人的領袖。這讓流亡藏人們堅信：西藏應該按照藏族的價值標準，由藏人統治。在流亡藏人的國際支持的歷史低潮期，增強了他們獨立的信心。

        北京的對外政策（與達賴對話）伴隨著新的對內政策：北京試圖通過改善西藏的經濟狀況，以及滿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來解決西藏問題。

        1980年5月，黨總書記胡耀邦和副總理萬里前所未有的親自來到西藏進行調查，以此決定西藏工作會議的方針是否需要修改。他們的所見所聞顯然令人失望，發現事實比他們預期的還要差。胡公開宣布在西藏進行寬鬆的六條改革，其中一些觀點非常突出：

         (1)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力……在統一領導下的自主權不能被廢除。有必要充分地、獨立地行使這一權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況，以及不利國家團結、發展生產的東西要摒棄或修改。自治區應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自主權，可以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放棄某些法律法規，保護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國其他省自治區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較低。這一情況顯示，西藏人民的負擔必須大幅減輕。接下來幾年內，對西藏人民實行免稅、免徵購……取消各種捐稅。不得徵用群眾做無償勞動。農牧民的產出必須以協商價格購買或進行物物交換，滿足雙方需要；取消他們的徵購配額……

     (3)在所有經濟問題上，西藏採取特殊的、適合西藏情況的靈活政策，包括農業、畜牧業、金融業、商業、手工業和通訊業，以期加快西藏經濟發展速度……

     (4)在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業。藏族人民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絢麗的文化。藏族文化舉世聞名，包括佛教，音樂、舞蹈，以及醫藥和戲劇；我們要認真地研究和發揚藏族文化。所有忽視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在繼承和發揚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績。
       西藏的教育事業進步不夠。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我們要努力在西藏設立大學，中學和小學。部分文化失傳，寺廟中的佛教經典被毀，我們要儘力保護、整理和研究它們。在藏區工作的漢族幹部應學會說、寫藏語。這是必須的，否則他們就會脫離群眾。愛護少數民族群眾決不是空談。我們要最終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

     (5)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要極大地加強藏漢族幹部的親密團結。……未來兩到三年內，西藏自治區政府職能部門的全職藏族幹部要佔到三分之二以上。

        
          這樣的公開言論令人矚目，據說比起秘密報告和胡耀邦對黨內幹部的講演，這還算溫和的；在內部講演中，胡將中國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錢扔進了拉薩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決定，放棄了文化大革命的強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澤東50年代的更加註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兩個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勵復興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語，用藏人幹部代替大批漢人幹部，從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區更加藏族化；
(2)經濟方面——暫時免去稅收和「低於市場價」的徵購，發展基礎建設，以促進西藏經濟發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願意想50年代那樣，允許一個分離的，非共產黨領導的拉薩政府存在。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統一領導下」。儘管藏族文化、語言和民族性要增強，工作在西藏的漢人要求學習藏語；但是藏人必須通過藏族共產黨幹部，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實施自治。從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著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藏。

         新政策試圖矯正文革時期對藏人犯的錯，贏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這些變化也試圖回應海外的批評，同時告訴西藏的藏人，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這都不僅僅是宣傳。中國政府在1980年後緊接著的這段時期實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個西藏個人宗教活動大範圍復甦，（在一些限制條件下）廟宇重新開放，新的兒童僧人湧進這些寺廟，傳統得以復興。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築上用藏文標誌，公共機構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時使用藏語，藏族幹部的人數增加，制定計劃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漢族幹部離開。不僅歡迎流亡藏人回來訪問，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國探訪他們的親戚。

（3）1978年後（第二帖）

          隨著對內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時繼續其對外政策，和達賴喇嘛接觸。1979年－1981年期間，雙方的非正式會談繼續。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會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討論了西藏問題。在這次會見中，胡提出和達賴喇嘛和解的五點方針：

1. 中國已經走上新的時期，政治能夠長期安定，經濟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達賴喇嘛應該相信這一點。

2. 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應該開誠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們不要再糾纏了。

3. 中央政府真誠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迎他們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為維護國家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4. 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當然他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

5. 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簡單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

           達賴喇嘛及其官員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些會議上如何回應中國。中國的五點方針儘管提出了一些妥協，但對於達賴喇嘛和其官員來說，甚至考慮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難。二十年來，西藏流亡政府立場強硬，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權力，而把中國共產黨描繪成沒有一絲人性或者一點誠實的野蠻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顯示出願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治下，僅此一條就能輕易破壞達賴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領袖同時也擔心，歷史是否會認為他們是叛徒，永遠放棄了西藏的獨立權利。這是個富含感情的話題，難以以一種成本效益分析和現實政治的方式來進行理性分析。西藏談判團的一個成員回憶到：他發現自己很難對中國談判對手笑一笑，握個手。突然之間，西藏問題已超越了國際競技場上的「表述」之戰——達賴喇嘛及其官員手握流亡藏人的命運，他們不得不謹慎衡量他們的決定對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潛在影響。

