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金融生涯回憶

吳金川： 「滿洲國」金融生涯回憶


　　一、商學教育

    先父鏡秋公是前清秀才，且當廩保，書香世家。日本據台後，先父為維護國學使其綿延，乃在家鄉設私塾「靜修軒」，傳授漢學，是時官紳仕賈之子女皆雲集受教，極一時之盛。

    我系民國前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於台南市，幼承庭圳，迄就讀「靜修軒」後，先父受聘為台南師範學校及長老教中學（今之長榮中學）的漢文教師。我於求學期間適逢日本在台教育制度變革之際，因而升學過程略有曲折，即自公學校升入四年制長老教中學。畢業後入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本科就讀。三年甫將畢業之際，台南商業專門學校升格為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受薦保送再讀三年。其後因該校與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合併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故成為該校畢業生。

    嗣後經學校推薦考進日本東京商科大學本科（即今一橋大學），得入經濟博士高垣寅次郎先生之門，專政貨幣金融。本科畢業後繼續在研究科研究一年，專攻金融問題，貨幣制度，貨幣政策及銀的研究等，一年後獲商學碩士。


　　二、前往東北

   （一）我的工作

    民國二十一年，正連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並在中國東北設立「滿洲國」。「滿洲國」名義上是獨立國．設國務院及經濟，財政等部，也設了滿洲中央銀行。滿洲中央銀行成立後，鑒於滿洲當時的情況，決定採用銀本位政策，因此需要關於研究銀的專才。適巧銀行副總裁山成喬六（原台灣銀行理事）和理事鷲尾磯一與我老師高垣寅次郎先生是神仁高商時代的同學，寫信要我老師介紹學生到滿洲中央銀行工作，因此我的老師就介紹我去任此一職務，在此之前銀行已經錄用了幾個我的學長和同學。（「滿洲國」中央銀行第一期行員自組「啟明會」，迄今仍有活動。）

    我在一橋大學研究科一年以後，就到東北「滿洲國」中央銀行任職。剛開始月薪是一百元，當時一般大學畢業生是六十元。

    我到中央銀行工作以後，提出採用銀管理本位政策的主張，以銀為本位，現大洋的銀成分是以2391gram為單位，但無兌換規定。為何我贊成採用銀本位制度呢？第一，因為中國人有愛銀的本性，第二，我當時在日本的丸善書店買到外國的文獻即Gregory的"Silver Situation"書中有一個圖，是關於兩百年間銀價值和物價的相關曲線圖，銀價和物價的升降幾乎成反比例，兩百年來銀價徐徐下降，而物價指數則徐徐上升，此正合Keynes教授的理論——徐徐的"inflation"能貢獻經濟發展的道理。我認為如果採取這種制度，對東北經濟的成長有幫助，尤其此時東北正要開發，應當如此徐徐成長才好。

   （二）銀行的經營情形

    「滿洲國」中央銀行剛成立時，有好些難關必須一一克服，如當時東北各銀行可自行發行貨幣，卻導致幣值紊亂；加上當時東三省官銀號所發行的紙幣都是在倫敦印行，紙質很好，而「滿洲國」所發行的紙幣是在日本印行，紙質較差，所以大家都愛舊幣，不愛新鈔，不大願意換新幣使用。

    為了收回舊幣，中央銀行副總裁山成喬六的頭腦很好，想了一個好法子：在中央銀行旁邊開設一家日用品店，專門從日本進口日用品，以低價賣出，並規定凡購買者必須以新國幣才能購買。想要買日本進口日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銀行換紙質較差的新國幣，再去買日用品。他以此法回收了一些舊幣。

    至於長春（新京）以外的滿洲各地，北至黑河，南至熱河等地，則派新採用的日本行員為「駐在員」（駐外代表），幫助東三省官銀號各分行（「滿洲國」中央銀行分行）的經理（仍由滿洲人擔任）去做回收舊幣的工作。

    和我一起進銀行的人幾乎都派出去當駐在員（駐外代表），只有我因為要從事銀本位相關問題的研究，所以留在調查科。為了提升「駐在員」回收舊幣的士氣，鷲尾理事用自己的薪水自丸善書店購進《隨筆錄》等新出版的書，要我寄給各地駐在員輪流閱讀，這些駐在員受到鼓勵，都很努力回收舊幣，因此兩年之內幾近百分之九十九點八的舊幣都已回收完畢。

