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火箭總師：為炎黃子孫爭氣了！

兵器知識２００７．０５
　　口述／＂長征＂３號總設計師謝光選院士
　　文字整理／本刊記者林儒生
　　我自己是個真正的老兵工。我的運載火箭設計生涯也是從搞兵工開始的我對兵工的感情星很深的……
　　我是江西南昌人，祖父是當地著名的中醫，他留給後輩的祖訓是＂寧存千卷書，不置萬畝田＂。父親謝哲孫精通金融會計學，在江西銀行界頗有聲望，他給我們的教導是＂讀萬卷詩書，學一技之長＂。母親鄭壽微淳樸善良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可以說，我生活在一個生活比較優裕的書香門第家庭。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我們家庭的寧靜，在戰火紛飛、生靈塗炭的日子裡，我們也像千百萬中國人一樣四處流浪、艱辛備嘗，最後總算在當時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安頓下來。此時家道中落，所以我在重慶青木關中學讀書的費用全是借的錢。１９４２年，我報考的西南聯大、中央大學都來了錄取通知書，但苦於囊中羞澀，只好選讀了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現台灣中正理工大學的前身），因為那個學校各項費用全免，而且師資力量雄厚，設施先進，生活條件也很好。學制五年，我是造兵系（武器製造）第九期的。
　　１９４６年我大學畢業，１９４７年初被分到瀋陽兵工廠，當時叫９０兵工廠。那個廠子很大，原來是張作霖的兵工廠，後來日本人又加以擴建，設立了幾個分廠。蘇聯紅軍進入東北以後，廠子里的大部分機械設備、精密檢測儀器都被他們給拆走了，但一些拆不動的笨重機器：水壓機、鍛壓機床、吊車和變壓器等還是留了下來，當時那些設備在我們看來還是很先進的。總廠廠長是陳修和少將，他是陳毅元帥的叔輩兄弟，人很好。我被分配２分廠（解放后改為７２４廠），主要從事６０迫擊炮彈和１２０迫擊炮彈的生產。此時解放軍已經逼近瀋陽，局面很亂，工廠也停產了，我們都住在陳修和的別墅里，他對我們講：＂我能走你們跟我走，我走不了你們也走不了，我哥哥是共產黨的高級將領，你們就聽我的吧。＂１９４８年瀋陽就解放了。由於我們都戴著國民黨徽的技術軍官帽子，所以被解放軍押到一個師部里，不過對我們也還客氣。這時何長工同志（時任東北重工業局局長）通過胡倫同志找到了我們，胡倫同志說：＂你們都是技術兵，沒打過仗，願意留下參加革命的，我們很歡迎，不願意的發給路費回家。＂何長工是個很愛惜人才的領導幹部，對我們很好。後來我回原廠當技術員，按團級幹部待遇。當時正實行供給制，我們吃中灶，八人一桌四萊一湯，比原來吃得好多了，工人是大灶（大鍋飯）。那時有兩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挺有意思的，說給大家聽聽。
　　一次在某處倉庫里，我發現了許多印著英文的箱子，看守倉庫的解放軍不知道是什麼，我仔細一看，原來是美軍的軍用野戰口糧（援蔣物資）。我找了一輛大卡車，就拉了回去。口糧分早中晚三種，葷素搭配，挺好吃的，早餐盒裡還有香煙，足見二戰時美軍的後勤供應就很不錯了。　
　何長工同志是東北局的高級幹部，他有一輛小汽車，是原東北剿總副司令官衛立煌的專車，美國造的，很漂亮，而且還是無極變速的，這在當時是極少見的。可沒有人會開，因為車上標識都是英文。我在大學英文很好，一看就明白了，於是就成了何長工的專職司機，每天也和他一起吃小灶，雞鴨魚肉特好。開了１５天，何長工笑著說：＂你還是回工廠當技術員吧，我可用不起你這個團級駕駛員。＂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後，從前線反聵回來的地面作戰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打擊美軍坦克。因為當時我軍坦克很少，反坦克武器主要依靠炸藥包、手雷。志願軍反坦克傷亡很大，平均擊毀一輛坦克要付出傷亡一個班戰士的代價。美軍坦克經常成三五輛隊列、互相交叉掩護以防我軍迫近襲擊（把炸藥包塞到履帶處）。所以前線迫切需要一種能在較遠距離上打擊坦克的武器。這時原國民黨兵工總署火箭科技正（總工程師）徐蘭如由南京分配到我們這裡。徐蘭如先生曾留學美國，對固體火箭噴氣理論有很深的造詣，他還從美國帶回一冊＂噴氣原理＂的雜誌，我把它借來原文抄了一遍，這對於我日後從事火箭技術工作幫助是很大的。