           令問題更複雜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來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諾重建一個「大西藏「，這是上一個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標（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談判中），也對此寄予厚望；但是這對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為大量流亡藏人來自那些藏區。自1959年以來，達賴喇嘛努力將不同地區的藏民團結到一個社區中，同時也將重建」大西藏「作為基本政治目標。

          然而，大西藏的目標完全無視政治現實。西藏已有一個多世紀未統治這些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的大片地區，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漢人和非漢人（回族），很難想象北京會將這麼大一塊地方拱手讓出。但是，如果達賴決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標，則會失信於流亡的東藏人。和放棄獨立一樣，這也是一個有高度爭議性的議題，一旦外界得知達賴喇嘛願意考慮此事，無疑會永久破壞流亡藏人的團結。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條件之外，另外一個因素是流亡領袖們的觀點。他們從某種意義上，感覺自己佔了上風。他們派出的參觀團的訪問顯示：西藏的大多數人民仍然擁護達賴喇嘛，因此他們覺得在談判桌上有一個強有力的籌碼——藏人的忠誠。因此，儘管中國有強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對西藏獨立支持缺缺，他們仍感到中國不可能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解決西藏問題。這一點多少有點簡單化和天真，但是對1982年的達賴喇嘛和他的高級官員而言，這已足夠支持他們保持強硬態度，不進行任何妥協，甚至有壓力認為不要與北京在談判上談判達成任何共識。他們認為時間在他們一邊。

         最後，達賴的代表團提出：和談討論不涉及達賴喇嘛回歸的具體問題。對於他們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僅給出了一個簡單的說法：如果中國願意讓台灣「一國兩制」，西藏期望更多。

         達賴的態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們本希望流亡政府準備好以友好坦率的態度來討論他們回歸的細節問題，但流亡藏人並未打算接受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的西藏。結果，這次歷史性的會談在解決西藏問題上一無所獲，相反，北京嚴重懷疑和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會談之後，流亡領袖繼續攻擊中國的政策和在西藏違反人權，這樣的攻擊往往超越了實際情況反應的事實。例如，指控中國進行種族滅絕。

（3）1978年後（第三帖）

         儘管北京嚴重懷疑和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願切斷和達賴喇嘛的談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國的第二次面對面會談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談上，藏人帶來了準備好的談判方案。他們聲明，達賴喇嘛拒絕中國的五點方針。他們自己的具體建議包括：「建立一個非軍事化的，全面內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這樣的表態，顯然從一開始就不會有結果。北京無意討論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們期望提高西藏的穩定與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讓渡給流亡的「敵人」去搞亂西藏，更不用說還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達賴及流亡領袖們誤判了他們自己的優勢和北京願意達成協議的限度；另一方面，他們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讓步。中國的不妥協態度令他們既生氣又失望，從感情上也無法相信他們能夠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下，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和拉薩的建議不了了之。

         中國則繼續推行其對內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強了胡耀邦所說的自治狀況。在這一狀況下，大部分官員應該是藏人，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是藏語。此外，新任的西藏黨委書記伍精華不是漢族，而是少數民族（彝族），意味著下一任黨委書記可能是第一位藏族黨委書記。伍精華隨即做出姿態，表現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節日穿著藏裝。他還創造一種氣氛，支持西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看來，拉薩處在一種有希望的氣氛中。

         然而中國仍然要承認，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論和集會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國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許的；但是，允許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個藏人占絕大多數的地區發展繁榮，已經跨了很大的一步。越來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華人」簽證訪問西藏，大部分到國外探訪親屬的藏人也回國了。

         達賴和流亡領袖於是發現自己處於尷尬境地。他們很清楚，北京無意讓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說獨立。他們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種成功感之中，感覺其改革很可能會贏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們的胃。在拉薩和農村地區，公社被解散了，物質生活極大地改善了。同時，中國的經濟能力和國際聲望不斷增加，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其與北京的戰略關係。因此，流亡政府面臨著真實威脅，其在西藏問題中的角色可能被邊緣化。

          達賴及流亡領袖於1986～1987對此做出回應，他們發起新的政治攻勢——這是他們的「國際遊說運動。」一方面，他們尋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經濟手段，來給北京帶來壓力迫使北京做出讓步；另一方面，給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後，達賴喇嘛越來越多獲得西方支持來解決西藏問題，實質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從他們的胃轉向他們的民族心。

          在達賴的「國際遊說運動」中，美國政府是這場新的攻勢的中心。美國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給他們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當美國放棄圍堵中國，轉而採取緩和政策時，對西藏的直接援助結束了。西藏問題即使從邊緣上都不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上文說過）。

         現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勢，對準了美國外交策略的軟肋——國會，尋求重新獲得美國的積極支持。這一策略的關鍵創新是，第一次由達賴喇嘛將流亡藏人的政治訊息帶到美國和歐洲，特別是在政府論壇上。此前，他僅以宗教領袖的身份旅行和講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贈者、美國眾議院同情者和國會助理的幫助下，他們發起了一場為流亡藏人的事業贏得美國支持的運動。本質上，此運動重新定義了西藏問題的意義，從國家利益的政治轉向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美國對自由和人權的意識形態的承諾。其目標是創造一種動力：引導美國去支持西藏，因為這是熱愛自由的美國人的正義事業。

