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政治文化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作者：雲舟子

1. 引言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浩浩蕩蕩，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勢頭。其中以全民選舉的民主政治被作為政治全球化的典範，認為沒有全民選舉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獨裁政治，甚至把所謂的非民主國家的一切社會問題的最終癥結歸結為缺乏民主，並認為解決這些癥結的根源在於民主化，從而形成了民主的迷信[1，2]。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中國在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下，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推翻了具有終極決定權力和意志的皇室王朝。可是由於缺乏對民主的深層認識，使得民主化進程產生了很多甚至相當嚴重的問題。時至今日，民主理論與實踐深層矛盾仍然是我們政治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礙。

此外，對於經濟改革我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找不到石頭就退回來，但是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當找不到石頭的時候就退不回來了。而由此所引起的社會動蕩、付出的社會代價是難以彌補的，所以，政治改革的先瞻性理論思考顯得尤為重要。思考的目的是能夠融合東西方的傳統文化，形成系統的道德文化理論體系和穩定的有別於終極決定特點的成熟的政治體制，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如何實現民主的中國化問題。


2. 民主的歷史及含義
民主的理念來自於古希臘。古希臘的雅典共和國實行了一種有別於寡頭政治和君主統治的民主制度。在經歷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之後，17、18世紀興起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運動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的民主思想，並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盛奠定了基礎，這種制度的基本特徵就是：國家領導人的產生不是世襲的，而是經過公民的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的任期有一定限制，因而選舉需要定期舉行；對於重大的國家事物需要經過公民投票來決定。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為了開拓市場，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中國人面對西方前所未有的衝擊，在痛定思痛后苦苦思索和探求解救民族危亡的藥方，認為科學和民主是西方列強強大的根源。於是中國人就開始了對民主的不懈追求和奮鬥，先有戊戌變法的失敗，後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並沒有帶來民主的真正實現，為反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又經歷了二次革命和北伐戰爭等一系列民主革命，然而北伐戰爭的勝利結果卻是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姊妹孔家財」，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最終發展成為四大家族對整個中國的壟斷，人民不但對民主的訴求無望達到，而且對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也不可能根治了。

中國最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對民主的追求沒有知識分子那樣迫切，但是他們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深惡痛絕的，因而就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島。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后，黃炎培曾經向毛澤東談過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朝代輪迴的歷程，這個朝代更迭往往是「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而在朝代更迭之中，受苦受難最為深重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毛澤東當時給出的解決辦法就是「民主」。

所以，在毛澤東執政時期，為了解決黨和國家政治經濟發展路線之爭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想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形式徹底整頓幹部隊伍，解決深層的政治經濟問題。毛澤東相信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放手發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然而卻使整個社會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毫無疑問，文革是中國的一個深痛的悲劇，然而就在這個悲劇剛剛結束不過十年，另一場悲劇又在中國上演了，那就是「六四」。六四產生的背景是反腐敗，由於中國採取漸進式改革，採取價格雙軌制，這個制度給腐敗的產生提供了溫床，產生了中國獨有的腐敗形式——官倒。「六四」學生最初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但是學生們認為，單純的反腐敗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只有制度的根本變革才能徹底解決問題，美國的民主制度就豎立了這樣一個標竿，於是反腐敗上升為求民主。鑒於文革中慘痛的民主經驗，中共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從而釀成了建國后的第二次民主悲劇。


3. 民主的局限與困境
為什麼中國人對民主追求的結果總是一次次的悲劇呢？是我們的人民愚昧不化，人種低劣嗎？對於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自強不息的民族，這個解釋顯然不合情理。那麼我們就需要對我們所追求的民主進行反思。

第一、民主的理念雖然來自古希臘，但是它真正發揚光大，並取得今天在政治領域內的話語霸權，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在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為反對君主君權而提出了公民的人權，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博愛，其中的自由包括言論、集會、結社和出版的自由，並強調這些人權是公民生而具有的，即天賦人權。

人權真的是上天賦予的嗎？如果一個人出生后就與人類社會隔離，他只能成為諸如狼孩之類的人，或許他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管他，但是這個自由是上述的自由嗎？他怎麼可能會有言論、集會、結社和出版的自由呢？因而上述所謂的人權不可能是上天賦予的，而只能是社會賦予的。

另外，我們知道未成年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些權利是民主最基本的體現。如果講天賦人權，為什麼一定要18歲以上的成年人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果說未成年人沒有辨別力，需要社會的教育和引導，那麼這種人權到底是社會賦予的還是上天賦予的？上天賦予了人吃奶的能力，人一生下來就會，不需要社會甚至母親的教育。

國王在其出生時就擁有了當國王的權力，因而天賦君權比天賦人權更符合邏輯和事實。我們認定天賦君權的錯誤，卻用同樣的邏輯再造一個天賦人權，難道不是同樣的荒謬嗎？

第二、民主的本質就是「多數決」，講少數服從多數，事情的是非曲直由人數的多寡決定。這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多數人總是正確的。可是路人皆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我們用「多數決」的強權否決少數人的真理，豈不是讓真理埋沒，謬誤橫行？

「多數決」的結果就是多數強權[2]，儘管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代表的民主制度為避免這種多數強權所帶來的弊端而對全民選舉制進行了很多修正，可是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全民選舉的多數強權在可預見的將來只能依靠金錢。因為選舉的白熱化必然使得候選人盡最大可能地動員社會資源為自己和其政治主張進行宣傳。而在競選雙方或多方的競爭性社會動員中，缺乏金錢支撐的一方必然落敗，因而當今社會全民選舉的基礎必然是金錢選舉。