　　由於戰爭的緊急需要，徐蘭如率先研製成功１３５式多噴口旋轉穩定火箭彈，效果良好，隨即投入批量生產。緊接著我研製了２４１式單噴口尾翼穩定火箭彈，該彈吸取了繳獲的美製９０式火箭彈的優點，構造比１３５式更加簡單，飛行穩定，準確性也有相應提高，垂直破甲達１００毫米以上。１９５１年，我榮獲＂瀋陽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
　　由於當時我國沿海許多島嶼尚未解放，為了登島作戰，必須有一種適合船載的火箭炮（因為線膛火炮后坐力太大，不能放在臨時徵招的普通民船上使用）。所以我主持設計了５０６式６管火箭排炮，這種火炮很輕便，可以拆開由人背或畜力馱運，發射徐蘭如設計的４８８式火箭彈，射程達６０００米，火力很猛。在此基礎上改進的火箭炮在朝鮮戰場、解放一江山島、越南的奠邊府戰役中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火箭彈所採用的空心裝葯技術和固體推進噴氣技術（推進劑由硝化棉壓制而成），現在看起來算不了什麼，但在當時是很先進的。
　　原先我們廠生產大口徑的炮彈，都是將ＴＮＴ炸藥熔化后澆鑄到彈頭內，但這種方法工藝複雜、成品率低，生產效率也低。在蘇聯專家米留申的協助下，我採用將ＴＮＴ加溫到８０℃，成半融可塑狀用螺桿旋轉壓入彈內的方法獲得成功，大大提高了各項技術指標，每天三班生產可達２４００發。以後這種方法推廣到全國許多兵工廠。２００２年我回瀋陽７２４廠參觀，他們仍在使用這種方法。同時我又設計了車間水泥鋼筋安全防護牆、輕型屋頂、噴水滅火及送排風系統等一整套相關防護安全設施，有力地保障了生產安全。
　　當時７２４廠在全國兵工系統內名氣是蠻大的，因此國家和軍隊領導人都來過，現在回想起來挺有意思的。
　　１９５１年毛主席訪問蘇聯歸來，到我廠視察，由廠長陪同。那天在車間里，我正躺在一門５０６火箭炮發射架的底部，調整＂分電盤＂（控制發射順序的裝置）一雙腳還露在外面，廠長跟我很熟，可他居然沒叫我一聲出來見主席，後來我知道了抱怨廠長好幾次。廠長說，他也是太緊張給忘了。那時，毛主席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實在是太高大了。
　　還有一次劉少奇同志要來廠觀看ＴＮＴ裝葯生產線，為了絕對保證安全，我們把ＴＮＴ換成紅糖，從外觀質感上看，紅糖和ＴＮＴ還挺像的。少奇同志參觀完以後，車間把一個裝著紅糖的＂炮彈＂送給了我，結果我吃了好幾個月的紅糖。
　　１９５６年陳賡大將來我廠檢查工作，廠里指派我陪同，由於我不認識陳賡，結果出了＂岔子＂。那天，陳賡在８名警衛的護衛下，來到我們車間門口。那些警衛個個人高馬大、挎著駁殼槍，很威猛。可其中有人還叼著煙，我一看就急了，馬上命令他們＂繳械＂，沒收煙火，要知道這車間里都是炮彈，出了事那還了得！在車間里陳賡一面仔細地看，一面問我火箭彈的各項技術參數，我都以廠子有規定，保密不能講來回答，一來二去，陳賡急了，＂你對我還保密？找你們的廠長黨委書記說話！＂車間實驗室里有一部電話，我打電話到厂部，這才知道是陳賡大將，可先前他們只講是哈軍工的人來檢查。陳賡參觀完車間之後，又詢問了我關於發展火箭技術的問題。我說從目前情況來看，德國在二戰時期發展的Ｖ－２火箭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武器，陳賡很吃驚。我就把Ｖ－２的詳細技術參數向他做了介紹，並建議我們也應該發展這樣的武器。陳賡大將一直在認真聽我講，並讓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他的筆記本上。最後他說你到北京工作吧，我說不去（那時我的工資已是２５０元，當時豬肉才二三毛錢一斤。而且７２４廠的福利各方面都很好，當然，這些我沒好意思和陳賡同志講）。他一聽我不願去，有些生氣，＂訓＂了我有十幾分鐘，我也只好同意了。我問他到北京什麼地方，幹什麼工作，他都說：＂你不用管，到時候就知道了！＂
　　後來中組部先後發了１３份公函（這種情況是極少見的），我才離開瀋陽。因為我原先在國民黨兵工廠干過，當時政審又很嚴格，所以頗費了一番周折。當我帶著家屬到北京時，才發現前來接站的竟是我在兵工大學的老師任新民先生（我國著名的火箭專家）。１９５７年我正式調入國防部５局（第５研究院）工作。
