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造神運動」的教訓

　

　　題記：毛澤東同志既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締造人之一，更是開創了中華各民族新紀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人。他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哲學思想、政治謀略、軍事戰略戰術、經濟文化和政權建設方略，乃至他的詩詞書法，等等，都是中華歷史上的寶貴遺產。
　　但是，由於狂熱的造神運動，導致了億萬人對他的一切的一切都迷信崇拜，他自己也隨之驕傲自滿起來，認為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絕對正確，都是為黨為國為民的，其意氣猶如封建帝王，愈來愈背離了真理與人民的利益，導致新中國建立后發生了一系列使黨和國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災難的悲劇。新中國五十年雖已取得空前巨大成就，但如果沒有這一系列悲劇的影響而及早實行改革，成就必會倍加輝煌。因此對這一慘痛教訓，後人必須牢牢記取，使之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長河中永遠不再發生！ 　　早在抗日戰爭中就開始造神運動了
　　1957年，"反右"帷幕已拉開，我仍熱心響應"共產黨員應繼續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在黨內會議上提出反對"神化與特權"等論點。我認為對毛主席的神化和各級幹部中已開始出現的特權現象，才是我們黨和國家生活中最最大的隱患，非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等可比；若不下大力消除這些隱患而任其擴展蔓延，必將給我們的黨和國家造成不可估量的災難。 　　由此我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軍籍，撤銷新華社記者職務，每月只拿28元生活費，去北大荒監督勞動。在那兩年又八個月中，許多難友拋骨荒原，我也由炎夏光頭赤腳的凈重196斤，銳減為北國隆冬全部服裝在內的毛重92斤，皮包骨地回到了北京。1964年，新華社的黨組織又說我"堅持反動立場"，"向黨展開新的進攻"，開除了我的公職，"勞動教養"兩年，實際上我在監獄和勞改隊被關了14年，直到"四人幫"被粉碎，胡耀邦以準備"下油鍋"的大無畏氣概組織領導了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倒了"兩個凡是"，我才於1978年國慶節后回到了新華社，並於當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被徹底改正，恢復了黨籍軍籍和記者職務。
　　九死一生，重操舊業，有幸看到了過去少為人知的許多內部文件和越來越多的公開發表的反思文字，我才痛感1957年希望全黨消除"神化與特權"完全是痴心妄想，因為全黨全國對毛澤東的神化，早就根深蒂固難容置喙了，若不是毛澤東已去世，對他的"神化"也許真會"萬壽無疆"的。
　　如今人們都已知道，在使我們黨發生歷史性大轉折的遵義會議上，政治局常委分工時，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確立了毛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為爭取薄一波等61位同志迅速離開國民黨監獄為革命大業發揮其才智，特向中央寫了3個報告，擬讓他們在獄方規定的那個"聲明"上籤個名；在中央幾位決策人研究之後，就是張聞天以總書記的身份代表中央批複同意的。1937年7月開始全面抗戰，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也是張聞天以黨的總書記名義，通知全黨：在國民黨各級政府獨裁的舊體制沒有改變以前，共產黨員不能參加政府任職，而只能參加各級抗敵後援會，積極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開展抗戰工作。
　　1938年9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儘管陳雲同志遵照共產國際的意見，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然而會議並未形成決議，也沒把這一提議拿到隨之召開的六中全會上討論表決，因之在六中全會上仍由張聞天致開幕詞，並作了關於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但是從此以後，歷來為人謙遜的張聞天，就十分主動地把總書記的領導職權逐漸向毛澤東手中轉移，並把他主持的政治局會議的地點挪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舉行，一切重大問題都由毛澤東作最後決斷。1939年夏天的政治局會議后，張聞天就主要負責宣傳教育工作，到了1940年5月，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工作就完全由毛澤東主持了。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才正式形成了確立毛澤東為全黨最高領袖的決定。這個名為《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中說，"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這樣的決定，無異於向全黨宣布"少數服從多數"只不過是一句漂亮的口號。在黨中央，問題的最後決定權主要都掌握在毛澤東個人手中。 　　同年7月，王稼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二年而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神聖的詞。同年10月29日，由毛澤東為書記、王稼祥為副書記的中央宣傳委員會管理下的中央宣傳部，發布了一些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的"基本口號"，第一次提出"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而且把毛澤東個人擺在共產黨之前，這似乎意味著毛澤東個人可以凌駕於全黨之上。
　　隨之，從陝北到各個抗日根據地，普遍唱開了由陝北葭縣（現為佳縣）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雖然，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舉行莊嚴隆重的黨的會議時都齊聲高唱的《國際歌》中早就明白無誤地斷言："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在此前後，"毛主席萬歲"也成了陝北和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學任何集會和報紙刊物慶祝重大節日時必不可少的重要口號。
　　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更在新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從而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並為後來大規模的狂熱造神運動，確立了最權威的理論根據。於是，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的40條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的第38條，就只稱"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大救星"，而不再是"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了。
　　從這些簡略的歷史回顧中不難看出：早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就已成了不可逆轉的定局。儘管毛澤東具有非常人可比的才智與膽識，領導全黨同志同心協力地戰勝了敵人，締造了新中國，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麼神；在他的頭腦中，也不無與"克己為善"相矛盾的消極因素。如此這般的"造神運動"及其相關的黨的決定，促使這種消極因素極度膨脹併發生質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的一切重大決策，幾乎由毛澤東個人說了算，沒有"民主"這一說，越來越背離了他本人曾經提出過的正確主張。
