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戰略產業發展需要媒體支撐

中國戰略產業發展需要媒體支撐

           宋曉軍


今天，《環球時報》以「戰略產業，突破西方信息圍剿」為題，發表了一篇我的署名文章。這是前不久我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聊天時談的一些話題，後來他希望我寫出來，於是報社的編輯就約我寫了這篇文章。由於我經常寫博，可能寫的羅嗦了一些，文章發表時，編輯刪了大約一千字左右。我現在還是把我的原稿貼在這裡，希望大家為我國戰略產業發展出謀劃策。

中國戰略產業發展也需要媒體支撐

    在2007年的第一季度里，媒體上出現了中國戰略產業突起的熱潮。其中代表「作品」就是中國宣布要自行設計製造大飛機和中國接連發射了兩顆「北斗」導航衛星。從媒體的角度看，這種中國戰略產業的「熱潮」與來自西方媒體的信息干擾和衝擊是不無關係的。很多是因為國外媒體先報道了一輪，我們的媒體才跟進「炒作」一輪，然後就等待下一個目標。明明是自己國家的正常發展，為什麼要給受眾一種「追西風」的感覺呢？這是不是暴露出在中國戰略產業向世界水平發起衝刺的過程中，中國在包含有文化、制度、傳媒等要素的軟實力方面仍處於懵懂狀態呢？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中國媒體面臨的新挑戰
    最近中國戰略產業的發展指向，似乎每一個都是在摘美歐大國戰略產業的「心肝」，比如大飛機、導航衛星、高溫氣冷核反映堆、龍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3G無線通信技術等等。怎樣解釋中國戰略產業的這種「井噴期」到來的現象呢？如果我們把目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比喻為以GDP增長作為速度的賽跑的話，那麼中國目前是正處在第四名的位置上。縱觀跑在我們前面的德國、日本和美國以及排在後面的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是在一些戰略產業和高技術上有領先優勢的經濟強國，而中國的「第四名」恰恰是在相當程度上付出了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金融流動性過大、低水平出口加工業盲目擴張、就業壓力大且扁平化等代價換來的，因此最近中國戰略產業 「井噴期」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製造業自主創新進行產業升級、為中國經濟尋找一條可持續發展出路的一個必然的邏輯結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對中國戰略這種「井噴期」到來時一些西方媒體的反映。
   「巨龍已醒正在撼動世界」，這是美國導航衛星權威雜誌——《GPS世界》2006年12月1日的文章題目。作者阿蘭·卡邁隆在文章一開頭這樣寫道：「現在中國已經通過新的『北斗』（導航衛星）製造出了更多的聲響。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前景吧。首先，讓我們先跳出專家的視角，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拿破崙"波拿巴曾經說過：「『當沉睡的巨龍蘇醒，他將撼動世界』……。」這是美國GPS權威媒體對中國「北斗」衛星評述的開始。
    中國在導航衛星這種十幾年前西方大國剛剛進入民用領域的高技術產業發起衝擊，引起美歐媒體、特別是他們專業媒體的驚呼是很正常的事情。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媒體要更關注他們驚呼背後的那些東西，以此來校正中國戰略產業發展在競爭環境中的「媒體位置」。比如「巨龍已醒正在撼動世界」一文，在前面驚呼之後，馬上就進入了很專業的分析，將中國即將要建立的第二代「北斗」導航衛星系統與歐洲拖延的「伽利略」系統進行比較，探討中國新二代「北斗」系統是不是會超過「伽利略」成為GPS的潛在對手。而這正是問題的本質，同時，也是西方非專業媒體製造「中國威脅論」的信息來源。可以預計，隨著中國戰略產業日後發展的進程，這種「中國威脅論」的聲音會越來越大。
