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六齣祁山難掩其心虛

諸葛亮的六齣祁山難掩其心虛





失荊州，敗白帝后，蜀之勢弱，已顯山露水。

諸葛亮面對殘局，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蜀漢一下子暴露出的許多問題，與他早年的政策是很有關係的。在這時動手改革，猶如對病重之人用重葯，諸葛亮的個人性格，又決定了他採取保守療法，竭力以戰術代替戰略，夢想假取巧改變大局。於是，以攻為守，有了苦澀又艱難的六齣祁山。但這六齣之中，除了對手強大的原因外，諸葛亮的舉動已難掩其心虛。他心虛什麼呢？

一，  是劉備留下的爛攤子。這個攤子，曾是他和劉備從出茅廬時就定下的，雖說一切按計劃實現了，但確實不理想。猶其是入川后，起用的大多是些舊官僚，加上兩人都是主張道德治國的，久之，形成固疾，人材出不來，不象剛起事時，雖弱，但用道德這面旗，還是聚集了一批人材。有了這個攤子后，再用道德治理，其虛偽性和落後性便進一步顯現出來，道德一旦被戳破，其形式主義便會流行起來，在形式主義的掩蓋下，便是一道道可怕的裂紋，經不得任何摔打了。再者，有了這個攤子，就怕再失去，一有了這個思想，就失去了戰略上的靈活性和主動權。

二，  是那些越來越強的離心力。由於不敢動原有的官僚體制，人民的生活不僅沒得到根本的改善，知識分子的出路也沒一個改變。在片面的道德構架下，沒有自由的競爭，只有主觀的判斷和權力的重壓，不求進取，只求無故，這大約便是蜀漢官吏的一種心態。在這種麻木下，人民的生活更可想而知。

三，  失去了荊州，更是無法彌補的一大損失。用武力去奪回，會破了蜀吳的聯盟，且更不用說是否有實力奪回。不奪回吧，蜀漢之民心自然會萎迷。死了那麼多人，卻委曲求全，自然傷了民心。

在這諸多矛盾下，諸葛亮明知不可為，卻依然六齣祁山，渴望用戰術來創造奇迹。可他的心中是這樣的虛弱，又怎能不如驚弓之鳥，可以說，每進一步，他都想好了所要退的三步。他賴以創造奇績的戰術，一個失誤，就可使蜀漢崩潰。而一次又一次的勞師無功，又正在耗去蜀漢的國力。諸葛亮英年早逝於祁山軍中，便是這種矛盾煎熬的結果。

蜀漢真的沒機會了嗎？

應該是有的吧。對內，應該建立一種新體制，一是大力發展生產，二是不拘一格選拔人材。諸葛亮也看到了這點，也化了不少努力。但他是在舊體制下進行的，結果，並沒取得大的效果。象孟達、李嚴、劉封一類的大官僚，一直是分長裂之患，諸葛亮不能動之，實為失策。也許是怕亂，這一顧忌，一念及當日之功，便虛了蜀漢重興的機會。

對外，似急了點。多準備幾年，合六齣為一出之力，當或可有所為。這隻能是等，等魏吳之變。可以猜想，諸葛亮是在然魏、吳漸更強，而又不給他一個機會的情況下沉不住氣了。他還是虛在他的背後，一個正在失去生機的蜀漢呀。


也說三國（四）的一點補充∶何為重法

三國演義中，劉備登基稱帝，諸葛為丞相。於是立法，本想效漢高祖約法三章，可一到具體，出來的法可能便繁且有些過於理想性了。法正曾向諸葛亮提出∶法重了。諸葛亮作了一通解釋，說服了法正。

不知當時蜀漢的法的具體。法正說的重，大體該是這兩種情況吧。一，是虛高，以道德入法，大搞什麼意識形態。二，是擾民，重在稅賦吧。

蜀漢初成，諸葛亮似急了點。

從實際實行的效果看，便是執法不嚴，依然靠的是一套道德治國。孟達、劉封是關羽走麥城的主要責任人，諸葛亮竟為一時之利，接受他們的回降。李嚴假報軍情，使諸葛亮失去一次良好戰機。這一些，均未真正依法查處。

那麼，這法重重在何處，一定又是一邊高唱道德，一邊又是把重壓壓在老百姓身上。

從某種意義上，對刑事犯罪的定罪，一般略重一點，只要公平、公正，也不致影響整個社會。一般的重，該是將罪的範圍擴大，以道德來論罪，這對權力集團，就說不清了。而對一般老百姓，就不堪重負，可能以一件事、一句話而獲重罪。

這其實還是一種道德治國。諸葛亮在這方面是有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