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之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這個事現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會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事件。可以認為，這是毛髮動「文革」意圖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原因講，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原因，即毛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深層原因，即毛何以能夠發動起「文化大革命」。關於「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種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種說法。但是，這些分析和觀察大都把兩個層次的原因混為一談了。我以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還是「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中央高層的分歧，而這個分歧隱伏的起點就是七千人大會。有人認為，七千人大會毛同劉沒有什麼分歧。這恐怕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毛對這個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一個大會講話。書面報告在談到工農業生產減產、下降和目前的許多困難時，說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大會講話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缺點和錯誤與成績，全國總起來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講話特別舉了他到湖南農村調查聽到的農民的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提到了「三面紅旗」，他說，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又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再來總結經驗，那時侯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的話說的比較委婉含蓄，但聽話聽音，實際上可以聽出某種程度上批評的意味，

劉的書面報告，按程序是應該經過政治局討論以後再下發的，可這次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報到毛那以後，毛決定直接印發發會議討論。據參加報告起草的《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張沛回憶，當時他就覺得這件事非常蹊蹺：為什麼政治局不討論就發下去了？發下去以後就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而關於後面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指標提得太低了。華東的柯慶施對報告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表示不滿，說「越看越沒勁」。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中，彭真發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陳伯達發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辯解。後來，這就成了彭真的一個罪狀。林彪的大會講話，更是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對於林彪的講話相當欣賞。林一講完話，毛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會後不久，毛審閱林的講話整理稿后批示說，林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還有一段看起來挺蹊蹺的批語：「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話裡有話，「那些人」是些什麼人？什麼人認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據說，毛問羅瑞卿：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

對比劉少奇和林彪的講話，兩人的基調大不一樣。而毛顯然是相當欣賞林的講話的。這不能不說是毛對劉不滿的開始。
七千人大會後，毛去外地，劉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層的分歧凸顯出來的半年。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上、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措施上，毛澤東不滿中央一線。聯繫到當時的國際共運大論戰，毛對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統戰部也不滿。當時，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對外關係上有一個長篇的意見書，主張在對外關係、對外鬥爭方面要講究策略，后被批判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中央統戰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開了兩次會議，調整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被指責為「階級鬥爭熄滅論」和「投降主義」。這樣，在毛看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滅」、「階級鬥爭熄滅論」、「投降主義」，整個黨都完了，大勢已去。不僅僅是劉的問題，而是整個黨的問題。他當時跟外國黨代表團多次談話，都講到了這個意思，說「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國內綱領，這些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也就是他後來說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混進了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得更清楚：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說的「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顯然就是「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