    西方非專業媒體利用一些專業媒體的數據、結論製造「中國威脅論」，往往採用的是放大、進而引向軍事、經濟對抗的手法。面對這些，我們的媒體一方面可以正面回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根據那些數據和結論，讓我們的受眾在正確認識中國戰略產業發展瓶頸的同時，鼓勵受眾脫離「對抗情緒的積累」進而轉向與國家發展同生共進的理性思考。如果說中國不得不在發展戰略產業上發起衝刺，是中國因經濟快頭太大不能鑽發達國家褲襠實現現代化的一場硬體「攻防戰」的話，那麼雙方的媒體一定也無時無刻地在信息空間里進行著「軟性」的博弈。這種博弈中既有對對方的具體技術水平、資金多少和決心意志的試探、評估和分析，更有對對方決心與意志的干擾和「攻擊」。目前來看，因中國戰略產業發展、突起所形成的雙方媒體在信息空間里的博弈中，特別是在信息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中國的媒體仍處在被動防禦的位置上。
    那麼怎麼樣才能「轉守為攻」呢？筆者認為，如果盲目的封堵和迴避，顯然是一種自廢「軟實力武功」的被動戰法，而停留在表面的「對罵」式的炒作，也會把我們寶貴的民眾愛國主義資源推向極端，最後很可能變成了自我干擾。因此，我們的媒體首先要認識到自身就是伴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種重要的軟實力，怎樣用媒體作牽引完備中國的軟實力？怎樣在信息空間里瓦解對方的干擾和「攻擊」？怎樣在一個信息開放的環境中將國家升級戰略產業的決心和意志向廣大受眾正確傳達？怎樣通過信息空間的博弈迫使對方達成一種總體上的妥協？可以說都是未來中國媒體面對的挑戰。
                            軟實力戰略應用的案例
    軟實力的戰略運用，在一個民族國家的運用是非常常見的。
    比如60年代美國因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造成了國內的社會凝聚力急劇下降時，登月卻成為了一個找回社會凝聚的軟實力著力點。不僅媒體而且娛樂界也參與進來，製造了一個以太空文化為基礎的文化強勢的凝聚場。甚至現在很多年齡稍大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念念不忘在那個文化強勢中誕生出來的搖滾樂隊。
    最近的例子是伊朗核問題。如果我們不考慮法理上的正確與否，只從手法上看，伊朗核問題中確實也是其領導人成功利用軟實力的範例。法國原駐伊朗的科技文化參贊弗雷德里克"特里耶（1999～2001年，現在在法國國防部研究伊朗政治和核問題）在2004年寫的《伊朗時刻》一書中透露，2003年伊朗沙里夫學院的500名大學生向政府寫了要求發展核能的公開信后，作者就前瞻性地預料到內賈德若當選總統後會在核問題上走向強硬。此書後來經過作者修訂於2006年2月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翻譯成英文，作者本人也成了美國研究伊朗問題智囊機構的座上賓。他認為核計劃是伊朗與國際社會博弈的籌碼。實事上，我們看到恰恰是內賈德在當選后，他和他的團隊通過媒體、集會等軟實力的呈現手段，將和平利用核能與「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平民理想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在國內民眾中形成了一種讓西方決策者難以判斷的決心和意志。
    伊朗民眾發展核能力的這種決心和意志，正是美國在對用武力更迭伊朗政權評估中一個重要的不確定的「變數」，進而影響和干擾了美國最終下達軍事打擊伊朗的決心。在美國無法評估「變數」難下決心的時候，伊朗適時不斷改變美國已知的「定數」——啟動離心機的數目。伊朗目前設計使用的離心機為P-1型，國際原子能機構估計該機的分離能力為2～3個分離單位，而國際上一般認為每年生產1千克90%以上濃度的高濃縮鈾需要220個分離單位，由於伊朗核武器設計和加工技術不高，所以1枚核彈需要25千克的高濃縮鈾，也就是說伊朗要生產1顆核彈需要5500個分離單位，這需要大約2000台離心機串聯工作，考慮到鈾濃縮過程中的材料損失，伊朗將串聯的離心機數量設計為了3000台，其1年的生產能力剛好可以滿足1枚核彈的需要。現在伊朗又不斷通過媒體對外宣布增加開啟的離心機數量正在逼近3000台，這種不斷增加的「定數」與作為軟實力呈現的決心和意志的「變數」疊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伊朗作為防禦一方不斷增值的外交籌碼。而這很可能讓伊朗在獲得最大安全利益的基礎上，進入與美國和西方達成某種戰略上妥協的過程。
    事實上，在這場博弈中伊朗首先明確了美國更迭其政權的企圖，也就是美國試圖通過核問題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進而也就明確了在信息空間里進行博弈的內容。隨後伊朗調動了一切可以強化信息空間里呈現和平利用核能的決心和意志的要素，來影響美國對其實施軍事打擊的決心和意志，最終在留有一定妥協空間的基礎上，階段性地實現了反威懾博弈效果。
