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現代西藏分離運動現狀及趨勢的漫談 ZT

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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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9年的西藏叛亂失敗后，十四世達賴拉木頓珠-丹增嘉措與當時支持西藏獨立的僧俗勢力不得不流亡印度。在印度尼赫魯政府的默許下，達賴及其追隨者以印度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作為海外流亡活動的大本營，開始發起曠日持久的西藏分離運動，時至今日，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在1959年到2006年的這段歲月里，當整個世界以及我們的中國經歷了東西方冷戰、美蘇爭霸、蘇東劇變、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六*四動亂等一系列歷史洪潮之後，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分離運動卻依然活躍在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隨著同時代風雲人物與他們事業的紛紛終結，達賴喇嘛憑藉藏傳佛教格魯派首席精神領袖的特殊地位仍然致力於各種有利於西藏分離勢力的活動。
　　?? 在當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達賴喇嘛已經成為西藏分離運動獨一無二的象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達賴喇嘛就是達蘭薩拉乃至整場西藏分離運動的太陽。近50年的滄桑巨變之後，達賴也從一個弱冠青年變成了今日的垂垂老朽，逐漸步入人生的古稀殘年。在夕陽餘暉的照耀下，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權以及西藏分離運動也將進入更加難以捉摸的歷史新階段。如果中國政府和「藏獨」勢力不能在達賴的有生之年達成有益的共識與妥協、做好積極充分的準備工作，那麼隨著達賴身後接踵而來的靈童轉世、「藏獨」新舊勢力交接班、中國與印度相繼崛起以及東亞大國博弈趨於白熱化等事件的必然發生，西藏分離問題中種種醞釀已久的矛盾就會集中爆發出來。屆時西藏分離問題恐怕將徹底展露出大國博弈的本質影響，可能會迫使各方最終只能從暴力手段中尋求解決途徑，這樣一來就將對南亞安全局勢、中國的穩定與崛起乃至整個遠東安全局勢造成重大影響。
　　??放眼當前的國內社會，經歷了建國后近半個世紀風雲變幻的中國人可能早已淡忘了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分離運動，除了政府偶然發布的幾則不痛不癢、莫測高深的社論與公告以外，國內民眾對達賴喇嘛的近況恐怕已是知者寥寥，對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權以及活躍於海外的西藏分離運動更是恍若隔世之語。但這個暮年僧侶以及他的分離運動至今卻依然是影響中國全局大勢的核心問題之一，與台灣統一、領土紛爭、地緣安全局勢等諸多熱點問題一同牽動著中國最高決策當局的思維與心緒，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響著中國的安全、外交與軍事政策。通過此文，筆者希望儘可能客觀、全面、真實、深入地向國人介紹並預測西藏分離運動的現狀以及今後的趨勢，並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思路與參考，期望能夠重新喚起國人對這片失落領域的應有關注，進而更多地致力於推動西藏分離問題的早日解決，維護、促進國家與民族的統一、復興。

第一部分 達蘭薩拉的夕陽
　　?? ——現代西藏分離運動的歷史源流與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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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西藏地方政權的「解放」問題很快就被提上中央政府的議程，中央政府對待西藏地方政權的最終決斷就是要建立實質性的統治，將西藏納入中央政權的統一管理之下。在明、清兩代中國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的關係之中，西藏地方政權可謂是「自治」得最為徹底、最為長久的一方民族區域。即使在滿清對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實施高度控制的年代，滿清政權也只在西藏派駐了駐藏大臣以及象徵性的一些駐軍，對於西藏內部的各項事務基本都遵從當地勢力的意願聽其自治。到了清末與民國這段中華民族的劫難時期，西藏地方政權更是乘著當時中央政權暗弱的時機，同時借著英、俄、美國等國的扶持，開始在「獨立建國」方面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與中國的離心趨勢不斷顯露。
　　?? 在這樣的形勢面前，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當然不肯拱手將久違的「獨立大業」與世代相傳的「統治特權」出讓給信仰共產主義的「紅色漢人」，於是就選擇了武裝抵抗。1950年西藏「噶廈」政府將藏軍主力約七、八千人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線，希望阻擋或者延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藏步伐，沒想到結果卻是雞蛋碰石頭，被解放軍的百戰雄師打得丟盔棄甲。無奈之間，西藏「噶廈」政府只得在1951年5月23日與中央人民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西藏開始進入「民主改革」的時代。不論是「城下之盟」還是「深明大義」，看著異族勢力的進佔、主導、看著自身絕對尊貴地位以及世襲特權的動搖與流失，這條約簽得總是讓西藏僧俗統治階層心有不甘。他們對「獨立大業」與「統治特權」的追求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放棄，只要不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他們就總會尋求新的努力和嘗試。到了1959年，與中央政府磨合了8年的西藏僧俗統治集團最終還是選擇在全藏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結果還是一敗塗地。這一回他們徹底輸干賭本，只能流亡印度，開始在國際社會中開展曠日持久的西藏分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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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現代西藏分離運動的發展歷程
　　?? 1959年叛亂失敗后，十四世達賴和他的追隨者輾轉經歷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終在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的山區小鎮達蘭薩拉安定下來，隨後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頓起陸續前來投奔的流亡藏人，於1961年在達蘭薩拉宣布成立「"崗欽吉雄」（大雪國政府）、國旗為雪山獅子旗，流亡政權的元首為十四世達賴喇嘛拉木頓珠-丹增嘉措。
　　?? 新的流亡政權從與世隔絕的雪域高原一躍進入紛繁喧囂的國際社會，就如同一個閉關多年的修行者忽然來到了車水馬龍的紅塵俗世，想生存發展，必得先適應這個新的環境。在解決了流亡之初的生存問題之後，西藏流亡者開始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成功地實現了西藏分離問題的國際化，爭取到了各種國際力量的同情與支持，西藏分離運動的追隨者也在達賴喇嘛的庇佑下成為國際社會的寵兒，過上了其他分離組織想都未曾想過的舒坦日子。除了自身所作的種種努力之外，西藏流亡政權近半個世界以來的活動歷程實際上都直接受到中央政府西藏政策的影響，隨著歷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斯特拉斯堡宣言、西藏騷亂、六*四風波、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中間道路、十一世班禪轉世等一幕幕重大事件的登台上演，西藏分離運動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先後經歷了不共戴天、接觸較量、冰封對立以及重新接觸四個階段。
　　?? （一）第一階段：不共戴天（1959年——1978年）
　　?? 1959年剛剛亡命逃奔到印度的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面臨著極為窘迫的局面，這些穿著厚實藏袍的藏人兩手空空地被送到炎熱難耐的印度平原，時間一長，身上的皮袍開始發臭、腐爛、長蟲，一批又一批的藏人開始死於印度次大陸肆虐的肺結核等種種傳染病。為了儘快度過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達賴及其追隨者在解決了流亡族群的生計問題以後，開始組建西藏流亡政權，同時還繼續發起對中國境內的武裝襲擾，最為重要的是開啟了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先河。
　　?? 1、解決流亡群體的生計
　　?? 為了自食其力並在異鄉他國紮下根，西藏流亡政權與印度政府協商后，將絕大部分難民集中到氣候相對涼爽的喜馬拉雅山區修築公路，達賴喇嘛還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流亡藏人集體定居而不分散的要求，並在修路的同時開始進行流亡者的安置工作。西藏流亡者大部分都是游牧為生的牧民，印度的氣候、土壤、農作物都與西藏完全不同。他們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開始在印度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的買索爾藏人定居點，靠農業種植為生，初步解決了流亡者的生計問題。
　　?? 2、建立政治體制
　　?? 1959年逃亡后的達賴喇嘛與西藏舊噶廈政府成員在印度穆蘇里成立了流亡政權的噶廈政府，當時下轄五個部和一個直屬單位，即宗教部、內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幹部管理室。達賴及其追隨者逃亡到印度以後，還在流亡藏人群體中推行「民主化」進程，於1960年9月2日在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並於1961年正式成立了 「西藏人民議會」，規定凡十八歲以上的藏人有權選舉議會代表；年滿二十一歲就有被選舉權。1963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權頒布了《西藏民主憲章》（草案）。
　　?? 3、重新組建叛亂武裝。
　　??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尼泊爾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在中國邊境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活動，其首任總指揮恩珠倉•公布扎西在其回憶錄《四水六崗》中寫道，「組織了一系列向中國哨所的進攻」，「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游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一百英里」。這些行徑對國內藏、漢人民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災難，但達賴喇嘛為此還是親自撰文對公布扎西進行了讚揚。
　　?? 4、開啟了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先聲
　　?? 在1959年叛亂的過程中，國際社會除了美國、印度等少數幾個國家象徵性地表示了「遺憾」以外，其他國家對於西藏分離運動都持冷漠態度。達賴及其追隨者為了不讓西藏分離運動湮沒在印度幾億人的汪洋大海中，開始不斷發出各種聲音來引起世界輿論和組織的關注和支持，其宣傳的重點主要在於突出中央政府對西藏人民進行的所謂「迫害」以及對西藏文化的所謂「破壞」。西藏分離勢力在這一階段取得的最大成果就在於1956年至1965年期間促使聯合國通過三項有關支持西藏自決的決議，終於將剛剛遭到重大打擊的西藏分離運動延續了下來。
　　?? 當時中央政府對西藏流亡運動的態度也異常鮮明，就一個「剿」字。舉例來說，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期間，毛澤東就一再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流亡運動的軍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開始包圍進剿木斯塘營地，俘虜了大批西藏流亡運動追隨者，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圍去印度途中被尼泊爾軍隊擊斃。
（二）第二階段：接觸較量（1979年——1989年）
　　?? 毛澤東在世時，不要說西藏，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整個中國社會除了無休無止的批鬥、革命和階級鬥爭外，幾乎聽不到外面世界的一絲雜音，全然陶醉沉浸在自己的紅色激情暢想中。但是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的全面推行，封閉了幾十年的中國社會最終開始向國際社會敞開了自己的大門，中央政府也開始在西藏實行更為寬鬆的政策，逐步開始與西藏流亡政權進行接觸與對話，這對西藏流亡政權而言無異於天賜良機。雙方的首次接觸始於1979年，當年3月中央政府主動邀請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訪問北京並由鄧小平接見后，開始同意達賴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參觀團，並做出了參觀團可以在西藏進行自由考察的允諾，於是第一個代表團就在達賴的哥哥洛桑三旦帶領下來到西藏。出乎當時中央政府的意料，達賴喇嘛的訪問團居然受到了當地藏人的熱烈歡迎，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心理依戀儼然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國人對偉大革命領袖毛澤東的敬仰與愛戴一般，在二十多年的別離之後依然未減分毫。這使得中央政府在吃驚之餘也感到非常的尷尬，而當時西藏自治區貧困、落後、閉塞的現狀也讓中央政府意識到如果不儘快解決西藏自治區的發展問題、不能充分調動藏人自身的力量開展建設，必將給西藏流亡政權的種種宣傳製造口實，將給國際社會留下極為不佳的政治印象，實在是不利於西藏分離問題的妥善解決。
