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2006年回顧：親民秀 人權秀 惡搞秀

劉曉波
   
    如果說，從2004年開始，胡溫政權下的中國政治進入寒冬，那麼，2006年就是最寒冷的一年。然而，即便冰天雪地，民間維權的種子還在頑強生存。
   
    親民秀
   
    表面上看，2006年是胡溫上台後最有政績的一年。
   
    這一年，最具爆炸性的新聞無疑是胡錦濤倒掉陳良宇，看似加大反腐，實則高層權爭中的狠手，以此宣示自身權力的鞏固和震懾地方豪強。現在，上海幫作鳥獸散，各路強勢諸侯膽寒，胡錦濤基本大權在握，可以主導十七大人事安排了。君不見，在一連串省部級官員的調整中，團派人馬紛紛躍升，海外媒體熱炒出身團中央的李克強和李源潮領跑第五代，在已經完成換屆的14個省級黨委中，每個省的常委中至少2名官員仕途起步於共青團系統。就連臭名昭著的團中央前第一書記周強也當上了湖南代省長。他整肅《冰點》的蠻橫作風，使之成為最著名的新聞殺手。
   
    與奢華浮誇、優惠資本的江澤民時代相比，十六大以來，胡溫政權作出關注底層的姿態，在「親民」表演上最下功夫，幾乎是無所不在地、時時刻刻地表現親民姿態，也已經從中嘗到了甜頭。現在，「平易親民」和「務實高效」似乎成了胡溫體制的標誌性品牌。進入2006年，胡錦濤一面以反腐手段取得黨內主導權，一面加大「親民」的力度。在社會政策上，針對愈演愈烈的城鄉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六中全會把「建立和諧社會」作為核心口號提出；為了彌補社會裂痕的日益擴大，親民路線落實為從「贖買精英」向「贖買大眾」轉化，取消了農業稅，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的學雜費，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了最低收入標準，壓低壟斷行業的特權工資及其福利；……等等
   
    然而，無論是加大反腐力度還是頻頻親民舉動，都不過是維護獨裁權力的權宜之計，用反腐來降低社會不滿，用小恩小惠來贖買大眾，而在現實中，跛足改革的方向並沒有實質性調整，貧富差異並沒有縮小，依然是掠奪性裙帶性的權力市場化，特權經濟仍然猖獗，權貴們仍然貪得無厭。
   
    比如，當年，鄧小平、陳雲等元老的兒子們縱橫政商兩界，「太子黨」和「官倒」引發八九運動；胡錦濤上台前，江澤民、李鵬等人的妻兒們縱橫官商兩界，是江、李遭到民間唾棄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溫上台，溫家寶的妻兒在商海發大財，屢屢見諸於海外媒體，唯獨胡錦濤家人少有這類新聞。現在，一向神秘而低調的胡錦濤家人終於在商場亮相，一亮相便舉世關注。12月12日，胡錦濤的公子胡海峰所經營的「威視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 Co.)贏得民航總局的液態物品檢測儀器這一巨額合約，合約範圍將包括全國所有機場，即147個機場都將安裝「威視」的X射線液體安全檢查系統。這款儀器出口價為每台20萬美元，將為「威視」帶來至少數千萬美元的進帳。
   
    由此可見，中共特色的「親民」實質上是「親子」，親民路線不過是 「黨權為本」而「親民為用」的統治策略，利益分配仍然是「權貴優先」而「民眾靠後」。其實，胡錦濤的這套親民術，不過是毛澤東式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代翻版，為了使中共獨裁權力能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而只有「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黨權至上，才能使權貴利益永遠具有優先的地位。中共的歷史顯示，往往在兩種情況下，中共高層最強調走親民路線。一是權力交替后的政治新人初登大寶之時，一是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之時，而胡溫政權的處境正好兩者兼具。所以，「親民」就更是胡溫鞏固自身的權力、提升自身的威望和安撫民眾不滿的需要。
   
