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 中國民間智庫的困境

民間智囊，往往是調整一個國家社會矛盾的重要工具，是緩和社會衝突、平衡社會意見的重要中間地帶。民間智庫和民間學者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將越來越大，這已經成為一個明顯的跡象。

　　中國的發展極需集思廣益，中國政府極需廣泛聽取社會各種意見。但當前中國民間智庫有許多窘境，基本上處在一個低谷發展期。主要是存在這樣一些問題：

　　第一，中國真正的民間智庫始終不被官方認可，從來沒有見過官方正式諮詢過民間智庫的意見，也沒見過中國領導人表示出對民間智囊和民間學者的重視。民間智庫沒有一點社會地位，不被排斥出局就算不錯了。

　　第二，中國的官方媒體似乎是在有意識地排斥民間學者的出面。民間學者很少能在官方媒體上出鏡或發表文章。除了言論不放心之外，物質利益因素影響也非常大，體制內學者獨霸話語權的背後是豐厚的物質利益。

　　第三，言論的鉗制也使民間智庫難以作為，討論性的、建設性的文章很難公開，也缺乏內部渠道上傳和散播。現在宣傳部門管理的言論空間更加狹窄了，象我們的網站隔三差五總要接到有關部門的電話，不讓發這不讓發那，真使人無所適從。不管你是多麼善意地為國家、為社會、為政府著想，但有些文章莫名其妙地不能發表。我們不清楚這到底是誰的授意，是一般工作人員的主意，還是權威高層的意見。

　　我們認為監管部門應當將這項工作法制化，正規化，不能隨便打個電話來，就決定了某些文章的命運。如果說哪篇文章因有問題而不能公開，必須以一種正規的告知形式來通知網站。

　　最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民間智庫的身份不知什麼時候就被別人拿去了，那些拿著政府工資、吃著官飯的政府研究部門動不動也打出民間智庫的旗號來。這些官方學者吃了財政，吃市場，好處全讓他們佔去了。他們既壟斷著官方的輿論話語權壇，又要把民間的頭銜攬到自己的頭上。一旦中國政府重視民間智囊，他們立即變換身份成了民間學者，真是體制裡外的好處全被他們佔有了。

　　這樣一種狀況說明，中國政府目前不僅高度壟斷著重要的經濟部門，也幾乎全面壟斷著國家的知識思想領域。因此，現在談論民間智庫，總有一種淡淡的憂傷色彩。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評論員

　　參考文章：十大智庫只愛官方不愛民間？

       南方都市報

　　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首屆智庫論壇上，長期為中國決策層提供政策和諮詢、卻一直披著神秘面紗的十大中國著名「智庫」浮出水面。不過，稍加觀察即會發現，這十大智庫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機構。而真正民間的智庫，卻一家也沒有。這樣的智庫結構，顯然無法令智庫扮演其本應有的社會、政治功能。

　　智庫是一種現代現象。以前的君王或軍閥會僱用軍師，但那大半隻是策劃一些謀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過其代議者參與法律與政策之制定，藉以維護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管理的事務之範圍急劇擴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問題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個社會群體的權利與利益之增減、調整。此時，公民就面臨一項挑戰：如何約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庫應運而生。智庫當然是研究機構，但它們不是只專註於理論探究的學院。相反，它們的活動以觀念、理念為指導，以專業的學術研究為基礎，針對現實提出自己認為合理可行的立法設想與政策方案，旨在對政府施加影響。至於施加影響的途徑，則主要是向民眾傳播理念，通過公眾影響代議士；通過公共媒體，影響民眾和立法者、決策者；或者直接進行政治遊說。

　　上世紀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智庫的發展確如雨後春筍。有人估計，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庫，發展中國家的智庫數量在80年代之後發展尤其迅速。儘管難以測量，但這些智庫對於推進全球化、推進世界範圍內的市場化、增強民眾和政府的環保意識、推進各國公民社會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數千家智庫，幾乎全部是民間性的，且絕大部分是非營利性的。最近集體亮相的中國十大智庫與此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

　　由於現代治理事務高度複雜而專業化，因而，政府部門及專業監管機構通常都會在其機構內部建立專門的研究部門。以國內為例，國家發改委下設宏觀經濟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辦公廳下也會設立一個研究室。這些機構僱用大量專業研究人員，對立法設想及政策方案進行研究。

　　但這些研究機構置身於行政科層結構中，面臨一個無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帶有揣摩上意、投領導之所好的傾向。這些研究部門的作用通常是過濾、排除社會中多樣化的意見和訴求，而強化行政體系內部的觀念和政策設想。據此制定出來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門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夠的公共性。

　　在智庫體系發育較為健全的社會，智庫的作用恰恰在於突破信息在行政體系內部自我循環的迴路，將更大範圍的精英的見識和普通民眾的意見導入立法與決策過程中。智庫為了獲得企業或民眾的資助，必然致力於發現其所關心之社會群體的政治偏好和訴求，將其歸納為某種簡明扼要的理念，並提出達成這種理念的立法與政策構想。這些理念和構想乃是該群體的共識。各家智庫之間展開理念與構想的競爭，最後達成的平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國民的共識。可以說，處於競爭性環境中的智庫，起到了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立法或決策以此共識為基礎，其正當性就有了較充分的保證。