以民主的典範——美國為例，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經費屆屆增高，早就遠遠超出了任何候選人和政黨的財力能力，這樣候選人對資本家進行募捐就成為必然。儘管在美國的很多資本家同時捐助競選的雙方，但是如果候選人的政治主張不能給資本家帶來利益，甚至損害了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絕對不會為其買單。這樣，資本家僅僅因為他的金錢財富就擁有了對候選人的初選權，而全民選舉無論如何公平、平等都是對資本家初選結果的二次選舉。天賦人權的平等權哪裡去了？民眾手中選票的神聖性豈不要因為這種不平等性而黯然失色？

「多數決」可能會引起、激化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和衝突。由於「多數決」最終的判決標準不是真理，而是人數的多寡，使得不同利益趨向的人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幫派，乃至產生不同的政黨。幫派之間鬥爭的最終目標不是真理、正義、道德和人民的利益等，而只是把他們作為達到他們目標的一個手段，當這些手段妨礙了他們的最終目標，他們就會忽略、隱瞞甚至抹煞。

世人常把全民選舉和多黨競選作為根治腐敗乃至其它社會陋習的藥方，從理論和實踐來看，政黨政爭非但不是解決腐敗等社會陋習的藥方，反而產生新的社會陋習，比如說賄選、族群和利益集團的分化衝突等問題。很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並沒有走到全民選舉的民主形式，否則依據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很難預料全民選舉在中國產生的嚴重負面影響，台灣民主的發展結果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引人深省的反面教材。

第三、民主的理論家認為：民主政治的核心觀念不是體現在「多數決」，而是體現在多數意見形成的過程。意思是說，民主是個教育的過程，投票只是一連串公開、溝通、消除偏見之後的最後呈現。持續不斷地交換資訊和意見才是尋求人類福祉最堅實有效的途徑。

這個多數意見形成的過程就是通過自由來達到的，是金子總會發光的，只要給金子發光的自由。這些自由就是所謂的言論、結社、集會和出版的自由。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通過自由言論可以分辯清楚的。例如對於科學的真理，我們是否可以通過自由的宣傳，把科學定理和公式推導過程講解給所有的公民，然後讓所有公民判定真偽，投票決定呢？而事實上，我們只要通過由很多學者和科學家組成的科學共同體來完成真理的檢驗和判定，因為絕大多數的科學理論是深奧的，難於讓廣大民眾理解。固然，政治問題和科學問題是不同的，在政治領域深奧的真理不會很多，但是往往就是這樣幾個卻對全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民主實際的操作中，候選人的政治主張利用言論自由的權利通過媒體展示給選民。那麼，如果選民沒有接收這種展示的物質條件怎麼辦？如果選民沒有精力、時間、能力和素質來研究這種展示怎麼辦？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

在白熱化的全民選舉過程中，無論選民還是候選人都不可能保持淡泊平和的心態，而這種心態卻是追求驗證真理所必須的。在這種白熱化氛圍中，選民和候選人更關心的是小恩小惠，選擇尋求最大的利益收穫，尋找利益平衡點。

候選人要想贏得選票，必定要提出不同於其它候選人的鮮明的政治觀點。然而選民中的大多數對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只能停留在業餘的水平，這種業餘水平不可能通過宣傳教育得到根本改變，就像不可能將高深的相對論問題通過教育、宣傳和辯論而讓普通民眾真正理解掌握。這種建立在業餘基礎之上的政治氛圍，如何才能達到溝通和消除偏見呢？

第四、民主的中文字面含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多數決」的目的無非是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在全民選舉中，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的途徑主要是通過手中神聖的選票。這個所謂神聖的選票是否真的實現了人民的當家作主？首先要看什麼叫當家作主，所謂作主就是對某件事情具有拍板決策的權力。

其一、選民手中的選票之所以體現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因為選民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決定哪個候選人當選，但是全民選舉中必然有落敗的選民，為什麼僅僅憑著人數的優勢就剝奪了少數人當家作主的權力？

其二、選民之所以選擇某個候選人是因為他的政治主張符合自己的主張，但是對大多數選民，這種符合不是完全的符合，而是大體的符合，選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選擇大體符合自己主張的候選人，這種被迫地選擇是當家作主的體現嗎？再者，候選人當選后，很多情況下並沒有兌現其競選主張，甚至改變其政治主張，這種改變是否符合選舉他的選民當家作主的要求呢？

其三，讓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要以民為本，可是選舉政治的性質決定了候選人的最終目標是要贏得選舉，即以選舉為本，而以民為本只成為手段退而為其次。因而我們只能將全民選舉看作是對民意的反映過程。

其四，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的願望，是通過民主的手段來監督執政者權力的濫用。普通民眾可以判斷一個警察是否在濫用權力損害其切身利益，可是對於一個打著各種美麗旗號的總統進行權力濫用時，他們的判斷是否會有專業的理性呢？而且當政客們作為一個階層和支持他們的財團為追求他們的共同利益時，民主選舉的監督往往會失效，因為任何的選舉結果都是一樣的。

其五，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在政治權力上的平等性，即在民主選舉中，人手一票，作為國家的一員，就有權力參與國家重大的決策。從表面上看，人們很難否認它的合理性，可是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上看，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平均主義。在經濟上搞平均主義、大鍋飯是錯誤的，為什麼政治上的平均主義反而成了普世的價值追求？這種政治的平均主義雖然不會像大鍋飯一樣直接導致人們的惰性，可是它在建立了普通百姓參與政治的一個平台的同時，卻使得這個平台庸俗化和非專業化，從而為政客們操縱民意謀求私利乃至外國勢力干涉國內事務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支點。政客們對民意的操縱和外國勢力的干涉，無論其口號多麼動聽，其根本目的不可能是為了國內人民的利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