        1987年，運動獲得了幾個主要突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第一次發表其政治演講。這是一次精心準備、措詞強硬的講話，他談到，西藏在中國入侵時是完全獨立的。達賴喇嘛將這次入侵稱為中國對他的國家的非法佔領。特別的，他說，「雖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過按照國際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個被非法佔領的獨立國家。」這次演講也提出嚴重的人權侵犯指控，兩次指控中國對西藏人民進行「大屠殺」。
     
        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譴責西藏的人權侵犯，指示總統表達對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國和達賴喇嘛進行建設性談判。

       雖然國會的議案比起早已放棄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脫的立場要弱得多，而且僅是「國會的認識」，但是達賴仍將其看成是一個重大的勝利——以此為起點，國會將驅動建立新的美國對藏外交政策，積極尋求西藏問題以對達賴喇嘛有利的方式解決。於是，從此以後，美國再次活躍在西藏問題之中，儘管是通過國會而不是國務院或行政分支。

       達賴在國際政壇上頻頻露臉，活躍於各個國家演講中國的「暴行」，得到廣大西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他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國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達賴在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比起40年前那個不會說英語，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達賴，真讓人感嘆如今的達賴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為自己服務！

（3）1978年後（第四帖：87-89年拉薩發生的四次騷亂及其原因）

        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活動在拉薩廣為人知，並獲得了急切的呼應。藏人經常收聽美國之音和BBC中文廣播，中國政府也在當地媒體上宣傳抨擊達賴喇嘛的訪問。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第一次演講不到一周的時間，拉薩哲蚌寺的民族主義僧人們舉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的建議。他們開始沿著內轉經道（bogor）前進，這是一條主要的轉經道（環繞神聖的拉薩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場。幾圈后，警察還沒有出現；於是他們沿著一條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進。他們在那兒被捕。

        第一次騷亂：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隊二三十個僧人在拉薩示威，表達他們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以及對先前示威者的支持，並要求釋放他們。警察馬上把他們監管起來，開始毆打他們。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總部外面，要求釋放這些僧人；不久以後，示威升級為全面騷亂。最後，人們放火焚燒了警察局，一些車輛和商鋪，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開火，大概有六到二十個藏人並打死。

         事後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態：1988年初，10世班禪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權做出一些讓步，試圖平息那些僧人，讓1988年2月的藏曆新年和祈禱大法會順利進行。計劃是，如果僧人們參加祈禱大法會，並在以後關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將給僧人們切實的財政補償，放鬆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釋放了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態，而僅羈押了15名僧人。接下來，在哲蚌寺的大會上，班禪喇嘛告訴僧人們，政府將撥款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幣兩百萬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騷亂：

        1988年3月5日，藏曆新年和祈禱大法會的最後一天，   當喇嘛們舉著彌勒菩薩(Maitreya)塑像的儀式完成時，一個僧人向坐在典禮上的一排官員叫嚷，要求釋放被關押的一名僧人。一個藏人幹部叫他閉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駁說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就這樣，正當所有人認為法會平安無事的度過時，局勢失控，潛伏的憤怒釀成了拉薩的第二次騷亂。

        第三次騷亂：1988年12月僧人在國際人權日上的示威爆發了拉薩第三次騷亂。

        第四次騷亂：1989年3月5日，拉薩的藏人繼續進行民族示威，釀成第四次騷亂。

       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終於意識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採取了強硬手段控制局勢，在西藏宣布戒嚴。

       騷亂之因：

       為什麼在中國採取其緩和、照顧敏感民族情緒的改良政策之時，會發生這一系列騷亂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啟發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達賴及其流亡領袖鼓動的。僧人們的示威是為了對抗中國在拉薩的批判宣傳，並展示對達賴喇嘛在美國提出的新建議的支持。至此，僧人們為此感到驕傲，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支持達賴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響藏人態度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他們用中國政府制度的框架來理解美國發生的事情。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最高權力，所有的事情都通過它決定。 因此拉薩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認為，美國國會議員的支持代表了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和西藏獨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薩的普通藏人相信，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的發言是西藏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美國——在他們眼中是世界頭號軍事強權——將很快強迫中國「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過短波電台傳播，在決定藏人特別是拉薩人的態度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對傳統宗教和文化的毀滅性破壞。   

       4。參與這四次騷亂的藏人多為59年廢除農奴制后出生的藏人。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過農奴的悲慘生活，對中國政府的感激之情沒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們卻從記事時候起就經歷文化大革命，親眼所見中國政府對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殘。到80年代末期，這一代人正是30歲左右的青年，他們的經歷正逢這個熱血澎湃的年齡段，讓他們成為了騷亂的主力軍。

       5。中國政府堅持迅速發展西藏經濟，這一政策製造了一些新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自1984年以來，漢族和回族大量湧入西藏。

