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後比較，必須糾正五大誤區

文革前後比較，必須糾正五大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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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後比較，必須糾正五大誤區

文革前後的比較，必須注意和糾正五個誤區：
誤區之一：文革前在經濟上有進步；
誤區之二：文革在政治是大民主；
誤區之三：文革在文化上反封建。
誤區之四：文革時期無腐敗；
誤區之五：文革時期社會秩序好。

下面分別針對這五點簡單地說說，供諸位比較時參考：

一、經濟上：不能否認，任何時代都有全體勞動者的血汗積累，甚至在經濟上總體倒退、停滯的年代，有時也會有某些方面的發展。文革期間，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大肆批判「唯生產力論」，公開宣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甚至出現一段期間的停產鬧革命。經濟上的蕭條、短缺、停滯甚至倒退，可想而知。除了為了政權需要的重工業尤其是軍工業發展比較大一點外，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甚微，全國人民的物質生活連溫飽都談不上，基本上是在生存線上掙扎。物質供應長期處於短缺狀態，生活必需品幾乎一切都要憑票供應，而且供不應求。國家經濟幾乎到了破產的邊緣，這是官方自己都承認的。更何況，經濟社會是否進步發展，不能以絕對數量的增長來看，也不能簡單地以時間尺度來與過去縱向比，與兵荒馬亂的年代比，而是要與同時期世界其他國家比，要從空間上橫向比，眾所周知，文革十年及文革前幾年，正是世界新技術革命飛速發展的時期，正是日本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正是亞洲四小龍迎頭趕上的時期……而我國，則是相對停滯、倒退的時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縮小，反而拉大了，這也是官方承認的。至於一些人用可憐的列舉法和統計數字來證明文革期間那幾點進步、幾個工程，且不論計劃經濟時期，統計虛報的程度有時很驚人。以次品、廢品當做合格品來統計，使數字增加幾個甚至幾十個百分點的情況幾乎是潛規則，試想，畝產十萬斤都能公開登報，在統計數字後面加零的情況都發生過，更何況其他的呢？再者，要是以列舉法、統計法來證明經濟的進步，那麼，改革開放以來，各方面一年的統計數字和形象工程，比之文革期間十年之總和，還綽綽有餘，近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各方面統計數字，包括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那更是改革前三十年所遠遠無法企及的。其實根本用不著什麼列舉。一個社會幾十年經濟社會的進步和成就竟然要靠一個一個來列舉，想起來都覺得可憐。當然，不管是改革前還是改革后，如果要看消極方面的問題，統計數字也很嚇人。但是同樣的道理，相比於改革后出現的消極問題，文革時期消極方面問題更多、更嚴重，只是在那時，壞的典型事例統計數字，有誰敢統計、敢公開呢，文革期間，在消極方面有幾個事例、幾個數字得到公開報道？（現在有很多還是保密的）。現在的問題，至少還多少有一些典型事例和統計數字可以公開報道了。所以，有的民眾心態就不同，說透了，這只是一種愚民心理而已。
總之，經濟上，文革前和文革中，是一個全國人民共同貧窮、甚至連揩屁股的紙都用不起的中國，一個餓死了幾千萬人的中國，一個全國人民一年平均要吃幾個月雜糧的中國，一個全國絕大多數人連電視、電話甚至電燈都用不上的中國，其他何足論哉！


二、政治上：文革所謂大鳴大放的背後，完全是一言堂，一句頂萬句，除了某人，誰也不能有自己個人的看法和意見，否則只會帶來牢獄之災。政治上誰對誰錯，誰上誰下，完全是某人一個人的意旨起決定，完全是封建社會聖旨代替一切的翻版，又何來民主？人民群眾不過是被某人利用的工具而已，先是利用紅衛兵，利用完了就拋棄，再是利用工人，利用完了就拋棄，只有軍隊終身倚靠，不能拋棄（不懂這幾句話就去多看書）。最後，在工人之間製造派性，挑起兩派互相鬥，不惜通過群眾鬥爭和運動的方式、以犧牲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代價來達到自己控制政局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隨時打倒一批或扶植一批，以維護某人自己個人的權威，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至於十年動亂，無法無天，草菅人命，冤假錯案數百萬，人人自危，說一句不同意見的話，即使是私下裡說，一旦被告發，也會遭來批鬥甚至有牢獄之災，公開的說，那更是現行反革命，嚴重的就有殺身之禍，例如張志新、林昭，等等，這與民主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總之，政治上，文革時期，是一個孤家寡人的意志決定一切的中國，一個製造了數百萬個冤假錯案的中國，一個盛行打砸搶、任意抄家批鬥、以言治罪的中國，其他何足論哉！