其六，人民當家作主的另一個方式是公民投票，就是對於一些重大的問題需要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如果這樣讓人民當家作主，那還要政府作什麼？對於那些重大的問題，由於其複雜性和全局性，專業的政治家尚且難於抉擇，僅僅通過幾場辯論會或者其它形式的宣傳，就把責任推脫給普通選民，要他們憑一時激情和偏見來裁決。這樣的公民投票如果不是政治家的無能就是在推卸責任。當今世界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平民由於選舉權所要負擔的政治責任。

第五、民主國家把全民選舉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甚至將其上升為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是誰賦予了全民選舉的這種法律屬性？我們已經知道不存在天賦人權，那麼是否存在這種民主的合法性基礎呢？對此，我們看一下法律的產生。法律的制定除了為維護社會的正義、穩定和有效運作外，它還體現了某個國家民族的價值文化取向。西方文明有民主的傳統，把民主作為一個法制原則並不為過。但是民主不是法制的根本追求和基礎，因為它並不能根本體現對社會正義的要求，所以我們也可以不把全民選舉作為執政合法化的基礎，而只能把選舉看作是一種民意的反映。

美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它不會因為歷史、民族、地域和國別等因素的差異而改變和存廢，這就是普世的含義。然而對民主的價值追求卻會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差異甚至有無，這樣的價值追求怎能稱之為普世價值呢？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人，將民主作為一個價值追求是無可厚非的，如果將其上升為普世價值就大錯特錯了！

第六、面對這樣的理論困境，民主的理論家認為：民主原則不是讓「人民當家作主」，而是讓人民有選擇統治者的權利，並且堅信，民主雖然不是最好的東西，但絕對不是最壞的，民選的結果可能是錯的，但民選給了民眾改正錯誤的機會。既然承認全民選舉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們為什麼不去尋找和建立比其更好的政治制度？民選所犯的錯誤往往是因為民眾的業餘和偏見而造成的，即非如此，民選的錯誤真的能夠由下一次民選改正嗎？對於一個無能、無知或無為的當選人，民眾會有機會在下一次選舉中用自己手中的選票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當選者在執政期間的錯誤政策造成的嚴重後果能夠通過選舉得到改正嗎？人民選擇統治者的目的和希望是什麼？如果整個政界已經墮落，選舉成為在一筐爛蘋果里選一個相對不太爛的，任何可能的結果又有什麼意義？

在政治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2004年的大選，布希並沒有因為錯誤的伊拉克戰爭而下台，陳水扁仍然能夠逃避因為兩顆不光彩的子彈所應該受到的懲罰。我們當然可以以台灣的民主不成熟為借口，但是美國的200年的歷史還沒有使民主成熟嗎？所以問題的核心是由民主理論的根本缺陷造成的。


4. 民本與民主
在我們經歷了文革和「六四」的民主迷信后，這種迷信依然在當今世界盛行，儘管發展中國家在移植西方式民主制度后鮮有成效者[1]，可是很少有人將其歸咎於民主制度的缺陷，而只是歸咎於對民主制度的實行不夠完美，甚至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人們對某件事物的迷信不是因為它的錯誤，而往往是因為它的正確，至少是表面上的正確，例如對「權威」的迷信。

民主最為可貴之處就是推崇個人的平等，並試圖在制度上予以保證，這就是世人趨之若鶩的根本原因。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上述的種種民主弊端和理論缺陷產生的原因就是民主的制度形式不能真正切實保障個人的平等，使民主成為一個在人們心中永遠無法完善的理想，讓我們難以否認和改變現實中民主的虛假性。從平等的基礎出發，得到一個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就是民主的悖論。

產生這個悖論的原因有兩方面，一個是民主所追求的目標有問題，即我們是否應該追求「個人平等」的目標。另一個就是民主的實現形式有問題，即「多數決」的正當性與有效條件。而其中第一個原因是產生民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由此也就引出了對民主進行中國化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與「民主思想」相應的價值取向——民本思想。

在先秦時期中國的古人就提出了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認為「民惟邦本」[3]「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4]。夏勇就認為：「民本文化乃是真正的國粹。」[5]梁啟超也認為民本理想與現代民主是一脈相承的[6]。確實，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民主的形式，但並不是沒有民主的精神。

然而在古代中國如此幅員遼闊的統一國家內實行全民選舉的民主形式，在物質技術上沒有實現的可能。在以君權為最神聖和崇高的情況下，民本的實現形式就是文武大臣分列兩班議事、向皇帝進諫，民本思想淪落成為皇權統治的工具，很難得到真正地落實，以至於演變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但是與「人民當家作主」或「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民主思想不同的是，民本思想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因而成為一種可實踐的理想，具有真實性，同時也正是由於「人民當家作主」等民主思想的難以操作性造成了民主的虛偽性。

從形式上看，民主制度是一種外在的約束機制，通過選舉人的選票外在地約束被選舉人的言行。民本思想是一種內在的約束機制，它的實行是通過科舉考試實現的，雖然從表面上看，科舉制度是一個外部約束選拔制度，但在本質上促使當政者通過對治國理論的學習和人格的修養而建立起內在的約束機制，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然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異化乃至毒害了知識分子，使得讀書的目的單純化為當官治天下，但是也對有志於從政的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使他們建立起自我約束的道德規範。這也是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基本維持上整個社會的穩定和諧的原因。

