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癖】劉文典有好生之德 與鼠同討生活

　　江山代有人才出，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個群星閃耀的時代，就拿民國時期那幫教授來說，就個個不同凡響，個個有自己獨特的癖好，有的思維奇特言談駭世，有的豪氣幹雲狂傲不羈，有形跡放浪屑於流俗。其中，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學貫中西，尤精國學的劉文典（上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人物。
　　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當過孫中山的秘書，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與魯迅為章氏同門弟子，與陳獨秀亦師亦友，胡適、陳寅恪曾為他的書稿作序捧場，跟蔣介石幹過仗，與毛澤東握過手……
　　劉文典的才識是毋庸質疑的，傅來蘇在《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中稱讚劉文典說：「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其實，他的癲言狂語和怪癖也同樣令人嘆為觀止。且看他與弟子談話時對他人的評論，便可窺見一二。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劉叔雅》）
　　「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
　　「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文中子，《劉文典：「半個教授」》）
　　「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文中子，《劉文典全集》卷四，第986頁）劉文典並不否認。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還有他人記錄劉文典的自敘：「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劉文典全集》卷一）
　　劉文典在治學上也很有他個人的特色。譬如他上課的時間，完全是自由發揮，一時興起，可能會說個數小時，有時卻半個小時就解決問題，甚至有時候一堂課只講一句話，所以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海賦》。
　　劉文典給學生講《月賦》時，講著講著他忽然宣佈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裏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其情其景，讓學生多年後回憶起來依然記憶猶新。
　　他不僅講《月賦》有一套，說其他的課文時也是如此。譬如：「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臺《傳記文學》第44卷第4期）
　　劉文典在課堂上會發驚人之語是常有的事情。有一次學生向他討教如何寫好文章的問題。他說：「只須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費解。他又說：「『觀』，是要多觀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即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老百姓服務的菩薩心腸。」
　　劉文典治學很嚴謹和認真，在西南聯大時，他的住處離校區遠。而當時常有日本人的飛機來空襲，不時有空襲的警報響起。但劉文典堅持不缺課，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因此，後來還有他為「替莊子跑警報」之說。說的是有天空襲警報又響了起來，師生爭先恐後往防空洞跑，劉文典與沈從文擦肩而過。劉文典便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空白處滿是劉文典的批註，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發現有一張是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請教劉文典。劉文典說那是他在鄉下點香油燈看書時，一天深夜見有隻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燈芯上滴在燈盤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覺得老鼠也是在討生活，和他讀書的是為討生活是一樣的，就不必相殘了，於是只是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名氣已較大。為了教學需要，劉文典得查閱某種佛經，他與北京西山香山寺管理藏書的和尚略認識。知他是著名學者，特準他借閱寺裏佛經，但要求劉文典遵照寺裏規定，比如借閱時必須在寺內唸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等等，劉文典承諾一定嚴守規約。
　　等和尚離開後，劉文典讀著讀和，困頓起來，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臥床閱讀，誰知後來睡著了。當頭受到撲打感覺疼痛時，才醒來。睜眼便見老和尚火冒三丈，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
　　劉文典吃了疼，也不惱怒，而是立馬苦苦求饒，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並沒拿名人架子來壓他，也就作罷。後來兩人還成了朋友。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因病去世，享年69歲。後有人用「是真名士自狂狷」評價劉文典，算是恰到好處。

劉文典的狂與真  

　　現代史是一個狂人輩出的時代。但有的人是真狂，有的人是佯狂；有的狂是人性的抒發，除狂無以寄託，有的狂則是為了狂以外的目的，所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雖然，為利益狂似乎可以原諒寬恕。最令人歎惜的是：那些狂士們一遇上組織化、政黨性的力量就自折了羽翼，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在現代史上變成「一進組織便無足觀」了。而那些一狂到底的狂士們卻也不免為政治借勢借力了。在這些狂狷之士中，劉文典算得了一個響噹噹的漢子。

　　劉文典年輕時師從大名人章太炎，學有專攻，其《淮南鴻列集解》、《莊子補正》、《三餘札記》、《讀〈文選〉雜記》都為一時稱譽。1916年他27歲時，即被聘為北大教授。五四運動前後，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介紹叔本華等哲學著作，譯有《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生命之不可思議》等。

　　劉文典是國學大師，但他能名聞全國，卻始於他對「虎而冠者」的蔣介石的頂撞。1928年，劉任安徽大學校長期間，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傳令劉文典當面向他匯報。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裡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自以為「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見蔣介石時，他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蔣介石衝口問：「你是劉文典麼？」劉文典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說：「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要嚴懲罷課學生。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結果，學閥擰不過軍閥。蔣介石把劉校長關進大牢，經蔡元培等人營救，劉文典免去牢獄之災。

　　劉文典的另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是1932年夏，他以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身份請陳寅恪擬國文試題，陳除出了「夢遊清華園記」的作文題外，還出了對子題「孫行者」，讓久違了對對子的學生們多不知所措，引起輿論大嘩。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共10卷，於1939年出版。由於陳寅恪作序給予較高評價，使劉的身價倍增，獲得了「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莊子》課時，他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劉文典看不起文學創作，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名噪一時的巴金，他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在西南聯大教書時，他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當西南聯大要提沈從文為教授時，劉文典憤憤不平：「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4角錢！」又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要是教授，我豈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嗎？」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沈從文恰巧與劉文典擦肩而過。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劉文典跟傳統中國狂狷之士一樣，追求修辭的極致，語不驚人死不休。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流傳至今的「觀世音菩薩」，劉文典就借用來表達對詩的看法，他說，「什麼是詩，觀世音菩薩即是。觀世者，觀察客觀世界也；音者，音韻之美也；菩薩者，覺有情也。」學生向他討教如何寫好文章。他信口說「只須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不解。他說：「『觀』，是要多觀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即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老百姓服務的菩薩心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