         而這一過程的開始，並不象達賴指控的「漢族人口大遷移」那樣——是一個中國精心策劃的方案，想用漢族「殖民居民」來「淹沒」西藏。而是政府意圖迅速發展西藏經濟的結果。這些發展項目支付的大筆資金導致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連鎖反應，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漢族建築工人，其存在又創造了對新的中國餐館、商店和其他服務業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實際上1984年西藏黨委曾試圖禁止青海的漢人和回人進入西藏。但是西藏對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術工人有著巨大的需求，這種現實需求使得禁令無法執行。漢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給臨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圖的信息；這一信息每年又帶來了更多的漢人和回人。今天，連漢族乞丐都到拉薩來找生意。拉薩的大部分藏人對這些情況感到不滿：漢人逐漸控制了當地經濟，從他們手中搶走了工作機會。藏人想要經濟發展，但卻不想以拉薩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構成的變化為代價。

        自從1951年「解放」以來，文革的傷害讓當地藏人感覺痛苦和憤怒；加速的經濟發展項目更加加劇了藏人的這種感覺，也破壞了藏人對改革正面影響的態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問題上——西藏有太多的漢人，他們謀取了太多利益。這種局勢反過來又加強了藏人的無力感，以及對漢人主導的權力濫用的反感。

       6。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願意給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鄧小平上台後，佛教迎來了新的復興，很多一度繁榮的寺廟，例如哲蚌寺，也恢復了其作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總數。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眾：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實踐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卻需要得到異族中國價值系統的允許。而在北京看來，這些限制是有意義的，因為那些寺廟是激進民族主義和藏 獨活躍分子的溫床。讓那些寺廟的規模和財富增長，只會增強那些致力於挑戰中國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這種氣氛中，藏人偉大文明的精英象徵——僧人——提供了點燃怒火的催化劑。

       總之，究其騷亂爆發的原因，本質上是藏人壓抑的不滿和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發。這不是拒絕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對1959年以來，藏人被強權毀壞文化的意外反應。當藏人看見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僧人，他們的民族熱情爆發了。他們不是針對貧窮的物質條件，而是發泄對過去的不公正和對現在的不滿。

      拉薩的藏人的態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壓抑已久的憤怒，不滿和沮喪；另一方面，文化、語言和經濟條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鑽研的眼光看，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新的成功給他們提供了除了中國統治的另外一個現實選擇——他們希望，有了達賴喇嘛的工作和美國的力量，獨立彷佛就在眼前。

（3）1978年後（第五帖：達賴與中國政府的較量）

        來自美國國會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發生的示威和騷亂，令流亡藏人們下結論：他們認為積聚了需要的關鍵力量，可以給北京施壓以達到他們政治自治的目標。

        1988年4月，中國宣布如果達賴喇嘛公開放棄獨立目標，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兩個月後，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in France)對歐洲議會的講話中對此做出回應。這標誌著他對返回西藏的條件的第一次公開闡述。其主要內容包括：

              整個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區和政治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民主政體，這個民主政體應於西藏人民為其共同福祉和保護自己及西藏的環境而統一的法治基礎上與中國共同建立。

        中國政府應負責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應透過其外事單位，在宗教、商業、教育、文化、觀光、科學、體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務上與外界發展並維持關係。西藏應該加入與這些方面有關的國際組織。

        西藏政府應建立於基本憲法之上。這個基本憲法應該授權西藏的民主體制政府……這表示西藏政府將有權決定所有有關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務。

        由於個人自由是任何社會發展的真正根源和潛能，西藏政府應完全恪遵全球人權宣言以確保包括言論、機會和信仰在內的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國家認同和深藏在每一個藏人心中的精神價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應特別加以保護和發展。

        西藏政府應設立於拉薩，應該有一個經由民選選出的行政長官、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和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

        西藏的社會和經濟體制應該取決於西藏人民的醫院，並特別注重提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準。

        我們應該召開區域性的和平會議，以確保西藏的非軍事化。在和會召開、中立化和非軍事化達成之前，中國得在西藏維持數目嚴格限制的軍事設施，這些設施的存在應該完全為了防衛的目的。


         達賴喇嘛表明他已準備好和中國就此建議進行談判，並宣布其談判小組成員，其中包括一名荷蘭籍法律顧問。

         斯特拉斯堡建議不尋求完全獨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國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說它呼籲給西藏新的地位，還不如說它支持回到清朝統治下的自治權。達賴喇嘛可以接受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中國應對西藏事務基本沒什麼權力。因為這份建議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會談中就已提交給中國，所以對中國而言沒什麼新東西。但是，這次講話的重要性在於：達賴喇嘛第一次公開宣布：獨立是個不現實的目標；如果能夠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願意接受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一個勇敢的建議，這份建議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內掀起了波瀾，很多人批評它是背叛。

           這份建議同時是個有效的政治策略。因為鄧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複說，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現在這份建議把北京放在了一個困難的位置。顯然，拒絕這份建議會顯得北京不講道理，同時也提升了達賴喇嘛一個政治家的國際聲望——為了達成永久性的和平願意做出妥協。