                        媒體對中國戰略產業的支撐
    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軟實力中的宣傳動員能力，恰恰中國所具有的優勢，即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優勢曾經為中國的工業化起步、特別是國防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那麼在中國戰略產業再次向世界高水平發起衝擊的時候，怎樣在原有的優勢上進行累加和修正，無疑是中國媒體不可迴避的責任。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隨著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加速和對自主創新項目的投資力度的加大，一些戰略產業與發達國家的戰略產業的競爭是必然的，即所謂的結構性矛盾。而這種矛盾發生衝突時，往往最先會體現在雙方在信息空間里的博弈上，比如先期產品概念的確立，比如同一個市場中的營銷、產品推廣等等。由於中國是工業化的后發國家，在軟實力的某些方面，如品牌的確立、市場營銷和媒體配合等方面的博弈上必然處於弱勢，因此當中國決定將戰略產業升級時，同步強化在信息空間里參與博弈的相應的軟實力因素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其實中國在工業化早期就有過現實的例子。比如1931年9月28日由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由15家國貨工業企業組建）創辦的《機聯會刊》，就是宣傳當時中國製造業的一個媒體。筆者手頭就有藏有幾十本當時的《機聯會刊》，筆者隨便拿一本1936年2月1日出版的《機聯會刊》，上面就有一則賡和牌風琴的廣告這樣寫著：「設立27年為抵制舶來風琴之先鋒。」現在看來，那個年代的廣告有點直接、有些「貿易保護」的嫌疑，但是在1992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為了通用動力公司帶動的那幾十萬張選票，不是也公然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承諾將150架F-16戰鬥機出售給了我國的台灣地區嗎？當時美國的一些媒體不也是搬出「與台灣關係法」為總統的決定在自圓其說嗎？事實上，在民族國家存在的前提下，國家保護自己戰略產業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當然，現在軟實力的較量更加複雜和更加講究技巧了。比如在中國政府宣布自行發展大飛機后，美國《航空與空間技術周刊》馬上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製造大飛機面臨重重阻礙」的文章，列舉了中國自行發展大飛機的種種障礙。其中之一就有中國無法解決研發大飛機的資金持續投入的問題。這時我們的媒體如果先期預料到對方會釋放出這種信息干擾，完全可以事先就中國的融資渠道、甚至百姓關心的股市房市匯市以及是否要建立中長期戰略風險投資和制度監管等問題，在請相關專家在分析梳理的過程中，提前使受眾對中國發展戰略產業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清醒的認識，提前在受眾心理上構築信息防線，進而做出中國發展戰略產業信心和意志不容質疑的回應。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本質上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同時也一定是伴隨著軟實力不斷創新升級的過程。甚至在某些時候、特別是產業結構升級處於趕超的階段，軟實力的創新與升級很可能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看，在未來的10年伴隨著中國戰略產業的衝刺性發展，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由四進二的「彎道」加速，作為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媒體應該如何創新與升級？應該如何突破來自對手的信息「圍剿」？應該如何為中國戰略產業在與對手賽跑的「彎道」上加速而鼓勁加油？都應該放在國家發展的大戰略中去謀划，這也正是未來增強中國綜合國力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