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配稱大師：「國學大師」辨析

誰配稱大師：「國學大師」辨析
  宋定國      


　　一、到底應怎麼界定「國學大師」

　　近年來看到幾所名牌大學關於「國學」講座的授課人名錄，竟是一連串的「著名國學大師」，不僅瞠目結舌。「著名」不著名姑且不論，單是「國學大師」之稱謂，就實在令人困惑！明明頂多稱得上「中國史學」、「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家的學者，怎麼競一下子都變成「國學大師」了呢！？

    「大師」者，系指人們對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造詣者的尊稱。鑒於「很深的造詣」迄今並沒有確定的、公認的標準，所以人們尊稱某些在教學科研中成績顯著、著述較豐的專家、學者為「大師」，似也無可厚非。但是，「國學大師」的稱謂，愚以為卻是不宜隨便稱謂的。

　　「國學」作為中國學術文化的簡稱，其蘊含極其豐富，單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說。在對於先秦「百家」的理解上，雖然歷來眾說紛紜，我們也不便一一列出「百家」之名單，但至少包括陰陽、道、儒、法、墨、名、雜、小說，詩賦、縱橫、兵、農、醫、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輿、數術、紡織、建築、制陶、冶鍊和交通等家學說。

    而在秦漢以後，經過國學所固有的「貫通古今，融匯內外，綜合創新」基本規律的作用，又湧現出許多新的學派和學說，那麼，作為「國學大師」，理應是對國學所蘊含的各家各派的學說都比較精通，並富有「很深的造詣」者；即使打個折扣，也理應是對其中多半以上的學說富有「很深的造詣」者。可我們今天所稱謂的「國學大師」，有幾人符合這個標準呢？當然，由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特殊性，沒有西方那樣的分科，所以不論研究歷史還是研究哲學的，尤其是研究學術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學者，對上述多數內容可能有所涉及，但畢竟各有側重，所以即使在各自的領域再有造詣，其著述也大多相對比較單一，尤其缺乏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學，和對社會發展起重大推動作用的科學技術方面的內容，所以稱這些人為「國學大師」，似也欠妥。況且，名單中的多數人，都在70歲上下，歷經了眾所周知的長達二、三十年的文化專制和禁錮，不少人還在「右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的重壓下，飽受磨難和坎坷，其研究和著述長期受到壓制，遭受巨大損失，出現長期空白。在一個對原有的「國學大師」實行殘酷專政和摧殘，根本就不準出「大師」的時代，怎麼競造就出那麼多的「國學大師」呢？！要是有誰像古代學者如王夫之那樣，在避難蟄居期間，偷偷地潛心著述，留下一系列國學著作，那也無妨堪稱「國學大師」，可是，請對照「國學大師」名單一個個地掂量掂量，他們當中有這樣的學者嗎？！

　　張岱年先生在2003初，面對《北京青年報》記者的採訪，坦誠地說：「有人說我是國學大師，實際上我只是研究國學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學思想，而文學、史學我研究得並不多，中國古代的科學就研究得更少。」

　　從張岱年先生的坦誠而簡要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窺知他對「國學大師」的見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幾個領域，並有突出的建樹。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是舉世公認的，張岱年先生雖然在這裡沒有具體談及其具體內涵，但如天文、歷算、農學、醫學和養生學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這些幾乎都被排斥在「國學家」們的視野之外。張岱年先生實際上提示了「國學大師」的最起碼的標準，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學府所開列的那一串串的「國學大師」名單，有幾人合乎這個最起碼的「國學大師」標準呢？

　　當然，要是從「殺富濟學」或「殺富濟文」，即通過某種冠冕堂皇的方式把學者們的身價盡量抬高，以吸引那些腰纏萬貫的富豪、大亨參加相關的講座，讓他們乖乖地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用於周濟學術或文化建設的話，我倒是贊成的。但是，作為學者自己，應該像張岱年先
生那樣有自知之明才好。這裡顯然牽涉到「大師之學」與「大師之德」問題。

　　二、 「大師之學」與「大師之德」

　　所謂「大師」者，既然系指人們對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者的尊稱。那麼，凡稱得上「大師」者，其學問理應在同行、同專業中當屬於出類拔萃者；而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其學問自然理應在國學研究的範圍內屬於出類拔萃者。而我們的「國學」則是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等在內的，蘊含極為豐富的學術文化，所以，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的著作，也理應體現這樣豐富的內容，即按照西方學科的劃分而言，是多面手，是百科全書型的學者，既有卓有建樹的學術著作，也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等等。

　　另外，我以為，「大師」之所以為「大師」，還不能光看學問，光看作品，還要看人品、文品，看文品與人品是否統一，即是否屬於融人品與文品於一體的「道德文章」者流。假如學富五車，學問做得很大，文章也寫得呱呱叫，但人品很差，尤其是文品與人品脫節，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講堂上、著作中說的、寫的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殺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敵入侵，就賣國投敵，充當漢奸，「富貴淫其心，貧賤移其志，威武屈其節」，或面對強權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趨勢，「學風隨著政治風標轉」，充當「什麼時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滿口仁義道德」，而行動上則男盜女娼；或口裡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實則爭名於朝、奪利於市，沽名釣譽、治學不嚴、投機取巧、破綻百出，卻又師心自用，聽不得批評意見，甚至「拒絕一切批評」等等。那麼，像這樣缺乏「大師之德」的學人，也是斷斷不配當「大師」的！

　　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大師」之所以堪稱「大師」者，不僅僅在於其學問的淵博和建樹的卓著，更在於其虛懷若谷的胸襟和虛一而靜的心態。有道是「至人無己」。真正的「大師」從來對此稱謂默然視之，更不師心自用。前面提到張岱年先生在回答《北京青年報》記者的提問時，就昭示出這樣的風範。還有著名的書齋型學者蔣孔陽先生，也是當今融高尚人品與文品為一體的「道德文章」之典範。他為人一向淡泊無爭，但在學問上卻一直「不懈追求」。他說：「知識分子應以專業為社會服務。學者應當以學術為社會服務，不是用講話，也不是用賺錢，而是用思想用知識和學問。」當有人問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麼好處？」時，他淡然回答：「做學問，本來是出於愛好，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出於想對社會有一點貢獻，而不在於自己有什麼好處。如果要講好處，自然用不著走學問這一條道路了。」張岱年和蔣孔陽先生，至少作為中國哲學和美學方面的「大師」，是當之無愧的！

　　2007年初，媒體披露了年逾九旬的季羨林先生（生於1911年），《在病中》一文所申明的「三辭」，即辭「國學大師」，辭「學界（術）泰斗」，辭「國寶」，並坦言剖白：「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則更昭示了其不同凡響的大師之德！

　　總之，我認為「國學大師」之稱謂，是一個很有分量的稱譽，是一頂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佩戴的。現在人們所稱道「國學大師」，實際上多是史學家、哲學史家等等，至於就「師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問題。

要做大師, 先要一份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