　　建國伊始，毛澤東就違背黨的決議，放棄其《新民主主義論》

過來人都清楚，毛澤東在建國方略上最早的失誤，就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就丟棄了《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1月14日，他在延安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這篇著名的演說並在當月創刊的《中國文化》雜誌上全文刊發之後，曾受到全國各階層有識之士的推崇，因為它從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實情出發，科學地勾畫了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的藍圖："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在談到這個共和國的經濟體制時，毛澤東寫道："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至於農村，"這個共和國將採取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勾勒出這幅藍圖之後，毛澤東的結論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這樣一幅新中國藍圖，顯然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來描繪的。恩格斯在與馬克思合寫《共產黨宣言》的前一個月，在其單獨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說："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接下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許多著作中都更明確地說，消滅私有制是個長過程，要經過中間環節和過渡階段，只有在人類社會過去世代（主要是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的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才能構築起社會主義大廈。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建立於社會化大生產充分發展的時候，建立在全社會的物質財富空前豐富和全社會成員的文明覺悟程度空前提高了的基礎上。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扎紮實實地生根立足，才能不斷地健康發展與完善，才能穩妥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否則就是空談空想，就是烏托邦。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第八個小標題就是《駁'左'傾空談主義》。他說："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在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的演說時，繼續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進一步肯定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在為採取重大的社會主義步驟做準備的過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潛力。 　　根據這一精神，劉少奇於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的報告，同年12月25日在華北解放區財經委員會的會議上所作的《新中國建設的方針與問題》的報告，中心觀點就是民主革命勝利后，還不能馬上直接採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步驟。他說"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在劉少奇講到"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時，毛澤東還特別在一旁插話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后還要十五年"，並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髮言中進一步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很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對這點可作宣傳"，同時指定劉少奇就此草擬一個文件，提交七屆二中全會上去討論決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如期舉行。全會不但吸收了劉少奇的上述主張，而且根據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路線和政策，是一個較長歷史階段內必須認真貫徹執行的。9月，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等代表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制定的《共同綱領》中，也明確規定，新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所要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看了《共同綱領》的人都非常明白，新民主主義容許並存五種經濟--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只有這五種經濟共同發展，才會使我們這個苦難深重、一窮二白的國家很快面貌一新。
　　可是，三年恢復時期剛剛結束，中國人民志願軍還在朝鮮戰場中線進行艱苦的金城反擊戰，毛澤東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黨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批評了他曾指導和贊同過的劉少奇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主張，說什麼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不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而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錯誤"。1953年8月12日，他又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從此，我們黨內開始滋長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左"傾冒險情緒，不但把黨的關於"確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政策，不加分析地當作資本主義觀念和資本主義道路來批判，而且對農村合作化也開始貪多圖大。1955年夏天，毛澤東批了鄧子恢"小腳女人"並"反右傾"之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左"傾冒進愈演愈烈。不久，全國農村就強行實現了所謂的"高級合作化"。1956年，又在全國實行了私營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並對城鎮所有的私人手工業也實行了"合作化"。原打算實行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遠沒有充分地完成其歷史使命就短命地被"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這種使當時許多人不可思議的行為，為緊接而來的表面上是更加極左盲動、實質上乃是個人獨裁專制的路線開了先河。
　　黨的"八大"后，他再次違背黨的決議，堅持要拾起"斯大林這把刀子"。