　　?? 因此，從1980年3月份召開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開始，中央政府陸續給予西藏自治區政府更多的宗教、文化、經濟、財政以及行政方面的權力，中央政府對西藏分離勢力開始轉入安撫與疏導的軌道上來。為了提高國內藏人的自主性，中央政府一邊採取放權於藏人的做法、開始按照將援藏幹部減少75% 的計劃將大量援藏幹部分批抽調回內地，同時開始默許並支持西藏社會的宗教自由。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宗教都已經達到相當自由與繁榮的程度，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和領主式寺廟經濟沒有恢復外，與五十年代「民主改革」以前的狀況已經相差不大。那時西藏到處瀰漫著宗教氣氛，喇嘛僧人不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中央政府也把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優撫有加，西藏的每個地方都在興修寺廟，其中很多資金來自中共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
　　?? 中央政府既然擺出了主動爭取達賴回歸、積極解決西藏問題的善意姿態，達賴流亡政權也開始給與響應，雙方從1979年起展開了長達14年的接觸與談判。從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共接待了達賴喇嘛先後派出的三批參觀團和兩批親屬回國參觀。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大部分親屬曾回國參觀、探親。自1979年以來，西藏和其他藏區也接待了回國探親、參觀旅遊的國外藏胞8000餘人，安置了回國定居的藏胞近2000人。回顧歷次談判中雙方爭持不下的條條款款，中央政府所堅持的最終立場無非是達賴方面必須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必須徹底放棄西藏分離運動，為此中央政府允諾屆時將派「部長級」幹部迎接達賴歸國，並授予達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但達賴喇嘛必須和班禪活佛一樣留駐北京。站在達賴喇嘛以及西藏分離運動的角度來看，中央政府所持的立場和底線與他們長期堅持的「西藏獨立」宗旨無疑是背道而馳的，中央政府開出的條件也遠遠不能滿足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的胃口。
　　?? 在不耐於長時間徒勞無益的口舌爭辯之後，西藏流亡政權轉而主動製造事端、以極端手段來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的意願。一方面，西藏流亡政權加大了在國際社會中的宣傳音量，1987年9月，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委員會發表了所謂西藏地位問題的「五點計劃」，在認為西藏歷史上即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礎上，提出「使整個西藏成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一個『和平區』和『緩衝國』」的方案。又於1988年6月提出了有名的成為後來「中間道路」雛形的「斯特拉斯堡七點新建議」，宣揚在西藏變成緩衝國之前，「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中國可繼續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並在西藏保留有限數量的防禦性軍事設施，直到召開一次地區性和平會議使西藏成為一個中立化和平地區為止」。「斯特拉斯堡七點新建議」以所謂西藏曆來是獨立國家為前提，將一國內部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變成所謂的宗主國與附庸國、保護國與被保護國的關係，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在中央政府看來無疑是在搞變相的西藏獨立。同時，西藏流亡政權開始派遣人員在傾向獨立的西藏僧侶中組織策動變亂，從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的十七個月內，共在拉薩挑起18次示威騷亂，當時形勢一度曾達到「機關不能正常辦公，單位不能正常上班，學校不能正常開課，商店不能正常營業」的地步，給西藏社會與民眾造成了嚴重的生命與財產損失。中央政府眼看著自己播下的善因卻沒有帶來預期的善果，最終只得從1989年3月8日開始對拉薩實行了長達419天的軍事戒嚴，開啟了十年的接觸與對話的道路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在西藏主持戒嚴大局的正是現今的最高核心——胡錦濤。
　　?? 儘管當時雙方一度曾陷入了針鋒相對的尷尬境地，但接觸與對話的大趨勢並非不可挽回，中央政府在堅持統一原則的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在1989年十世班禪圓寂的時候，中國佛教協會曾邀請達賴回來參加班禪大師的追悼會，但達賴當時誤判形勢，自己放棄了機會。可見當時中央政府並未完全放棄爭取達賴回歸的努力。
　　?? 真正瓦解這一和解趨勢的根源還要歸因於西藏流亡政權在1989年「六*四風波」與1991年蘇聯解體等重大歷史事件上演后的錯誤判斷與表現。1989年「六*四風波」發生后，國際上形成反華浪潮，西藏流亡政權以為中央政府極可能無法應對種種複雜的局面與挑戰，於是公然倒向西方社會，在中央政府最為窘迫的時刻採取了落井下石的做法。那一年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懷著明顯的政治意圖把198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達賴和西藏分離運動開始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大力支持。1991年蘇聯解體后，全球共產主義運動遭遇重大逆轉，西藏流亡政權卻從中受到極大鼓舞，認為中國極有可能步蘇聯的後塵，因此在1992-1993年期間，達賴喇嘛公然聲稱要把西藏、新疆、內蒙古當作獨立國家，堅決要求「完全獨立」，甚至對媒體預言西藏將在5到10年內獲得「獨立」。此後，達賴喇嘛開始週遊世界，到處宣傳分裂，中央政府與西藏流亡運動之間的關係也重新回到了橫眉立目、劍拔弩張的對抗局面。
（三）第三階段：冰封對立（1990年——2000年）
　　?? 在飽嘗種種內外憂患、連自身施政基礎都遭遇極大挑戰的形勢下，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的中央政府顯然沒有多餘的精力來關註解決西藏問題。但隨著第二、三代領導人交接班工作步入正軌、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得到延續以及國際局勢的趨於緩和，中央政府很快就站穩了腳跟並且迅速控制並扭轉了國內外政治局面。接下來中央政府就開始重新審視1979-1989年這10年間西藏政策的得失教訓，並很快在1994年7月份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強硬路線和具體部署，中央政府對西藏分離勢力又轉回了強力打壓的路線，與其說是和解趨勢的倒退，倒不如說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問題的複雜性面前著實感受到了進退兩難、騎虎難下的尷尬與無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形成的各項決定與精神中，中央政府再次將維護西藏穩定放到了與發展西藏社會同等重要的地位，對西藏的宗教管制也開始逐漸變得嚴厲。為了加強對西藏自治區的控制與管理，中央政府落實通過了數目多達62個、投資總額達23.8億元的援藏項目，從人才、資金、技術、物資等多方面加強對西藏的管理投入。修建進藏鐵路的方案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於是就有了今日從格爾木直通拉薩的青藏鐵路，極大增強了內陸對西藏的運輸投放能力。運輸投放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各地方政府的終極紐帶，除了可以運輸投放人員物資，同樣可以將強大的武裝力量源源不斷地投往各個地方政區。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國家整體武裝防衛職能的權力可不是說著玩的，這在哪國都是難以撼動的終極分工，否則就無所謂一統的國家。
　　?? 在中央政府轉趨強硬的大形勢下，達賴喇嘛在內部嚴重的分歧與激烈爭執面前，也不得不放棄他在1988年提出的、被廣大極端西藏分離勢力認為是妥協軟弱的「斯特拉斯堡方案」，轉而在1995年提出了「人民公決」的設想──即由全體藏人對決定西藏前途命運的四種主要方案進行投票表決，為西藏確定一條未來道路。四種方案分別為：「西藏獨立」、「中間道路」、「自治道路」和「正義事業運動」。遑論西藏流亡政權提出的四種方案到底是否符合中央政府的心理預期，僅由西藏一地民眾進行公決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天塹。旁的不說，如果此例一開，那麼剩下的台灣、新疆問題豈不都要任由當地民眾進行公決，而這種公決偏偏又沒有中央政府參與的份，放在哪國中央政府的眼裡，這擺明了都是只准你打我、卻不准我還手的虧本生意，有心去談才是傻瓜。
　　?? 這裡有必要詳細述說一下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所謂的「中間道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一個包括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新疆自治區五分之一的地區、甘肅省三分之二的地區、四川省三分之二的地區以及雲南省一半地區在內的「大西藏」行政區，然後在那裡實行達賴喇嘛主導下的「高度自治」。對中國藏族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現代西藏和其他藏區行政區劃的雛形最早始於蒙元時代。當年的蒙元政府在藏族傳統的衛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區大部）、安多（大致包括今甘肅甘南、四川阿壩和青海的大部分藏族聚居區）以及康（大致包括今青海玉樹、四川甘孜、雲南迪慶、西藏昌都等地區）等三區設立了三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實行分區治理。此後的明朝政府也基本沿襲了蒙元時代對藏區的行政區劃。到了滿清時代，中央政府扶持藏傳佛教格魯派宗教領袖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近代西藏地方政權，並在原有行政區劃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劃分了西藏與甘、青、川、滇等周邊行政區域的界線。也就是說，在藏族乃至中國的歷史上，西藏以外的這些藏族聚居區從未劃歸西藏地方政府管轄過。這個「大西藏」行政區劃的土地面積高達240萬平方公里，約佔中華人民共和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這要是讓達賴喇嘛不費一槍一彈就給「自治」了去，中央政府豈不是陰溝裡翻船？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要點就是要帶著「流亡政府」的原班人馬重回西藏執掌大權，並且期望通過談判得到哪怕在「民主改革」之前都不曾擁有的特權，這叫中央政府如何接受？
　　?? 而激化這一階段西藏流亡政權與中央政府之間對抗關係的卻是1995年十四世達賴喇嘛搶先認定十一世班禪轉世靈童的政治事件。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主持完五到九世班禪合葬靈塔祀殿的開光大典后，於當晚20時16分因心臟病突發猝死於扎什倫布寺，享年僅51歲。生老病死本是人的必然歸宿，但偏偏藏傳佛教的諸多活佛們歸天之後卻還有重新轉世一說。依據格魯派（黃教）的傳統教例，活佛圓寂后將由高僧組團四處尋訪認定轉世靈童。漫說這個靈童轉世的做法到底是否符合科學原理，也漫說靈童認定的過程中到底會不會摻雜純宗教以外的干預因素，即使按照早年滿清政府與格魯派共同立下的規矩，西藏地方政權在認定轉世靈童工作上的最高許可權也僅限於向中央政府上報一個轉世靈童的推薦名單，這個靈童最終能否坐床「登基」，全憑中央政府一紙冊封。達賴、班禪喇嘛轉世制度本身就是維繫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一道強韌紐帶，其中的核心潛台詞就是中央政權的主導地位。就算在國力衰微、內憂外患的中華民國時代，西藏地方政權認定的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最終也還要報請國民政府批准后才能名正言順地繼承法統。轉世靈童的冊封工作可以說是中央政府絕不肯讓他人越俎代庖的關乎國統基礎的大是大非之事。
　　?? 當年十一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已經事先認定了一個名叫根敦•卻吉尼瑪的靈童人選，但沒想到當時負責靈童認定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恰扎活佛卻將這些信息提前泄露給西藏流亡政權，結果導致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搶先指認根敦•卻吉尼瑪為十一世班禪的轉世靈童。聞訊后的中央政府立時陷入了辛辛苦苦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尷尬境地，當時的窘境無異於有人要求代替丈夫行使對妻子的初夜權一般。於是中央政府在1995年12月8日毅然選定另一個候選靈童確吉傑布舉行了坐床儀式。西藏流亡政權隨即也作出了使事態更趨激化的回應，1996年2月19日（藏曆新年），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用他所指認的班禪根敦•卻吉尼瑪的巨型照片為這個小靈童舉行了坐床儀式。至此，藏傳佛教界出現了兩個班禪並存的局面。