　　從１９４２年考入兵工大學到１９５７年離開兵工系統，差不多有１５年的時間，這個階段的理論學習和工作實踐對我日後從事導彈和火箭事業幫助是很大的。如在大學里丁觀海教授的＂彈性理論＂對我參與研製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陸志鴻教授的＂金相學＂對＂長征＂３號三級發動機液氫液氧貯藏箱耐低溫金屬材料選用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瀋陽７２４廠期間，對固體推進劑、爆炸理論計算等也令我受益匪淺，所以我講：是兵工培養了我這個導彈運載火箭專家！
　　來到北京之後，我先是參加了由蘇聯專家組織的我國引進的Ｐ－２導彈（蘇聯在德國Ｖ－２導彈的基礎上加以改進的液體推進彈道導彈，性能比Ｖ－２稍有提高）訓練班。對現代導彈技術有了初步的感性和理性認識。同時我又鑽研了陀螺力學、控制論、可靠性數學、二相流和熱傳遞等相關理論。１９５８年我擔任了仿製Ｐ－２導彈（代號１０５９導彈）的地面裝備技術總負責人。１０５９導彈在當時也是舉國家之力的＂天字第一號＂的工程，得到了１４５０個單位的大力支持，涉及到７０多個學科和專業，歷時數年，耗資幾個億，才得以完成。敬愛的朱德元帥和錢學森博士也親臨工廠視察，我全程陪同，並作了詳細講解。
　　在仿製１０５９導彈之初，關於建導彈工廠還有過一段插曲，在長辛店開會研究這個問題時，我頭一個反對建新廠，我說蓋一個新工廠，憑我過去在兵工廠的經驗，四年也造不出火箭，不如選一個舊廠加以改造。當時在座的都是軍隊高級將領和火箭導彈技術方面的頂級權威，我這樣講是有一定風險的，也需要勇氣，但我完全是從工作方面講的，絲毫沒有個人私心雜念！後來會議贊成了我的提法，把廠子選在空軍南苑的一個飛機修理廠（２１１廠），通過實地考察，錢學森、陳賡和蘇聯專家也很滿意，１０５９導彈就是在那裡生產的。
　　１９６０年我擔任了我國獨立研製的第一種彈道導彈ＤＦ－２號導彈的總體設計部副主任設計師，ＤＦ－２射程??法就是增加推進劑，這樣一來導彈就成了＂細高個＂（長徑比不合理）。但在具體設計時又沒有考慮彈體的彈性振動。這讓我想起了兵工大學丁觀海教授的一段話：＂高樓、鐵塔、橋樑等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彈性振動及其影響問題。＂當我把有關彈性振動的問題提出來以後，有的專家認為導彈長徑比不大，火箭又小可以不考慮。有的說看一下蘇聯的設計資料有沒有這方面的論述，但我也沒找到，又沒有相應的試驗裝置。在這種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只好先做一次飛行試驗。說實話，我對能否成功一點信心也沒有。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１日ＤＦ－２發射，結果導彈飛行中出現大幅度搖擺，發動機艙著火推力消失，６９秒后墜落在距發射點約７千米處。我和同事們根據飛行試驗的遙測、光測數據找出了失敗的原因，導彈飛行中彈體振動干擾了控制系統，使導彈姿態角發散，加之發動機局部強度不足，在振動下破裂導致飛行失敗。
　　１９６２年９月，重新建立了ＤＦ－２導彈設計師系統班子，我任總體部主任設計師。
　　針對導彈振動問題，我們採取了數學模型理論計算和試驗兩個方案來解決問題。首先我們以剛體力學描述了火箭繞質心運動的形式，得出了固有頻率。用波動方程把箭體看作兩端自由、自由梁的方程組。列出計算表格。分成兩個組計算（用手搖計算機），歷時３個月得出了火箭橫向１、２、３階段的彈性振型，兩個組計算結果相差甚微。計算結果證明，彈性振動的固有頻率都大於剛體箭體的固有頻率。然後採用濾波網路技術將二者分開，把彈性振動的振幅衰減到零，或可忽略不計的微量級。讓剛體運動的頻率進入控制系統穩定迴路。經過綜合放大後送入伺服機構，產生穩定力矩，保證火箭飛行。我們又建立了全彈振動試驗塔，經過試驗得出的數據與計算結果相比小於０．５Ｈｚ（赫茲），從而圓滿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為了在火箭研製生產發射的全過程中，都能實施有效的管理，我提出了１７項地面系統工程試驗程序，分為８個階段。生產分為模型、初樣、試樣和正樣四種，完成後試驗鑒定合格報上級批准才能發射，這種方法後來為各型號導彈研製生產所通用。
