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存在嚴重缺失

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為了國家，也就等同於一切為了人民。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在1949年之後，仿照前蘇聯，實施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金融政策，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由於計劃經濟具有戰時經濟的特徵，具有高度的國家壟斷性。因此，國民經濟快速增長，轉化為國家整體經濟實力，而不是國民財富。國民雖然只能獲取較低的收入，但同時享有相對較為完整可靠的綜合福利。那個時代的財政金融政策雖然導致國強民窮，但是依然具有清晰的人民性。說道底，百姓還是最大的受益人。

一
　　改革開放以後，引入市場經濟體制，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變遷，隨著各種商品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隨著旁品交易價格壟斷的逐步瓦解，經濟效率提高，經濟發展迅速，國民收入提高。但同時，由於弱化了國家對經濟資源的壟斷，也就弱化了國家財政收入，由國家提供的綜合國民福利相對降低。這就逐漸形成了，在國民收入增長的同時，對非國民收入的國民福利的剝奪。由於國民收入增長的不平均和非線性，形成貧富分化，就形成相當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大部分）國民綜合福利的相對下降。這就形成了廣大國民養老、就業、醫療、教育的支付壓力，就形成中國特有的高儲蓄。這就是所謂內需不足的根源。

　　中國的財政政策沒有跟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財政政策依然是社會主義建設財政。具有典型的戰時經濟特徵。中國財政可以滿足國家機器的一般性需求。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財政政策不能與時並進，弊端日益突出。中國財政沒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扮演它應有的角色：
   
　　第一、中國財政在改革開放之後沒有扮演平衡國民收入的角色。由於財政收入取得的困難性，財政在取得收入時，幾乎未考慮平衡國民收入的責任。非但沒有劫富濟貧，而是倒行逆施，實施了一套劫貧濟富的政策。中國稅收的主體，幾乎集中於價值創造者和他們創造價值的全部。而對於直接依託各種權力（或暴力）直接進入再分配，獲得收益的機構和個人，幾乎沒有稅負。形成了中國今日國民收入嚴重畸形的道德困境和法律困境。中國的稅務體制幾乎是全世界當代國家稅務體制中最無道德、最無法律規範、最無效率的稅務體制。中國的貧富分化，中國官吏的腐敗，中國經濟整體效率的下降，無不與中國的稅務體制有關。

　　第二、中國財政在改革開放之後沒有扮演提供國民基本福利的角色。中國財政支出結構仍然頑強地保留戰時經濟的特徵。這一特徵使得財政變成為行政權力介入經濟的重要工具。所謂的建設財政，就是用本應提供給國民的基本福利進行所謂的經濟建設。我們這些年看到的大規模的政府工程、首長工程，就是這一思路的體現。與此同時，本應由財政提供的養老、就業、醫療、教育保障，卻走向了所謂的產業化。用經濟學術語表達：就是轉移國民福利給與經濟利益集團。要知道，這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在憲法和民主法律制度下，公開合法進行的。並且，幾乎沒有任何爭議。

    第三、中國財政沒有吸收西方現代國家財政管理的先進理念和技術。具有經典的王朝財政和前蘇聯財政的混合特徵。其在財政收入的獲取方式上，仍舊是單純的資金獲得，沒有國民財富的確認功能，中國至今沒有已完稅資產和收入的概念，中國黑色、灰色的收入和資產大量湧現，可以視為財政失敗的表現。同時，中國財政的支出，不尊重市場經濟原則，提供給國民的福利仍然是由政府部門強制分配，拒絕使用發揮市場功能，醫療和教育的補貼被行政部門嚴重虛耗，使得國民福利嚴重受損，形成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為了發展經濟的需要，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歸併於財政職能內的金融職能分離，逐漸形成和完善中國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中國在完善商人銀行的同時，開始投資銀行業務，並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十分遺憾的是，中國這種准戰時經濟體制的模式，毫不留情地給中國金融體制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特徵。這一特徵集中體現在中國的貨幣政策上。   

　　任何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源於貨幣政策。中國的貨幣政策，包含了三重對民眾的剝奪：
   
　　第一、絕對低存款利率。絕對的含義，就是無論是比較通貨膨脹，無論是比較國際金融機構標準，無論是比較貸款利率，都是絕對的低水平。這意味著，剝奪存款人應得的利息收入。筆者估算，這種剝奪絕對值可能高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就意味著，每年民眾失去8000億元的收入，而中國的市場也同時失去8000億元可能的消費；這就直接導致內需嚴重不足，過度依賴對外貿易，外匯結餘過快增長；這也就使得民眾生活改善緩慢，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不過，卻導致一些特殊企業獲得超額利潤。
   