因此，民主的中國化就是內在約束和外在約束的結合，就是通過民主的手段實現民本的目標，用西方的新瓶裝中國的老酒。


5. 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思考
那麼，中國的老酒是否值得裝進西方的新瓶裝中？為此我們需要從這個角度重新審查中國的傳統文化。

筆者認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和對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不是四大發明，而是以易經、陰陽五行為基礎的孔孟老莊之學、醫學、命相學。因為四大發明只是技術層面的東西，而易經和陰陽五行則是中國獨有的理論體系。

陰陽五行在本質上是一種數學運算體系，它與一般的數學運算不同，它研究的是事物之間質的運算，是事物之間聯繫和各自本身性質的運算。以陰陽五行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中醫的有效性已經很少有人質疑，但是我們仍然把算命看相看作封建迷信。正如對民主的迷信一樣，命相迷信的產生不在於命相學的錯誤，反而顯示出它在某些方面的可取之處，南懷瑾就認為：「中國算命卜卦的這套法則，裡面包涵了很大的科學和哲學的道理[7]」。在實踐上我們很難否認命相學的有效性，它畢竟是對客觀實在的一種反映，當然這並不表明它的完全正確性和任意的適應性，這正如任何一門自然科學一樣。

命相學的重要理論意義不在於它能夠多麼準確地計算你的過去和預測你的未來，而在於它深刻揭示了人的差異性（包括先天和後天的）。這種差異性包括性格、能力和智力等人的內在素質，以及後天與不同的時空作用產生的差異性。在我們選擇某個價值取向標準時，這種差異性就表現為不平等性，例如由於能力素質的不同，使得公司職工的收入因人而異，如果以工資收入作為價值取向的衡量標準，就體現出職工間的不平等性。這種差異性或者不平等性是客觀存在而不可彌平的，我們常說「教育不是萬能的」，即在於此。但是並不能因為這種不平等性而否認個人人格的平等性，並且個人的人格是絕對平等的，這可以認為是上天賦予的。這種人格的平等體現在制度上就是法律上的平等。

這種個人的差異性為社會的功能性分工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我們知道，越高級的有機系統，其內部的功能性分工越複雜和精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工是功能分工而不是專業分工，參與分工的組成單位是為完成某項功能而不是某個專業職能而參與分工的。我們常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基於這種社會的功能性分工。命相學為我們研究個人的差異性來提供了最重要的參考，因而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命相學的研究方向做某些調整。

陰陽五行的理論為這種社會的功能性分工的和諧運作提供了理論基礎。五行理論首先從一個有機系統中提取五個相互關聯作用的部分，根據這五個部分的不同性質而分別定性為水、木、金、火、土(圖1)。

在這個系統中，每個部分都與其它的四個部分有相互聯繫和作用，這種作用分為兩類：生和克，圖中所示，生為實線箭頭，克為虛線箭頭。每個作用都有主動者和被動者，這樣每個部分與其它四個部分的聯繫和作用有我生、我克、生我、克我。如果生為陽，克為陰，主動為陽，被動為陰，則由這兩對陰陽組合而成的四種作用就可以稱為四象。在這個系統中，不同的部分循環相生， 又循環相剋，沒有一個絕對的主宰，但是又能夠生生不息，綿延不 絕。這正是一個有機系統的特點，因為對任何一個有機系統而言，在根本上不需要一個絕對外在的控制力量，而能夠自生自滅。在這個系統中，雖然任意兩部分之間存在的生克關係導致事實的不平等的存在，但是各個組成部分在整個系統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現實中，如果某個部分在系統中的地位得到過分提升，就會導致整個系統的失衡甚至崩潰。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認為萬物是由氣、火、水、土四種元素組成的，與此不同的是，五行中的水、木、金、火、土不是物質的組成元素，而是對自然和社會的事物聯繫性質和屬性的抽象概括，也可以將它看作一套符號，類比於數學的1、2、3、4、5等。就像算術中的加、減、乘、除對1、2、3、4、5的運算操作一樣，五行中的生與克，對水、木、金、火、土進行的也是一種運算操作，只不過五行之間的運算規則與1、2、3、4、5的運算規則不同，它不是量的運算，而是屬性的運算，而且與數字不同的是，水、木、金、火、土沒有大小的關係，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五行理論具有科學的屬性。所謂的科學都是對現實世界的抽象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模型或者假說，而模型假說科學性的驗證就是看它們是否能向我們提供一些確切的預言和指導，即科學的理論和規律是可以重複驗證和利用的。以五行理論為指導而建立起來的醫學和命相學就為我們提供了這種驗證。由於五行理論的屬性運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它更適合用於分析高度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而不是自然問題。

如果將易經和陰陽五行看作中國文化的基礎理論的話，那麼孔孟老莊之學、醫學和命相學就可以看作是技術應用層面的東西。南懷瑾[8]曾經做過這樣一個比喻：佛學像百貨店，道家則像藥店，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儒家自漢以降，向來被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並且成為皇權統治的理論基礎，所以民本作為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其巨大的理論價值。

6. 中國特色政治文化的建立
在了解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和屬性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老酒裝入新瓶中。


一、左右共生
分析西方兩黨或多黨制的民主，他們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左、右派的共生和平衡。左右共生是合於陰陽理論的，左派主動而未形為陽，右派主靜則既成為陰，陰陽相化、相生、相剋而共生。