　　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９日，ＤＦ－２號中近程導彈試驗成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緊接著中央專委就兩彈結合的近期工作做了部署，決定由二機部（原子能工業部）和國防部５院具體負責，５院負責抓總。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１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專委會，原則上同意國防科工委提出的兩彈結合先冷（彈頭不裝原子彈）后熱（彈頭裝原子彈）的方案。緊接著聶榮臻元帥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進行了具體布置，並代表總理宣布我為兩彈結合技術協調組組長，９院的龍文光副總師擔任副組長。８月３１日，聶帥同意了我們呈遞的兩彈結合飛行試驗大綱，９月８日相關人員開赴酒泉基地進行技術合練。１０月１３日第一發冷彈發射成功，３天以後第二發冷彈也獲得成功。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中央專委開會，一張大地圖就鋪在地毯上，周總理親自主持會議，葉劍英元帥講完之後，周總理說：＂四句話，十六個字：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這時我舉手發言：＂萬無一失，我做不到！＂與會的元帥、專家們都用驚詫的目光看著我。
　　周總理笑了笑，平靜地對我說：＂只要你們把能想到的問題想到了；能做到的做到了；能夠發現的問題解決了，就是萬無一失。＂
　　我心悅誠服地表示了同意，總理提出的十六宇方針，後來成為我們航天系統的至理名言。
　　周總理又接著說：＂你們經過反覆試驗，預測導彈掉下來的可能性只有十萬分之六，也就是不到萬分之一；即使掉下來，地面也可以控制核彈頭不爆炸。因此可以說這次試驗的只有很小的一點點風險，而成功的把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你們說是不是這樣啊？＂與會同志一致同意總理的意見，會議又討論了一些技術細節后，圓滿結束。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兩彈結合試驗成功，彈頭精確擊中目標，原來我們向總理遞呈的報告中寫的是準確，而總理看了數據之後，改成了精確，至於究竟是多少，現在還屬機密，不能講。
　　這次發射，我太緊張了，在導彈主動段飛行的近１００多秒內，汗水不斷由后脊樑流出，古人講的汗流浹背，在那一刻我有了真切的體會，要知道十月下旬戈壁灘已經相當冷了。
　　文革期間，由於周總理的保護，我沒有被抄家、批鬥，還正常工作。造反派對我講：我們奪的是政權，不是你的技術權。我說讓我靠邊站也可以，你們有什麼不明白，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他們啞口無言了。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長征＂１號運載火箭發射＂東方紅＂１號人造衛星成功，在此基礎開始研製供返回式衛星使用的＂長征＂２號運載火箭。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５號＂長征＂２號第一次發射因一根導線在空中被慣性力拉斷，發射失敗。此後我被任命為再次發射的技術負責人，背水一戰，我帶領相關人員夜以繼日地投入工作。
　　１９７５年曾長期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張愛萍上將復出，他在＂長征＂２號質量動員會上針對＂長征＂２號作了一首四言古詩，＂生於亂世，先天不足。精心保健，診斷從速。內臟脈絡，檢測周密。氣血暢通，筋骨有力。一鳴上天，為民爭氣＂。在張愛萍同志的直接督促下，我們群策群力，排除萬難，更換了箭上儀器４３台件，最終火箭於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發射成功，使我們的低軌道運載能力達到１．８噸。