　　?? 通過指認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做法，西藏流亡政權儘管可能會收穫分化班禪系僧俗力量的戰術效果，但卻付出了與中央政府陷入徹底對立的戰略代價。現任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熱地在當時的內部講話中對達賴指認班禪靈童之事作出的最終結論是：達賴及其追隨者由於其階級本性所決定，他們妄圖分裂祖國的政治圖謀永遠不會改變，我們不能對他抱任何幻想。這個結論意味著從此以後中央政府將改變以往對西藏流亡運動「留有餘地」的態度，不再考慮與達賴喇嘛的任何交往或談判。「指認靈童」事件可以說是導致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出現關鍵性轉折的重大標誌。此後幾年當中，西藏流亡政權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進入了嚴酷的冰封期。
　　?? （四）第四階段：重新接觸（從2001年開始）
　　?? 　在這段篇幅的開頭，有必要說一說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生平。十四世達賴喇嘛拉木頓珠-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於青海湟中縣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縣紅崖村)。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選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唯一轉世靈童，后報請國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籤」，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員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的主持下，1940年在拉薩舉行坐床典禮，繼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950年11月17日開始親政，年僅16歲即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之一。1959年流亡印度時，達賴還只是一個年僅24歲的弱冠青年（按照我們漢族的傳統說法，人在本命年是會沖犯太歲的，而大多數人24歲的本命年總是過得不甚如意，這都是題外的閑話了）。經過多年全球「化緣」式海外流亡生涯並經歷了諸多歷史風雲與政治事件之後，2001年的達賴喇嘛已經開始步入人生的黃昏旅途，宗教領袖熠熠生輝的光環也難以掩藏人到暮年之後的疲態與倦意，達賴喇嘛終究也還是難以逃脫生老病死的宿命大限。達賴喇嘛本人的年齡問題正是開啟這一階段接觸歷程的關鍵誘因。
　　?? 從2000開始，達賴的健康狀況開始每況愈下，國際社會甚至有傳出達賴喇嘛已經身患癌症的言論。2001年，達賴在印度突發重病，被緊急送往孟買的一家醫院救治后脫離危險。2002年12月，達賴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說：「我不久前在夢中回到了拉薩。」2005年以來，達賴多次公開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回西藏，並實現朝拜五台山的夢想。2006年的3月10日，達賴又公開表示，在中國境內有許多佛教聖地，他希望能夠對這些聖地進行朝拜。達賴喇嘛還表示他希望能夠親眼看到中國的發展變化。這一切都暗示著，隨著年齡的增長，現年72歲（又到本命之年）高齡的達賴喇嘛終於也開始考慮葉落歸根的身後之事了，他自己恐怕也已經預料到今後的人生已經去日無多。
　　?? 根據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2006年發表的評論，自2002年以來，先前一直扮演「trouble-maker」角色的西藏流亡政權已派遣特使與中央政府舉行了5次秘密對話。從洛第嘉日透露的信息來看，目前中央政府對會談內容也越來越坦率，儘管會談還沒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認為重啟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成績。為了表示和談誠意，2006年達賴喇嘛曾罕有地在其官方網站上發表聲明，呼籲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當年胡錦濤訪美期間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勿對胡錦濤的訪問造成不便」。達賴的舉動明顯是要向中央政府表達善意，避免雙方談判受到破壞。同時，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也於2006年4月3日表示，只要達賴喇嘛清楚地表明他已經完全放棄了所謂的西藏「獨立」，那麼中央政府考慮允許他回國並不是沒有可能。為此，西方媒體已經普遍開始推測中央政府在達賴喇嘛的態度出現軟化的情況下，將有可能允許他返回中國並且訪問西藏。
　　?? 通過解讀洛第嘉日的評論，可以發現儘管這一回是西藏流亡政權主動尋求和解之路，但本輪會談中西藏流亡政權所持的立場與觀點與達賴喇嘛先前宣揚的「中間路線」並沒有明顯的差異，西藏流亡政權依然堅持在尋求西藏自治而非獨立的前提下，中國政府應該重新劃定西藏自治區與四川、雲南、新疆、甘肅以及青海等省份的邊界，使整個藏區能夠統一起來，實現「大西藏」範圍內的自治。在高舉橄欖枝的同時，本輪會談中西藏流亡政權依然還是或明或暗的向中央政府展露了「暗箭」要挾的一面，通過「善意」的提醒來警告中央政府如果西藏分離問題不能在達賴喇嘛在世時得到妥善解決的話，那麼中國國內的藏人在達賴喇嘛身後將會「無法再壓抑住憎厭與憤怒」，可能在「少部分的個人或團體」帶動下「造成極大的不穩定」。
　　?? 在筆者看來，本輪會談事實上是在極為特殊和關鍵的背景與形勢下重新啟動的。葉落歸根的故土親情能夠促使去日無多的達賴喇嘛主動拋灑橄欖枝，那麼一切努力遭受冷遇以後的萬念俱灰也極可能讓達賴喇嘛做出管他死後洪水滔天的驚世舉動。可以說這一輪會談對於雙方而言都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對於整場現代西藏分離運動也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事實上西藏流亡政權對於達賴身後可能引發內地藏區動亂的「威脅」並非空穴來風，達賴身後接班的西藏分離勢力到底將採取何種宗旨與措施、幾十年來西藏分離勢力在國內外到底積累蘊藏了何種潛在能量，至今依然還是一個極大的未知數。如果西藏流亡政權與中央政府都能本著早日解決問題的態度進行積極談判，那麼本輪會談將極可能在解決「藏獨」問題上開啟新的積極局面。但是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廝殺對立、衝突謾罵、陰謀暗算等道道「劫波」以後，雙方是否真的還能夠「相逢一笑泯恩仇」呢？這將要求雙方的領導人物具備何種寬容高深的政治智慧以及至尊不二的決斷權威呀。

二、西藏流亡政權的體制架構、組織派系與武裝潛力
　　?? 1959年叛亂失敗后，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一路亡命逃奔印度，最終在一個叫做達蘭薩拉的山區小鎮安定下來，並在那裡正式建立了西藏流亡政權。達蘭薩拉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西北山區，背靠終年冰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那裡被山谷、河川、農田以及茶園圍繞，距離印度首都新德里約12小時的車程。達蘭薩拉冬天氣候乾燥、寒冷，7～9月氣溫潮濕悶熱。目前的達蘭薩拉分上下兩部分。下達蘭薩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當地印度人居住。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權則位於海拔約1800米的上達蘭薩拉，那裡聚居著8000多海外流亡藏人，主要是流亡政權官員、僧侶、學生、手工藝者和商人，規模僅相當內地的一個鄉鎮。經過幾十年的建設與經營，達蘭薩拉已經成為整個海外西藏分離運動事實上的「首都」，如同「北京」之於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達蘭薩拉在國際上也成為西藏流亡政權以及西藏分離運動的代名詞。
　　?? 「定都」達蘭薩拉的西藏分離勢力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政治體制與行政架構，依靠他們的西藏內閣(噶廈) 、西藏人民議會以及最高法院對全球西藏分離運動以及海外流亡藏人實行有效的控制與管理。經過經半個世紀的繁衍生息，整個海外流亡藏人族群也由最初流亡時的8萬餘人上升到目前的將近13萬人，這些來自衛藏、安多、康巴等地的流亡藏人構成了西藏分離運動的核心勢力群體。隨著新一代流亡藏人的出世、成長，海外流亡藏人群體中也逐漸形成了各種形形色色的政治組織，由於具有不同的成長經歷以及較為深化的西方生活與教育背景，新一代藏人組織在解決西藏分離問題上所持的觀點與做法較其前輩更加激進。沒有經歷過戰爭挫折的新一代藏人組織更傾向於依靠極端路線以及暴力手段來傳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鮮為人知的是，西藏流亡運動目前還擁有一支可資利用的基本由藏人組成的「印藏邊境特種部隊」，也許這就是新一代藏人之所以會醉心於「暴力」方式的一顆「定心丸」吧。
　　?? （一）體制架構
　　?? 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的西藏流亡政權已經頗具規模。西藏流亡政權依照現代民主制中的三權分離原則，由西藏內閣(噶廈) 、西藏人民議會以及最高法院所組成，而達賴喇嘛則是的最高領袖，擔當正常政權的「元首」職能。其中：西藏內閣（噶廈）由財政、教育、內政、文化與宗教、外交與宣傳、安全以及衛生等七個部門組成，負責西藏流亡運動的日常行政管理，目前共有將近三千名「政府公務員」和「僱員」在噶廈的各部門工作，噶廈的八名最高成員由議會選舉並向議會負責；西藏人民議會根據流亡藏人的歸屬地區和教派，由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承擔立法、提案、監督等職責；西藏流亡政權的最高人民法院則已在各定居點成立地方法院，開始受理一些藏人內部的訴訟案件。
　　?? 1、西藏內閣(噶廈)
　　?? 噶廈，翻譯成中文就是「受命大臣之房」，房子當然指的是由受命大臣們組成的政府的辦公場所。另外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噶廈的涵義是「發布命令的房子」，表示此處只發布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即為最高的行政機關。1959—1960年，流亡期間的西藏分離勢力在印度穆蘇里成立了最早的流亡噶廈政府，當時下轄五個部和一個直屬單位，即宗教部、內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幹部管理室。
　　?? 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廈由一位首席噶倫（首相）和不超過七位的噶倫（內閣大臣）組成。在流亡期間，噶廈作為西藏流亡政權的最高行政機關，負責西藏流亡政權的一切行政事務。目前正在執政的是第十三屆噶廈，由財政、教育、內政、文化與宗教、外交與宣傳、安全以及衛生等七個部門組成。根據西藏人民議會第十二屆第十一次會議對《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中有關噶倫選舉規定的修改，從十三屆噶廈開始，首席噶倫的候選人不再由達賴喇嘛提名，而是由所有享有選舉權和自由的西藏公民通過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並由達賴喇嘛任命。宣誓就職后的首席噶倫負責「組閣」，由其向議會提出其內閣所需要的不多於七人的內閣大臣（噶倫）候選人名單及簡歷和說明，內閣候選人若能得到與會議員一半以上的選票即可當選為內閣成員（噶倫）。噶廈的責任由全體噶倫共同承擔，噶倫們向首席噶倫負責。
　　?? 西藏流亡政權的噶廈每年要向議會就政府以及政府所屬機構提出來年的收入、支出等計劃，以貨幣核算毫無留置和短缺地提出全年預算計劃。西藏流亡政權最初的財政狀況十分窘迫，流亡之初的1960年不過八萬九千五百七十五盧比。為了解決經費問題，流亡政權從1969年開始成立經濟部，進行一些商業活動，財政收入開始不斷增加。一九九五年西藏流亡政權的財政支出約七千七百四十六萬六千三百五十一盧比，其中不包括教育、衛生、救濟、修建寺院等項目的四億八千五百一十一萬八千九百二十盧比的支出。
　　?? 2、西藏人民議會
　　?? 1960年9月2日，十三名當選的代表集聚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民議會，當時稱為「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隨即開始行使各項權利。根據《流亡藏人憲章》，西藏人民議會是流亡社會中通過選舉產生的最高立法機構。它擁有制訂和立法的所有權利，法案經過達賴喇嘛簽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
　　?? （1）議員成份
　　?? 目前的西藏人民議會共由四十六位議員組成，分別代表西藏三個地區和五個教派。三個地區分別為：衛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區）和多麥（安多）；五個教派分別為：寧瑪派（紅教）、噶舉派（白教）、薩迦派（花教）、格魯派（黃教）以及苯教（黑教）。由於一開始剛剛當選的議員對西藏流亡政府的事物不了解，因此當時議會決定全部議員編入流亡政府的各機構中積累經驗。直到1966年，鑒於議員對西藏流亡政府的事務已經比較了解，因此宣布議會單獨辦公，並宣布議會議長和副議長地位等同於政府內閣部長，議員地位等同於部長助理。
　　?? 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人數幾經變化。第一屆議會僅有13名成員，從第二屆議會開始，西藏流亡政權決定在原有議員的基礎上，西藏三區各增加一名婦女保障名額，另外再由達賴喇嘛從教育或科技領域直接任命一名議員。1991年5月份，在達賴喇嘛的提議下召開特別會議，會議決定擴大議會職權與規模，設立四十六個席位，議會任期為五年，並成立憲法委員會，最終形成了目前的西藏人民議會。
　　?? （2）議會職能