    人權秀
   
    與此同時，在民間權利意識覺醒和民間維權不斷高漲的國內壓力下，也在世界性的自由化民主化大潮和美國等主流國家的人權外交的國際壓力下，為了把國際社會對北京2008年奧運的質疑聲降至最低，中共現政權不得不承認人權的正當性和普世性並大搞人權秀，11月17日舉辦了掌權五十多年以來的第一個人權展，意在向國人和世界展示其改善人權的成就；12月1日，中共發布了《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國務院令第477號），給了外國記者21個月的所謂「自由採訪權」，說明了國際壓力的有效性。兩大人權秀都是對外不對內，為了「使外國朋友更好地了解中國人權的現狀」，「讓世界見證中國人權事業新發展」，以見證「今天是中國有史以來發展得最好時期」。
   
    胡溫「人權秀」的最大特色是「偽善」，只展覽所謂的人權成就而迴避人權災難，只展覽「依法治國」的成就而迴避「有憲法而無憲政」和「惡法治國」的現狀，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權利沒有一項能夠落實到現實的司法實踐中。中共仍然對人權進行歪曲性解釋，反覆強調「主權至上」和「生存權第一」，也就是割裂人權作為一束公民權利的整體性，突出強調跛足的生存權與溫飽權，而把國民的諸項政治權利剔除。
   
    最讓我感到厭惡的是，給外國記者21個月的自由採訪許可這一「新聞自由秀」，不僅是高高在上的「破例開恩」，而且有違於平等對待的人權原則。因為，這項「破例開恩」的國務院令具有露骨的歧視性，受惠者僅僅局限於外國媒體，國內媒體無法享受，甚至港澳台媒體也被排除在外。這真是中共特色的新聞開放，新聞自由的大門可以對外國媒體開縫，卻對本國媒體和港澳台媒體緊閉，不能不讓人想起中國傳統中最為惡劣的奴才外交——「寧與外人而不與家奴」。
   
    所以，中共的人權秀向世人展示的，與其說是「人權」，不如說是「官權」；與其說是改善人權的誠意，不如說是言行背離的偽善。
   
    胡溫政權在向西方大作「人權秀」的同時，對大陸民間反對運動的打壓卻越來越嚴厲。在言論上，官權對媒體的嚴控和對網路的封鎖越來越嚴厲，不但是敢言的報刊被整肅，獨立的民間網站被關閉，而且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的名牌欄目「冰點」，溫和的思想學術性網站《世紀中國》也不放過。甚至把惡法治國應用於媒體管制，準備出台《突發公共事件應對法》，以便把過去的黑箱限制變成公開鉗制；在對異見人士的監控上，警察上崗的時間越來越長（比如，在我家院門口的警察，從8月17日開始上崗，至今還未撤出），監控方式也越來越嚴，有人被長期軟禁，有人出門必須坐警察，有人出門被跟蹤；在打壓草根維權上，堅決採取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先發制人，還準備出台《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給軍隊以更大的權力和更多靈活性來應對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
   
    也就是說，針對近年來激增的群體事件，更針對法律界和知識界的有識之士介入草根維權，胡溫政權把防範和鎮壓群體性事件當作維持政治穩定的重中之重。中共首次把「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事件」寫進六中全會《決議》，中共喉舌進一步解釋說：「把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事件首次寫進黨的重要文獻，並且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突出地擺到全黨同志的面前，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特徵的清醒認識，充分表明了我們黨直面現實的政治勇氣。」
   
    在政法系統召開的多次會議上，中共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羅干反覆強調，在底層群體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官民衝突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各級地方政權及其專政機構要做到「四個不放過」：責任不落實不放過，工作不到位不放過，隱患不排除不放過，問題不解決不放過」；以確保「四個不發生」：不允許衝擊黨政機關事件發生，不允許群體性的罷課、罷工、遊行請願發生，不允許群體性越級上訪特別是進京上訪，不允許民間的械鬥及鬧事發生；在策略上，採取勸誘多數和鎮壓少數的分化瓦解方式，對群體維權的組織者或領頭人進行從嚴從重的處理，以震懾其他維權者。特別是對於那些受到國際輿論關注的維權事件和維權人士，更要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態度給予堅決鎮壓。
   