　　這時，毛澤東所想的，就是在中國大陸快馬加鞭地建設他所想象的"社會主義"，趕到蘇聯前面去。萬萬沒料到，1956年2月，就傳來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有關斯大林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釀成嚴重惡果的"秘密報告"，並立即在全世界引發了廣泛的反共風潮。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或其代表人物關於堅決反對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的議論，尤其值得思索思索。他們認為，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實質上乃是背離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必然結果，是黨即國家的一黨專政和個人集權至上所產生的嚴重官僚體制的產物。有些共產黨人認為，斯大林建立的這種變了形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喪失了社會主義應有的性質，把整個黨和國家機構變成了他個人的馴服工具，使他個人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內都成為絕對的裁決者……如此反對個人崇拜和搞個人迷信，也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中國共產黨上層一些搞過"造神運動"的人。 　　對此，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一切領域內的裁決者"的毛澤東，不能不往心裡去。在表面上，他不能不表示應該接受斯大林的錯誤教訓，在讓陳伯達起草、他親自修改補充、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於4月5日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長文中，表示支持蘇共"二十大"的新路線。此文說："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迷信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們也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不僅如此，文章中還特別批評了斯大林"在階級鬥爭消滅以後仍然強調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的關鍵性錯誤。 　　時隔20日，毛澤東在我們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演講中也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選五卷267頁）
　　同年8月30日，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題為《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中說："斯大林為什麼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實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選五卷297頁）
　　1956年9月15日，黨的八大隆重開幕，毛澤東致僅2400字的開幕詞，全場竟鼓掌33次，其中"熱烈鼓掌"14次、"長時間的熱烈鼓掌"6次，全體起立兩次。使許多代表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致詞中語及蘇聯時，完全迴避了斯大林的事，也不提"民主"二字，而只在最後說："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為了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我們沒有任何東西不可以犧牲……只要大家都提倡服從真理的精神，任何爭論都有合理的結論，那麼，我們之間還有什麼不能團結起來的理由呢？"這表明他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和反對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的問題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他似乎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將來也出現斯大林事件那樣的嚴重惡果；另方面，又擔心在自己的身後會不會也遭到"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否定？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種擔心的份量與日俱增。
　　當時，我們黨的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高層領導人在內為數眾多的同志，似乎都未能洞察毛澤東的這種矛盾心態。在毛澤東致了開幕詞后，劉少奇所作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仍多次提到擴大黨內民主和反對個人崇拜。在9月26日和27日大會閉幕的當天，全體代表相繼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新的黨章總綱中只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而不再是"七大"黨章所說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與這種新精神相適應，總綱特彆強調："黨必須採取有效的辦法發揚黨內民主，鼓勵一切黨員、黨的基層組織和地方組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行動中都不會是沒有缺點和錯誤的。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黨員必須經常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以教育自己和人民。鑒於黨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黨更加需要向黨的一切組織和黨員提出嚴格的要求，更加需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鼓勵和支持黨內的自下而上的批評和人民群眾對黨的批評，禁止壓制批評的行為。" 　　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為了反對個人崇拜，新黨章第三十七條的最後一行寫道："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似乎在那時就考慮到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打算請毛澤東退居二線了。 　　《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針對斯大林"在階級鬥爭消滅以後仍然強調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的荒謬論點而特別說明：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基本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階級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因此，關於"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註：歷史已充分證明，當時的制度並不先進)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八大"的這些報告、決議和新黨章的通過，給全黨和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認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前景一片光輝燦爛，決不會重蹈斯大林的那種把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從而造成嚴重惡果的覆轍。 　　然而，與人們的美好願望相反，毛澤東的那種不平衡心態負面的份量卻在加重。恰巧，波蘭和匈牙利接連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風潮。同年11月15日，在"八大"閉幕後才一個多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公開與"八大"決議拉開距離，為斯大林說起了好話。他說：