　　?? 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負責監督和檢查政府各部門貫徹落實各項政策、決議和指示。議員定期視察各藏人聚居區、手工業中行（合作社）、學校以及其他有藏人居住的地區，從而對他們的生活、工作境況作出客觀的估價，並將群眾反映的疾苦和急需解決的問題提交給噶廈的有關部門，以便引起各方面的重視。議員享有最後發言權和負責審閱、否決或批准政府各部門提交的年度預算計劃，任何議員在議會或小組討論中發表的任何言論享有免責權和不受法律追究。
　　?? （3）「法制建設」
　　?? 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憲章》（草案）正式頒布實施，成為西藏流亡政權的「臨時憲法」。1991年6月28日，達賴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憲章》，其中規定「凡具備以上條件的適齡西藏公民，不管其性別、宗教信仰和家庭情況都有權參加竟選；凡年滿十八周歲的西藏公民均享有選舉權。」
　　??1973年8月25日，西藏議會通過了新的流亡政府公務員選任辦法條例，1974年11月21日，西藏議會通過了新的選舉法。並規定原來一直由噶廈主持的預算審查工作由議會負責，並制定了相關法規。1979年規定內閣的任期為五年。1985年7月，宣布西藏人民議會的任期為五年。
　　?? 3、最高法院
　　?? 流亡西藏的最高法院於199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是流亡藏人的最高司法機關，在各流亡社區設有常設、臨時獲巡迴法院。西藏流亡政權的最高法院由一名最高法官和兩名法官組成。最高法官必須由達賴喇嘛提名、經西藏人民議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後，才由達賴喇嘛以國家元首的名義予以任命。最高法院可以對地方官員、幹部或任何人根據需要賦予法官之職權並組成常設或臨時巡迴等地方法院。在流亡狀態下，最高法院只接受所在國法律沒有明文限制之流亡藏人之間的民事訴訟案件，審理和裁決依據流亡法規和流亡社會的其他法規進行。法庭訴訟使用藏語，對生活貧寒的家庭法庭將提供免費的律師和其他必要的協助。
　　?? （二）成員組織
　　?? 從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后的1960年開始，西藏流亡政權已在印度為主的世界各國建立了由西藏流亡政權直接管理的七十六個難民定居點，對全部十二萬餘藏人已完成定居的工作。流亡藏人主要來自衛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區）和多麥（安多）三個地區。流亡藏人的地區構成對西藏流亡政權的方針政策起著極大的影響作用。1995年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中之所以會有如此異想天開的「大西藏」想法，關鍵原因在於目前的西藏流亡者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數即來自安多和康區。1959年的叛亂最早就起自安多和康區，叛亂失敗后，那裡的大批分離分子隨達賴喇嘛一同流亡到了印度，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構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西藏流亡議會的議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議會一共45個議席，其中30個議席是根據安多、康和衛藏三大地區分配的，每個地區10個議席 ，因此任何拋棄安多和康（哪怕是出於暫時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在議會通過，在流亡藏人中更是會遭到激烈反對。為了顧全西藏流亡群體中各派勢力的最大利益，才有了這個恐怕會讓達賴喇嘛和中央政府都「啼笑皆非」的「大西藏」自治方案
　　?? 1972年，年，在瓦然納斯的流亡藏人主動向西藏流亡政權提出包括十項內容的意見書，當年七月，根據意見書的內容，由西藏議會主持召集各地的代表討論後，根據人民主動提出的要求，決定每個流亡藏人每月向西藏流亡政府繳納一盧比，使西藏流亡政權的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此項收入被稱為「藏人志願為國基金稅」，為此還成立了由西藏議會直接領導的「自由西藏運動」，當時共有96個分部和502名成員。後來規定「自由西藏運動」各地方小組成員依法由經當地人民選舉產生的三至十一名成員所組成，主要負責稅收工作，該組織在流亡藏人所在地區正發揮著日漸重要的作用。
　　?? 受到西方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1959年叛亂失敗后出生的新一代流亡藏人陸續建立了「西藏青年大會」、「西藏民主黨」以及「西藏婦女協會」等分離組織。新一代流亡藏人從小就在仇恨中國的教育下長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經成為流亡團體的骨幹。幾十年來，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獨立作為旗幟，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從小就把獨立的目標視為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他們所接受的關於西藏歷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央政府描述為殘暴的侵略者，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教育使得新一代流亡藏人在西藏問題的前途問題上都持有較為極端的觀點和思想。其中，扎西南傑代表的「西藏青年大會」是流亡藏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個少壯派組織，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個地方分會，上萬名成員，其骨幹分子大多是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會，有民主思想，活動能量遠遠超過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由於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實力差距是在是過於懸殊，新一代流亡藏人認為通過恐怖活動可以用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果，而且恐怖活動容易獲得廣泛影響、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因此越來越多的流亡藏人開始轉向認可恐怖主義和暴力行徑，這不能不說是西藏問題前途上極大的不安定因素。
　　?? （三）武裝力量
　　?? 在印度陸軍的編製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組成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是西藏流亡政權可資利用的武裝力量。由於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性質特殊且傳媒很少披露，因此一直鮮為人知。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結束后，印度政府開始醞釀組建印藏特種邊境部隊。1962年11月14日，西藏流亡政權在印度內政部調查分析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正式組建了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由西藏流亡政權負責兵員來源，美國負責提供武器裝備和部分經費並協助訓練，印度負責組編、供應和直接指揮。這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以印軍「第二十二建制」聞名於世。
　　?? 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隸屬印度內政部保安局，現有81個連隊，其中藏人連隊69個，廓爾喀連隊12個，實力約有1萬人，其規模相當於印度陸軍師的建制。編為總部(設總監和副總監)、建制司令部(設司令和副司令)、防區和訓練中心。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最高編製為營，每個營轄六個連。連為基本戰術單位，各戰鬥連的編製人數一般為120人，多數連隊缺編，不足百人。連、排基本上是「四四編製」，即連下轄四個排，排下轄四個班。營長都由軍銜相當於印度陸軍中校的藏人擔任，連長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擔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但一般在通信和醫療部門服役。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總監(准將軍銜)由印度人擔任，副總監及其以下軍官多由藏人擔任，但部隊實權掌握在印度軍官手中。
　　?? 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總部設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設在距北方邦達拉頓市以北100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鎮，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區之一。那裡有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大型訓練基地，此外，在薩哈蘭普爾、加拉頓和加爾各答都有小型的訓練基地。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多數部署在印度邊境特別是印中邊境一線，少數部署在克什米爾錫亞琴冰川地區。部署在印中邊境一線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共劃分有五個防區，五個防區司令部的駐地相對固定，但所轄連隊不固定。防區內各連隊每三年和後方基地的連隊輪換一次。目前，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不僅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安置高靈感度的偵察設備監視中國軍隊動向，而且經常對中國實施有限的越境偵察行動。
　　?? 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現有武器裝備以輕武器為主，有武裝直升機、無後坐力炮、追擊炮、火箭筒、輕重機槍、MK-4狙擊步槍、AK-47步槍和卡賓槍，另外還有登山、漂浮和偽裝等必要器材。經過四十多年的建設，該部隊人員素質及裝備的現代化水平都有了較大的提高，目前已發展成為一支編製固定、裝備優良、訓練有素、戰鬥力較強的特種部隊。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組建時裝備以美式武器為主，當時美國向其提供M一1、M一2、M一3機關槍等輕型武器，而未提供重型武器裝備，現該部隊多為蘇式裝備。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主要任務是：平時進行各種訓練，配合印軍警擔負邊境守備執勤、巡邏偵察、特務派遣、邊境騷擾和破壞等任務，必要時還執行工程建設和印度國內反恐等特殊任務。如果將來中印爆發戰爭，這支部隊將充當印軍的先頭部隊，進行化裝偵察，空降或潛入中國軍隊後方進行武裝偷襲、破壞重要目標，在西藏境內開展游擊戰和進行策反、顛覆等破壞活動。印度政府和「藏獨」勢力達賴集團十分重視對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官兵的訓練教育。其軍事訓練主要分為基礎訓練和專業訓練兩種。基礎訓練的對象是剛入伍的新兵，訓練時間為六個月。主要科目有隊列、武器操作、射擊、投彈、通過障礙等游擊戰術訓練，戰術訓練重點是空降、游擊戰和單兵、班攻防戰術。這支部隊還多次舉行以中國邊防軍和西藏縱深地區交通線等重要設施為襲擾破壞目標的演練，有時還參加印軍舉行的各種實兵演習。此外，西藏流亡政權還經常向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宣傳組建部隊的目的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為了實現「西藏獨立」，煽動官兵仇華反漢的民族情緒，竭力培養他們的「藏獨」意識。
　　??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印藏特種邊境部隊被投入戰鬥。同年10月底，該部隊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號為「鷹」的進攻戰鬥中，藏人副司令(准將)親自指揮了整個作戰過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讚揚。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印藏特種邊境部隊被賦予幾項重要的作戰任務，包括破壞卡普台大壩和其它的重要橋樑。在此次戰爭中，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曾成功狙擊了一支企圖向緬甸逃竄的東巴基斯坦部隊，並且遲滯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擊營在奇塔貢山區的作戰行動。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協定簽署時，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有56人陣亡，190人受傷。由於作戰英勇，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有580名軍人獲得了印度政府的「現金獎勵」。在1977年印度國內大選期間，印度安全部門領導人派500名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突擊隊員前往薩拉沙瓦應對危安分子可能發起的騷暴亂活動。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也用來保護印度總理。

三、西藏分離勢力採取的種種活動