    最能夠體現官權加強鎮壓民間維權的人權迫害事件，無疑是一系列抓捕、審判，而且全然不顧及國際社會的壓力。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亞洲英雄的盲人維權者陳光城，居然被以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刑四年零三個月，而且為其辯護律師設置重重障礙；備受國際關注的維權律師高智晟的被捕、起訴和開庭全部採取秘密方式，完全不遵守中共自己制定的現行司法程序，不但拒絕高智晟家人為其聘請的律師，而且連高智晟的家人也無法出席庭審；更有甚者，陳、高二人被捕后，他們的家人也遭到株連，長期被軟禁、被跟蹤、被威脅，每一天都生活恐怖陰影之下，高的妻子耿和與13歲的女兒格格先後遭到國保人員的暴力侵犯，陳的妻子袁偉靜被警察抬著四肢扔在路邊。
   
    這種軟性施恩和硬性鎮壓的兩手策略，充分體現了「親民路線」在骨子裡的陳舊政治邏輯：子民們，你們聽好，讓黨代表你們，你們就能吃飽；既然黨讓你們吃飽，黨就有權強行代表你們——不管你們是否同意。黨給你們溫飽、甚至小康，所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吃飽了知道感恩」，才是良民；而「放下碗罵娘」，就是刁民；良民被獎勵，能坐穩奴隸地位；刁民不願做奴隸，就要被鎮壓。
   
    惡搞秀
   
    儘管，當下中國的政治氣候越來越冷，然而，在人權問題上，中共獨裁由過去的赤裸裸的反對到今天的不得不「偽善」，說明了國內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民間維權的成效，也顯示出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不可抗拒。在政治嚴控之下，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民間，必然具有公共參與的極度饑渴和見縫插針的維權熱情，從而使民間維權活動難以完全被官權壓服。在具有政治風險的敏感人權事件上，民意和開明媒體選擇沉默，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所有人權事件上的沉默。事實證明，在一些風險較小、政治敏感性較弱的人權迫害事件中（特別是地方政府所為），不僅在網路上、甚至傳統媒體上都還有一定的民意表達空間，有時也能形成頗具聲勢的輿論救濟。只要這種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足夠強大，官權也不得不對民意做出靈活的甚至正面的回應。
   
    比如，在2006年歲末，北京市民對官方的「殺狗「運動的街頭抗議，使高層決定停止」殺狗」運動。而中國民間突然爆發出「捍衛妓女人權」的強烈呼聲，更凸現了民間對人權迫害的憤怒。
   
    2006年11月29日，也就是在「人權展」落幕兩天後，曾經是中國最開放的新興都市深圳，該市福田區警方將抓獲的100名賣淫女及嫖客進行遊行示眾並在現場作出公開處理。全副武裝的警察把這些妓女和嫖客逐一押下車遊街示眾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長井亦軍當眾宣布處罰決定，分別讀出每個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貫。每讀出一人的資料，警察便讓示眾犯人踏前一步確認身份，然後押回車上載走。據報道，現場有逾千人圍觀，並不時響起掌聲。
   
    中國有著公審、遊街、示眾的漫長歷史，這種野蠻傳統在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走向登峰造極，那是大批判遍及全國各地的中國，開不完的批判大會的公審大會，看不夠的遊街示眾，無數「牛鬼蛇神」的人權遭到瘋狂的踐踏。他們的肉體被鞭撻、頭像被打叉、房屋被查抄、家庭被株連，他們的人格和尊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隻腳。
   