　　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起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毛選五卷第321－322頁）
　　這無異於向人們昭告：他老人家仍要拿起萬萬丟不得的"斯大林這把刀子"了！而常人看來"這把刀子"的最大特色，就是現實社會中的主流不存在階級鬥爭的時候，為了維護個人至上而消滅見解不合的同志等等，能夠隨心所欲地的製造"階級鬥爭"，而且"社會主義事業越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在前蘇聯，按照這種荒謬的邏輯辦事，且不說因經濟政策連連失誤而餓死幾百萬人，僅因政治迫害而遭殃的人，就佔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參加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有1996人被捕，其中被殺的有1108人；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近80人被捕被殺。

　　毛澤東拾起"這把刀子"的第一著，就是對抗"八大"反對個人至上的決議，於1957年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打擊迫害提出批評意見的人。
　　有人說，這是因為提的意見太過火，才迫使毛澤東把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捩轉為反右派鬥爭。
　　然而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早有預謀的。
　　1957年1月18日和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兩次講話中，毛澤東就說："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選五卷334頁）"無論黨內也好，民主人士中間也好，青年學生中間也好，凡是歪風，就是說，不是個別人的錯誤，而是形成了一股風的，一定要打下去。"（毛選五卷350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選五卷355頁）
　　只隔一個月，即同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向到會的各界人士1800多人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時，雖然說了許多令人鼓舞的話，但也強調說"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毛選五卷375頁），"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毛選五卷390頁）
　　又時隔僅一周，即3月6日，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也說"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並表示"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毛選五卷417頁）
　　所以，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的全黨進行整風的動員令，號召全國上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完全可以斷定，是毛澤東要"引蛇出洞"的"主動採取措施"。當被蒙在鼓裡的人們幫助黨整風而開始出現鳴放高潮、全國各報踴躍刊登鳴放意見時，中共中央於5月14日發出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求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這些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
　　第二天，毛澤東自己又寫了專供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立即把"右傾"升格為"右派"。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上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來說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毛選五卷425頁）
　　這就是說，儘管這些人是在擁護和愛護黨和政府的前提下，提了些批評或比較尖銳的意見，也"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
　　第三天，中共中央又發出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再發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報"繼續登載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最好是登那些能夠充分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的言論（越反動的越好）。"
　　所有這些在整風運動開始之後發布的黨內文件，把毛澤東在1月到3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全國宣傳會議和外出巡視時講話中的有關意圖，水落石出地具體化了。待大批"魚兒"上鉤，人民日報於6月8日突然登出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同日，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指示說：
　　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只有這樣做，我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煉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毛選五卷432－433頁）
　　這樣，本來有利於克服執政黨內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並對社會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發展等方面提出中肯批評建議的全國整風鳴放形勢，便急轉直下，變成了所謂"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於是黨內外的"右派"越抓越多。到了1957年10月黨的八屆擴大的三中全會，又恢復了絕對權威的毛澤東就公然改變了一年前黨的八大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而大談"階級鬥爭"。他在這次全會發表的《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中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乾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件事。這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毛選五卷475頁）
　　這樣，他一個人就把正式代表1026人、候補代表107人代表的全黨1073萬黨員通過的"八大"政治決議中最最重要的論點給完全推翻了。被打成"右派"的人多達55萬，沒被扣上"右派"帽子也隨著"處理右派"大潮而遭難的人也多達十餘萬，另有許多人被列為"中右"即"准右派"；勞教的勞教，流放的流放，即便少數留在機關學校廠礦等單位的，也都被當作"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無人敢理。因是這些人的親屬朋友而受到不同程度牽連的，則無法計算。