           起初，斯特拉斯堡講話將北京陷入混亂。從基本面上看，中國領導層並不願意接受這個妥協方案——達賴不提獨立而改為完全自治，但是這種自治比獨立少多少？北京的強硬派認為這隻不過是達賴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遊戲。但是同時，內部也有意見認為，至少要給外部一種願意討論斯特拉斯堡建議的印象，因為它沒有要求獨立。最後，在開始表現出一些興趣的信號之後，強硬派的觀點佔了上風，斯特拉斯堡建議被認為是獨立的一種隱蔽方式而被拒絕。

          回顧一下歷史，不說中國怎麼可能允許成立一個大西藏，單說在中國當時的內部局勢下，北京怎麼可能讓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達蘭薩拉在談判隊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顧問，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國，讓後者認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終談判沒有進行。

         在此局勢不斷惡化形成僵局之時，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於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給雙方帶來一個和解的機會。

        中國方面希望打破和達賴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協會邀請達賴喇嘛來北京參加班禪喇嘛的葬禮，想藉此機會讓達賴喇嘛和中國高層領導非正式地討論政治局勢。中國方面相信達賴喇嘛比他的那些顧問們更緩和，直接與達賴會面可能會打破僵局。一個例外的機會突如其來地出現在達賴喇嘛面前，他可以訪問中國，而不用理清那些複雜的政治問題。
        
        但是達賴喇嘛和其高官不願意接受這一邀請。流亡藏人的強硬派官員們擔心，在和中國高層面對面的討論中，達賴喇嘛可能會接受比他們所想的更多的妥協。他們認為目前的一切局勢顯然對他們有利，流亡領袖們勸說達賴喇嘛不去冒這個險，拒絕了邀請，並告訴中國佛教協會，他們已在達蘭薩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的一個城鎮，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駐地。因此，達蘭薩拉時常以「小拉薩「聞名；在中文語境中，達蘭薩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詞。）舉行了適當的儀式來悼念班禪喇嘛。後來很多人回顧起來，認為這是1978年後喪失的最重要的機會 。   

        其間，1989年西藏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拉薩的藏人繼續進行小的民族主義示威，並在1989年3月5日釀成第四次拉薩騷亂。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終於認識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採取強硬手段來鎮壓動蕩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嚴。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個大挫折是達賴喇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海內外的藏人都認為那是一個勝利——一個間接的但是強有力的聲明：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合法的，這是一個信號，全世界都在身後支持達賴喇嘛和中國的鬥爭。最後，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儘管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勢沒有直接聯繫，藏人一般對所謂的「漢人」事務不感興趣，但是天安門事件無疑在中國激起了更強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內外策略處於一片混亂之中。除非中國願意放棄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議，否則流亡藏人將繼續他們的國際遊說活動，鼓勵更多的西藏內部示威和新的國際譴責。達賴喇嘛重新奪回了主動權，他的國際建議成功地把局勢扭轉過來，北京在國際國內兩個戰場都處於被動防守。

（3）1978年後（第六帖：達賴與中國政府的較量）

        北京對此的反應是採取更加強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強硬派認為：毛澤東的漸進主義西藏政策（支持達賴喇嘛同時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亂；而胡耀邦的政策導致1987～1989的騷亂。很多官員強烈感覺，如果中國不停止「嬌縱」西藏反動分子，局勢會變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國政法委書記喬石（現在是人大委員長）在一次到拉薩的調查過程中的講話，揭示了北京的憤怒和沮喪之情。在拉薩召開的一次西藏政治協商會議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領袖不滿當前的宗教、語言和經濟政策。喬石的反應非常憤怒，對著這些前社會精英，衝口而出一些「階級鬥爭」的辭彙，這些辭彙自從1978年鄧小平上台就沒有聽到過了。喬石提醒他們，對於過去的錯誤，政府已經歸還了寺廟，並給予他們很高的社會地位。然後他辛辣地問他們還想要更多嗎——「你們想要我們怎麼做？」他說，「把你們的僕人還給你們，讓你們象舊社會那樣生活嗎？」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的緩和政策正式被放棄。領導層的總體感覺是，北京對西藏的自由化條件，既沒有從拉薩人民那兒得到表揚，也沒能使他們死心塌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相反，他們增長的民族主義激情帶來了不安和騷亂，實際上弱化了中國在西藏的地位。這一失敗促使北京採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賴於贏得西藏當前的這一代人；北京認為，這一代人是毫無希望的反動分子。

        新政策定位為：不能指望達賴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設性角色。北京試圖拋開他來解決西藏問題。
      