這裡所講的左右派是相對於所處社會當時的制度或意識形態而言的，而不是由其所堅持的理論來判定。左派就是激進的改革派，對現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問題進行批判和揭露，右派是保守派，但不是為現行政府，而是為整個社會的存在和穩定進行辯護，剔除左派的偏激情緒和不切實際、異想天開的成分。這樣左右派的劃分不是以他所堅持的思想，因為當一個左派的思想成為現實后，很可能就會變成一個右派。左右共生的平衡不是絕對的靜態的平衡，兩邊相等，而是相對的動態的平衡，如果政治清明或者社會存在的問題較少，左派的力量會小一些，相反，左派的力量會大一些，但無論如何，左右派的力量都要有，都要成熟。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右派會釀成悲劇，如果缺乏左派就是最大的悲哀！

做好一個右派並不比左派容易。左派固然有遭受打壓甚至被殺頭的危險，而右派則很容易被人罵為漢奸、走狗、御用文人。挨罵或許算不上什麼，然而一個合格的右派必須具備相當的理論深度，否則天天被人罵就真的成為御用文人了。原北大校長嚴復的作法可以稱為右派的典範，最初他反對辛亥革命，支持君主立憲的制度改良，後來張勳復辟時找到嚴復，請他出來寫個討伐檄文之類的東西，他說他過去反對革命，但是現在革命已經成功了，就不要再反革命了。所以右派不能定位於一個政府的辯護者，而是定位於一個社會的辯護者，右派和漢奸、御用文人的根本差別在於其立身處世，前者為公後者為私。從陰陽五行的理論出發，一個社會不應該存在一個終極性的決定力量和集團，政府當然也不能成為這種力量和集團，因此右派辯護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維護一個集團的利益，而只能以整個社會的利益作為辯護的最終目標。

中國人從五四運動時期、辛亥革命摒棄了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國人一個新的傳統，就是好於、善於、勇於打破一個舊世界的傳統，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體現尤為突出。中國人的這種勇於破舊的傳統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民主富強的中國而掃清障礙，但是後來，這種努力卻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最初的目標。文革和六四的民主悲劇雖然可以尋找各種各樣的原因，例如文革的民主缺乏法制，六四的失敗是政府的鎮壓等等，但是筆者認為，這些民主悲劇產生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為它們背離了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就是左右共生。在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們聽到的口號都是打到走私派，打到右派，打到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某某走狗等等，一旦出現意見相左的就口誅筆伐，人全都被打到了還有什麼自由民主？六四前夕也幾乎聽不到右派的聲音，而按照自由的原則，只要合理，反民主也是一個人的權利。沒有了右派的冷靜制衡，這些運動都成了一邊倒的狂熱運動，這些運動甚至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性的損失。這就是一種陰陽失調。


二、體制內民主
西方民主制由於「多數決」而產生理論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政治參與者的非專業性導致的。從命相學的角度來看，由時空的非均勻性[9]導致的個人的差異是不可避免和後天不可彌平的，因而無論通過教育、宣傳還是辯論等等一切手段都不能使民主政治的所有參與者達到需要的專業水平。所以，我們必須劃分民主政治的參與群體，使不同的群體具有大體一致的背景和利益關注點，這就類似於科學共同體的劃分。

共同體的界定是，在這個團體中，各種信息知識能夠得到充分深入地交流、溝通，團體內的成員能夠相互協作和競爭，共同體是由緊密相關的人員或者專業人員組成。這樣，社會不但要劃分出許多的政治共同體，還會劃分出學術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等等。

在共同體內部，民主的運作有了堅實的基礎。不同層次的政治共同體由於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責任和權力，其民主運作的根本原則是民本原則，而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多數決」的領導人選舉過程是依據民本原則「選賢與能」，「賢與能」成為權力合法化的基礎。同時，制度化定期選舉的目的是使得領導人的更換常態化，破除權力終身制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只有如此，政治才能真正回歸到民本。我們可以稱這種制度為「體制內民主」，它的實現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對於非政治性的共同體，其民主的原則和形式會有所不同，然而，民主只有在體制內進行才能真正切實有效，才能克服民主的弊端，發揮其應有的價值。

那麼如何劃分不同的共同體和確定其政治責任和權力？例如國家最高領導人產生的共同體是否應該是全體國民呢？這要看全體國民是否具有上面提到的共同體的特性，首先他們不全是專業的政治人員，其次又不是緊密相關，由此產生的問題就是相關的信息和問題不能得到深入交流和溝通，根本的目的要看是否能夠達到「選賢與能」的目標。對於一個大型國家，全民選舉一般只能看作是體制外民主，正是由於這種體制外民主才產生了本文開始提到的民主的種種難以克服的弊端，也是產生文革和六四民主悲劇的根本原因。當然，在具體運作時，共同體的劃分會因為時代、物質條件或人民素質等因素的變化而不同。在此，我們可以稱體制外民主為大民主，體制內民主為小民主。

小民主的目標是要理性，要心平氣和、深入貼切地解決問題，真正做到「選賢與能」，而不是上街喊口號、拜票。如果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大民主就是美式快餐，看起來時髦，很討小孩子喜歡，雖然能吃飽，但是卻不能吃好；小民主就是中國宴席，費時費力，可是做工考究，色香味形器俱佳，其目的是不但要吃飽，而且要吃好。但是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小民主並不是幾個人的小民主。


三、五界制衡
由於人人生而具有不可改變的差異性，導致了社會分工的必然存在，把整個社會劃分成許多共同體。不同的共同體內依照不同的民主原則而實行體制內的民主，那麼共同體之間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呢？這就是如何協調不同共同體或社會職能部門之間的運作問題。