三、文化上：文革期間公開宣揚讀書無用論，知識分子始終被打擊壓制迫害，因為某人最怕的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某人最需要的就是無知的容易被愚弄、被洗腦的大批愚民。科技領域，只有一些與政治無關的實用技術相關的知識得以被利用，在文化領域尤其是社會人文知識領域則幾乎是一片空白，一片荒廢，一片謊言，理論研究無非是假、大、空盛行，輿論宣傳，無非是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報喜不報憂，一篇文章，語錄佔一半，口號滿天飛，假新聞泛濫成災，等等。全國人民的文化生活幾乎是空白，除了愚昧地背誦語錄、組織學習以外，精神食糧幾乎是斷絕的，古今中外絕大多數優秀的文化遺產，都被打成毒草，甚至連一些歌功頌德的所謂革命小說，因為含有少量的個人情感情節，也被例為禁書，更何況其他作品？文學上除了簡單地標語口號式公式一般的歌功頌德，不允許有任何個人創作自由，除了為當前政治服務，其他題材幾乎全部是禁區。更不用說曾經盛行一時的早請示、晚彙報、忠字舞，相對於封建社會，都是倒退。
總之，文化上，文革時期，是一個到了幾億人說話語錄化、文章口號化地步的中國，一個幾億人民十年看八個樣板戲的中國，一個數不清的文物、國寶慘遭滅絕或破壞的中國，其他何足論哉！

四、社會腐敗方面：首先，老百姓的共同貧窮，相對於幹部的特供製度（幹部特供製度，幾乎涵蓋了改革前腐敗的大部分，那是公開的等級性的腐敗），這是不是腐敗？表面上看，當時的幹部是沒有現在這麼多貪污、受賄，但是，當時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貨幣作用有限，而幹部同樣有許多特權、許多渠道為自己謀私利。只是，當時除了官員、特別是中高級官員待遇特殊化以外（這部分人占人口總數不大，輿論又嚴格封鎖，因此社會影響很小），廣大老百姓都是一樣的貧窮，因此，與自己身邊的人比，大家差別不大而已，因此許多人心理比現在要顯得平衡，這其實也是一種賤民心理。再說說，有一個不能忘記和忽略的現象，為什麼三年災難，老百姓餓死數千萬，惟獨沒餓死過一個幹部，這是不是腐敗？另外，當時的腐敗不象現在這樣呈蔓延散射狀況，而是呈嚴格控制的金字塔結構，腐敗的機會完全和擁有的政治權力成正比，尤其是一些高級幹部，可以無償獲取大量的有形和無形的特殊利益和服務。在全國人民勒緊褲帶過日子，某人則在全國各地大建行宮，耗費巨大，以權謀私，獲取巨額稿費，這是不是腐敗？從本質上看，越專制越腐敗，改革前的腐敗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那時的腐敗，更多地表現在政治上，在赤裸裸的封建特權上。只是限於當時嚴格的輿論宣傳控制，沒有及時揭露出來而已（出於政治根本利益的需要，現在還有當時大量的腐敗現象沒有公開揭露）。