    舊幣回收工作告一段落，按著就是維持幣值，當時「滿洲國」的幣制沒有所謂兌換制度，要維持銀本位政策需靠外匯和銀的幣值來維持，而維持幣值則是靠由大連出口大豆，以其外匯和橫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今東京銀行）來聯合維持幣值。

    在「滿洲國」成立以前，滿鐵的附屬地多用朝鮮銀行發行的鈔票，後來漸用日本銀行鈔票。「滿洲國」中央銀行開辦以後，銀的價值還很高，—百元「滿洲國」幣可以兌換一百八十元銀幣。舊幣回收以後，經濟開始成長，而「滿洲國」幣的發行也開始增加，變成銀幣與紙幣間的差異越大，使大家都想換銀圓。每天銀行前都大排長龍，而當時大部份的銀圓都在瀋陽（奉天）的行庫里，要將瀋陽的銀圓運來長春需要相當時日，因此銀行面臨兌換危機的考驗。

    當時副總裁山成喬六先生採用三國志中所謂的「空城計」，即是將大部份庫存的銀拿出來放在銀行窗口的櫃檯上展示，讓顧客以為銀行庫房還有很多銀圓；同時宣布任何人只要手上持有一千元鈔票者才能兌銀，一千元以下者應到錢莊兌換，而且任何錢莊在任何時候都能前來銀行兌換。同時找來所有錢莊負責人，告訴他們說：如果錢莊今天要兌換，國幣與銀幣兌換的比率是百分之九十六，明天是百分之九十七，後天是百分之九十八，大後天是百分之九十九，最後國幣與銀幣的兌換率是平價。

    這個辦法實行後，情況立刻有所改變，因為持有一千元鈔票以下的人多，持有一千元以上的人少，在銀行排隊要兌換的人一聽到這項宣布，都一鬨而散，大半到錢莊去換，而錢莊的人則想：今天換和明天換，明顯地就吃虧了，還不如明天再來換，反正錢莊任何時候都可以換，不必急著換，很安心回去了。

    我們一看，剛開始這些顧客都是用扁擔挑著一卷卷的紙幣來換銀，而當時銀行庫存的銀很少，除了放在走廊的五百萬銀圓以外，裡面根本是空的，向奉天調來的五百萬銀圓又尚未運到，如果每個顧客硬要兌銀的話，真的很危險。

    沒想到山成喬六副總裁這一個「空城計」居然成功，使得大家都很安心。當時情況危急到連「滿洲國」國務院院長星野直樹都很擔心，時常打電話來問山成喬六副總裁到底要不要緊，結果那天銀行關門以後，銀行的銀量反而增加，為什麽呢？因為大部份人都怕放太多銀在身邊，會招土匪來搶，還不如放在銀行里安全，所以那天銀行尚未下班，大家就都把錢拿來寄放。銀行危機也才解除。

    一橋大學畢業同學自組的同學會叫「如水會」，乃取「君於之交淡如水」之意。「如水會」在日本各地皆設有分會，山成喬六當時是「滿洲國」支部的支部長，他叫我當「如水會」滿洲支部的秘書，總幹事。那時因為同學校友的關係，銀行每年年底有股東大會，需要發表文書時，山成喬六副總裁都要我提供世界大勢的資料。


　　三、滿洲的開發

    日本自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日俄戰爭勝利，勢力進入滿洲以後，致力於當地的開發，先是有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然後才是「滿洲國」的設立（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在水力方面建有兩個發電廠，永豐及小豐滿，可供給八十萬千瓦水力的電量；又煉鋁、鐵、石炭（煤），也製造飛機，開發鞍山鐵廠，撫順煤礦。

    當時在滿洲的日本人都很拚命，很認真為建設「滿洲國」而努力，記得當時依規定，這些待在滿洲的日本青年都要學滿洲話，還要經考試分等，計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每個人都要一再考試，每升一個等級以加獎金做為鼓勵，所以由學中國話一事，就可以想見他們的認真。

    日本人對「滿洲國」有特殊待遇，他們在「滿洲國」的建設按步就班，比較不像在山海關以內那樣胡作非為。當時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和日本財閥中第一強的三井財閥三井株式會社社長池田成彬曾有過暗約：山海關以北的東北地區，中國委任日本經營；但日本人不得進入山海關一步。當時若真能實行是很理想，可惜日本並沒有履約，因為池田成彬被日本軍部控制，不能照約實行，結果日軍製造盧溝橋事件並在上海登陸，中日之戰遂難以避免。