筆者認為，社會系統不應該被看作一個機械系統，而是一個有機系統，因為社會的運作不需要社會之外的絕對控制力量，而陰陽五行理論對有機系統的詮釋中是沒有一極獨大的職能部門的。遺憾的是，古代中國建立的是一種君權絕對統治下的社會體制，並將仕凌駕於其它階層之上而形成官本位主義，這種體制就是一種陰陽五行失調，從五行的理論講，不應該存在這樣的絕對強勢集團（這是民主原則的平等性基礎），因此無論統治者採取什麼樣的手段維護其統治，都難免其朝代更迭與社會動亂的命運。而這種體制模式依然在當代中國留有難以消除的影響。

社會共同體的劃分方式是很多的，為了理論分析的方便和完備，筆者依照五行理論將整個社會的功能性分工劃分為五個主要部分：政治界、軍事界、知識界、企業界和輿論界，簡稱為：政界、軍界、學界、業界和媒界。五界的劃分不是人群的劃分，而是角色的劃分，即功能性劃分，所以一個人可能扮演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角色，例如媒界的人可以包括扮演業界、學界等角色的人。

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清廉、高效並且深得民心的政府，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運作，除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之外，還需要建立一個相應的政治文化和氛圍。為此，除了基礎的陰陽五行理論外，還要「去三綱取五常」，即拋棄終極決定意識的三綱，重新定位思考五常：仁、義、禮、智、信，在此為對應於五界，我們用「勇」取代「信」。

五界之中，學界相當於人體的大腦，是精神和知識生產系統。政界相當於人體的小腦及神經系統，是管理控制系統。業界相當於人體的消化系統，是物質能量生產供給系統。媒界相當於人體的感覺系統，是反映認知系統。軍界相當於人體的免疫、運動系統，是暴力安全系統。政界屬木，性主仁，即以仁為先，強調仁政，生業界；業界屬火，性主禮，即以法律道德為基，否則經濟運行將癱瘓，生軍界；軍界屬土，性主勇，軍威無勇不立，生媒界；媒界屬金，性主義，是社會正義最根本的維護者，生學界；學界屬水，性主智，負責社會知識的生產，生政界。這裡提到的仁、義、禮、智、勇是當一個人在扮演某一社會功能角色時所必備的與之相應的基本道德素質，而作為一個社會的公民，當然還應該具有其它的道德素質。

人的大腦有時候會進行激烈的內部思想鬥爭，表現為激進和保守的衝突，沒有激進的人缺乏創造力，沒有保守的人缺乏穩定性，因為善變而難以取得社會的認同，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當然大腦的很多想法未必都付諸行動。在學界里可分為激進的左派和保守的右派，這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對於學界生產的高深理論學術知識，老百姓很難辨別其真偽和價值，這隻能由學界自己形成的學術共同體來解決，在共同體內部鑒別運作。學界經過論證產生的理論思想最終要由政界實現運作，而不是相反的由政界製造的思想要學界學習。「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很多學習非常好的人未必適合做學問，卻適合於從政，所以學界生政界。學界中，民主的原則是「求真」。

業界包括現代經濟學領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業主，他們擁有和支配社會的財富，是經濟運作的直接決策階層。經濟的發展不僅依賴與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管理水平，政界執政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取得經濟的繁榮發展，所以政界生業界。

業界為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強大的支持，這種支持包括財力、物力和工業技術的支持，即業界生軍界。業界中，民主的原則是「求利」，即保持各方面的利益平衡。

軍界的職能在於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而國家和社會的組成個體就可以合稱為媒界，所以軍界生媒界。軍界中，民主的原則是「求智」，即達到所謂的智勇雙全。這裡的智與學界的「性主智」不同。

媒界不是單指媒介實體，它包括最為廣大的普通民眾，媒介實體只是作為他們的輿論代言人，因此，媒界就是社會和國家的根本。媒界的民主原則是「求義」，這個義包括正義和義務，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學界不可能產生於政界，軍界和業界，而只能生於媒界。媒界需要自由的思想，這也是學界所必不可少的。學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智，這種智與知識是根本不同的，因為知識可以通過教育來獲得，而這種智雖然有後天培養的成分，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先天具有的，其根源是由時空不同所引起的不同人之間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也是五界劃分的理論基礎。另外，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往往是具有開創性的，而這種開創性很難通過教育的途徑獲得。所以很多的思想家自學成才，直接自發地從民眾中脫穎而出，即媒界生學界。

但這並不是否認教育的作用和意義，教育能夠使已有的知識得到傳承，為思想家的產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可想而知，如果前人的知識和思想得不到傳承，後人所進行的大部分工作可能是重複的。這種土壤對學界的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其它各界除了儘力培育肥沃的土壤之外，應該盡量避免直接對學界的干預。土壤里會長什麼草是土壤的事情，沒有必要人為地設定一個標準，清除所謂的雜草或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如果要實現社會整個系統的和諧與穩定，不同界別之間除了相生還要有相剋。我們古人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五行之中金為貴，木為輕，這樣媒界屬金，政界屬木，所以媒界克政界，而成為監督政府的無冕之王。從理論和實踐來看，媒界克政界是治療官本位主義的一劑良藥，也是社會五行體系能否良性運行的關鍵。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就是要跟政府對著干，這樣做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扮演了媒界的職能，並沒有違反五行生剋的原則。

由於其職能屬性的要求，政界必須擁有支配社會資源的權力。媒界克政界是否意味著通過更高的權力來約束政界呢？即媒界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產生，顯然這是一種機械的決定論思想。我們知道，五行相剋的途徑和方式是不同的，金因為它的鋒利而克木，火克金不是因為火的鋒利，而是因為它的溫度能將金屬融化。所以相剋不是因為你高，我就要比你更高，而是換個角度來進行克制，這就是有機系統的特點。至於如何保證擁有權力的政界不肆意破壞媒界的言論自由，這就是一個政治文化層面的問題，即當我們建立起這樣的政治文化后，需要獲得整個社會的認同和執行，而不是通過更高的權力（例如選舉）脅迫政界。當然我們還是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來保障的[1]。

