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不能成為精神索取

2007年08月24日07:15 　 南方都市報　

長平 南都周刊副主編


在襄樊市的一個助學活動中，主辦者宣布取消5名大學生繼續受助的資格，原因是他們「受助一年多，沒有主動給資助者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更沒有一句感謝的話」。就因為沒有當面言謝，慈善變成了對受助者的懲罰和譴責。主辦方和捐助者真的可以這樣理直氣壯嗎？


難道只因受助貧困生沒說聲謝謝，就可將已經承諾的資助計劃輕易中斷嗎
受助貧困生非要說聲謝謝？

從報道中可以看出，主辦方組織的19位女企業家一年前曾經作出承諾，以結對子的方式，每年向22名貧困大學生捐助1000～3000元。承諾至少是一種君子協定吧，這些錢也不多，大學生們應該不會懷疑捐助者中途毀約，還有可能根據這個承諾安排了自己的學業和生活。如今，承諾才兌現了1/4，女企業家們就要取消，沒有聽到感謝這個理由實在是有些勉強。不僅如此，還把他們作為「不知感恩」的「無情大學生」典型予以公開譴責。殺雞嚇猴，其他還在繼續接受捐助的大學生所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

不能說這5位大學生沒有過錯。但是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中，女企業家們的做法過錯更大，不僅使已經深受物質之困的窮人又增加了精神壓力，而且扭曲了慈善的意義。

在中國，慈善被普遍視為一種施恩的行為。施恩的觀念中不僅有自身高人一等的意思，而且往往要求受惠者的回報。這樣就會給受惠者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壓力，甚至感到屈辱，所以就有「嗟來之食」那樣的故事。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中國古人兩頭勸，一邊強調「施恩勿念」，一邊強調「受惠莫忘」。由於施恩者總是掌握話語權，所以書上到處寫滿了「吃水不忘挖井人」這類訓誡。

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慈善的定義有所不同。比如基督徒會認為它是依照上帝的旨意，懷著對他人的愛來為自己贖罪。從世俗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自我道德的滿足，一旦付出，即已獲取。在猶太教義中，慈善被視作一種公義，有錢人不過是上帝選中來保管和分配財產的人，自然應該散發出去。到了現代社會，人們又從社會正義的要求肯定了慈善的公義性，比如羅爾斯就認為，窮人獲得救助是一種權利。我們最容易接受的是一種功利性的分析，即認為窮人能得到救助，社會就不會動蕩，而穩定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富人。

這些慈善觀念都對具體的受惠者沒有要求，很難想象比爾·蓋茨期待著非洲艾滋兒童寄來什麼禮物，或者巴菲特到中東國家去接受群體叩拜，公費上學的美國學生也不會給布希寫感謝信。美國的確有個感恩節，但它的來源是白人對本土印第安人的感恩，和我們常想的窮人對富人的感恩、人民對政府的感恩、兒女對父母的感恩根本就是兩回事。

在愛心和公義的觀念支配下，慈善行為往往通過教會和慈善機構進行。捐贈者可能知道錢款的使用方向，或者大概的受助人群，但對跟具體的受助者保持聯繫未必有興趣。結對子這種慈善模式在中國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因為公眾對慈善機構和救助渠道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施恩圖報」的心理在起作用，捐助者期望藉此享受恩人的待遇。我參加過希望工程「1+1」的回訪活動，發現「恩人」們以看望受助學生的名義去接受感謝的時候，很少有人在意孩子們心理上的彆扭。

從整個社會來說，毫無疑問，有錢有權的人對窮人做得太少，要求太多。他們出力的時候，就要求無私奉獻；他們受惠乃至獲取應得利益的時候，就要求知恩圖報。農民終於結束交了多年的苛捐雜稅，電視上總是看見他們在感恩；下崗工人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先要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煤礦工人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被救出后的第一句話卻是感恩；貧困大學生得到捐助后沒有寫感謝信，就要被「取消資格」。

「知恩圖報」固然是一種應有的情感，但是不能成為捐助者的公然要求；「施恩勿念」才是慈善業的基本態度。否則，感恩就會成為窮人在物質貧困之後，進一步遭遇到的精神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