    六四以來，在人權問題上，中共政權逐漸進入了口是心非、言行背離的偽善時期，與西方國家進行人權對話、人權入憲和舉辦的「人權展」等，都是就是典型的偽善；與此同時，專政機器對人權的迫害，也不再大喊大叫、明目張膽，而是偷偷摸摸、黑箱作業。然而，令人萬分驚詫的是，在帝制已經結束了一個世紀、文革也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的新世紀中國，更在胡溫中央興緻高昂地「正搞人權秀」之時，深圳官權卻「惡搞人權秀」， 作為執法者的深圳警方還會用如此興師動眾，通過對賣淫嫖娼者的人格和尊嚴的文革式羞辱來踐踏基本人權。這不僅是公然挑戰普世人權原則，而且是公然踐踏中國現行法律；不僅公然挑戰主流民意，而且公然為胡溫中央添堵。似乎是在有意與中央對照干，公開向世人展示今日中共專政機器是如何野蠻地承襲文革遺風，敢於肆無忌憚地踐踏基本人權。
   
    好在，今日中國民眾不再是不知人權為何物的愚民，所以官權也不再敢於理直氣壯地踐踏人權。所以，妓女遊街示眾事件一經曝光，先是成為各大網站熱點，激起網路民意的強烈反彈，僅在「貓眼看人」論壇上，涉及該事件的帖子的點擊率就高達十幾萬，幾乎是清一色的譴責之聲。新浪網就此事件作了一個網民問答，居然得到超過15萬多個回答，七成以上的回答是譴責深圳福田警方的野蠻行為。
   
    12月1日，更有上海律師姚建國就此事件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公開信在有理有據地指出深圳福田警方侵犯人權的執法違法行為，要求全國人大公開出面糾正這種違反法律規定、違反依法治國精神的違法行政行為，以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姚律師的公開信馬上被貼到各大網站，得到法律界人士和網民的普遍聲援。
   
    洶湧的網路民意也動員起國內的紙媒，一些開明報刊開始跟進報道和評論（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東方早報》、《新快報》、《南京晨報》、《新民晚報》等），官方喉舌新華網和人民網也相繼發表評論。境外媒體也馬上作出反應，絕大多數有影響的西方媒體和港台媒體都對此事件進行了報道和評論，無怪乎有網友發貼說：「中國警察這種忽視人性與尊嚴的野蠻執法和極端做法，震驚全世界。」
   
    民間針對「妓女示眾事件」的自發輿論維權，起碼在兩方面顯示了難能可貴的突破：1，中國民間人權意識覺醒已經達到了自覺維護「罪犯」人權的程度，在人權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普通人與罪犯、有德者和缺德者。即便在當下中國，賣淫業仍然遭受法律禁止和道德蔑視，但在民間還能起而維護妓女的人格與尊嚴，不能不說是國人人權意識的一大進步。2，凸現了民間的依法維權意識。針對深圳警方的野蠻行徑，律師的公開信重點譴責警方的違法，報紙的評論也大都是理性的批評，網民的帖子中雖然偶有憤怒的叫罵，但主流的聲音是從法律的角度來譴責警方和維護人權，並將國際人權原則和中國相關法律公之於眾，無異於一次依法維權的普及性啟蒙。
   
    正是在網路民意、法律界人士和媒體評論所構成的強大公共輿論的壓力下，中共多個部門才開始關注這一公然踐踏人權的惡性事件，公安部責成深圳市公安局進行調查，相關官員可能受到處罰。
   
    「妓女示眾事件」，不能不讓我想起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二者同樣遵循著自下而上的輿論維權模式：網路輿論——法律界人士發表致人大公開信——傳統媒體跟進——高層官權干預——地方政府回應——對相關人員的處罰
   
    三年前，在強大民意的壓力下，孫志剛以生命為代價換來了「收容遣送」這一惡法的廢除；三年後，也是在強大民意的壓力下，妓女們用人格和尊嚴的代價向全中國警察發出警示：執法者必須尊重人權，哪怕是罪犯的人權！執法者也必須為公然侵犯人權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
   