政界克軍界，即所謂黨指揮槍，這是中國公產黨經過幾十年的革命戰爭后得到的經驗總結。而在國家體制下，軍界只能受制於政界。

軍界克學界，「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肥沃的土壤里長幾棵雜草、毒草在所難免，但是如果雜草和毒草長得太多，乃至於危及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只有軍界的力量才可能重新獲得社會的穩定。固然，軍界清除的未必就是雜草和毒草，但是當社會陷入混亂后，無論其行動是進步還是反動，都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個自動穩定機制，儘管這種機制有時會付出沉重的社會代價。這樣會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學術自由，甚至會造成非人道的災難，但是五界中的任何一界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必然需要另一方對其進行克制。自由對於學術繁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當學界的自由泛濫失衡而導致社會紊亂的時候，媒界、政界和業界是不可能對其進行克制的，只有軍界的暴力是社會穩定的最後保障。當然，這種克製作用不能經常啟用或濫用，它只是特殊情況的一種應對。

由五行生剋關係（圖2）可以推斷出學界克業界。雖然有些牽強，但是在這個五行系統中，為滿足其完備性，學界和業界的關係只能是這樣，其內涵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業界克媒界，媒體最終都是受經濟的操縱，無論在經濟蕭條或者繁榮時期，人民的生活都受制於業界。

媒界與其它四界的關係是：生於軍界，生學界，克於業界，克政界，但在本質上四界最終服務於媒界，即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在中國，媒界對政界的剋制沒有形成固定的體制，使得政界的外在約束過於弱化，從而成為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全民選舉作為一個外在的約束機制，我們不能用它來直接產生最好的領導人，因為媒界是克政界的，而生政界是學界。

每一界與其它四界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關係，如政界由學界生，生業界，受媒界克，克軍界。這樣五界的關係既有相生又有相剋，最終達到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的共生和諧關係。當然，從易理上講，這種生克關係不是絕對的，而這裡講的只是一種常態，這種生克會隨具體的時空的變化而變通，同時這些生克關係只是對複雜的社會抽象的一個簡單模型。還應該注意的是，五界之間的生克方式和途徑是不同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他們之間的生克關係得以協調。


四、三權分立
在五個主要部分內部，依據體制內民主原則的指導進行具體運作的過程中，同樣需要一個制度化的形式。我們當然可以依照五行理論進行制度的設計安排，但是不可否認這種制度安排的複雜性，對於體制內的民主運作，更需要一種高效高質的制度。對於政界高層的民主運作，西方發展起來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三權分立的思想可能來源於三足鼎立的思想，三足是一個最簡單和有效的穩定體系。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三足的作用不只是分擔物體的重量，而且還要相互支撐，沒有了任何一足的支撐，體系就會崩塌。即三足之間不僅需要相互制約，還要相互協助。

如果從陰陽八卦角度來看，一個主體再加一陰一陽，就可以形成三行理論，我們還可以按照這種方法建立九行、十七行、三十三行等理論，不過這些理論的複雜度必然增加，未必能夠適合實際的應用。

三權分立制度可以看作三行理論的一個應用，但是由於三行理論過於簡潔而使得其中的生克關係難以區別。例如甲與乙相剋，與丙相生；作為乙，為了在體系內的穩定存在，在與甲相剋的關係的情況下，與丙只能是相生的關係，這樣，丙與其它二者的關係都是相生的，從而使得由這三者組成的體系失衡。三者組成的體系要想維持穩定的平衡，其任意兩者之間必須同時存在相生和相剋的關係。這雖然增加了現實中操作難度，但是在體制內的民主中，由於相互之間的緊密交流和溝通，還是有實現的可能，從而形成穩定高效的制度。

但是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實際操作中，由於三權只講均衡和制衡，不講協作，而且其制衡的手段也單一化為人事、法律的形式，從而造成了權力的掣肘和牽制，影響到整個系統的穩定，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難於形成和保持統一的意志。在學界和媒界中，我們可以追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左右共生，可是對於政界和軍界，如果沒有統一的領導和意志，就難以高效地完成其所承擔的職能。另外，司法權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是否應該將其納入三權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司法權所包含的政治性因素不多。

三權的劃分與分離的目標不止在於分權制衡，還要注重相互的協作，因此中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應該有別於西方的，值得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7.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就是政界的運作機制。政界作為社會系統的神經系統，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評判政治體制優良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健康問題，一個是效率問題。

西方的理論是：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為解決政界的健康問題，也就是政治腐敗問題，建立了三權分立和多黨制民主選舉制度。暫且不談由選舉所引發的種種弊端而付出的社會成本，即便是執政黨在在野黨的監督下能夠高效運作，但是社會必須為實現政黨輪替至少要備份一套執政體系，這就為了健康而損害了效率。

這種現象是在任何一個高效的生物體內所沒有的，沒有一個生物會為自己的神經系統備份。組成社會的人比組成生物的細胞要靈性得多，我們能否把這種備份看作是比生物體的高明呢？由其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使我們難以得出肯定得結論，相反，社會和生物體在系統的性質上是相同的，這兩種系統都是有機系統，而備份的思想源於和適應於機械系統。