　　?? 如果說整場西藏流亡運動是一張嚴密的蛛網，那麼流亡者們在這將近半個世紀內採取的種種活動就是編織成這張大網的一根根經緯線。我們面對的西藏流亡者並非一群簡單的分離分子，要知道在逃離中國之前，他們曾經在自己獨特信仰的支撐下統治整個西藏數百年，他們帶走的除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有形資產外，真正讓我們感到頭疼、棘手的卻是那些無形的感召能力與活動能量，只要他們依然報有重新執政的信念，只要他們仍然在全球藏傳佛教的傳承發揚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只要他們依然對內地僧俗勢力保持著有效的影響力，那麼他們就會憑藉曾經的執政經驗以及今時的國際影響力繼續做出一個個令中央政府煩惱的舉動來。中央政府面對的是一個政權，是一種宗教，更是人類對權勢、財富以及統治地位的本能渴望。細數西藏流亡政權近半個世紀以來所作的種種活動，事實上不外乎政治影響活動、傳播宗教文化以及國內勢力滲透等三大主題。正是在這三大主題的指引之下，曠日持久的西藏流亡運動才沒有變成一種機械、抽象、刻板的概念與口號，而是鮮活、生動以及富有感召力的存在於國際社會以及大國博弈的政治舞台之中，才會一次又一次地引來中央政府驚詫的目光與憤怒的吼叫，才會一次又一次地逼得中央政府採取種種手段進行制裁或者招撫，才會對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造成實質性的牽引與影響。如果我們不能早日解決西藏流亡運動的病根，那麼這些令人煩惱的活動在可預見的將來必將一直持續下去，在某個歷史時機的暗合下，西藏流亡運動這塊癬疥之患也難保不會惡化為心腹大患，並對中華民族的統一穩定以及復興大業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
續6:
　　
　　 （一）遍及世界的高層交往以及院外活動，爭取各國的官方支持
　　?? 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學習、適應，西藏流亡政權早已經把青藏高原昔日閉塞、保守、落後的形象洗刷得一乾二淨。通過與西方政府的交往以及長時間受西方社會的文化淫浸，西藏流亡分子早已洞悉西方大國的利益思維，並且熟知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他們會說流利的英語，精通西方的法律體系與代議制度，他們會在西方媒體的鎂光燈前毫無暈眩地慷慨陳詞，並藉助藏傳佛教強大的感召力成功在原屬於基督教的西方民眾中開啟傳道之路。西藏流亡分子通過對西方民眾的心理捉摸以及對西方文化生活的學習適應，早已熟練掌握了在西方社會打開局面的種種運作方法。

　　?? 對各國政府以及高層進行的接觸活動無疑是最直接有效並能帶來豐厚回報的政治活動，自從西藏分離勢力流亡海外之後，以達賴為首的西藏流亡政權就一直沒有間斷過與西方各國政府的接觸與遊說，從1959年流亡國外到1994年為止，達賴訪問過的國家已經達到47個之多。達賴每到一個國家，便與所在國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議會高層以及強勢民間組織展開廣泛的政治交往，主要目的就在於強調西藏的獨立地位、中央政府統治西藏的非法性以及宣揚他的西藏獨立道路。達賴喇嘛六十歲生日之時，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參加了慶祝會，他的國際影響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
　　?? 在達賴喇嘛的帶動下，西藏流亡政權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空間也開始不斷擴張。1990年西藏院外活動集團在挪威、加拿大和義大利策動建立了議院委員會；28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度召開「西藏之友大會」；稍晚一些時候，34個國家的代表又在倫敦召開「西藏國際協商大會」，謀求將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議員聯合起來，冰島首相出席了那次會議。1991年，達賴喇嘛成功地推動了「國際西藏年」的活動，僅10月一個月，西藏流亡者組織「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個國家舉行了60次活動。目前流亡藏人在紐約、蘇黎世和新德里設置了與聯合國打交道的辦事處，另外在倫敦、東京、布達佩斯、日內瓦、加德滿都等地派駐了代表。
　　?? 經過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權多年以來的高層交往以及援外活動，西藏流亡運動已經在國際社會中成功地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政治成果，各國議會乃至聯合國都開始對西藏流亡運動報以同情的態度或者擺出支持的姿態。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通過了譴責中國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決議，那是1965年以來聯合國機構第一次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歐洲議會5次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對北京中央政府進行譴責；俄羅斯下議院1995年11月通過決議，敦促政府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美國（ 五九年至九五共十項有關西藏的決議和六項涉及西藏問題的決議）、德國（八七年、九六年）、瑞士（一九九 一年）、澳大利亞（九零年至九六年共通過八項決議）、義大利（一九九三年）、加拿大（一九九五年）以及立陶宛（一九九五年）等國議會都通過了支持同情西藏流亡運動的決議，對中央政府的國際形象乃至統治權威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二）積極迎合西方社會，擴大西藏分裂運動的影響力
　　??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社會根本是建立在以基督教文明為絕對主導核心的另類文明基礎之上，其社會成員所廣泛認同的崇尚競爭、思辨求真、積極入世、博愛共濟的社會理念與中國土生土長的藏族社會以及藏傳佛教幾乎難以找到任何形式上的交集，縱觀東西方文明的發展歷程，在達賴喇嘛流亡之前，整個西方社會與西藏的民族、社會、文明乃至流亡藏人的獨立運動之間幾乎沒有廣泛認識與接觸的機會。在沒有得到廣泛深入的交流接觸之前，尤其是在某一方沒有徹底放下身段、刻意逢迎另一方之前，如果把一群西方民眾與一群西藏人共置一處的話，不要說正常的交流，恐怕不打起來已經要讓人偷念一聲「無量天尊」了。打個不恰當的比喻，西方文明與西藏文明之間簡直就是天荒對地老，沒有人為導入的催化劑，恐怕是一萬年也不會引發化學反應了。
　　?? 但是達賴喇嘛的流亡國外以及西藏流亡運動的生存需要卻徹底打破了這一定勢。不論達賴喇嘛原先在西藏處於如何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無論西藏流亡政權的大小領袖在原先的西藏處於何等尊貴的地位，一旦流亡國外、寄人籬下，就難免夾著尾巴做人、捧了卵子過橋的尷尬境地。西藏分離勢力在他人的鼻息下要生存、要發展，就必得委曲求全，找一座硬硬的靠山，尋一群有錢有勢的「施主」，而在當今由西方文明主導的國際社會中，再沒有什麼比取悅西方社會更能迅速改善西藏分離勢力境地的事情了。
　　?? 同時，自從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一向由基督教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人卻也開始對西藏文明展露出難以名狀的痴迷情節。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社會已進入所謂後現代社會。人們在經歷了長期的技術發展、經濟繁榮和富裕生活之後，也發現了高度現代化帶來的許多難以補救的社會弊端，西方民眾自然地產生了對失落已久的和諧、寧靜、甜美的田園詩般的中世紀西方生活的留戀。西方人在自己的國家和地區重視綠色和平的同時，也把注意力投向了發展中國家，善意地希望發展中國家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而號稱世界第三極的西藏不僅地理位置獨特，封閉，尚未受到現代化衝擊，而且這裡生活著相對與世隔絕卻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們還有自己古老獨特又神秘莫測的宗教傳統。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對一個理想的、失落了的過去的構想。於是西藏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世界上最後的一塊凈土，變得如同伊甸園一般神秘誘人，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對那些最容易接觸到的藏人產生莫名的同情與認同，而這些他們最容易接觸到的藏人絕不可能是遠隔大洋峻岭的「中國」藏人，卻只能是那些流亡海外、寄居於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獨立運動的流亡藏人了。
　　?? 一方有尋找失落天堂的天真願望，一方又有著還鄉復辟的複雜政治意圖，淳樸的西方社會與西藏分離勢力就迅速演變成乾柴烈火，一拍即合。為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為了取得西藏流亡運動生存發展的各種必須資源，從達賴喇嘛以降的整個西藏分離勢力都把迎合取悅西方社會作為事關榮辱存亡的大事來對待，他們在如何迎合、取悅西方社會方面，都已經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斐然成績，甚至不惜否定那些當年寧願與中央政府刀兵相見也不肯改變的「祖宗家法」。
　　?? 首先從十四世達賴喇嘛說起。儘管身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無上法尊，但是達賴喇嘛也深知極具巫術特徵的藏傳佛教秘術以及極其封閉、野蠻、原始的傳統藏族社會統治習俗與科學、文明的西方社會之間簡直好比水火難容。為了取得西方社會的認可與同情，從流亡之初開始，達賴喇嘛就開始在流亡藏人中主導開展「民主化」進程，逐漸按照西方社會的倫理結構構建起西藏流亡社會的統治結構。為了表明其對西藏「民意」的尊重，達賴喇嘛甚至表示可以根據流亡藏人的意願終止延續了幾百年的達賴喇嘛制度。這種甘願否定自我的姿態著實讓西方社會產生了開明慈悲、大公無私的「spirit leader」形象，顯然能夠獲得西方人的極大好感。
　　?? 除此之外，今天的達賴喇嘛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純粹的西方人士，他身邊有長期為他服務的西方顧問，在美國雇傭最好的律師事務所為他進行院外活動。去美國訪問時，他在紐約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舊金山與電視記者談話，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欖球比賽，在巴克利參觀電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處發表講話的內容總是與西方的關注熱點相連：人權、環保、和平、反核……闡述的價值觀念和語言的表述方式也與西方非常一致，這無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認可與尊敬。「達賴喇嘛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遊說佈道，所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雖然他每次演說的內容大同小異，可每每座無虛席，盛況空前。他宣揚的佛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啟蒙知識，卻都被筆錄成書，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書市。他不應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卻對塵間濁世關懷備至，也享有許多職業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這就是今時今日這個不被我們重視的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中廣受歡迎愛戴的真實寫照之一。
　　?? 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整個西藏分離勢力也都開足馬力，通過各種方式與機會全面迎合西方社會。其中，積極參加國際會議是西藏流亡者迎合西方社會、擴大國際影響的最為重要的手段。從1994年開始，達賴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參加的國際會議有：在俄羅斯召開的「全球安全和解決現代邊界衝突問題討論會」；在尼加拉瓜召開的「重建民主國際會議」；由國際自由發展組織協會召開的「為21世紀做準備國際會議」；在華盛頓開的「為新世紀著眼婦女領導權大會」；在比利時召開的「國際廢除死刑聯盟會議」；在挪威開的「全球難民會議」；開羅的「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非政府組織會議」……等等。從這些會議的名稱就可以看到西藏分離勢力與西方意識形態之間的水乳交融，以及他們必然從中受到的熏陶。
　　?? 同時，西藏分離勢力也不忘充分利用藏傳佛教這塊金字招牌，他們利用西方民眾對密宗文化中神秘因子的好奇心，開始在西方社會積極佈道，大量招募信徒（這在後文會有詳述），通過宗教信仰來培植忠誠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最奇特的是，好萊塢的動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會被西藏的宗教領袖認出是一個十五世紀喇嘛的轉世之身，足以見出西藏分離勢力是多麼善於與西方社會相融合併巧妙地利用西方社會。
　　??經過多年日積月累的侵蝕滲透，西藏分離勢力影響活動終於在國際社會形成燎原之勢。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95年底，美國、德國、日本等二十個國家都已經建立了支持西藏的組織；另外，在六十多個國家有三百五十一個關注西藏問題並積極進行活動的國際或地域性組織。在西藏分離勢力的影響下，大批西方最紅的影星歌星參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動，帶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青少年成為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就連紐約市政府也將1959年西藏叛亂的日子──每年3月10日定為紐約的「西藏日」，在令人哭笑不得之餘，也不得不驚嘆於西藏分離勢力在當今國際社會中的廣泛影響力。

（三）推動海外流亡藏人移民西方國家