    中共現政權對「陳光誠案」和「妓女示眾事件」的不同反應模式，再一次突顯出人權問題在當下中國的后極權特色——基於獨裁政權利益計算的靈活應對。「陳光誠案」之所以在二審中維持原判，就在於中共高層認為此案在政治太敏感，如若作出開明姿態，可能帶來對獨裁式穩定的連鎖挑戰，所以，最高當局採取嚴密封鎖信息和縱容山東臨沂官權的野蠻行為的應對方式。而在「妓女示眾事件」中，中共高層之所以表現得相對開放並迅速對強烈的民意做出反應，就在於最高當局認為此事件在政治敏感性不強，開放民意表達和順應民心所向，非但不會為現政權穩定帶來更大的挑戰，反而會贏得政治開明的美譽。
   
    如果說，「中國人權展」是中共「正搞人權」的政治秀，意在凸顯胡溫中央的「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的政績，那麼，深圳福田警方製造的「妓女示眾事件」就是地方官權「惡搞人權」的惡政。不論其主觀意願如何，但在客觀效果上都是「地方惡搞中央」，可以被評為2006年「惡搞秀」之首。
   
    2006年12月21日於北京家中（首發《爭鳴》2007年1月號） (記者：蔡楚) (

FLG, 民運, ...  

FLG, 民運, very good!

劉曉波?他還沒死嗎？他還不如喪家之犬那？

你還活著啊，黨狗

對自己的母親再好，那不叫「狗」，那叫忠，叫孝！
所謂狗者，就是別人有自己的兒子，可自作多情非要做人家的孩子，人家也不好拒絕呀，只好當狗一樣用它，而它卻不自知。

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整天到晚還自由民主，別丟人顯眼了！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說民主不是好東西
中國政府從來不是民主自由的對立面
中國的文明政治的目標不是美國指引的方向
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從來就沒有停止
中國人能創造更好的政治文明！

樓上的沒搞錯吧？你連自己的媽是誰都搞不清楚嗎？

GCD是人民的兒子，僕人，什麼時候 一個爛黨成為一個民族的母親了？

就你連你你媽是誰都搞不清楚的智慧，還建設什麼啊？

估計只能建設奴隸王國了。

中國邪乎 is phstl?

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祖國.....都是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土生土長，根植於底層，為中國的獨立和強大付出無數的生命.....
她由優秀的中華兒女組成，他們是中國崛起的核心力量，是某些勢力的最怕......

她實踐集體領導制，實踐人大政協監督的多黨合作制，不斷建設民主和法制。
她與時並進，剷除腐敗。
她艱苦奮鬥，維護領土完整，抵禦強權。
她致力世界和平，建立公平世界........

中國共產黨在當今中國，仍然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是不可替代的社會組織力量，在中國無論搞什麼改革，想搞什麼，都必須正視這個現實，這個歷史形成的。

邪乎，你那套鬥爭哲學已經過時了，至少不適合中國的當今社會，是不被中國絕大多數人接受的，不信，你到中國去了解一下去。
現在講「和諧」是最時髦的。

要想讓中國大陸效仿台灣的政治，得中國絕大多數人同意。
你想精神分裂別人還不想，懂嗎？

你呀，就是我說的那種人：別人有自己的兒子，可自作多情非要做人家的孩子，人家也不好拒絕呀，只好當狗一樣用，而你卻不自知。

你說你丟不丟人嗎？可不可憐？

[ 本帖最後由 嘟嘟1218 於 2007-1-8 11:31 編輯 ]

被官方操控的反日風潮
   
   劉曉波
   
   最近，在遊行示威遭到嚴格限制的中國，卻發生了波及到20多個省區的近四十個城市的反日遊行示威，確實罕見。更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廣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穩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這幾大城市出現大規模的街頭政治，定要嚴防死守。平時，就連一個人、幾個人的示威也絕不允許。而現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遊行示威，且規模都在萬人以上。