　　１９７７年我被任命為＂長征＂３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在＂長征＂３號的研製過程中，我們重點進行了３項攻關研究。第一，抑制了火箭的縱向耦合振動（ＰＯＧＯ），我先後主持了相關單位聯合試驗的６次ＰＯＧＯ會議的討論。由於各個單位的通力合作，＂長征＂３號在以後的各次發射均未出現耦合振動的問題。第二，解決了液氫液氧的低溫貯藏技術，液氫的溫度在零下２５２℃；液氧溫度在零下１８３℃，在這樣低的溫度下，金屬和非金屬的機械、物理性能都較常溫下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共進行了２９項共２４９次試驗，取得了大量數據，解決了材料和工藝問題，從而為＂長征＂３號使用低溫燃料發動機鋪平了道路。第三，＂長征＂３號運載火箭第一二級採用了＂長征＂２號的常規推進劑發動機，第三級採用了具有２次啟動能力的新型氫氧發動機。液氫液氧燃料具有高能、無毒、無污染、無腐蝕等突出優點。但也存在著沸點低、密度小、易燃易爆，而且在太空失重場高真空度情況下啟動困難等許多問題，因此世界上只有極少幾個國家掌握此項技術。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９日發射的首枚＂長征＂３號運載火箭，第３級氫氧發動機在２次點火３秒鐘后推力突然消失，未能將衛星送入預定軌道。我們經過對事故的科學精確分析，採用了有效的３條技術措施，４月８日＂長征＂３號順利把試驗通信衛星送入離地球３６０００千米軌道。４月１５日美國宇航局局長貝格斯先生致電七部部長張鈞：＂你們完全可以為中國航天計劃中的這一重要技術里程碑而感到自豪了。為＂長征＂３號運載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
　　１９９０年４月７日的雷電雲霧之夜，＂長征＂３號運載火箭把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亞洲一號通信衛星送上太空。這是我國＂長征＂火箭首次進入國際衛星發射市場，意義重大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前兩年有幾位在美國的老同學和美籍華人朋友到我家探訪，我說：＂發射衛星可以為社會主義祖國爭光，為中國人民爭氣。＂他們十分懇切地問我：＂你這個說法可不可以改一改？我們在國外，不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把『為社會主義祖國爭光』改成『為祖國爭光』？另外你們『人民』一詞的定義很嚴格，能不能把為人民爭氣改成『為炎黃子孫爭氣』？＂我聽了很受感動，說可以改，可以改，現在就改！
　　＂長征＂３號火箭是全國通力協作的結果，僅科研協作單位就有６００多個，作為＂長征＂３號的總設計師，我要發自內心地向他們表示感謝。與外國同類航天器的造價相比，＂長征＂３號是很省錢的，記得有一次聶帥打電話問我錢花完了沒有？我說沒有呢！聶帥說沒有就好，不過你真是個江西＂老摳＂……
　　近些年，我國的航天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前途光明無可限量，但老航天人紮實肯干一絲不苟的精神不能丟。我雖然已退出科研一線，但仍時刻關注著我們航天事業的發展，並在多個學科作著預研性的工作。＂學無止境，持之以恆，必成正果！＂
　　［題后語］聽完謝老的講述以後，記者最深的感觸就是謝老敢講真話，借用唐朝王昌齡的名句＂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采形容這位我國航天界的泰斗，應該是非常恰當的。在本文的採訪過程中，鎮江大學的張英凡先生給予了大力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謝光選院士！（很像我爺爺）真的！

謝光選院士這樣的科技工作者是我們民族的脊樑！讀該文最深的感觸就是謝老敢講真話，決不趨炎附勢！踏踏實實地為國家和民主辦實事！

文章中生動地描述了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如何操勞我們的軍工事業，文革中如何保護我們的科學工作者……該文還提到了聶帥、何長工、陳賡、張愛萍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軼事趣聞，也讓人領會到我國軍工事業發展的艱辛……

致敬

一片冰心在玉壺

無條件頂

為中華民族有這樣的優秀兒女自豪！！！順便再說一句，樓主的新形象真漂亮，呵呵

打心裡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