　　四、派至上海

    我在滿洲中央銀行工作數年以後，曾被派至上海當駐在員，在上海共住了兩年。（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在上海期間，我曾到西湖一游，並經由杭州繞乘鐵路至長沙、武漢三鎮，再搭船沿揚子江而下到達南昌、廬山。

    那時南昌在蔣經國手中設立了一個飛行員教練場，聘請美國飛行教練來訓練中國飛行員。蔣經國當年被派到蘇聯，有這底子，所以在南昌訓練我國飛行員，同時也配合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

    記得我到南昌時，看到南昌街上的人都穿著中國式長衫，幾乎沒人穿西裝。而且如果你在路上抽煙，一定會有人上前來拿下你嘴中的煙，並丟到地上踩熄，使得沒人敢在街上抽煙，到飯店吃飯，則都備有用紙包好的筷子放在筷籠里。吃瓜子時，也都備有垃圾桶放瓜子殼，可以說新生活運動實行得很澈底。

    我在南昌時，下榻飛行員住的旅館，算是當地最好的旅館，住進去以後，我發現我的行李早已被搜翻過了。沒多久，就有一位拿著明治大學學士名片的年輕人來迎接我，並且自告奮勇要帶我到處去參觀。其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可以看的地方才帶我去參觀，不可以看的地方我不能去看。」和今天大陸一樣。當天中午，我先請那位先生吃飯，吃過飯後表示我要休息，請他回去。待他離開後，我才私自一個人出去遊歷，到他沒帶我去過的地方走走。我一看，才發現可參觀和不可參觀的地方，大概相差十年的水準，所以我才知道所謂新生活運動只是表面工作，並不澈底，表面上市街維持新生活要求的水準，離開市區，則不堪目睹。

    後來我請這位學士喝酒，感謝他的招待。人一喝酒，就會說些不平的話，有何不平呢？他說：「真的，整個禮拜里大家都努力實行新生活運動，但到了周末，有錢的人都去上海享受，只剩下我們這些沒錢的人，沒得享受。」所以中國人很現實，表面上大家都維持新生活運動，但私底下做的又是另一套，不澈底，只是做給美國人看而已，讓美國人以為新生活運動很成功。

    除了南昌，我也上了廬山，據說廬山本來分東西兩面，東半部是外國人夏天的避暑勝地，不讓任何中國人接近，很引起中國人的氣憤，因此想將西半部建造得有如東半部，以資對抗。廬山是大理石地形，建造廬山一定要用大理石，後來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非常成功，外國人也只好認輸，才讓東西兩面相通。

    我到廬山參觀時，雙方已可互通，我兩邊都去看看，然而要爬廬山並不容易，有梯級上下，雖不高，但不好爬，大家都坐轎，外國人比較怕死，通常轎子要四人抬，他們則要八人抬轎。

五、在東北的日子

    由上海回到東北長春，我轉任中央銀行營業部副理。當時由華北、華南到滿洲的台灣人很多，因為政局不穩定，通貨膨脹（Inflation）很厲害，拿那邊的匯票來換滿洲錢，銀行營業部都不肯換。後來行員來請示，我出來一看，這些都是熟人（台灣人），我告訴行員說只要我副理簽字，這些人的錢部可以兌換。回台後，前衛生署長許子秋曾對我說，他非常感激我，因為當他「走路」時，若不是我的幫忙，准他換錢，他早餓死了。

    以後我調任銀行調查部，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將所有經濟資料做成數字，不論是滿洲的面積、人口、出產品，或是各種產品今年生產多少、明年產量將如何，全做成報告，隨時補充，以備參考。還有，當時所有開發滿洲的款項，都是由滿洲中央銀行撥付，錢流向那裡？滿洲國庫如何？日本國庫如何？甚至滿洲興業銀行接濟投資滿洲的重工業資金如何？我都把這些調查所得的資料彙集以後，做成「現金流動表」，送給上司參考。當時日本銀行派來的副經理大澤菊太郎看了很高興，叫我要每天做。我做好後除呈報一份上去以外，也記在一本簿子里，每天帶在身邊，隨時參考。

    我如何搜集到這麼多情報呢？我請日本丸善書店寄各種有關金融的書籍來，（錢由「滿洲國」中央銀行東京分行付兌），也請朋友從美國寄來所有美國最新出版的書，所以我能比日本更早看到美國出版的相關書籍。找還請人從日本．上海等地寄來當天的英文新聞，而且每天一早就研究這些資料里的最新數字以及歐洲的匯率變動，除這些報章雜誌的資料外，因當時銀行有錢，我就自行決定把滿鐵等各機關調查部部長找來開會，以一人發三百元當車馬費的條件，請他們將各種調查成果寄給我，他們也都答應了，聽以我有全滿洲最精確的各機關報告表，譬如說當時滿洲的產業調查所做的「土著資本的調查」，就是這樣提供到我手中的。

