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

自人類起源以來，就從未停止過對自然界的研究。這如同一個巨大的歷經數千年的研究課題——人類對自然界的總研究。中國和歐洲兩大文明各自分別進行著這同一課題的研究——即哲學及自然科學研究。而李約瑟難題則是李約瑟對中西文化對此研究過程的部分比較中出現的問題。



答  李  約  瑟  難  題
——科學技術是民族生存之本

申 光 華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   社會主要矛盾   哲學思想   社會體制
英國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對中國科學技術史進行研究並與西方科技史進行比較后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於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麼，為什麼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李約瑟本人至死都沒有回答這一問題，遂成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本身是一個歐洲人看中國的科技史，將中國科技史與西方科技史相比較。筆者在對這一難題進行剖析后認為，李約瑟難題本身包含或隱含如下這樣一些問題：一「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會發生在歐洲？」；二「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三「為什麼歐洲進入中世紀后其科技的發展會處於停滯衰落狀態？」；四「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為什麼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哲學流派及學術思想逐漸在走向蕭條？」；五「為什麼在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於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六「為什麼在古希臘文明時期其哲學思想和科技發展會如此繁榮？」；七「為什麼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會形成『百家爭鳴』、『九流競艷』、『人才輩出』的局面？」。
筆者認為，構成李約瑟難題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哲學思想的「慣性」對科技的影響；二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對哲學及科技的影響；三是社會體制對哲學及科技的影響。
為便於闡述，現將與李約瑟難題有關的中西方歷史作一定的劃分，見表1。

一、        哲學思想的慣性對科技的影響
哲學思想是人類對自然界總的根本的看法。就個人而言它有先入為主的作用，並在長時期里左右著人們對自然的思維方式。著名的物理學家牛頓，因受封建神學的上帝創世論的影響，竟在晚年時試圖用物理學理論證明上帝的存在。在中國古代形成的哲學思想中，用「金木水火土」、「精氣」、「陰陽」等研究自然，已使人們形成了相應思維「慣性」。這種哲學思想傳統如同在人們的思維和自然之間加入了一層「紅塵」，預先「確定」了思維模式，使自然在人們思想中失去了客觀色彩。
自人類起源以來，就從未停止過對自然界的研究。這如同一個巨大的歷經數千年的研究課題——人類對自然界的總研究。中國和歐洲兩大文明各自分別進行著這同一課題的研究——即哲學及自然科學研究。
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臘文明時期，首先它選擇了一個最為恰當的方法和突破口：從最基本的東西著手。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認為世界是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粒子——原子所構成。這確定了歐洲人認識世界的基本點。這一總的思想及思維模式給歐洲人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在近代，歐洲人在「原子論」思想指導下，發現了化學元素，提出了化學元素周期表（門捷列夫）；對電有了本質的認識，開發利用了電能；最早發現並開發了原子能；孟德爾也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從一對性狀開始研究植物雜交試驗而發現了遺傳學兩大定律。目前這種思想及思維模式已為全球所接受。其次，在古希臘時期，對自然研究的結果總是形成一定的理論解釋體系，

表1：與李約瑟難題有關的中西方體制、哲學思想史及社會主要矛盾分段對照表（表暫略）

也就是思想體系。它力求對所總結的東西上升到一定的新的深度——即理性認識。這種傳統習慣是歐洲人所繼承的另一個古希臘文明的精華，它是古希臘哲學的第二大優秀特徵。古希臘哲學的第三大重要優秀特徵是「辯證推理」傳統。通過辯證推理，可以理清複雜體系中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層次關係。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理》及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歐洲哲學及科技的發展從這三大傳統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在古希臘時期，就提出過天文學中的「地心說」和「日心說」。這種體系傳統對近代歐洲的科技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如在對生物的研究中所建立的「植物系統學」、「動物系統學」、「生態系統學」等無不得益於這種體系傳統。歐洲的宗教思想亦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其「上帝創世論」不知讓多少代歐洲人信以為真，特別在中世紀。這可看成是科學對哲學（指宗教哲學）的另一種反作用。