   
   儘管外界懷疑反日風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員在回答這樣的提問和指責時，鐵嘴鋼牙，一律否定。
   
   大陸發生反日風潮，在引起日本的強烈抗議的同時，也受到境外媒體的高度關注，跟蹤報道和熱點評論不斷，英國《衛報》形容為「火山大爆發」，還出現「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華」這樣聳人聽聞新聞標題。同時，擔心失控的輿論也不在少數，在我接受國的境外媒體採訪中，幾乎每個記者都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你覺得反日風潮是否會失控？」
   
   在我看來，中國的反日風潮，既沒有「如火如荼」，更不會發展到「失控」，因為，中共現政權牢牢掌控著反日風潮的節奏、過程、力度和規模。
   
   當然，在黑箱中國，外界很難拿出鐵的證據，但仔細分析這次反日風潮的一些現象，還是能發現些蛛絲馬跡。
   
   1，操控反日風潮的中心和順序
   
   迄今為止，中國的反日風潮有兩次高峰，皆是南北呼應的兩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續兩天，之後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風潮由南北兩大中心城市完成：4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經濟發達地區的中心廣州及深圳。
   
   風潮過後，針對網上貼出的第二波反日風潮的號召，北京市公安局於14日發出警告：遊行示威必須依法向相關機構申請並得到批准，而「對沒有得到相關機關許可的示威，將依法追究責任。」果然，北京沒有再出現遊行示威。
   
   第二波風潮也由南北幾大城市來完成：日本外相訪華前的4月16日，在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的上海和北方大城市天津等地，同時出現遊行示威。17日，北方的遼寧省省會瀋陽和南方的四川省省會成都等地出現遊行示威。
   
   風潮過後，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焦揚馬上發出警告：「凡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活動的，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的規定，向公安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遊行活動。」上海市公安局同時宣布：「抓捕了極少數混跡其中的違法人員」，「並將依法懲處。」
   
   與此同時，中共最大的紙媒喉舌《人民日報》在4月17日發表題為《從構建和諧社會看穩定》的評論，再次重談鄧小平的老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對遊行示威活動完全沉默的三大門戶網站，卻都把該評論置於新聞首頁的醒目位置。
   
   最為弔詭的是官方公告的發布時間。北京和上海的當局都是在遊行完成後才發布公告進行警告，而號召兩波反日遊行的信息，早在網上廣為流傳，可以說是事先張揚的 「遊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官方不在遊行前發布警告，而要在遊行后發布？顯然是既要一定規模的街頭反日，又要控制在一定的規模上和時間內。
   
   另據香港明報18日報道，中共黨魁胡錦濤親自喝停了一場有可能刺激日本的軍方研討會。
   
   北京和上海的地方當局發出的警告，黨魁的親自喝停，發出的信息非常明確：街頭反日到此為止，不會再有第三波高潮。
   
   2，控制風潮的規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風潮，在參與人數、反日方式和行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首先，承擔反日風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參與人數大都被控制在1-2萬之間，如北京、上海和廣州。其他類型城市控制在幾千人以內。
   
   街頭反日之前的網路反日，也可以作為透視反日風潮規模的參考數字。網路反日活動，簽名者高達二千八百萬，可謂名山名海，群情激昂。而各城市參加遊行的人數最多只有2萬多人。兩種活動的參與人數簡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後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異，不能不讓人充滿疑竇。
   
   其次，各城市遊行示威口號和標語基本雷同，諸如：愛我中華、反對日本「入常」，抗議新版教科書，保衛釣魚島、要求日本道歉、號召抵制日貨。
   
   再次，各城市反日風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燒日本國旗和小泉畫像之外，抗議行動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為，如，投擲石塊、瓶子等雜物，砸毀日本使館等建築的窗戶，沿路攻擊日本車輛、日本餐廳、日資企業廣告招牌等。最嚴重的暴力發生在遊行之外，兩名日本大學生在一個餐廳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煙灰缸擊中頭部。
   