    我每天依據這些資料，整理成各種報告，再交給我的上司西山勉總裁參考，他拿糾我做好的報告以後，利用這些報告去演講，幾乎成了「滿洲通」。

    其實當時我們在滿洲，和滿洲人相處和睦，等於是做日本人和滿洲人的橋樑，滿洲人有任何需要都會先告訴我們，我們則做成意見，轉達給日本人。


　　六、前輩吳三連先生與岳父楊肇嘉翁

    民國二十九年春，一橋大學前輩吳三連先生前來東北，面責我為何已經三十五歲尚未成家，我乃交相片托其作媒，他則介紹楊肇嘉先生的大女兒給我，其經過情形於我岳父所撰《楊肇嘉先生回憶錄》一書中記載甚詳。

    我與夫人楊湘玲女士於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在東京如水會館舉行結婚典禮。結婚時我三十五歲，夫人二十三歲。我倆新婚以後，離開東京揚宅，經神戶、下關等地訪問親友，再乘船往韓國釜山，轉到中國東北長春，回銀行上班。在長春時，我們住在銀行宿舍里，當時我公私應酬很多，沒有時間多陪夫人，常使她一人在家心驚膽怕、寂寞懸念而暗自落淚。夫人未出閣前是個養尊處優的千金小姐，從無烹飪經驗，但婚後卻能親持家事，任勞任怨，讓我深感激愧。

    夫人湘玲在其妹過世後，一度回東京探慰父母，並在東京產下長女，由岳父命名為芳枝，其後她獨自一人帶著女兒回到長春。岳父對湘玲和我在東北的生活相當關切，為想了解我們在東北的情形，岳父由東京返回上海途中，決定取道東北長春探視我們一家人。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岳父由下關上船，行抵韓國釜山上岸，再轉換直達長春的快車後，本可於當晚抵達，沒想到四月十二日在新義州被警察盤查，連同行李押到當地派出所，未經審問，立送平安北道警察部第八號監房監禁。關入後每日與獄內臭蟲搏鬥，後來於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三次被提出審問，亦不過只問身分，經歷、檢查行李，仍不知何以被捕。

    我在長春接不到人，覺得事有蹊蹺，循跡找尋，幾經周折，後托朝鮮銀行總裁服部岱三找其在朝鮮銀行新義州支店的親友島津清一郎幫忙，好不容易才將岳父救出虎口。


　　七、投降與接收

   （一）日本投降

    民國三十年開始，日本軍作戰節節失利，士氣喪失，中國的民族抗戰勝利即將到來。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東北、台灣、澎湖戰後將歸還中華民國。台灣從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滿清割讓給日本以後，經過了半世紀，台灣同胞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犧牲性命，終於保存了在台灣的中國文化根基，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決定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投降，而中國東北地區卻在來不及為祖國勝利慶賀的時候，就被蘇聯軍隊佔領了。

    當時我們正在長春，眼見市容一片混亂，尤其嚴重的是日常必須品極度缺乏，我們生活費的來源也都斷絕，湘玲為維持家小用度，只得偷偷到市區販賣香煙賺取小利。如今每一思及此段艱辛歲月，無不潸然落淚。

   （二）張嘉璈（公權）先生

    國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後不久，便任命熊式揮為軍事委員會東北行營主任，張嘉璈為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為東北外交部特派員，準備接收東北。但是與蘇聯幾經折衝，直到蔣介石主席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蒞臨瀋陽的當天，政府軍才完全收復長春。

    蘇聯軍隊進駐東北以後，將日本在東北的各種工業建設的組織與幹部均予留用，主要的目的就是欲強佔東北的工業物資，並利用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總裁高崎氏主持全部蒐集計劃，承辦人員有八木聞一，他私下告訴我這種資源分佈資料，極其寶貴，雖然在蘇聯威脅下不能不提出，但是也留下一套副本資料，囑我密送甫抵長春市的張嘉璈（公權）先生。我去見張嘉璈時，他辦公室外面都是蘇聯陸軍擔任警衛。張嘉璈看了我送去的資料極為滿意，並立刻留我擔任工作，以後我國也根據這套資料，循中蘇友好條約向蘇聯當局提出交涉，但蘇聯已將我國東北全部工業及機器拆遷一空，直接運回西伯利亞，損失慘重，令人痛心。