       更具體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員（非藏人）進藏，來加強西藏黨的領導，希望他們能夠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現代化。類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輕幹部和在復興黨的各級機構——從上層到鄉村一級。當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穩定區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監視設備。這些措施的結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級為騷亂。確實，自1990年戒嚴解除之後七年間，儘管有頻繁的示威，卻沒有發生一起新的騷亂。此外，實施這些控制措施沒有限制拉薩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薩人不從事政治活動，他們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會見朋友，邀請喇嘛舉行宗教儀式，集會等等。這種成功給了北京的領導人信心，無論藏人不同政見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麼陰謀，他們的安全部隊都能對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為基礎建設和提高生產力的發展項目撥出大筆資金，以此來加速西藏的經濟發展。這一政策尋求西藏和藏人的現代化，提高他們的收入，牢牢地將西藏和內地的經濟聯繫在一起，以降低他們的離心力。為了有效地實施這一政策，北京決定西藏必須迅速發展。例如，1994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屆全國西藏工作會議宣布，西藏「急切需要發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經濟計劃要求每年增長10個百分點，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基礎上增長一倍。在1994年會議上，北京同時批准了總額達23.8億元（約合2億7千萬美元）的62個基礎建設項目。

        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的經濟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從經濟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從政治轉到新的經濟機會上來。但是，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經濟融合」的一個關鍵要素是，允許非藏民族（漢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萬的漢人和回人來到西藏，參與建設項目和開辦公司。隨著北京逐步提高資金投入，這一數字還在繼續上升。這一非藏人群是整個中國一個常見的現象的一部分，通常稱為「盲流」——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地區（通常是農村）的常駐居民，但是暫時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個地區（通常是城市）。他們在他們工作的地方沒有「戶口」，因此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殖民者」，但是長年累月地住在那兒。自中國於1984年至1985年間宣布要將「開放」政策擴展到西藏開始，作為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這股人流不斷擴大。對於這一人群，西藏自治區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是他們極大地改變了拉薩的人口構成和基調，而且他們已經開始擴展到小的縣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他們的到來將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薩，變成一個非藏居民人數與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現在控制了當地經濟的各個層面的大部分領域——從街頭的自行車修車匠，到計算機店老闆，到和中國內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薩的很多藏人對這股洪流頗有怨言，他們認為應該制止或者嚴格限制這種情況，因為西藏是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藏人而不是外來者應該是市場經濟新的增長的第一受益人。藏人們相信他們在經濟上無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業化的漢人和回人競爭；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證自治區居民的福利，他們將在經濟上和人口構成上不斷被邊緣化。這種言論認為，中國應該像樹立強大的貿易壁壘，阻止外國人控制中國的新興民族工業那樣，為西藏制定規章制度，阻止資金和其他優勢的中國人進藏，保護藏人。

        北京否決了這種言論，堅持快速發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絕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願為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特殊的經濟保護法規。鄧小平本人強烈支持這一觀點。例如，1987年他說，「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區，地方大得很，單靠二百萬藏族同胞去建設是不夠的，漢人去幫助他們沒有什麼壞處。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漢人來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

        當然，北京不願意阻止這一人口流動，也有政治和戰略動機。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這給北京一個新的強大的擁護中國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儘快這些中國人並不認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幾年都有不同的內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國人一樣，他們到一個城市去工作幾年，最後定居在這個城市；很多漢人也可能最後定居在西藏。因此，雖然北京無法勸說大部分藏人忽略達賴喇嘛，接受成為中國一部分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權大量中國人定居在西藏。通過新的法案，給予「流動人口」有吸引力的補貼，誘使他們在西藏定居，以此來造成大批漢人的定居事實。（我記得2001年大學畢業時，學校號召我們去西藏「支邊」，去的同學可以被評為「先進畢業生」，去到西藏還可以得到一大筆「安家費」，而且據說那裡的工資是內地的兩倍。全校有多少畢業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們班有一個女生去了西藏大學教書。）

         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期望這些中國人能給藏人帶來現代思考和行為模式的範例，讓他們耳濡目染，逐漸仿效。基於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經驗，北京領導人部分傾向於這種文化傳入過程，更「現代化」的漢人能夠打開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創造出新的，「現代化」的藏人，而這些藏人不會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響。因此，儘管北京意識到，其開放政策短期內會給藏人帶來傷害和痛苦，它覺得這是西藏社會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代價，長期而言它會獲得勝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這一政策的傷害。在拉薩少數民族幹部圈裡傳播的一個「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對中國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國統治下]現代西藏歷史的四個階段嗎？
第一個十年(1950-60)，我們丟了土地[即，中國軍隊進入並控制了西藏]；第二個十年(1960-70)，我們丟了政治權力[即，傳統政府被漢人主導的共產黨政府替代]；第三個十年(1970-80)，我們丟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毀滅了宗教和其他舊的風俗]；第四個十年(1980-90)，我們連經濟都丟了[即，開放經濟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導了自治區的經濟]。

        北京還試圖通過教育制度來創建一個「現代化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階層。當過農奴並且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經作古。推翻農奴制后出生的並經歷過文革的西藏人被認為是毫無希望的反動分子。北京現在把重點放在培養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標準學校系統之外，1985年開始了一個計劃，在中國內地省份建設特殊的西藏中學或者西藏班，並在1987年後擴大了這一計劃。今天，大約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國內地的這類學校中就讀，並有更多的在職業學校念書。（我讀中學的時候，我們學校就有專門的「藏班」。高一時所有的藏族同學都在一個單獨的班裡，高二文理科分班時就把藏族同學插進普通的班裡了。我們高二時班裡有5個藏族同學。）