　　第二、利息稅。國家財政收入來源應該著眼於三個方面：國有資源的轉讓和使用收費；法人和自然人的收入所得；財產轉移、商業經營和商品交易過程的必要稅費。但是，我們卻竟然長期選擇了利息稅。從民眾羞澀的錢袋中拿走不道德的稅收。相對應的是，理應建立起來的，針對富有人群財產和收入的課稅卻遲遲無法建立和無法有效實施。利息稅，作為國家困難時期，民眾幫助國家的一種手段，無可厚非。但是，歷經數年，國富至此，仍刻意刻薄取財於貧苦民眾，雖取財而失德，意義何在？
   
　　第三、高存貸差。中國無論企業還是個人，富不過金融。中國的腐敗和低能，濫不過銀行。然而，中國的貨幣政策，卻給予銀行等金融機構高於世界普通標準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存貸款差額，形成銀行在低能、低效、貪腐之下，仍然保持極高水平的收入。這種存貸差收入，本質上就是對民眾存款收入的剝奪和對銀行關聯利益團體的利益轉移輸送。隨著大型銀行的海外上市，由民眾提供的所謂利潤，也就是被剝奪的存款收入，成為全世界投資者分享的乳酪。
   
　　除了這三重剝奪，還有更為嚴重的政策導向：那就是政策性驅逐。負利率，特別是高額實質負利率，對民眾持有資金，主要是存款有強烈的驅逐效應，迫使民眾資金追逐增值資產，以達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否則，高額實質負利率將迅速吞噬他們可憐的存款。與此同時，由低利率轉移出來的8000億元的利益輸送，形成金融機構、壟斷企業、大地產商等低利率受惠團體的高額回報，最終表達為這兩年某些企業高速利潤增長，這就使得A、B、H股股票，變得如此美麗，足以構成對民間資本的強大誘惑。在中國相對狹窄的資產市場中，只有兩個可以容納民眾資金的蓄水池：樓市和股市。民眾在負利率驅逐下，蜂擁沖入。
   
　　於是開始最後的剝奪：富人對窮人的剝奪。或者說新利益集團對民眾的剝奪。這是在現行制度與法律範圍之內，通過資本控制、信息控制、甚至政策調整進行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有組織、系統的、大規模的剝奪。
      
　　可能由於匯率政策的進退失據，中國最終還將面臨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大規模資本掠奪。這種掠奪，甚至演化為，大國間非軍事對決。
   
三

　　中國的學術界幾乎沒有對經濟政策反省的能力。體制內的學者是現行政策的受益者群體（包括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學術團體、境內外企業機構的御用學者），他們不會、不敢、也不願對現行經濟政策提出異議，他們是受雇傭的傳聲筒、擴音器、辯護師，他們要依靠現行的體制吃飯和出名。體制外的學者，在中國學術霸權和話語霸權之下，人微言輕，窮而且賤，連芙蓉姐姐的影響力都沒有，妄論進行深刻的學術思考和對經濟政策的影響及推動。於是，即使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已經嚴重脫離中國經濟的現實，蛻變成為嚴重經濟問題的源泉，成為中國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的焦點，也不會有學者站出來說話。更談不上道德追問。

　　在中國畸形的商品經濟大潮中，中國學術界集體沉淪了，這幾乎導致中國思想界的整體墮落。中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進行經濟轉型，危險可想而知。

　　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對於經濟政策的影響力極其可憐。準確地講，即使他們具有某種民意的代表性，以他們的理論水平和學術功力，也完全無法對經濟政策進行反思，更妄談改變。

　　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能祈求，中國的最高領導集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傑出的政治能力、全面的學術修養、高超的管制水平。否則，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將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改革和完善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關鍵是要徹底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具有戰時經濟體制特徵的財政金融體制。財政政策必須強化國民收入合理再分配的特徵，必須強化對國民福利積極、有效、可靠的基本保障，必須有序退出對於經濟建設的高度參與。金融政策必須根除利益集團導向，結束針對民眾的掠奪性金融政策；金融政策應該回歸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體現市場理性，充分發揮管理層高度的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使之成為中國市場經濟中理性的槓桿，而不是最瘋狂的石頭。

　　中國的學術界，特別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高度重視中國的經濟政策問題，特別是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中國的行政精英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中國今後改革的攻堅部分，也是解決現在中國當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不容有失。中國的富有人群，特別是新利益集團，必須拿出偉大民族子民的良知，避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過度膨脹，損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任何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歷代王朝更替，根子都在財政金融政策。英美帝國的長期強盛，民主制度只是一個託詞，根子是他們有一套科學的、高效率的、對內公平的財政金融政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忽視對財政金融體制的改革，財政金融政策只是被動地服務於國家建設和市場發展的需要，削弱了其固有的功能。到了徹底反思財政金融政策的時候了。如果在這一領域出現失誤,中國將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許，我們為之奮鬥的，不過是一個原始自由資本主義的東方版本而已。

有見地

很有見解。

中國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很多東西都不敢放手,或許時間能改變這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