    蘇聯軍隊將東北日軍的武器全部交給中共，以致蘇聯軍隊撤離東北時，長春也隨即被中共佔領。張嘉璈離開長春時，特別囑咐中國銀行長春分行繼續支給我生活費用，等候他再次前來東北時，再找我共事。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政府軍收復長春市，東北行營於瀋陽成立，在瀋陽的張嘉璈先生特別派人找我去擔任「東北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系蔣碩傑先生。張嘉璈先生當面交代我要留用若干日本專業人才，以借重其才。我本著張先生的意旨，計劃推薦日本青年才俊一百餘人，最後事與願違，因為中共已在東北坐大，影響到行轅的改組，張嘉璈亦轉任上誨中央銀行總裁，離開東北。高崎氏等人亦隨後被遣回日本，東北地區全部振興計劃也因而落空，殊為可惜。高崎氏返回日本後，擔任日本復興金庫總裁，籌劃日本之復興，今日日本的經濟進步，高崎氏的貢獻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是不容置疑的。

    此時岳父楊肇嘉翁已在上海定居，曾以專函催我攜眷赴上海團聚，但張嘉璈先生第二次到東北瀋陽時，有意留我在東北行轅工作，當時我有一子二女均在髫齡，在東北烽火連天的情況下，安危難卜，確實以赴上海居住為上策。幾經考慮並和湘玲商量行止後，決定先寫信向岳父請示，不久接到回信，岳父信中除了記掛我們的生活外，並指示我：「一個人為國家貢獻心力的機會不多，既然張嘉璈先生要留你在東北工作，尤其在國家多難的時候，我們更要珍惜此一報效國家的機會，不要計較個人的得失，安危，我希望你毅然的留在東北工作，也希望你為國多加珍重。」我也就接受岳父的慰勉而留在東北戰地追隨張嘉璈先生，為其效力。

    張嘉璈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回上海就任中央銀行總裁，臨行前夕特別召見我話別。他有鑒於國家建設需才孔亟，如能使留用在東北的日本人使發揮所長，協助我方，將對國家助益匪淺，因而囑我選擇五個在紡織業、金融業有傑出表現的日本籍經濟專業人才，到上海中央銀行報到，旅費則由各地中央銀行支助，我率領他們連同我的家人（當時我幺女出生還不到兩、三個月）一同前往上海。

    我們先坐火車由瀋陽到山海關，在那兒有中央銀行的人來接我們到天津，我們計劃到天津後，再搭船到上海。但在我們由山海關到天津途中，因為宋子文，孔祥熙和張嘉璈先生意見不合，他們反對張先生此項重用日本人的計劃。因此在我帶著日本人一到天津時，各報記者猛拍照，隔天並大肆報導此條新聞，大標題說：「戰勝國何以用戰敗國的人做公務員？」如果我們在此情況下硬要強赴上海是相當危險的事，所以張嘉璈先生派車將這五個日本人載至法國租界，以防這五個日本人被群情激憤的中國人打死。

    最後實在沒法可想，只好再讓我將他們五人送回東北。張嘉璈先生還打電話一再交待我，要我注意這五個日本人的安全，並且一定要優禮他們。我知道天津有一位台灣人，娶的是日本太太，因此先把這五個人寄放他家過夜，隔天再帶著他們搭船回東北，我生怕他們在船上遭遇危險，將他們置於船尾，吃飯也都在船尾。

    張嘉璈先生原本估計用日本人會有很好的績效，可惜輿情無法接受，因此一直覺得很遺憾沒機會重用他們。後來當華北撤退時，我知道經張嘉璈先生的安排，天津南開大學所有的圖書，一船運往廣州，一船運來台灣。當時他也曾洽商在台北成立「台灣研究所」，欲由蔣碩傑先生和我負責籌辦的工作，並已獲魏道明主席的同意；此事後因魏道明主席卸任而作罷，而這批已在基隆港口的圖書只好原船運回上海！這時我也離開住了一年多的奉天（瀋陽）到達上海。

    張嘉璈先生曾於民國五十四年及五十八年二次蒞臨台北，我均承邀約會晤話舊。我深深感謝張先生對我的知遇，我們也曾提起當年在東北的種種往事，張先生有感於當年中國在金融崩壞後的失敗，感傷地說：「當時主持金融的人，其無知與短見是要對國家負責的！」我看見張先生眼中的淚光，真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這位偉大且愛國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