   以上暴力行為，除了打人事件之外，其他行為都發生在遊行示威的過程中。
   
   《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周看先生的報道，證實了「官方操控」的存在。一名參加了北京示威的學生，在接受周看採訪時描述說：警察把示威者圍成一組一組的，讓他們輪流拋石頭，然後對他們說：「你們已經發泄完憤怒了，夠了。」就把他們用大轎車運回校園。這名學生對記者說：「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個木偶。
   
   同時，中共政權也表現出一貫的權力恐懼，在允許反日示威蔓延之時，同步加強對異議人士以及反日活動人士的控制。除了嚴控每到敏感時期都要加以嚴控的「敏感人士」之外，還把一些反日愛國民間組織的負責分批請到郊外「度假」，比如，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愛國者同盟網、抵制日貨聯盟等傳統反日團體的負責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們安排在一家會議中心內，只讓他們打球、游泳，而不准他們外出。
   
   3，被操控的內外有別的宣傳模式
   
   最明顯的操控發生在媒體報道方面。中國現行的體制下，多個中心城市出現如此規模的遊行示威，肯定是罕見的大新聞。所以，世界各大媒體都在顯著位置加以報道，並配以大量的圖片、訪談和評論。而中共官方卻同步發出指令，在國內媒體上為反日風潮降溫，致使中國媒體一片沉默，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除了新華社發出了幾條簡短的新聞之外，其他的電視、廣播、報刊則是一片空白。無聯網也保持沉默，官方網站和門戶網站無報道，就連一些著名的民間BBS也沒有多少相關帖子。甚至開放度高於國內媒體的鳳凰衛視，也鮮有相關的新聞報道。
   
   然而，新華社提供給外國媒體的英文通稿，則比較積極且詳細地介紹遊行示威的情況，並有誇大參與人數和國人反日情緒之嫌。比如，新華社16日英文通稿報道說：上海示威人數達到10萬人。而幾大外國駐中國的媒體，如美聯社、法新社、 BBC以及日本媒體報道的人數，少則幾千人，最多也只有2萬人左右。
   
   顯然，這種內外有別的宣傳模式，既為了國內的穩定，也為了使之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既為了顯示中共政權尊重民意及其遊行示威的權利，又為了現政權的對外政策有著深厚的民意支持，以達到阻止日本「入常」的目的。
   
   這是中國新聞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中國大新聞，獨獨是中國媒體「置身事外」和「無動於衷」，國內發生的越是具有新聞價值的轟動性事件，中國新聞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這悲哀絕不僅僅是政權所為，也是各媒體及其新聞人的馴順所致，誰讓他們甘願充當「喉舌」、或主動或無奈地與壟斷體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經恩准了這些街頭抗日活動，媒體為什麼不敢報？假如有幾十家媒體同時加以報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4，被恩準的話題和勇氣
   
   在民眾的公共參與被嚴格控制的環境下，中國的國家大事也被嚴格分為「可談論的」和「不可談論的」。關心時政大事的人們，大都只能就「可談論的話題」和「可做之事」來表達「憂國憂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愛國主義，目前已經變成了官民共同認可的唯一「政治正確」，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談論且可有限制地行動的 「重大國事」。所以，被壟斷喉舌誤導的、也被恐怖政治壓制的愛國者們，只有通過關注這一絕對「政治正確」的國家大事，來表達憂國憂民之「社會責任感」，最高調抵制日貨的年輕一代及中產白領們，也能藉此把「被恩準的勇氣」發揮到極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強烈，到頭來還是偽民意；在充滿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辦的愛國團體操，不能不被「真誠」的虛情假意所導演；只能向大海那邊發出的吶喊，不過是精心計算過的勇氣而已。特別是那些用石塊反日的國人，懦弱得近於下流。
   
   2005年4月18日於北京家中
   
   （BBC 2005-04-20）

看來按劉曉波的高論,  中國人都是傻冒,   都是受到官方操控的.  都是沒有自己的良知的混蛋.

