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有什麼

作者：郭齊勇

今天我們談國學，我以為，大約有這麼幾個層面：

第一是常識層面，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ABC。針對幾代人國學素養的不足，面對媚俗的大眾文化的衝擊，對國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國學初步的教育已是十分緊迫之事。這需要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配合。

第二是學術與技藝層面，即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間技藝、學術傳統之傳承。要通過微觀精細地研究，搶救、整理與繼承絕學，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需要國家與社會投入資金，養一些甘坐冷板凳的專門家，尤其要培養新生代，並造成代代相傳的機制、環境、氛圍。

第三是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面。國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例如《論語》《孟子》，按梁啟超的說法，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今天我們提倡國學，主要是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脹所導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縮或失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國魂與族魂的層面。提倡國學與吸納西學並不矛盾。對於祖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國方略，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越能學得西方文化之真，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構建新的中華文明。一味貶損、傷害中國文化之根，無益於西方精神價值的引進與融鑄，無益於新的現代文明的建設。

國學並不只屬於文化精英。實際上，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在我們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識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親那樣的人，包括「文革」後期我到湖北天門縣插隊落戶時周圍的農民老鄉，我當工人時到兩湖、浙江幾家大工廠培訓兩年間遇到的一些工人師傅，我們的小學、中學、大學的老師們，所有這些人以不言之教與言教影響其子弟與周圍人的精神的東西，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為人著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並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蒙學讀物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於職守，與人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和《四書》的一些內容。

但是，「五四」以來，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性的負面的或所謂醜陋的中國人等等的揭露，有些過頭，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爾虞我詐，內鬥內耗，我們出現過一些醜惡的現象（其實西方也有），但人們往往就會把賬算在國民性上，或要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承擔責任。我覺得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等，大大地弘揚出來。我不認為這是高頭講章。比方說，老百姓中，其實有很多相互關愛的品格與事例，我們要把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間留存的仁愛忠信，仁義禮智信等的道德資源加以保護、拓展。例如武昌區吳天祥副區長，長期關愛人民群眾，有很多感人事迹。又比方我是1966屆高中畢業生，我與同學們1968年下鄉的時候，我們是抱著尖銳鬥爭的心態下去的，以為我們是革命派，下去是去鬥爭地富反壞右的。結果鄉親們慢慢地化解了我們的仇恨心理，為批鬥對象（多為冤案或地富子女）講好話，以溫情在物質上、精神上關愛我們這些離開城市與家庭的知青。他們家裡的雞蛋、蔬菜很少，但總是送給我們吃。在田間勞動，他們告訴我們不要蠻幹，不要一口氣就把一輩子的飯吃掉了，要我們學會保護自己，又教會我們干農活的技巧。慢慢的，我們就懂得了人間的溫情。我小的時候，也親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在家裡的生活非常艱難，節衣縮食，但仍對鄰居與逃荒討飯的災民予以接濟。我覺得仁愛不僅是一種理想性的東西，而且是在民間有根源的活的東西。我們現在要有一種文化自覺，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內蘊的價值啟導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