　　假如智庫本身就是官方的，它們必然更多地關注領導的偏好，而不會投入多少精力用來發現、凝聚社會各個群體的偏好，它們也就難以起到凝聚共識的作用。而沒有社會共識作為基礎，最終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離精英與民眾偏好。

　　因此，十大智庫固然陣容強大，但是，十大智庫的陣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國內智庫體系的發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庫吸納行政體系之外精英的見識和普通民眾意見的能力，比行政部門內部的研究機構好不到哪裡去。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與決策事後遭受廣泛批評的緣由所在。

　　能夠起到智庫之應有作用的智庫，應當是民間智庫。國內也不乏這樣的智庫，但其生存與發展面臨種種制度障礙，只能勉強維持，甚至難以為繼。這使整個社會損失了一個凝聚共識、理性表達意見的有效渠道。真正意義上的智庫能否獲得發育空間，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政府是否意識到精英的見識和民眾的意見對於立法與決策正當性的決定性意義。

　　缺失民間團體：中央十大智庫只能建空中樓閣

　　三略觀察

　　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首屆智庫論壇上，長期為中國決策層提供政策和諮詢、卻一直披著神秘面紗的十大中國著名「智庫」浮出水面。不過，稍加觀察即會發現，這十大智庫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機構。而真正民間的智庫，卻一家也沒有。這樣的智庫結構，顯然無法令智庫扮演其本應有的社會、政治功能，由它們制定出來的法律或政策，由於缺乏足夠的公共性，只能成為空中樓閣。

　　《南方都市報》發文稱，智庫是一種現代現象。以前的君王或軍閥會僱用軍師，但那大半隻是策劃一些謀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公眾通過其代議者參與法律與政策之制定，藉以維護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管理的事務之範圍急劇擴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問題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個社會群體的權利與利益之增減、調整。

　　此時，公民就面臨一項挑戰：如何約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此時，智庫應運而生。智庫當然是研究機構，但它們不是只專註於理論探究的學院。相反，它們的活動以觀念、理念為指導，以專業的學術研究為基礎，針對現實提出自己認為合理可行的立法設想與政策方案，旨在對政府施加影響。至於施加影響的途徑，則主要是向民眾傳播理念，通過公眾影響代議士；通過公共媒體，影響民眾和立法者、決策者；或者直接進行政治遊說。

　　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智庫的發展確如雨後春筍。有人估計，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庫，發展中國家的智庫數量在1980年代之後發展尤其迅速。儘管難以測量，但這些智庫對於推進全球化、推進世界範圍內的市場化、增強民眾和政府的環保意識、推進各國公民社會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數千家智庫，幾乎全部是民間性的，且絕大部分是非營利性的。最近集體亮相的中國十大智庫與此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

　　由於現代治理事務高度複雜而專業化，因而，政府部門及專業監管機構通常都會在其機構內部建立專門的研究部門。以中國為例，國家發改委下設宏觀經濟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辦公廳下也會設立一個研究室。這些機構僱用大量專業研究人員，對立法設想及政策方案進行研究。

　　但這些研究機構置身於行政科層結構中，面臨一個無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帶有揣摩上意、投領導之所好的傾向。這些研究部門的作用通常是過濾、排除社會中多樣化的意見和訴求，而強化行政體系內部的觀念和政策設想。據此制定出來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門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夠的公共性。

　　在智庫體系發育較為健全的社會，智庫的作用恰恰在於突破信息在行政體系內部自我循環的迴路，將更大範圍的精英的見識和普通民眾的意見導入立法與決策過程中。智庫為了獲得企業或民眾的資助，必然致力於發現其所關心之社會群體的政治偏好和訴求，將其歸納為某種簡明扼要的理念，並提出達成這種理念的立法與政策構想。這些理念和構想乃是該群體的共識。各家智庫之間展開理念與構想的競爭，最後達成的平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國民的共識。可以說，處於競爭性環境中的智庫，起到了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立法或決策以此共識為基礎，其正當性就有了較充分的保證。

　　假如智庫本身就是官方的，它們必然更多地關注領導的偏好，而不會投入多少精力用來發現、凝聚社會各個群體的偏好，它們也就難以起到凝聚共識的作用。而沒有社會共識作為基礎，最終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離精英與民眾偏好。

　　因此，十大智庫固然陣容強大，但是，十大智庫的陣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國內智庫體系的發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庫吸納行政體系之外精英的見識和普通民眾意見的能力，比行政部門內部的研究機構好不到哪裡去。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與決策事後遭受廣泛批評的緣由所在。

       能夠起到智庫之應有作用的智庫，應當是民間智庫。國內也不乏這樣的智庫，但其生存與發展面臨種種制度障礙，只能勉強維持，甚至難以為繼。這使整個社會損失了一個凝聚共識、理性表達意見的有效渠道。真正意義上的智庫能否獲得發育空間，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政府是否意識到精英的見識和民眾的意見對於立法與決策正當性的決定性意義。

中國民間不乏有識能策之人，幾千年前就不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鼎盛時代也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這應該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主要議題和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