還三位一體了，I服了U。對你俺是沒什麼好說的了。

你也別扯什麼大多數中國人支持你的微光正的黨了，你願意相信大多數中國人愛黨你就去信吧。

俺是堅信大多數中國人是反對這個偉大的黨的獨裁的。如果容許媒體新聞自由的話，
俺相信中國人民在得知歷史和現代的事件真相的話，中國人會像東歐人民一樣，將那些獨裁者送進監獄，要他們為他們禍國殃民的罪惡付出應有的代價。

對了，閣下還在加拿大嗎？好像你喊著要回大陸建設黨國去的。你的老闆不是你說的也很愛黨國的，他們也沒回去建設偉大的黨國？

中國共產黨在當今中國，仍然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是不可替代的社會組織力量，在中國無論搞什麼改革，想搞什麼，都必須正視這個現實，這個歷史形成的。

我說的是現實，你要正視現實，空談理念不值一分錢。

邪乎，你那套鬥爭哲學已經過時了，至少不適合中國的當今社會，是不被中國絕大多數人接受的，不信，你到中國去了解一下去。
現在講「和諧」是最時髦的。

要想讓中國大陸效仿台灣的政治，得中國絕大多數人同意。
你想精神分裂別人還不想。懂嗎？

要想讓中國大陸效仿台灣的政治，得中國絕大多數人同意。//

絕對同意！
所以要給全中國人選舉權，自由獲取信息的言論自由權利， 自由成立奉行各種不同政治主張的政黨的權利。

讓人民來選擇，到底是現在的GCD一黨專政，還是要你所說的美國民主，台灣民主。

和諧時髦嗎？ 在哪裡時髦？加拿大，美國，還是歐洲，日本。 恐怕只有中國大陸時髦吧

怎麼俺回國接觸的朋友都拿和諧開玩笑啊。

中國大陸時髦一點也不奇怪，皇帝喊得口號，哪個官僚敢不立即緊跟，好好學習，深刻領會，在實踐中學，在學中實踐的？

2中心，1基本點，三講，三表，和諧，保鮮，不容不吃，不都時髦一陣子嗎。

到了老百姓那裡，好像都成了笑話了

中國是集體領導制，是人大政協監督的多黨合作制。
已經實踐好幾十年了。
從49年到現在，有什麼變化，你自己說說看。

你想改就改？美國說不行就改？
你敢保證不會象前蘇聯？不會像台灣？
你覺得你一定就比中國體改委的社科院的還有中國領導人聰明？

你覺得十幾億中國人都被政府愚弄了？你都比他們清醒？
你未免感覺也太好了點吧？

是幾個精蟲鬧得，還是吃了壯陽葯？
真正的民主是好東西，但國家強大隻靠民粹這個春藥是不行的。
要實實在在的建設，錢是一分一分賺的，懂嗎？

[ 本帖最後由 嘟嘟1218 於 2007-1-8 12:10 編輯 ]

你沒毛病吧，你自己反自己的帖子？

//要想讓中國大陸效仿台灣的政治，得中國絕大多數人同意。//

俺同意你這個觀點。 你搞什麼呢? 什麼是俺想改就改。

俺是贊同讓全中國人同意，全中國人來選擇。

看來你是精神分裂了，
對了，你還沒答呢，回黨國了嗎？ 還是繼續建設Harper管理的加拿大啊？

看來你比起中國體改委的社科院的還有中國領導人根本不是一個檔次。

中國是集體領導制，是人大政協監督的多黨合作制。
已經實踐好幾十年了。

要換這麼大國家的一個體制，要經過長期的研究的，要試點的，要做很多很多的事的。
遠遠不是什麼所謂「民主鬥士」的空洞理念和一點點小孩子式的邏輯。

你呀，也就是幾個精蟲鬧得，或吃了什麼壯陽葯。
可如果中國絕大多數人不願接受民粹這個春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