　　1959年，西藏分離勢力流亡印度時，流亡藏民團體中出現了數百名孤兒或與父母離散的藏族幼童。1960年的某一天，瑞士商人查爾斯•伊奇曼(Charles Aeschimann)在出差印度途中偶然地收養了一個藏族幼童，並萌生了收養更多藏童的想法。此後不久，達賴的弟弟諾爾布作為達賴代表與伊奇曼進行談判，雙方就瑞士家庭收養藏族幼童一事達成初步協議。1961年，首批16名藏童抵達瑞士，到1964年為止，共計158名藏族幼童落戶瑞士。根據協議，這些當時只有3到7歲的藏童將被培養成醫生、工程師、建築師、老師等，等到西藏「自由獨立」后，他們將構成「國家中堅力量」。自此開啟了流亡藏人融入西方社會的開端。同時，1963年3月，在一些親藏團體的遊說下，瑞士聯邦政府又決定接受流亡印度的1000名藏族難民，並將他們主要安置在瑞士東部的德語區。
　　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在瑞流亡藏民已超過3000人，成為歐洲最大的藏民團體，瑞士已經成為西藏分裂運動一處最為主要的海外基地，西藏分裂運動在瑞士已經建立起異乎尋常的政治影響力，達賴喇嘛每隔幾年就會到瑞士進行訪問。以2006年達賴喇嘛最近的一次訪瑞之行為例，他的整個訪瑞之旅都得到了瑞士政界的廣泛關注與重視。就在達賴剛剛抵達蘇黎世不久，達賴就會見了為他的訪問出了大氣力的瑞士聯邦議會西藏小組的15名成員。8月4日，達賴見到了瑞士聯邦委員兼內政、文化部長庫什潘，並與他進行了40多分鐘的會談。會談內容除了宗教與文化外，還涉及所謂的宗教自由問題和西藏地位問題。瑞士媒體報道說，達賴會見庫什潘顯然是他瑞士之行的重頭戲，雙方會晤是瑞士聯邦議會綠黨議員霍倫斯坦女士一手促成，她對於兩人會晤的提議得到了瑞士聯邦議會西藏小組的全力支持。該小組還對瑞士聯邦政府進行了必要的遊說和施壓，最終促成這一非正式場合的正式會晤。達賴在瑞士期間不但到處會見瑞士各級政治領導人，而且還出席了在蘇黎世舉辦的為他個人舉辦的兩場展覽。由此可見通過移民外國、營建一個個像瑞士這樣的海外根據地，著實對西藏分離運動發揮著重要的國際支持作用。
　　但是在大量移民海外同時，也對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社群的穩定性造成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就如同國內一浪又一浪的出國熱潮一般，其實現在對深處國際社會的西藏流亡社會威脅最大的也是「移民運動」，或者說是「移民西方國家」的熱潮。1990年代初期，西藏流亡政府通過合法途徑讓一千戶藏人移民美國，當這些人從美國拿著美元回來探親，或他們為留在達蘭薩拉的家人蓋起漂亮的樓房以後，到西方去淘金的熱潮就一直是流亡社會揮之不去的陰影。事實上一般的流亡藏人並不像狂熱的分離分子那樣熱衷於「獨立建國」、「還鄉復辟」等宏偉的「政治抱負」，他們更關心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一旦移民到西方社會，那麼很快就會被西方文明的熔爐所童話，相隔幾代以後，移民西方國家的流亡藏人同樣會與西藏分離運動乃至西藏文化漸行漸遠。
　　還以1960年代移民到瑞士的那批西藏幼童為例，為了保證西藏幼童不被通化變色，西藏流亡政權與瑞士的收養人之間達成了以下五點協議：一、這些藏童必須儘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二、在學業未竟之前，這些藏童不能被召回印度或其他地方；三、這些藏童在瑞士期間必須儘可能地與其他藏民接觸，以避免他們忘記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收養家庭的父母保證經常告知他們西藏的情況，督促他們將來為西藏服務；四、收養家庭的父母保證鼓勵這些藏童長大后返回印度或西藏，如果他們不想返回，也不能採取強迫措施；五、收養家庭應全額或部分資助這些藏童將來返回印度或西藏的旅費。此外，作為收養家庭的代表，伊奇曼先生承諾定期向達賴遞交一份有關藏童狀況的報告。可見西藏流亡社會對於移民運動可能產生的離心傾向是早有預見的。但是事與願違，被收養的幼童還是很快就淡忘了自身的西藏印記，158名藏童中在1968年就已有70%忘記了藏文和藏語，只有10%的人勉強還能聽懂和講藏語。40多年過去了，這些被瑞士家庭收養的藏童如今都已過不惑之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融入當地社會。有些藏童長大后與瑞士人通婚，各方面已經徹底瑞士化，甚至連他們的配偶也感覺不出他們的藏族特性。被收養的一位藏族兄弟和一位藏族妹妹小時候就對藏語課程不感興趣，學了沒多久就徹底放棄了。瑞士紅十字會當年負責協調收養藏童事宜的瓊斯(Sigrid Joss)女士證實，許多被收養的藏童壓根就不想追溯他們的根源，他們想得到的就是成為真正的瑞士人。一位在瑞士建築師家庭長大的藏民則表示：「雖然我也參加這裡的藏族節慶活動，但我在語言上已無法與他們溝通，思想上也是如此」。
　　　（四）廣泛傳播藏傳佛教文化
　　隨著達賴喇嘛以及西藏上層僧俗統治階層的流亡海外，歷史上原本僅局限於西藏、蒙古以及南亞各國的藏傳佛教也開始散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有人問起當今世界藏傳佛教的聖地到底在哪裡？那麼筆者只能實事求是地說：當今世界藏傳佛教的聖地事實上有兩個，一個是中國西藏自治區的拉薩，另一個則是西藏流亡政權的所在地達蘭薩拉。在國際社會眼中，有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達蘭薩拉在當今藏傳佛教領域的地位恐怕更加尊貴正統，其散布的教義也更能代表藏傳佛教供奉的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從西藏流亡政權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這些流亡者就始終沒有停止過對藏傳佛教的傳承與發揚，旁人似乎很難在政治意圖與傳統信仰之間畫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在筆者看來，對藏傳佛教的傳承與發揚恐怕已經成為這些藏民的一種生存本能，只要生命與肉體依然存在，他們就會自發自覺地弘揚自己的堅貞信仰。
　　事實上，在流亡生活中傳承發揚自身信仰並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1959年流亡海外以後，西藏流亡政權同樣也曾面臨文明失落的重大危機。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在截然不同、毫無根基可言的文明土壤之中，要想延續自身的宗教信仰，一切還得靠流亡藏人自力更生、從頭做起。於是從流亡初期開始，西藏流亡政權便出資集中流亡僧侶建立寺院，並由這些僧侶根據攜帶的經書以及個人記憶整理出了大量的藏傳佛教、苯波教經典。隨著流亡藏人在印度的逐步定居，一些原建於西藏的寺院又在印度得到恢復，西藏流亡政權的藏傳佛教信仰並沒有因為流亡而受到重大的衝擊與影響，反而為藏傳佛教開闢了更為廣闊的發揚空間。到一九九五年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社區建立了近二百座寺院，有一萬五千二百零五名僧尼在研習西藏傳統的宗教文化。而全體海外流亡藏人更是在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八百九十餘座佛教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而且這個數字目前依然在逐日增長。
　　而西藏流亡政權對下一代的普及性教育工作則比他們傳承發揚藏傳佛教的工作更應當引起人們的關注。為了確保海外流亡藏人的下一代能夠得到的良好的教育，一九六零年，達賴喇嘛把到印度后購買的第一棟房子交給查仁夫婦，由查仁夫婦創建了流亡藏人的第一所學校——買索爾西藏學校。達賴喇嘛來到達蘭薩拉后，他的母親和姐姐又在達蘭薩拉一廢棄的破房裡，收留孤兒並逐漸發展成現流亡社區最大的西藏兒童村。以這兩所學校為基幹，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爾等國的流亡藏人區分別建立了一百零四所大、中、小學校，其中有七所是學生超過千人的全日制寄宿學校，現共有六萬五千五百八十餘名在校生和學前幼兒在這些學校學習。以兒童村為主的各學校大部分已實現了小學數理化、社會科學等課程的藏語教學，初中以上才開始以英藏兩種語言教學。西藏流亡社會還建立了他們的高等學府——瓦熱納斯西藏綜合大學，幾十年來為西藏流亡社會培養了許多精通西藏傳統與現代文化的青年知識份子。根據西藏流亡政權的統計，目前流亡藏人四十五歲以下的人口中，基本上已消滅了文盲。更令人詫異的是，還有許多內地的藏人居然也從千里之外趕來達蘭薩拉求學。他們往往要步行幾十日才能穿越喜馬拉雅山脈的崇山峻岭。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先後逃到印度的兩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名內地藏人中，有近九千名僧侶和七千六百零六人是少年，他們目前也都在印度的各寺院和各西藏學校中研習西藏傳統文化和接受教育。
（五）聯絡國內傾向「藏獨」運動的異己勢力
　　 定居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權雖然在地理上與中國內地的藏人社會遠隔崇山峻岭、遙不可及地相距千里之遙，但是西藏流亡政權與國內各種傾向「藏獨」運動的異己勢力之間的聯繫卻可謂朝夕不斷、近在咫尺。為了實現「還鄉復辟」、「獨立建國」的政治目的，西藏流亡政權目前依然與國內的藏人社會之間始終保持著種種錯綜複雜的勾結與聯繫。
　　維繫這種勾結聯繫的最為根本的基礎就在與西藏濃郁獨特的宗教傳統。在藏傳佛教佔據支配地位的西藏社會，藏傳佛教勢力以遍布各地的寺廟為依託，一直擁有一個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會階層的網路。依靠這種網路，藏傳佛教勢力成為超然於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一個能夠傳播信息和發布指令的獨立系統。目前，這個擁有1787座寺廟的系統已經達到超越政府系統（897個鄉級政府）覆蓋面的程度。通過這些寺廟，藏傳佛教勢力可以實現對藏族社會的牢固控制，最具典型代表意義的功能之一便是「斂財」能力──這是一種獨特的宗教納稅制度。信徒自願捐獻的大量財富作為供奉流入寺廟，藏傳佛教勢力由此便獲得了不亞於中央政府的財政集資能力。既有組織網路，又有財政來源，今天的中國內地的藏傳佛教寺院系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了「影子政權」的潛在本質。
　　在達賴喇嘛以及西藏叛亂勢力流亡海外之前，內地的藏傳佛教寺院體系一直奉達賴喇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為正統的統治機構。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這些寺院中的僧侶們在西藏社會中擁有至高無上、無孔不入的特權與地位。但是民主改革之後，儘管中央政府依然尊重這些僧侶的信仰自由並保留了他們的許多特權，但與原先的「太上皇」地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他們也成為西藏社會中的平等公民之一。在這樣的遭遇下，這些僧侶、尤其是受損失最大的上層僧侶自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表面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合法統治，背地裡卻依然固守著達賴喇嘛以及噶廈政府的精神祭壇，暗中的勾結交通也就難以避免了。雖然中央政府一直不惜花費財力和精力來開展針對這些寺院僧侶的「統戰」工作，但是在獨特的藏傳佛教意識形態的控制下，只要達賴喇嘛還活在世間、只要他們還在做著重登「太上皇」地位的政治夢想，那麼中央政府也就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些寺院僧侶的陽奉陰違以及實質上的種種叛國行徑，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能夠爭取他們誠心歸順的有效方法。事實上，前文所提到的1987年到1989年期間的拉薩騷亂就是這些「第五縱隊」與西藏流亡政權勾結聯合的經典產物。
　　 除了暗中勾結聯絡內地的異己勢力以外，西藏流亡政權一直都在處心積慮地策動並接納各類內地藏人「叛逃」達蘭薩拉，上一段提到的吸引內地青少年到達蘭薩拉求學便是比較典型的「叛逃」方式之一。而2000年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大寶法王的出走則將這種「叛逃」活動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藏傳佛教的派系劃分，整個藏傳佛教共分為薩迦（花教）、寧瑪（紅教）、噶舉（白教）以及格魯（黃教）四大派系，各個派系都有自己至高無上的最高領袖——活佛（藏傳佛教內部則稱為「法王」），就如同達賴與班禪是格魯派（黃教）的最高領袖一般，噶瑪巴活佛大寶法王則是噶舉派（白教，嚴格的說應當是其中的噶瑪噶舉系）的最高領袖。噶舉派（白教）與格魯派（黃教）在藏傳佛教的歷史上曾經先後扮演過統治派系的角色，都曾實現過對藏族社會的最高統治，只不過前者是在遙遠的明代，而後者則是在十分貼近的清代，因此在不熟悉藏傳佛教傳統的國人意識中，已經習慣地把格魯派的最高領袖達賴以及班禪當成了整個藏傳佛教的唯一領袖。其實作為藏傳佛教派系中的平等成員，從教理上說噶舉派噶瑪巴活佛大寶法王的地位與格魯派的達賴喇嘛應當是平起平坐的，只不過因為後來格魯派在外界勢力的扶持下取得了藏傳佛教界的至尊地位，因此今日的噶瑪巴大寶法王才在藏傳佛教界中降格為達賴、班禪之後的第三大活佛。儘管已經不做老大好幾百年，但是噶舉派在當今藏族社會乃至國際藏傳佛教界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噶舉派噶瑪巴活佛大寶法王在整個藏傳佛教界同樣具有一呼百應的巨大能量。目前的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大寶法王伍金赤列多吉，於1992年9月在西藏拉薩市堆龍德慶縣的楚布寺舉行坐床典禮的，他的登基同樣也經過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冊封（具體由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經辦）。2000年，年僅14歲的十七世噶瑪巴活佛隻身從住所出走，經過長時間的徒步跋涉之後，出現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權所在地。按照西藏流亡政權的說法，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出走的目的只在於找回噶嗎噶舉派的聖物——當年明成祖所賜的「黑寶冠」。事實上，噶舉派的上一代領袖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活佛，早於一九五九年就帶領座前的四大高僧一同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並於一九八二年在美國芝加哥圓寂，因此在宗教背景掩蓋下的出走真相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最後，西藏流亡政權還一直不斷地派遣各類活動分子進入中國，其中「叛逃」藏人是重要的「兵源」之一。西藏流亡政權長期以來一直鼓勵流亡藏人返回西藏，比如說從各級學校畢業的學生，如果願意返回西藏，每人就可以拿到一萬盧比的路費。近年從西藏「叛逃」到達蘭薩拉的大部分是青年兒童，其中已經成年的人大都被集中送到成人學校，一般估計成人學校畢業的40%的學生已經返回了西藏，這些已經經過流亡政權「洗腦」的學生返回內地後到底會幹些什麼事情？任何一國政府恐怕都不得不留個小心提防的心眼吧。而派遣經過特工培訓的「流亡」藏人潛入中國內地進行分離破壞活動的做法則更是曠日持久，並曾一度得到美國、印度、尼泊爾以及台灣當局的積極支持。1959年到1972年期間，曾有數以千計的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尼泊爾、台灣、沖繩、關島甚至美國的科羅拉多接受「游擊戰」訓練，然後通過陸路、空運送回西藏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但其「游擊隊」很快被擊潰，隨後來進行騷擾、破壞活動的散兵游勇也紛紛落網或被擊斃。後來隨著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改善，這種外國支持下的大規模武裝滲透活動才告一段落，但是西藏流亡政權對中國內地的武裝滲透則一直沒有停止過。