近代科學技術革命發生在歐洲並非出於偶然，歐洲哲學所繼承下來的古希臘哲學中三大「精華」——「原子論」思想、「體系」傳統和「辯證推理」傳統，為此打下其最主要的哲學基礎。「原子論」使其找到了最佳的研究「自然界」的基本點和突破口；而「辯證推理」傳統則有助於解決複雜的問題，特別是象「自然界」這樣複雜的大課題，「體系」傳統則有助於對研究結果進行總結而上升至更深層次的認識。作為李約瑟難題中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會發生在歐洲？」，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歐洲具備產生近代科學技術革命的哲學思想基礎。
作為中國古代哲學，對於「對自然的總研究」這一巨大研究課題，可以這樣認為，其對「基本點」及「突破口」的選擇不當。它用「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精氣」、「八卦」理論去解釋自然界，結果越搞越撲朔迷離，甚至於虛幻飄渺，更有甚者，它為迷信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周易》中絕大部分辭句為迷信思想提供了相當的理論基礎)。自然界——這個我們人類研究的總課題，尤如一個巨大的迷宮。中國古代哲學及科技從一開始就鑽入了一個「死胡同」或「牛角尖」中而數千年來沒能自拔，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第一大特徵。這種傳統的哲學思想對古代中國的科技的負面影響是明顯的。中國人的智慧是不亞於世界上其它任何一個民族的。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國人所取得的如「四大發明」、對數學的研究、二十四節氣、「黃帝內經」等就是例證。但如對這些成就作進一步的客觀分析后不難發現，這些成就多為實用技術及經驗性、表面性的東西，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始終未能達到理論總結的深度。這就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另一大特徵「哲學的實用主義化」。當然中國的哲學思想有一個優秀特徵——善於從宏觀去研究自然，因此其得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思想，這是西方哲學思想所不及的。這以《黃帝內經》為最典型，從經絡圖及經絡銅人可以看出其整體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對一個複雜大系統包括社會、生態系統等的最基本規律闡述。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中庸之實質系指不偏離事物發展之規律，折衷系對中庸之曲解。孔子言「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達道」即進入正確道路。孔子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此語可理解為當實施或達到中和境界也就是達到事物發展的最和諧狀態時，萬物各自處於最佳的地位，萬事萬物即可興旺發展。遺憾的是中庸思想的精華仍未被很好地理解應用。
此外，中國古代的哲學更多的偏重於對「政治、統治及倫理道德」的研究。可以這樣說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第四大特徵「政治化」。數千年來中國所形成的這種哲學思想「慣性」極大的左右了人們的思想，使之不能客觀而又自由地研究自然。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本身就是人類對自然界進一步深入的認識，它不能僅僅停留在簡單的表面現象及對實用技術的改進上。由此可認為，作為第二問題「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不具備產生近代科學技術革命的哲學思想基礎。

二、        社會的主要矛盾對哲學及科學的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加深了人們對世界的進一步認識，這些新的知識又不斷地修正人們頭腦中的原有觀念，從而對人們的哲學思想、世界觀有反作用。「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馬克思），科技的發展本身就是在發展生產力。當一種新的科技產生時，總是引發新的熱點，並吸引人們的注意；必然會使生產力得到改善，從而導致財富的積累和經濟地位及實力的增強；必然會進而要求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這種連鎖性的變化最終要引起生產關係及上層建築的變化。在英國產業革命的早期，科技的發展造就了手工業場主及新興的貴族，使其的經濟地位提高，隨之而來的是他們提出了要求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對於這一點，韓非早有精闢的論述：「……有聖人作，枸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人氏。……民食果蛤，腥臊臭惡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五蠹》）。由此可見科技發展所引起的生產關係及上層建築的發展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損害到既得利益的統治階層，特別是迫使統治階層不能長久的保持既得利益及其統治地位。
從中國與西方的歷史發展比較來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其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同，統治階層對哲學及科技文化採取的政策也不同。
（一）        大分裂的戰國時期
1、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
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並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各諸侯國及其民族的生存矛盾」，其或為稱霸或為生存，而不時發生戰爭。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不拘一格地使用有才智的各種各樣的人才，崇尚知識與科技。這極大地促進了不同學派間的競爭和發展，進而形成了「百家爭鳴」、「九流競艷」、「人才輩出」的局面。而且各國之間也存在著人才的爭奪競爭。因戰爭與生存的需要，以除弊興利為代表的法家（變法革新派）多佔上風，在秦國，著名的商鞅變法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史稱其「變法十年，秦民大悅」，為後來秦國的迅速強大打下了基礎。但不可避免的是因其變法講「理」而不講「禮」或少講「禮」而或多或少的損害到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終被守舊的舊貴族「車裂」而死。在這一時期，由於社會主要矛盾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矛盾」，所採取的政策多為「開放、擴張及侵略政策」，各國都在培養、吸引人才。在這一時期，中國哲學思想基本定型，雖有諸子百家，但可大致分為兩大學派「法家」和「儒家」，並且多是「法家」佔了上風。這時期的學術及科技也得到了極大的了發展。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會形成『百家爭鳴』、『九流競艷』、『人才輩出』的局面？」的根本原因。
2、古希臘及古羅馬文明時期
在西方，與此相對應的是古希臘及古羅馬文明時期，也是西方哲學思想的成熟定型時期。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實際上亦處於「戰國」狀態。約在AC800～600年間,希臘各地興起了200多個奴隸制的城邦小國，其以城市為中心。這些小國間或為了生存、或為了搶奪財富、或為了稱霸、或為了復仇等等原因而時常發生戰爭，這極大的促進了其思想及科技的發展。這一時期，尤如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一樣，其思想領域也是非常的活躍，現把這一時期稱歐洲的「前戰國時期」。在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著名的人物及思想學說，如德漠克利特（ＡＣ460～370）及其原子論；畢達哥拉斯的代數（勾股定律）；阿里斯塔恰斯（AC310～230）的「前日心說」；亞里斯多德（AC384～322）的《物理學》、動植物研究及《形式邏輯》等；阿基米德（AC287～212）的阿基米德原理；歐幾里得（AC330—257）的《幾何原理》。在這一文明時期，極少有迷信色彩，思想樸素；各小國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對科學技術給予極大的重視。以亞歷山大及索忒爾.托勒密一世為代表，其為學者們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贊助學術研究活動，建立研究機構，網羅科學人才，搜集古代典籍，積累和整理新的經驗材料；建立起歷史上規模宏大的學術研究中心——繆司學院，其藏書達50餘萬卷。
在這一時期，其社會主要矛盾為「國家及民族的生存問題」，其所採取的政策為：「開放及擴張侵略政策」。這就是「為什麼在古希臘文明時期其哲學思想和科技發展會如此的繁榮？」的一個根本原因。