        1994年，西藏開始了新一輪教育和黨的改革，尋求減少文盲，同時更嚴密地控制教育內容，以使西藏學生不會接觸到微妙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同樣，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員召回在達蘭薩拉念書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達賴喇嘛的畫像。

        這些變化造就了一批受過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適應中國社會生活的藏人群體。

        北京的「強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語言等文化領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著、說、寫和用「藏語」生活，但北京現在不願實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變，擔心強化西藏的特性會將西藏和中國的其他部分分隔更遠。因而，中國不將藏語作為政府機構的標準語言；同時，北京繼續限制僧尼的人數，收緊重建寺廟的限制，並加強對現在寺廟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後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義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領域，例如計劃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補貼和優惠待遇。過去認為，因其歷史，西藏在中國有其特殊地位；現在則認為，西藏只不過是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個少數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個民族區域，只要藏人願意，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傳承；但是沒有什麼特殊的承諾要保證西藏的人口構成、語言同質性永遠不變。「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麼緩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現代化和建立新的「現代化」藏人優先。凡是強調西藏特性，將之和中國其他部分分隔開來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為這和中國的國家利益相對立。

         北京的強硬政策將達賴喇嘛置之不理，強迫他親眼目睹他視之為悲劇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中，儘管有戰爭和征服，飢荒和自然災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獨佔的家園。現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著它的逝去。達賴喇嘛繼續贏得巨大的國際同情，對西藏的本地藏人態度仍然有巨大的影響，但是他無力停止中國的新政策；因為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內）不依賴於當地藏人的批准，國際社會也沒有提供實質性的支持。

         於是，北京重新佔了上風。達賴喇嘛國際運動的勝利看起來越來越象出征舞一樣的勝利。國際建議在西方贏得了巨大的象徵性勝利，但是這些短暫的勝利不僅無法強迫中國接受他們的目標，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強硬政策，而這一新政策實質性地改變了西藏。

3）1978年後（第七帖：兩個11世班禪）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國政府同意選擇新的班禪喇嘛。因為此事和西藏有關，選擇過程應按照西藏傳統和規範，以確保新的轉世靈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時，考慮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在尋訪過程中明確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選轉世靈童上的權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禪喇嘛必須在中國找到。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禪喇嘛主寺（扎什倫布）的喇嘛和僧官們組建一個「傳統的」藏人尋訪隊伍，授權他們按照古老的傳統習慣（夢境、預兆、形跡和尋找）來確定數個轉世靈童「候選人」，把候選人的名字寫在象牙籤上，放入「金瓶」，再在中央政府的見證下，從「金瓶」中抽出一支簽，此簽就確定正式的轉世靈童。這一金瓶摯簽的習俗起自1792年清朝皇帝乾隆。

        北京一開始並不想有達賴參與，但是考慮到新任班禪喇嘛的合法性，後來試圖和達賴喇嘛在尋訪上達成某種共識。（歷屆新班禪和新達賴都要經過在世達賴和班禪的認可，自乾隆皇帝后也要經過中央政府的認可。）此時北京的態度是，如果達賴喇嘛願意合作，當然最好不過了；但是如果達賴喇嘛不合作，中國也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繼續。

        達賴喇嘛也於1991年3月送了一封信給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說他願意在尋訪過程中提供幫助；從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樂頓珠在不同場合勸說中國政府，讓達賴喇嘛參與進來，讓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幫助尋訪。

        北京默許尋訪小組的負責人，扎什倫布寺的恰扎活佛和達賴喇嘛取得聯繫。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樂頓珠訪問北京之時，托他轉送一封信給達賴喇嘛。這封信用了傳統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達賴喇嘛時使用了最尊貴的措詞，信中向達賴喇嘛祈福，希望他幫助迅速選擇班禪喇嘛；也就是說，請求達賴喇嘛在選擇過程中的合作。

        從藏人的角度看，達賴喇嘛認可信的班禪喇嘛至關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繼續非正式地和達賴喇嘛通訊。到1994年底，尋訪隊伍彙編了「候選靈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將從中選擇；恰扎活佛給達賴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選靈童的詳細資料（包括照片）。他還通知達賴喇嘛，種種跡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確吉尼瑪(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轉世。；1995年初，達賴喇嘛檢查了這些資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結論。2月初，達賴喇嘛給恰扎活佛回信，說他的占卜結果也確認了根敦確吉尼瑪。

        由於恰扎已經獲得了達賴喇嘛對根敦確吉尼瑪的確認，接下來絕對必要的是，他要獲得北京給該靈童的認可。他的計劃是，北京先正式承認該靈童，然後達賴喇嘛指出他也認為這個選擇是正確的，讓達賴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顏面。

        中國媒體報道，1995年2月11日，恰扎活佛試圖勸說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摯簽，向他們保證，根據藏族傳統，他在扎什倫布前任班禪喇嘛靈塔（宗教墳墓）前進行了抽籤，結果確定根敦確吉尼瑪是無可爭議的真正的轉世化身。然而他的努力沒有成功，1995年3月，北京要求恰扎提交三到五名候選人姓名，以供金瓶摯簽之用。