第二部分 高天佛國的往事
　　 ——近現代西藏社會政教簡史以及依附強權的實質
　　
　　 西藏曾經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中取得過輝煌的戰績，不過那是在元朝以前。從地緣政治格局來看，近代歷史上整個藏族居住區曾長期遭到三大強勢文明的緊緊夾逼：在遙遠的東部是綿延不絕、枝繁葉茂的中華文明核心地帶，在其北部是縱橫歐亞大陸數百年的衛拉特蒙古以及東蒙古諸汗國，在其西南則是印度文明的發源故地，驍勇善戰的廓爾喀人同樣具有致命的殺傷力。在這樣惡劣的地緣生態環境之中，單靠西藏地方政權一己之力，根本沒有和其中任何一方掰腕子的可能。深處虎豹狼群卻又沒有鋒利的爪牙，積貧積弱的西藏地方政權從元朝開始就已經淪為仰人鼻息的藩屬之地。到了明朝末年與滿清的時代，西藏地方政權更是噩夢連連，不止一次地遭到周邊地方勢力的致命打擊：前有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與准格爾汗國的相繼入主，自身的宗族信仰、政治架構都遭到外來勢力的強行嫁接；後有尼泊爾廓爾喀人的千里奔襲，差一點就讓大片土地淪為異邦口中之食。平心而論，在如此殘酷的生存鬥爭之中，只有遠在中原地區的中國中央政府總是在最危險關頭出手救護西藏地方政權，一力維護西藏的地方法統與政治格局，並給了藏傳佛教前所未有的尊貴地位以及寬鬆自主得多的發展機遇。看看四周強敵環伺的境況，再看看自身的實力衰微，歷代西藏地方政權倒也分得清好歹，明智地選擇倒向中國中央政府。作為政治交換，西藏地方政權接受中國中央政權的庇護與蔭佑，免受其他猛鷲民族的侵襲與騷擾，然後便偏安一隅，一門心思發揚他們的佛法、過起悠然自在的日子，這也未嘗不是一種雙贏的選擇。然而到了近代，中華文明遭遇了空前的創傷與危機，這就給了現代西藏分離運動得以勃興的歷史機遇。這一回西藏地方政權面對的已經是步入現代文明的世界格局，為了實現獨立，現代西藏分離勢力開始轉向西方列強的政治「布施」，並依靠西方列強的政治庇護來興起他們的分離運動。
　　一、格魯派的誕生以及藏傳佛教在蒙古各部中的傳播歷程
　　作為當今藏傳佛教界最為強盛的派系，格魯派事實上遠沒有寧瑪派、薩迦派來得歷史久遠，也沒有噶舉派的尊貴與繁盛。格魯派今日至高無上地位的取得完全要歸因於東、西蒙古勢力的信仰與護持。一般認為，明永樂七年（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標誌著藏傳佛教格魯派——格魯派的正式形成，而格魯派誕生的源頭則要從宗喀巴大師的宗教改革說起。
　　（一）宗喀巴大師的宗教改革與格魯派的誕生
　　從元代開始，中央政府便開始給予藏傳佛教各派的僧侶許多特權，隨著明代薩迦派的衰落和各教派積極參與世俗的政治、軍事鬥爭，使各派的喇嘛們更加飛揚跋扈，為所欲為。這些僧侶佔有大量財富，過著荒淫糜爛的生活，甚至借修持「密法」為名，霸佔民女，殘害農奴。宗教史籍也承認：「寺院僧侶，盡同俗裝」，不習經典，「亂受灌頂」，「不知戒律為何事」。到14世紀後半期，西藏佛教已普遍呈現「頹廢萎靡之相」，在信徒中喪失了必要的號召力，從而也失去了實行精神統治的功能。此時的西藏地方統治階級就急需要一個新教派來取代原先已經腐敗的宗教勢力；對於長期生活在宗教氣氛中的一般民眾而言，他們厭惡的只是那些橫行霸道、腐化墮落的僧侶，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傳統信仰。因此，廣大教眾渴望能有一個「純正」、「清凈」的新教派出現。
　　 這時，藏傳佛教界出現了一位著名的宗喀巴大師。出生於青海的宗喀巴大師7歲出家，17歲赴藏深造，25歲前完成了對藏傳佛學的全盤了解。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宗喀巴大師開始講經收徒，同時系統學習密宗經典及其註疏。他的學習不拘一格，不受教派門戶的限制，為他下一步進行宗教改革和創造新的宗教思想體系，作了很好的準備。在佈道過程中，宗喀巴極其提倡僧人必須嚴守戒律，並從1388年開始仿效重視戒律的喇欽•貢巴饒薩和喀且班欽•釋迦室利而改戴黃帽，以示在重視戒律上的身體力行。自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的10年中，宗喀巴大師全面展開了他對藏傳佛教的改革活動，並四處宣講這些論著中的思想觀點。在講說中，宗喀巴大師引經據典，聯繫古今，針對時弊，切合社會和僧侶的需要，受到僧俗大眾的歡迎，被視作「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永樂七年（1409年），宗喀巴在明闡化王、帕竹政權首領扎巴堅贊的支持下，於拉薩大昭寺舉辦了規模巨大的祈願法會，藏語為「默浪欽摩」。這是一次全藏性的，不分教派，各地僧眾均可參加的佛界盛會。當時參加的人數有一萬多人，其聲勢之大，範圍之廣，都是空前的。這次法會使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設想得到充分的體現，他本人也成了公認的佛教領袖。法會之後，宗喀巴依靠帕竹政權及其屬下貴族仁欽貝父子在拉薩東60里的旺古爾山旁建造了甘丹寺，全稱「甘丹南結林」，成為格魯派的主寺。永樂十二年（1414年），宗喀巴派其弟子釋迦也失赴京朝貢，次年成祖封釋迦也失為「西天佛子大國師」，宗喀巴成了大國師之師，從此格魯派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確認。1416年宗喀巴的另一弟子扎西貝丹在明朝都指揮簽事、帕竹政權內鄔宗宗本南喀桑頗的支持下建造哲蚌寺，1418年釋迦也失用明朝所賜的資財建成色拉寺，自此主寺甘丹寺與此二寺合稱格魯派在前藏的三大寺。三大寺的建成，奠定了格魯派發展的穩固基礎。新興的格魯派提倡嚴守戒律，規定僧人的生活準則、學經程序、學佛次第、考核制度等，逐步形成封建的教階制，把西藏佛教系統化和制度化，使之與西藏社會的農奴制更加緊密結合，為後來的「隆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藏傳佛教在蒙古各部的傳播歷程
　　最初廣泛分佈於蒙古高原、西伯利亞、天山北路乃至今天黑龍江的諸多游牧部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稱謂，蒙古最早只是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顏部的稱謂，後來成吉思汗統一了草原各部之後，便將蒙古作為各部落統一的稱謂沿用至今。不過蒙古各部落依然還是保存了自身的鮮明特色，比如衛拉特蒙古當時便稱為「斡喇亦特」。最初草原各部落並不信仰佛教，比如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顏部最初便信仰薩滿教，而王汗所在的克烈部以及乃蠻部則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成吉思汗統一草原各部落之後，他的繼承人開始轉而信奉藏傳佛教。1246年，蒙古闊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與西藏薩迦派第四代教祖薩班在涼州會晤，藏傳佛教始傳入蒙古，薩班並被蒙古統治者確立為西藏各地僧俗的領袖，闊端成為最早皈依藏傳佛教的蒙古王室成員。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期，藏傳佛教開始在蒙古上層統治階層中得到廣泛傳播，這就不得不說到薩迦派的第五代教主——八思巴。元憲宗元年(1251年)，八思巴繼位為薩迦派教主，元憲宗三年（1253年）他謁見忽必烈於六盤山，被留在忽必烈身邊。元憲宗八年（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人與道士辯論道教經典《老子化胡經》的真偽，八思巴靠著自身的淵博學識以及如簧巧舌一舉駁倒了道教一方，帶領佛教界徹底擊敗了當時的道教界。這在整個佛教歷史中都是倍受推崇的輝煌戰績，藏傳佛教在元朝統治貴族中的影響力開始大幅提升。中統元年(1260年)，剛繼帝位的忽必烈便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並授予八思巴統領天下釋教（佛教）的職權。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受命管轄全國釋教和吐蕃僧俗政務，後來更是「帝師」、「大寶法王」一路扶搖直上，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影響力開始平步青雲，藏傳佛教在蒙元（不包含敗退草原后的北元）統治階層的扶持下開始在整個中華文明的範圍內擴散開來。
　　在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統領天下的年代里，藏傳佛教在衛拉特蒙古的統治階層中也得到了有限傳播，但是普通的衛拉特百姓依然信仰薩滿教。蒙元一代，衛拉特的佛教信仰絕少見於史書的記載。明初，隨著元朝在中原的全面敗退，衛拉特蒙古開始崛起，他們的駐牧地也從艱苦的八河流域遷移到了水草豐美的天山北路，並在那裡一直定居下來。隨著衛拉特蒙古各部羽翼的漸趨豐滿，他們漸漸取得了和黃金家族繼承人、後來逐步分化為東蒙古諸部的北元勢力平起平坐的地位，開啟了後世東、西蒙古雙雄並立的歷史格局。在明朝初年，衛拉特蒙古曾在脫歡汗的統領下一度又統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各部，勢力擴散到整個蒙古地區。但是隨著也先汗（就是那個在土木堡生俘明英宗的瓦剌首領也先汗，瓦剌是明朝對衛拉特蒙古的譯稱）的敗亡以及北元勢力（巴圖蒙克繼汗位后又統一了東蒙古各部，成為後世赫赫有名的達延徹辰汗，「達延」是「大元」的諧音，「徹辰」則是蒙語「聰慧」之意，也有翻譯為車臣、薛禪的）的重新崛起，衛拉特各部又不得不退回西北一隅（16世紀，東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將衛拉特蒙古的勢力逐出杭愛山之南，又進兵青海，驅逐了衛拉特蒙古在那裡的勢力，逼迫衛拉特蒙古將其活動中心局促於天山南北一帶），並分裂為大家熟悉的綽羅斯、杜爾伯特、土爾扈特以及和碩特四部。四部於15世紀後期結成衛拉特聯盟來對抗東蒙古的威脅。
　　從早先的脫歡汗、也先汗開始，藏傳佛教便已經得到了衛拉特蒙古的大力扶持。在脫歡汗時期，他曾經派遣僧侶哈馬剌失力前往明廷朝貢。當時明英宗對其一行相當重視，並封哈馬剌失力為「慈善弘化國師」，隨行的大藏為「僧錄司右覺義」，並賜哈馬剌失力僧衣一襲。脫歡汗的兒子也先汗繼位后同樣十分重視對藏傳佛教的扶持，他於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上書明廷，要求提高喇嘛的地位。也先汗還沿襲了脫歡汗的做法，派遣灌頂喇嘛到明廷朝貢，並向明廷討要封號、銀印、金襕袈裟以及法器等。儘管也先汗的做法遭到了明廷的駁回，但可以看出當時藏傳佛教在衛拉特蒙古的精神信仰中已經佔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衛拉特四部聯盟時期，即15世紀後期到16世紀前半期，藏傳佛教仍然受到衛拉特各部統治者的優遇，藏傳佛教在衛拉特蒙古中的傳播已經變得極為廣泛。
二、格魯派在蒙古勢力扶持下的隆興
　　（一）格魯派與東蒙古土默特部的會盟及其在蒙古部落中的傳播
　　宗喀巴去世以後，他的幾個重要門徒以拉薩為中心，分赴各地傳教，西至阿里，東至康區，北及安多，並在內地和蒙古傳法，使格魯派迅速傳播開來。當時格魯派主要依靠西藏地方帕竹政權的扶持與資助，到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格魯派已經形成了一個全藏性的、政治經濟實力大大雄厚於其它教派的寺廟集團。格魯派的急劇膨脹和其它教派及地方勢力的矛盾日益尖銳，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以噶舉派（主要是噶瑪噶舉）、仁蚌巴、藏巴汗和漠北蒙古卻圖汗為一方，格魯派、帕竹巴、東蒙古土默特部、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為一方，展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宗教戰爭」。
　　格魯派早期的擴張活動一直是在與噶舉派的激烈碰撞中展開的。1481年，噶瑪噶舉派在後藏仁蚌巴勢力的支持下，在拉薩附近修建兩座寺院，以遏制哲蚌和色拉兩寺的勢力。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仁蚌巴阿旺兒扎的家臣辛廈巴才旦多吉聯合后藏的一些封建主推翻了仁蚌巴的統治，史稱為藏巴汗。后經三代征戰，控制了衛藏大部。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藏巴汗噶瑪丹瓊旺波推翻了帕竹政權，建立第悉藏巴政權（噶瑪王朝）。崇敬噶舉派噶瑪噶舉派的藏巴汗一旦執政便多方壓制格魯派，頒布了種種限制格魯派發展的法令，如規定格魯派僧人路遇噶瑪噶舉派僧人必須讓路致敬、禁止格魯派僧人參加每年的大祈願法會、止貢噶舉還用武力強迫若干格魯派屬寺改宗，幾乎要徹底除滅新興的格魯派勢力，格魯派頓時陷入了誕生以來最為重大的一次生存危機。但西藏地方政權的更迭並沒有遏止格魯派後來的發展，因為在這之前格魯派就已經在東、西蒙古各部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