沒有備份和分權，如何才能解決健康問題呢？這可以通過兩個途徑解決：外方和內方。所謂的外方是體制外的方法，就是五界制衡，政界作為一個整體處於五界生克的關係中，由此取消其終極性的決定地位。內方是體制內的方法，包括左右共生、小民主和三權分立。其中小民主的運作落實是一個關鍵。


一、小民主的落實
小民主在政治體制中的應用分為兩個類別，即分為中高層的小民主和基層的小民主。中高層的小民主的實施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礎平台，基層小民主就是全民直選基層領導。處於基層社區、村落和單位企業中的人民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人們之間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可以看作政治共同體。在這些共同體內的競選平台可以由上級政府統一公平搭建，以避免金錢對選舉的控制。人大代表的優點是根據各個民族、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區、不同崗位按比例分配名額，可以充分體現其代表性。另外，人大代表只是一個職能性職位，而非職業性職位，這一方面降低了競選的白熱化程度，避免金錢的操控，另一方面可以全面反映社會民意。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最高民意機構，還是最高權力機構，民意代表不是代表民眾的具體政治意見，而是代表社會的正義訴求。

基層小民主的選舉不是為了對某些具體政治觀點進行表態和決斷，而只是對候選人道德、素質的評判，後者相對於前者要容易和有效的多。選舉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民眾虛無的當家作主的感覺，而是為了創造一個良性的政治氛圍，從根本上解決腐敗的根源。

筆者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是小民主的完善和深化。推行小民主是因為所謂的民主、自由等人權具有相對性，如果將人權絕對化而推行大民主，必然會遇到很多難以克服的弊端和矛盾。相對而言，基層的民主自由應該相對寬鬆，高層的民主自由相對嚴謹，因為基層官員處理的直接與利益相關的事務較多，人民直接的民主參與和權利相對較大，而在高層恰恰相反，官員的精力主要放在處理全局性的問題上，因此要在制度上體現出這種差異。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個很好的政治構架，所以完善和發展基層民主選舉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


二、共產黨的領導
眾所周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如何改善和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問題。某些西方人士主張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至少應該取消其一黨執政的局面，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根本改變當今中國的困境，使得民主得到真正發展。

筆者對此類言論不能苟同。為此，我們需要在此理清有關政黨的理念問題。在中國古代就有「君子不黨」的政治理念，這裡的「黨」就是結黨營私，西方多黨制中的黨的理念就是這個含義。因為我們知道，在西方多黨制中，組建政黨的主要目的就是組織競選，一個沒有政黨的包裝推銷的獨立候選人基本上沒有可能贏得競選。在多黨競爭選舉過程中，為了贏得選舉，政黨對選舉人的包裝只能以選民的喜好為依據，而不是以內在的真理性和是非曲直。以選舉為本的多黨制一方面必然導致利益紛爭的白熱化，另一方面，這種白熱化的紛爭是以不損害政客階層和其支持的財團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的，所以多黨制中的政黨只能淪落為立黨謀私，不管其立黨的宗旨和綱領多麼動聽，因為這種體制必然促使其做這種演化。

多黨制不能做到的「立黨為公」，一黨執政就能夠做到了嗎？這雖然不是必然的結果，然而其可能性要比多黨制大，因為一黨執政沒有因選舉而產生的功利化競爭機制。可是一黨執政很容易產生權力的集中與腐化，如果要把「立黨為公」真正操作起來，而不是流於口號，就必須理清一黨執政和多黨制中「黨」的理念區別。

為此，我們首先看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關係。在軍隊中，政委和黨實際上起到一個輔助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如何最充分地調動起廣大指戰員的戰鬥積極性，通過黨的組織動員民心，推行民主集中制，使整個部隊團結凝聚成一個勇敢、有力、智慧和富有成效的團隊。黨指揮槍，並不是直接指揮具體的戰鬥，凌駕在司令員的頭上，而是對司令員起著重要的幫助作用。

所以，黨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依據民本的思想發展、完善和領導體制內民主，而不像西方政黨那樣以贏得選舉為主要任務。在戰爭年代，由於敵對勢力的壓迫，黨組織可以相對容易地將人民團結起來，在和平年代，由於缺少了這個外部的壓力，人民內部的利益衝突和矛盾變得突出，甚至可能影響到社會的和諧穩定。黨組織領導的小民主一方面要協調處理好這些矛盾，充分調動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要領導人民做好對權力的監督。所以黨組織應該和權力機關分離，因為相對於權力而言，人民群眾是弱勢群體，只有有效地組織團結起來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只有民眾感覺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的維護，才能在整個社會形成凝聚力。從根本上講，執政黨執的是以民本為指導的民主之政，而不是權力之政。

作為一個執政黨，共產黨如何做到自己監督自己呢？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這個監督實質應該是民眾的監督，雖然執政者是黨員，可是黨組織相對獨立於政權組織協調民眾的監督。

這樣很可能會導致共產黨的虛化，然而按照共產主義的理想，到共產主義社會後，階級和政黨都會消亡。如果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進程得以完結，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的程式完善有序，共產黨的組織就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另外，共產黨員入黨不能為了謀權謀利，而是要甘當綠葉，黨組織的工作重點就是輔佐各個職能機關的健康運作，維持整個社會和諧穩定。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是進行權利的集中，這樣反而在實際上削弱黨的領導能力，逐漸地失去民心。


8. 結語
關於中國政治文化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非常複雜龐大的工程，涉及了很多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於這樣一個開創性的事業，不僅需要我們用探索的精神去努力開拓實踐，還需要我們做整體的理論構架和布局，而後者顯得尤為重要。由於筆者的能力和精力所限，難免有方方面面的不足和漏洞，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就足慰平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