（二）在大一統時期的封建社會
1.        中國的大一統時期
包括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至鴉片戰爭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從根本上結束了中國的「戰國狀態」，特別是實施「中央集權」制，使中國在體制上實現了根本性的統一。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國家及民族的生存矛盾，而代之以「統治階層的生存矛盾」。這一變化逐漸改變了相應的政策。如何才能對這樣的大國進行長久的統治是擺在統治階層面前最重大的根本問題。
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改造和修築「萬里長城」。「萬里長城」是秦始皇的傑作之一。秦始皇為什麼要修築「萬里長城」呢？多數人的回答是為了抵禦外國的侵略，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就長城而言，要靠它來抵禦外國的入侵，是基本上沒有多少用處的。在秦始皇滅六國之前，六國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長城，但它抵禦住了秦國的進攻了嗎？那麼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的目的何在呢？筆者認為這就跟現在修一條圍牆差不多。它起什麼作用呢？如果有人（敵人）要打入，這圍牆如何能抵得住，它首先能擋住一些野獸等的進入圍牆破壞花草樹木等，此外亦可擋擋一般的小偷小盜。在秦始皇的眼中整個國家就如同他自己的一個大家而已。縱觀其周邊、沒有一個象樣的國家和民族可以威脅到其皇朝的生存，但卻有一些讓其討厭的「小強盜」——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當時中原一帶已形成了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當莊稼成熟時這些游牧民族則前來搶劫。當派兵時則逃得無影無蹤，長期派駐重兵又不划算，在這樣的情況下，修一條長長的圍牆是最合算的措施，而且可以做到一勞永益。從這一意義上說，修長城只不過是為了對付秦皇朝這個「大家」外面的「小偷小盜及野獸而已」，如果秦皇朝不修漢王朝同樣也會修，漢王朝也確實在進一步的修築。
另一件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焚書」在前而「坑儒」在後。這兩件事均各有「導火線」，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早已埋下的「火藥」。「焚書」也好，「坑儒」也罷，其最終目的是要使其一統的江山得以萬世永存。要達到這一目的當然要剷除導致出現對其皇朝不利的隱患。秦始皇非常清楚，民眾讀書越多，知道的就越多，自然就會對其長久的統治地位不利。最好的辦法是將天下之對其統治不利的書及那些不聽話、對其皇朝不利的「儒」除去，在此「儒」非儒家，而指讀書人（儒：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人）。秦始皇殺幾百隻「雞」，目的主要「警告」更多的「不聽話」的「猴」而已。《資治通鑒》有這樣的描述，當「丞相李斯上書曰：『民時諸侯紛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師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巫、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立即「制曰：『可。』」。秦國靠法家治理才得以強大，在滅六國之後也沒有對儒家思想進行足夠的研究和吸收。因此在所焚之書中也包括儒家的書。他只吸取了儒家及道家的「愚民政策」思想，而沒有吸收儒家思想中利用「禮教」來「麻痹民眾」的思想。秦始皇主要是靠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的，要其很快領會並吸取儒家思想的「精華」—「封建禮教」是很難的。在他的頭腦中，已形成了頑固的「獨夫」觀念——「武力就是一切」。這也是其皇朝短命的根本原因。漢武帝時期以來，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思想進行研究和反思。