　　萬曆元年（1573年），格魯派首領索南嘉措應邀抵達青海湖東的仰華寺與東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會晤，俺答汗皈依格魯派，成了護法王，接著東蒙古其餘各部也相繼改宗皈依格魯派。當時雙方互贈尊號，俺答汗贈予索南嘉措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含義是「遍知一切德智如海之金剛上師」。「達賴」和「喇嘛」分別是蒙語中「海」與「上人」（德行宏大、智慧超群之人）的意思。（藏傳佛教內部並沒有「喇嘛」的稱謂，對於教內頂級的高僧大德一般都稱為「Rinpoche」，漢語多譯為「仁波切」、「仁寶哲」或「寧波車」，意為轉世而來的高僧大德，有時也用於稱呼某寺院的主持。如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自稱便是「Gyalwa Rinpoche」）之號，而索南嘉措則贈給俺答汗「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的尊號，後世的「達賴喇嘛」之名便由此肇始。由於索南嘉措之前還有根敦朱巴（一世達賴，宗喀巴的關門弟子，排行老八）、根敦嘉措兩位先人，因此這個剛剛得到的「達賴喇嘛」的尊號只能從三世算起，前兩世達賴喇嘛的尊號都是事後追認的。這一事件標誌著蒙古勢力開始接受格魯派，在蒙藏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由於在衛藏地區已經失去了帕竹政權的支持，為了倚靠蒙古勢力來抗衡敵視格魯派的藏巴政權，在三世達賴索南嘉措的授意下，格魯派勢力指認俺答汗的孫子云丹嘉措為「轉世靈童」，是為四世達賴喇嘛。萬曆三十年（1602年）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在土默特部蒙古軍隊護送下進藏學經和坐床，翌年到達拉薩，蒙古人的子孫頓時成了格魯派的最高領袖。之後格魯派便迅速在東、西蒙古的所有部落中傳播開來。
　　由於衛拉特蒙古同西藏的聯繫較為疏遠，而且長期與東蒙古各部保持著緊張關係，因此格魯派在衛拉特蒙古中的盛行要比東蒙古晚了四十多年。按照日本學者若鬆寬的考證，格魯派可能是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傳入衛拉特蒙古，當時正值土默特部俺答汗皈依格魯派后的第42個年頭。當時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的拜巴噶斯大汗在聽取了察罕諾們汗講授的格魯派佛理后便發願出家為僧。由於當時拜巴噶斯大汗是四衛拉特的領袖，因此立即遭到了所有衛拉特王公貴族的反對。為了尊重領袖對佛教作出的莊嚴許諾，四衛拉特的諸多王公決定每人派一個兒子代替拜巴噶斯大汗當喇嘛，最後總共有32個王公的兒子當了喇嘛，並從庶民中選了200個男孩子作為上述王公之子的侍從，也當了喇嘛。這些人被送到安多學習，不久又被送到拉薩求學。自此衛拉特蒙古諸部也徹底皈依格魯派，格魯派勢力更為壯大。
　　儘管格魯派取得了在東、西蒙古各部中迅速擴張的斐然成績，但在西藏故地卻依然難以擺脫敵對派系以及藏巴政權的殘酷打擊，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地位、抗擊政教敵人的迫害壓制，格魯派與其敵對勢力開始紛紛走上依靠蒙古勢力打擊對手的道路。蒙古人王孫出身的四世達賴死後，當時的藏巴汗「疑達賴詛咒，致感多病」，於是下令不準達賴喇嘛世系繼續轉世，目的在於製造格魯派集團的分裂，切斷格魯派與蒙古勢力的聯繫。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和天啟元年（1621年），蒙古軍隊兩次進藏與第悉藏巴交戰，扎什倫布寺主羅桑卻吉堅贊（后追認為四世班禪，一世班禪是宗喀巴大師的二徒弟）出面調解，藏巴汗不得不收回成命。為了延續達賴喇嘛的蔭脈世系，羅桑卻吉堅贊與哲蚌寺上層喇嘛及蒙古土默特「拉尊」（對出身王族僧人的稱謂）共同協商，確定山南窮結巴家族中的阿旺羅桑嘉措為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並於天啟三年（1623年）被迎入哲蚌寺坐床。當時五世達賴喇嘛尚為幼童，因此整個格魯派勢力的實際領導人事實上是羅桑卻吉堅贊，他引進東蒙古土默特部擊敗藏巴汗的軍隊，收回了被兼并的格魯派寺廟、土地、莊園等，格魯派勢力有所恢復。

三、西藏地方政權對滿清中央政府的歸附
　　（一）拉藏汗與第巴桑結嘉措的政治火併
　　早在固始汗與格魯派勢力共同對抗藏巴政權的時代，極具政治前瞻性的固始汗就已經意識到了滿清勢力日後的興起，開始極力促使五世達賴與尚未龍興的后金政權加強聯繫。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固始汗遣使向滿清政府奏言：「達賴喇嘛功德甚大，請延至京師，令其諷誦經文，以資福佐。」順治九年（1652年）正月，固始汗再度「以勸導達賴喇嘛來朝，奉表奏聞」。同年十一月，五世達賴喇嘛率班禪活佛及固始汗的代表來到北京，受到順治帝的隆重接待，並齎送金冊、金印，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亦喇坦喇達賴喇嘛」，冊文、印文均以滿、蒙、藏、漢四種文字寫成。在此過程中，滿清政府也遣使進藏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指示他「作朕屏輔，輯乃封圻」，要他給滿清政權保衛邊疆，並把封給他的地區治理得平安和睦。自此，滿清中央政府正式肯定了固始汗對西藏地區的政治統治，並承認了達賴喇嘛作為西藏地區宗教領袖的尊貴地位。
　　在表面上，和碩特部作為格魯派勢力的救命恩人進入西藏實施政治庇護，格魯派則在和碩特部的扶持下一舉登上藏傳佛教界統治教派的寶座，雙方這種「親善友好、共存共榮」的關係寫照簡直可以書寫一篇萬世傳誦的「邦交」佳話了。但是透過這重美麗的障眼迷霧，卻不難看出和碩特蒙古勢力事實上鳩巢雀占、反客為主的做法與西藏本土勢力希望自立自治的願景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固始汗進入西藏實施統治后，和碩特蒙古勢力就成為西藏政治體系中凌駕於本土勢力之上的「太上皇」，儘管促成雙方當初結盟的危機背景早已不復存在，但和碩特蒙古勢力卻對西藏統治得上了癮，依然賴在西藏繼續履行教父的職責，這就給雙方後來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的另一場政治巨變埋下了深重的隱患。事實上固始汗與五世達賴喇嘛等格魯派勢力都是極為精明的政治家，雙方在日常熱烈擁抱握手的親善表象背後，心裡其實早已產生了針對對方的不滿與戒心。在格魯派勢力看來，當初要不是因為鬥不過綽羅斯部、要不是看中了格魯派在蒙古民眾中的宗教號召力、要不是達賴喇嘛還有可資利用的政治價值，恐怕就算格魯派被人殺絕了，遠在天山北路的和碩特部也不會伸手來西藏管這單閑事的；在和碩特蒙古勢力看來，當初要不是我部鐵騎的英勇護法，你格魯派恐怕今天早就已經被噶舉派的勢力擠兌的無處容身了，作為你們的救命恩人，我們在這裡進行統治當然是順天應命、理所應當的，你等還不得衷心地孝敬款待。美好的表象終究難以掩蓋政治交易中赤裸裸的利益企圖，當固始汗依然在世、和碩特部的英勇武功依然記憶猶新而格魯派也還依然在修養恢復的時代，這重政治上的檀越關係倒也依然可以漂亮的維持下去，但是隨著雙方勢力的消長、隨著老一輩歷史見證人的相繼離世，各種猜忌、裂痕就開始在缺少血與火考驗的後輩心中滋生蔓延了。
　　順治十一年（1654年），固始汗病歿於拉薩，五世達賴的號召力開始逐步增大，格魯派與和碩特部的聯盟也開始日漸瓦解。在格魯派方面，五世達賴為了削弱和碩特部的統治勢力、使格魯派在西藏政治中取得獨佔地位，開始清查寺廟、規定僧人數額、清查寺院屬民，並確立了寺院組織制度和經濟制度，讓寺屬莊園向格魯派寺廟集團交納一定數量的實物地租；五世達賴喇嘛還幾次巡遊各地，委任宗本，制定法規和服飾等級。經過格魯派勢力的治理，西藏的封建農奴體製得到了鞏固強化、地方勢力在西藏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開始蓬勃上升。在和碩特蒙古勢力方面，固始汗死後相繼由他的兒子和孫子繼承汗位，到了曾孫拉藏汗時代，尤其是在拉藏汗統治的晚年，和碩特蒙古勢力在西藏的統治已經漸漸衰落。為了爭奪對西藏政權的主導地位，和碩特蒙古勢力與格魯派地方勢力之間終於上演了全武大戲。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世達賴喇嘛任命桑結嘉措（1653—1705）為第巴，並安排了自己的權力繼承人後，於1682年去世。但桑結嘉措密不發喪，利用五世達賴的名義繼續掌握教權，同時請求清廷封他為王，以取得與和碩特蒙古汗王分庭抗禮的地位。為了增強抗衡和碩特部的實力，他還加強了與剛剛興起的准格爾汗國（綽羅斯部統一了和碩特部在新疆的殘餘勢力以及杜爾伯特部以後，建立准格爾汗國，土爾扈特部已經遠遷伏爾加河下游放牧。史界對「准格爾」與「綽羅斯」的提法有兩種觀點與用法：一派觀點認為準格爾是綽羅斯部對自身的稱謂，因此對兩種提法是混用的；另一派觀點認為準格爾只適用於綽羅斯部統一三部后建立的衛拉特汗國的稱謂，因此對兩種提法是按時間先後區分使用的。「准格爾」在蒙語中是「左翼部族」的意思，因此筆者認為他更適合作為一個統一的衛拉特汗國的稱謂，更加符合衛拉特勢力位居左翼的地理特徵）的聯繫，以牽制和碩特蒙古的力量。這樣，格魯派勢力和代表世俗政權的和碩特蒙古勢力間的矛盾便愈演愈烈，直至兵戈相見。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滿清政府發覺了五世達賴去世被隱瞞一事，桑結嘉措受到嚴詞責問，只得呈報事實真相，稟明轉世「靈童」早已選定，並按宗教規程進行「供養」。是年十月，15歲的「靈童」在布達拉官正式坐床，是為六世達賴倉央嘉措（1683—1705）。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拉薩正月大祈願法會上，桑結嘉措和拉藏汗雙方部眾發生衝突，拉藏汗被迫退出拉薩，並組織兵力反擊，於是戰爭爆發。中經休戰，康熙四十四年戰事又起，桑結嘉措兵敗被殺。
　　戰事結束以後，拉藏汗把事情的原委奏報滿清中央政府，滿清政府顯然站在勝利者一邊，康熙皇帝於是下令廢黜倉央嘉措並解送京都，這位政治上不幸而又鬧出了作風問題的宗教領袖在押解進京的途中死於青海湖畔。為了繼續保持對西藏統治的正統性，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死了以後，拉藏汗另立一個名叫益喜嘉錯的孩子為六世達賴喇嘛，並舉行了坐床大典，與五世班禪一起請滿清加封。但這一做法卻遭到了格魯派三大寺上層及青海和碩特部台吉的一致反對，他們也按照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詩中的內容在四川理塘尋訪到了後來的七世達賴格桑嘉措（其實當時清廷廢黜倉央嘉措后，雙方要求冊封的均為新的六世達賴，清廷對格桑嘉措的冊封也是六世達賴，只不過後世還是認可了倉央嘉措作為六世達賴的存在，於是就將新的六世達賴順延為七世達賴了）。為了躲避拉藏汗的抓捕，格桑嘉措只得在父親羅桑達吉帶領下逃到青海坐床，也求清廷加封。當時清廷派了侍郎赫壽入藏協理藏務，但卻沒有封認任何一個轉世靈童，而是於1713年遣使齎金冊金印，另封羅桑耶歇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滿文，意為寶，這就表示康熙皇帝有意再扶植一個格魯派領袖。由於前面還有四位先人，今天西藏事實上的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活佛的法定稱謂其實也只能從第五世開始算起，和達賴喇嘛的稱謂一樣，前面四任「班禪額爾德尼」也都是身後追認的。從戰爭結果以及中央政府的態度來看，和碩特蒙古與格魯派地方勢力之間的這場爭鬥到此原本就該偃旗息鼓、塵埃落定了，但未曾想斜路里橫殺出了同屬衛拉特蒙古的准格爾汗國勢力，原本已經歸復平靜的水面頓時又掀起了翻天巨浪，而後世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體系也因此而登上了歷史舞台。
（二）准格爾汗國入侵與清廷的政治庇護
　　早在拉藏汗時期，第巴桑傑嘉措與拉藏汗曾先後加強與准格爾汗國的聯繫，只不過第巴桑傑嘉措投靠的是噶爾丹，而拉藏汗依仗的則是策旺阿剌布坦。准格爾汗國從一代梟雄噶爾丹開始就一直存著獨霸西北、統一蒙古並最終入侵中原的政治企圖，可惜他們碰到的是滿清的康熙皇帝，因此噶爾丹的第一次爭霸努力在康熙帝的兩次親征中化為煙雲，噶爾丹本人也被他的侄子策旺阿剌布坦給抄了後路，最後一個人孤零零地自殺在草原之上，准格爾汗國的大權也重回噶爾丹之兄僧格一脈（策旺阿剌布坦是僧格的長子）手中。當策旺阿剌布坦的羽翼尚未豐滿之時，他對清廷還是十分順服的，經過20多年的生聚休養之後，准格爾汗國重新又走回了與清廷逐鹿爭霸的道路，並將覬覦的目光投到了西藏。第巴桑結嘉措主政西藏的時候策旺阿剌布坦就曾向康熙進言，攻擊傾向噶爾丹的第巴桑結，並要帶兵殺入西藏，但卻被康熙一眼看穿圖謀，硬是把染指的企圖給駁回了。為了迷惑並拉攏拉藏汗、製造入主西藏的條件，策旺阿剌布坦迎娶了拉藏汗的姐姐，並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拉藏汗的兒子丹衷，還將丹衷誘入准格爾汗國為人質。丹衷夫婦後來生下了一個名叫阿穆爾薩納的兒子，正是這個人在准格爾汗國最後的兩次叛亂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並直接導致了准格爾汗國的最終覆滅，當然這出大戲與西藏問題並沒有直接聯繫。在一場又一場高規格的通婚之中，拉藏汗逐漸打消了對策旺阿剌布坦的戒心，儘管康熙曾諭令拉藏汗深謀防範准格爾汗國勢力，但拉藏汗並不以為然，終於斷送了和碩特部在西藏的統治事業。當拉藏汗與第巴桑傑嘉措進行文攻武鬥之時，准格爾汗國便一直在旁嚴密窺測。策旺阿剌布坦發現，經過這場政治衝突之後，外來的和碩特部勢力與西藏地方勢力之間的關係已經出現了難以彌合的裂痕，和碩特部內部也在七世達賴喇嘛的繼任人選上出現了嚴重分歧，致使和碩特部在西藏的統治根基遭到了動搖，入侵西藏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旺阿喇布坦命其堂兄弟策凌敦多布（台吉）率兵六千由伊犁出發，取道阿克蘇翻越天山（海拔6000m），然後經葉爾羌（莎車）繞過塔克拉瑪干沙漠（500km），接下來翻過和闐南部的崑崙雪山（7000m），最後由新疆的阿克賽欽進入西藏。進藏以後，准格爾汗國的軍隊打著送丹衷夫婦歸藏的旗號在高原上行進了1200公里，基本橫穿了現在的西藏省，涉險冒瘴、晝伏夜行，直奔那曲，當時拉藏汗正在那曲狩獵。當拉藏汗察覺到准格爾汗國勢力入侵時，曾一度率軍在那曲與騰格里湖之間的桑雄拉關隘堵住了入侵的准格爾軍，但是終究抵擋不住入侵者的凌厲攻勢，不得不撤往拉薩。1717年12月2日，拉薩城中的內應為準格爾大軍打開了大門，拉藏汗兄弟歷時兩個月的抵抗徹底失敗，拉藏汗及其追隨者紛紛被殺，拉藏汗的兒子丹衷也被策旺阿剌布坦砍了頭。這次遠征前後歷時10個月，途中跋涉2500多公里，途中的行程可謂艱險卓絕，與本朝紅軍的萬里長征可有半比，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算是一次經典的奔襲戰例。准格爾汗國勢力侵佔西藏之後不僅便另立第巴，同時連續三天屠殺拉藏汗的追隨者，並且大舉劫掠了布達拉宮和其他寺廟，將掠奪的財寶用於裝飾固爾扎的喇嘛廟。這些暴行頓時引起西藏僧俗的強烈不滿，於是請求清廷出兵干預。康熙皇帝聞訊之後，立即命令西安將軍額倫特率軍會同青海諸台吉與土司屬下入藏征討，但行進至喀喇烏蘇河時卻被策凌敦多布設伏全殲。

好文章啊，第一次全面了解了西藏歷史進程中發生的故事，有助於了解政府對西藏的統治和治理理念。謝謝了樓主　

還有嗎？達賴如果讓西藏在中國的領土上，保證他正當其發展宗教的權利，如果妄想把西藏分裂出去，那麼就滾蛋，分裂的藏民都滾蛋，一分土地也別想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