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產力爆發的幾個因素
早年剛到國外的時候,中國生產的產品在主流超市裡能找到的寥寥無幾,無非是些珠江牌醬油和陶瓷用品,後來也有些龍口粉絲和台灣生產的花園工具和球拍。中國貨只能從一些唐人店裡才見得著。而這些年來,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在超市裡想找不在中國製造的日用品都難,現在連食品也有不少是從中國生產的了。中國具有如此強大的生產力,當然有賴於改革開放的政策和與世界同步接軌的進步了。但探源溯底,也有其文化根源和歷史的底蘊。在分析產生這種狀況緣由時,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這一點上,這是對的。但勞動力資源為何豐富?就單純是因為人口眾多的緣故嗎?有沒有一些技術上和文化上的原因呢?有幾點的因素我覺得是不可忽略的:
1. 筷子的使用。
在世界許多用餐工具里,筷子是最難對付的一種,把它用順手,就是很簡單和多功能的工具。中國人在每天的進餐過程中就進行著手指靈巧訓練和槓桿訓練。日復一日,日子有功,所以中國人的手都比較靈巧。在工業生產的過程中,無需太多的訓練就可以進入狀態,進行一些細緻的生產工序,對產品質量有了很好的保障。日本,韓國和台灣等地都是筷子使用的地區,其電子工業和精密產品的生產都是享譽世界的。
2. 新中國成立后的大掃盲運動。
教育涉及整體國力,是一個國家長遠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在農業社會,統治階層為自身利益著想,並不希望實施全民教育。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多次發動和開展大規模群眾性掃盲運動,取得很好的成效。至70年代,中國普及基礎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當年毛澤東急劇推行普及教育政策,並打斷了當時上層社會壟斷高等教育的趨勢。為推行現代化所必先實施的全民普及教育鋪平道路。中國經歷文革十年「瘋狂、混亂、倒退」,但文革結束后普通中學教育仍可維持比文革前高4、5倍速度發展。
在這段時間接受教育的民眾,正是作為今天中國生產力的主力軍。對有文化工人的培訓,可以白紙黑字的列出提綱,培養他們按章操作的能力。而對一個文盲的培訓,只能依靠本人的記憶能力和習慣,產品的質量就沒有了保證。對比一下與中國相似的印度的情況,就能分辨出其巨大的反差。
3. 推廣普通話
中國是多民族而且地域廣闊的國家。當秦始皇的「車同軌 書同文」號令全國后,三千多年來,漢字就成立中華文化的統一標準,也造就出大一統的中華文化圈。但語言是有差別的,差異性的語言可以呈現文化的多元性,但這個多元性是以增加人際成本和阻隔公共交往為代價的。任何一個存在方言分歧的國家或民族一旦出現統一的局面,就必然需要有一種共同的口頭語言和一種統一的書面語言。推廣普通話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歷史的必然.
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漢民族共同語(舊稱「官話」)。其政治背景是雍正獲取民心、整頓吏治、加強專制、重塑帝王形象的需要,是適應滿族漢化,官話流行,語言文化融合趨勢的結果。但從結果看,雍正的「推普」上諭並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把「推普」附屬於政治活動和政治手段,這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民族共同語的普及首先要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其次還取決於國民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小農經濟社會裡,人們只滿足於「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樣一種封閉的田園生活。除了人數很少的官吏、商人、讀書人以外,一般人無需掌握民族共同語。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網路時代,如果沒有國家通用語言的高度普及,我們就沒有辦法跟上時代的需求。
1956年2月,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成立,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廣普通話成為政府行為。從符號意義來看,普通話推廣顯示了民族的昌盛、國家的統一,有利於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普通話成了一種消除阻隔、便利交往的溝通媒介,一種降低成本、增加人際收益的情感紐帶。如今一個內蒙古的牧民與一個海南島的漁民要溝通起來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大家都使用可以明白的普通話。
現代工業的其中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專業性強,分工明細。一盞燈具就有幾十種的物料,瓷座可以是廣東汕頭或湖南醴陵的,鑄鐵鑄銅可以從江西來的,電器可以是溫州的,螺絲釘是台州的,最後在廣東中山市一個小鎮的小作坊里裝配完畢,放到包裝箱里就可以出口了。而這些配件的採購調配,一個初中畢業的小老闆就遊刃有餘了,因為大家都可以說普通話。加上現代的通信和流暢的物流配送,不同的產品就可以無縫連接變成產品了。而流水線上的工人可能來自全國各地,儘管說不同的方言,但普通話大家都是懂得,並不會帶來管理的障礙。
4. 農村的合作醫療運動。
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委《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極大地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在實行合作醫療的地區,它不僅為農村社會成員提供一般的門診和住院服務,而且承擔著兒童計劃免疫、婦女孕產期保健、計劃生育、地方病疫情監測等任務,並按照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方針開展各種預防工作和飲食及飲水衛生、愛國衛生工作等。由此可見,合作醫療雖建立在鄉、村,是中國最低層次的、粗放型的醫療保障,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對保障農村社會成員的健康發揮著多方面的積極作用。此外,農村合作醫療還能就近或上門提供醫療服務,極大地方便了農村居民的疾病醫療和保健需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合作醫療深受農民歡迎,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從而基本解決了廣大農村社會成員看病難的問題,為新中國農村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不過,在70年代末期以後,農村合作醫療遭到了破壞,並開始走向低潮。進入80年代後期,農村社會成員的醫療問題又引起了有關政府部門的重視,農村合作醫療事業作為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一個方面,已被列入國家衛生部門的發展計劃,正在逐步恢復和發展。
今天強大的勞動生產力,還是以廣大的農村勞動人口為主。而這一代人,都是在農村的合作醫療運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在七八十年代,血吸蟲病、麻風、霍亂、鼠疫等具有傳染性的疾病是得到有效控制的,這一運動保障了廣大農村人口的身體健康,從而為社會提供了健康而有效的生產力。
5. 歷史遺傳下的飢餓感。
中國的歷史,都是為食物而生存的歷史。祖宗遺傳下的飢餓感,已作為基因烙在了中國人的身體裡面。積穀防饑,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生存的一條鐵律。安享晚年是中國人幸福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能幹,有條件乾的情況下,中國人都會毫不吝惜地苦幹到底的。在南亞和非洲,也有眾多的勞動人口,但其文化素質和工作技巧是其不能突破的瓶頸。在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文化教育和工作技巧都不是問題,但高工資和人們不願苦幹的情緒是致命的枷鎖。當能幹,巧幹,再加上願干都應驗在中國人的身上時,巨大的生產力便無可阻擋地爆發了。
以上的幾個因素,並不是一兩條政策就可以見效的,這些都有歷史的沉積,要經過幾十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才能發揮效力。當一些有利的條件與這些因素碰撞在一起的時候,世界就進入了一個中國製造的新紀元。
[ 本帖最後由 shanhong 於 2007-12-30 09:41 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