在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中，絕大多數為「統治哲學」及「為統治服務的哲學」。「統治哲學」主要以儒學及道學為主，「為統治服務的哲學」主要是以佛教為主。這些哲學總的就是講「如何統治社會」，或者是「為統治階層出謀劃策的哲學」。如孔子的哲學中的「天命論」其主要思想「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把皇帝稱為「天子」。這一觀點的實質是迷信和麻痹眾人的思想，這句話可使人得到一定的安慰，讓你要順從天意，「天命不可違」。孔子思想包含著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的的哲學思想內容。這主要表現在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觀點中（《論語.秦伯》），這可謂是儒家「愚民政策」的思想早期表露。而輔助實施「愚民」政策的則是其「禮教」論。作為儒家的這套統治哲學而言是以「寓」為核心，以「禮」為其包裝。這種「封建禮教」具有極其深沉的隱蔽性，其流毒影響了中國上千年的歲月。通過「禮」可以保持統治階級內部的協調關係，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而對其老百姓如也能以「禮」待之，那就好辦多了，孔子言「上好禮，民易使」、「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在一定意義上，孔子思想是以「禮」代「理」，講「禮」不講「理」或少講「理」，「禮」高於「理」。儒教將一般人類的「人之常情」的「倫理道德」過度誇大甚至凌駕於法理之上。可以這樣想，法家講「理」而少講「禮」，儒教講「禮」而少講「理」或以「禮」代「理」。
用「封建禮教」包裝起來的「愚民政策」非常有助於對臣民進行統治，但卻極大地封殺了民眾的思維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封建統治階層為維護其長期的統治地位而不提倡進行科學研究甚至於將其當作是「異端邪說」，將科學與探索進行醜化，其將「封建禮教」進行神化及美化。「封建禮教」的進一步發展將其絕對化，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女子的「三從四德」， 「女子無才便是德」等。至五代時開始出現的中國歷史上所特有的「女子纏小腳」，雖因李後主的「審美」而起，但卻被大大加以利用。這是用「封建禮教」包裝起來的「愚民政策」極端發展的表現，它使女子除「無才」之外還要「無能」。
老子的道家學說中的許多「愚民政策」思想成分，表現得更深刻。老子哲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其「無為」哲學思想，這是對「愚民政策」思想的更深層次的解釋。老子說：「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因此同樣主張要對臣民實行「愚民政策」，老子說要「絕學」才能「無憂」。老子是當時的「沒落奴隸貴族」的代言人，這一「愚民政策」思想正是對其統治失敗而進行反思的結果。在這一點上孔子（孔子也是沒落奴隸貴族的後代）與其基本相似，都提出了「愚民政策」的哲學思想，這可稱得上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但孔子的儒教學說中更精明的是加上了「封建禮教」的外包裝，使其具有更深的隱蔽性。
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經過對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的比較研究后，感到各種學派並存對長久統治不利（在這一點與李斯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但卻吸取李斯的不足），提出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主張，並從理論上對「儒術」進行了神化。並確立了「儒學」的「正統」統治哲學地位，使之發展成了儒教。從此在漫長的封建王朝時期，儒教學派就佔了絕對上風，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及科技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消極影響。長期以來，作為儒學中的受封建統治階層所採納的「儒術」精華是什麼呢？那就是用「封建禮教」包裝起來的「愚民政策」思想。
至唐代，從印度傳入我國的佛教逐漸進入政治舞台，並在以後的上千年時期里得以存在和發展，亦是因為其能間接的輔助對社會的統治和穩定。佛教中的「因果循環報應」如「今世做官為何因、三世黃金妝佛身」「前世修福今世享、今世修積後世受」、「莫道因果無人見，遠在兒孫近在身」、「富貴皆由命，前世各修因」（《三世因果經》）等與儒教的「天命」論可謂是一個鼻孔出氣，但其「三世因果循環」卻具有極大的偽裝欺騙性，這是對因果循環的曲意解釋。這實質上是心理因素的循環即「情緒循環」再加上一定的偶然因素而成，但卻被佛教加以神化而用於「教化」教徒，感化人心，安慰著並愚化著「愚民」。佛教宣揚迷幻思想，人死之後或上天堂或下地獄，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與之相應的是「轉世輪迴」及「因果報應」。在為統治階層服務及出謀劃策上，儒、道及佛教雖然各有招數但實質上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這就是其得以長期並存發展的根本原因。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這種哲學千百年來成了官方的統治哲學，不論是那個朝代，都沒有對孔子的後代進行過迫害，相反都對孔子、孔家等進行「封賞和表彰」，都以此對孔聖人為其找到的長久統治國家的思想進行「感謝」。在孔子的儒學中，不乏優秀的哲學思想精華，如其在教育方面的思想，正因為這些才使其具有更大的隱蔽性，佛教的一些唯心思想使其進一步得到強化。