        就在這個時刻，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認定根敦確吉尼瑪是新的班禪喇嘛。他的聲明宣稱中國政府在選擇上沒有任何權威，他說，「尋訪和確認班禪活佛的轉世化身是宗教事務，而不是政治事務。」

        這一宣告當然激怒了中國政府，並使之感到難堪。北京曾試圖通過恰扎活佛和扎什倫布寺，按照「藏族」的慣例來進行此事，甚至尋求達賴喇嘛的幫助；但是現在，被羞辱地扔到一邊，好像與整個決定過程毫無關係。達賴喇嘛向全世界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夠決定轉世尋訪的最後結果。
顯然，達賴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發制人的宣布會激怒中國政府，他故意這麼做是要向北京和全世界顯示他在這一事件上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從中國觀點看來，他的這一宣布是一個敵對的政治行為，旨在讓中國難堪；同時再次說明達賴喇嘛無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顧中國付出的代價。中國認為，達賴喇嘛再次在關鍵時刻藐視北京，並送出了一個清楚的信號，他不願和北京合作。

        達賴喇嘛先發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禪喇嘛，這一決定至少可以說是政治上不夠敏銳。就算北京最後選擇了另外的靈童，達賴喇嘛仍然能夠否決北京的選擇，說出自己認可的根敦確吉尼瑪。相反，如果北京也確認根敦確吉尼瑪，達賴和北京可以達到「雙贏」的結果。同時達賴喇嘛也可以給北京一個政治信號，表明他真心誠意地願意和北京合作，減少衝突，解決問題。理性上，達賴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華盛頓或者紐約，但是從感情上，他卻很難採取適當的措施達到這一目的。

        達賴喇嘛的宣布置北京於困境，北京不得不決定是否挑戰達賴喇嘛（當然，也是它自己的尋訪小組的）選擇。如果它同意達賴喇嘛的選擇，可能會給人印象，它只不過是遵從達賴喇嘛的更基本的權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並選擇了另外的靈童，那麼可能有很多藏人會拒絕接受這位班禪喇嘛的合法性。

        北京花了5個月來決定這個事情，最後用金瓶摯簽選擇了另一名男童；中國政府於1995年11月正式確認其為下一任班禪喇嘛。現在，就有了一位部分藏人不願意接受的11世班禪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確吉尼瑪。

        達賴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囂著攻擊這個決定，認為這個男童是個假的轉世化身，控告北京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達賴喇嘛的歷史特權。達賴還指控中國政府軟禁了根敦確吉尼瑪，說他成了中國最小的政治犯。而北京方面說根敦確吉尼瑪現在和他的家人平靜的生活在一起，不公布他的下落是因為他本人不願被外界打擾。

        隨後，北京也加強了對達賴喇嘛的宣傳攻勢，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詞句。這一反達賴喇嘛運動持續到現在。許多中國人士相信，等待72歲的達賴喇嘛逝世，是對他們的「西藏」問題的最簡單的答案。認真的尋求和達賴談判並沒有多大好處，就更不用說做出很大的讓步了。北京對達賴喇嘛的信任達到了最低點。

        同時，中國政府全力加快發展和西藏現代化政策。它希望無論達賴喇嘛和藏人怎麼想，怎麼做，這一政策能夠鞏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終創造出新一代藏人，讓他們認為最合乎利益的就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即使這一點沒有成功，這一政策也會從根本上改變西藏的人口構成和經濟特性，因此，不能贏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會減弱北京對西藏的控制。


（全文完）

佩服! 應該是花了很長時間來研究西藏.  (當然與國內的歷史教材肯定不可同日而語).
不知道樓主對北美印第安人的歷史是否有同樣的興趣?
印第安人能夠恢復到白人進入美洲大陸以前的狀態嗎? 顯然是不現實的. 以此類推, 西藏的獨立只不過是鏡花水月.
藏人利用奧運會來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從長遠看得遠不償失: 1)並不能真正爭取到國際支持. 就中國目前的國力和發展趨勢, 又能有幾國政府能真正公開支持西藏獨立呢? 大多數的西方政府或者政客, 要麼是作秀, 要麼是以西藏問題為籌碼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 換而言之, 西藏只是大國遊戲中一顆可憐的棋子. 而且其利用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日漸降低以至消失(印第安人和毛利人現在還能掀起多大的風浪? 又有多少人真正關注這些人呢?)  2) 激起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感, 這樣一來無需中國政府宣傳, 已經為中國政府將來採用更為強硬的政策奠定了堅實的民意基礎. 3) 作為弱勢一方, 乘機主動挑釁強勢一方, 短期是有利的, 而最終會自取其咎.

4。事實獨立期（1911-1949）
?

請問，民國時的中國地圖是一張桑葉，肯定是包括西藏的，樓主如何解釋呢？
軍閥割據時還有n個獨立的省份呢。

達賴不是一個合格的談判對手，只能客死他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