五、社會秩序方面（這一點我曾經寫有專文，現概要複述一下）：文革前的偷扒搶騙黃賭毒等刑事犯罪相對文革后確實要少，但是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說說幾點：
1，老百姓普遍貧窮，一般家庭沒什麼可偷可搶可騙的，計劃經濟下貨幣的數量少，作用有限，幹部又有一定的特權乃至特供製度，針對貨幣的經濟方面的犯罪土壤不夠；當時的老百姓，幾乎是一窮如洗，能維持溫飽，已經是不錯的了，幾乎沒有任何剩餘資產和家產，因此，民間經濟犯罪的資源、土壤幾乎沒有，老百姓手頭的現金非常匱乏，更談不上大量現金，值錢的貴重物品也幾乎是零，偷、爬、搶、騙的對象和資源就很有限，當時的偷，一般多為一些基本生活資料，如衣被、糧食、日用品等。
2，嚴厲的專政機器，使人恐懼，這一點其實是以大量的冤假錯案為代價，以犧牲全社會的人權和自由為代價換來的；由於政治環境高度集權、高壓，黨政軍警特監控系統無孔不入，而且鼓動群眾告密，告密者幾乎無處不在，因此人們幾乎處於人人自危的境地，動輒有牢獄之災，冤假錯案層出，且罪刑不由法定，大多以當時的政治需要為依據，任意性很大。而且，總體上嚴刑酷法，一般違法，處罰也很重，群眾噤若寒蟬，戰戰兢兢，因此，刑事犯罪現象大為減少，而政治犯罪（一般也是人為地無限上綱、冤假錯案居多）數量較多。
3，從當時的文化思想心理基礎看：由於長期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教育文化新聞宣傳出版界的極左思潮和簡單灌輸，假、大、空、現代迷信和愚昧泛濫成災，加之與國際社會幾乎隔絕，境外信息對一般人來說，完全封閉。因此，造就了一代盲目而狂熱的無知憤青。他們整天沉浸於虛幻的解放全人類，以及狂熱的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很大程度也減少了刑事犯罪的心理空間，加之，當時殘酷的階級鬥爭和大規模的人員迫害、鎮壓，以及對現實秩序和傳統的大規模的破壞，更不用說時常出現的派性流血武鬥，也使得相當一部分人的犯罪心理得以宣洩。當時的傳播媒體和流通讀物，一般人除了能看幾張報刊欄的報紙（內容基本雷同，都是假大空的口號）、少量民間收音機（嚴格防範和干擾收聽境外電台）、革命教育讀物（連一般愛情小說、愛情詩歌都不允許出現），青少年幾乎沒什麼媒體和讀物可接觸。電視、電話還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更不用說網際網路了。這也使得大多數青少年的思想、心理，幾乎一片空白，從某種意義上（至少從個人感情上），那也是天真的和失去個性的一代，那時，倆人談戀愛，連手都不敢牽的，在公園幽會，也要被當作流氓批鬥的。
4、從境外交往和人員流動空間看：由於當時沒有市場經濟的流動性，而且整個社會有嚴密的人員控制系統，以及城鄉截然分割的二元體系，使得全國人口流動相當少，農民進城的數量非常小，而且只能是很短暫的逗留，沒有進城打工和暫住的現象，也不允許，否則以違法犯罪論處，同樣，城市人口也不能任意外出，當時有個專門罪名叫流竄犯。當時，即使單位派遣外出出差等，也有嚴格控制，要有單位證明等等才能在旅店住宿。與境外的交往就更加不用說了。總之，整個社會幾乎沒有人口的自由流動（除了文革的大串聯時期，也不是個人的自由流動，而是有某種集體組織的），這也使得各種犯罪空間大大減少。
5、如果以社會整體論，則文革時期的社會秩序不僅談不上好，而且比現在差得多。十年文革，為什麼被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因為當時在政治上動亂不停，整個社會正常的秩序幾乎完全癱瘓，司法系統名存實亡，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是天下大亂，無法無天。更毋論數百萬人被迫害至死，更多的人身心傷殘累累……等等，罄竹難書！同時，許多人又趁亂打砸搶，趁機誣告迫害他人，乃至出現黑殺隊之類的事，潛藏在一部分人心裡的犯罪慾望也得到了畸形的滿足和發泄，而不是單純表現在刑事犯罪上了。
總之，社會是個很複雜龐大的系統，一個現象，好也好，壞也好，必有多因，就是要對毛時代全面分析，才能不迷於某個片段或片面。所謂良好的社會秩序背後，其代價是巨大的，是以幾乎全體公民喪失基本的人身自由、安全保障為代價的，是以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停滯、甚至倒退為代價的

最後要說明的是：不管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災難，還是改革以後出現的弊端，所有的問題，只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制度的缺陷，那就是沒有民主政體，這個根源，歸根到底就是毛遺留下來的，就是沒有徹底否定毛而帶來的。防止腐敗也好，解決社會秩序問題也好，最終只能靠制度的革新，只能靠制度的民主化，雖然民主制度不是唯一重要的，但肯定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這個問題沒弄清楚，就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的左左。雖然中國特色的左左，有的表面上看也關心民生，但他們與民主政體下關心民生的左派，完全不是一回事，絕不可相提並論。因為，從維護人民的基本權益來看，他們把維護弱勢群體利益的事寄托在一個專制的制度甚至一個專橫的暴君身上，那樣只能是更大的災難！企圖以文革個人崇拜、大搞運動的方式來消除腐敗和解決其他社會問題，只能是飲鴆止渴，最終結果是適得其反，人民脖子上只會多套一根韁繩而已。左左的思路根本無助於解決問題，而且與問題的解決南轅北轍。弱勢群體將被榨乾，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由於不民主的政體，沒有第二個根本原因。當然，有比較好的民主體制的國家，也存在某種貧富分化，但是在很大程度這種情況得到民主體制的制約，簡單地說，受選票的制約。但是，在一個沒有民主體制的國度，則沒有這種制約的，所以弱勢群體很難維護自己的權利。連這一點都不清楚，可謂大事糊塗，心底愚昧！

200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