正是因為在一千多年的多數歲月里，社會矛盾主要是「統治階層的生存矛盾」。統治階層為了實現其長期統治，大都實行了以「封建禮教」包裝的「愚民政策」，並輔之以「佛教」進行教化，將「愚民」的心理能量引向那虛無迷離的「因果循環報應」及「轉世輪迴」的無限循環中而不能自拔。其實有的統治者深知佛教的底細，宋文帝劉義隆說：「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佛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弘明集》卷十一），統治階層在用佛教愚化著民眾的同時，自身已同樣被愚化著。皇親貴戚、大臣、門閥士族地主等很少有不信佛教的。梁武帝甚至公開稱「唯佛一道，是為正道」。此言意味著進行其它技術勞作等均為不務正業，為邪門歪道。儒家、道教及佛教如同永不停息的催眠交響曲，使中國這一偉大的巨人（巨獅）逐漸昏然睡去，一睡一千多年，直到鴉片戰爭的炮聲才將中國從沉睡中驚醒過來。在這種大一統的環境之下實行的這種用「封建禮教」包裝起來的、外加「佛教」教化的「愚民政策」極大地封殺了中國人民的思維發展，使中國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逐漸走向「積貧積弱」狀態。這就是「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為什麼從秦始皇統一后哲學流派等學術思想逐漸在走向蕭條？」的主要原因。
2、歐洲的大一統時期
歐洲中世紀的「特殊統一狀態」的歐洲及其科技。
從BC500年左右開始，在歐洲開始進入封建社會，形成了多個封建社會國家，但這種封建社會國家卻很特別。,這主要是其特有的「政教合一」現象，在一定意義上講，此時的這一歐洲在很長時期里則如同一個「統一」的歐洲。它是由「封建神學」教會「統一」的，教會擁有極大權力，羅馬教皇是歐洲天主教的最高首領，它如同一聯盟的盟主，各國國王好像是它分封的諸侯。教皇的權力在相當一段時期里凌駕於各國國王之上，甚至於可以廢黜國王和皇帝，教會的教條就是其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擁有法律的效力。從這一意義上講，歐洲有如一個「統一國家」，但最主要是在思想上「統一」，在行政、語言、國界、貨幣、計量等上卻沒有統一。歐洲由於實現了這種「統一」，使其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已不是「國家及民族的生存矛盾」，而是「統治階層的生存矛盾」，統治階層由封建神學教會及各國的王公貴族、地主等組成。為了保持其長久的統治及利益，必須消除對統治不利的因素。所有不利因素的根源均來自人們的思想。因此教會便對思想文化領域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禁錮，大肆推行「蒙昧主義」政策。中世紀的著名教皇格里哥一世（BC590～604）甚至宣揚：「不學無術是真正虔誠的母親」。他還下令焚燒毀了羅馬一所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如同「秦始皇」的「焚書」一般），搗毀了許多古羅馬的雕像。此外還焚毀了許多有價值的古代圖書。教會完全壟斷了教育，西歐的各類學校長期都是在教會和修道院的控制之下，按宗教的需要設置課程，一切文化活動都要以教條教義為準則，都要為神學服務，否則就是被斥為「異端」而受到殘酷迫害，哥白尼、布魯諾等就是例證。從這些情況來看，這與中國的封建王朝是多麼的相似。只不過它只是由封建神學教會「統治」，而中國則是由統治者對「封建禮教」統治哲學加以利用，「封建禮教」只是輔助統治，而歐洲的「封建神學」則是直接統治。 在這種「思想禁錮」政策之下，歐洲逐漸進入熟睡狀態。直到文藝復興運動才自我醒來。這就是「為什麼歐洲進入中世紀后其科技的發展會處於停滯衰落狀態？」的根
縱觀中國及歐洲的長期的封建社會的歷史，不難發現，當其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統治階層的生存矛盾」后，所實行的政策就是用「封建禮教」包裝起來的「愚民政策」，這種政策極大地封殺了人們的思維，極大限制了科學技術的發展。

三、        封建國家的體制對哲學及科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