　　從此，全黨全國迅速向深不可測的低谷跌落下去。有人說，"反右運動"造成的最深重也最難治癒的創傷，不僅僅是禍及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最根本的是"以言治罪"和"以思想治罪"造成了舉國萬馬齊喑、世情冷漠，導致了人們對真理的追求、對黨的熱愛、對領袖的崇敬和人與人之間坦誠關懷等等的失落。要治癒這種心靈上的創傷，遠比治癒肉體的創傷艱巨，沒有幾代人的孜孜奮鬥，恐怕是很難康復的。這表明偉大的伏爾泰早在200多年前所倡導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寬容民主精神，並沒能與人類社會（包括我們這個號稱社會主義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從封建的夢魘中幡然醒悟。

　　"超英趕美""大躍進"，使全國人民陷入空前大飢餓
　　"反右派鬥爭"的"輝煌勝利"，為隨之而來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拉開了序幕。毛澤東自信，在他的英明領導下，完全有可能比"十月革命"的故鄉更快地實現"共產主義"。
　　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擴大的)三中全會上發表《做革命的促進派》講話時這樣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些？應當爭取這個可能。（毛選五卷473頁）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有沒有可能？請大家研究一下。（毛選五卷474頁）
　　這裡說的"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是指周恩來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做《一九五七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報告時表示的反冒進的話。周恩來說：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和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 "我們認為可以放慢一點"。周恩來還提出究竟應該怎樣估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問題。他的答案是："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討論，大家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
　　當時，毛澤東就不同意這種估計。在當年11月15日二中全會結束的那一天，他反駁說：
　　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至於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乏經驗……一萬年以後，搞計劃就一點錯誤不犯？一萬年以後的事情我們管不著，但是可以肯定，那個時候還是會犯錯誤的。（毛選五卷314頁）
　　現在事隔近年，"反右派"高潮剛過，毛澤東趁"右"的勢力已被完全壓制和自己"神"的地位有所加強時就老帳重提，雖說"請大家研究"，但誰還敢說個"不"字？於是，"多快好省"這個基調就這麼定了下來。 　　1958年3月9日至26日，黨中央在成都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等37個文件。出乎人們意外的是，在這樣一個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竟然又一次違背"八大"政治決議的精神，強調個人崇拜的必要性。他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這個講話，儘管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八大"的反個人崇拜的政治決議嚴重相悖，但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卻在會上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因為這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對此，無人敢於提出異議，對毛澤東的一思一言更無人敢說一個"不"字！本來，自1958年1月黨中央的南寧會議起，毛澤東的講話似乎就等於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而從成都會議后，他的講話就不只是"似乎"、"等於"，而就是政治局的決議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舉行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除一千多名正式代表與候補代表外，還有一些省市委、地委、縣委、大城市區委、工礦企業的黨委書記和軍隊負責幹部列席。毛澤東在會上發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號召；會議一致同意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5月25日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即增選林彪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柯慶施等3人為政治局委員。
　　這樣，就為全國性的"大躍進"做好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一些習慣於跟風跑、說大話、好大喜功、不顧老百姓死活疾苦的人，就紛紛迅速登場，競相"獻藝"。確定這個"總路線"才20來天，即6月18日，吳冷西為社長的新華社就報道，全國地方冶金會議決定在一年之內建成200座小型高爐，鋼產量猛增1000萬噸。7月8日，吳冷西兼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就報道湖南邵陽縣和桃源縣、湖北公安縣、福建安溪縣的部分農業社辦起了公共食堂。7月11日，新華社又報道說，各地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糧食豐產紀錄的生產能手與農業科學工作者在北京舉行經驗交流會議，爭取1959年棉糧畝產分別達到2000斤和20000斤。7月31日，新華社報道湖北長風農業社畝產早稻15361斤；8月9日，又報道安徽高豐社試驗田畝產早稻16227斤；8月12日，又報道湖北麻城建國第一農業社出現了畝產早稻36956斤的"天下第一田"……
　　在這種"十分喜人"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決定當年的鋼產量要比上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同時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說人民公社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對大鍊鋼鐵不力者還內定了六條紀律處分：警告，記過，撤職留用，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會議公報說：中國東方的地平線上已出現了"共產主義的曙光"。本來，在1956年8月30日"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曾經說過，"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選五卷297頁）；可是到了這會兒，他卻不作任何試驗實踐，僅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不實報道和虛誇彙報，就要一風吹地大搞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要"躍進"到共產主義了！
　　於是，在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指導下的"以糧為綱"、"以鋼為綱"、"大鍊鋼鐵"、"請鋼鐵元帥升帳"、"大搞人民公社"、"大辦共產主義大食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天等於二十年，敢想敢幹天開花"、"超英趕美尋常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萬歲"之類的口號聲震天響。
　　在這種"氣壯山河"的口號聲和天上突然紛紛掉烙餅的渴望中，"糧食高產衛星"就滿天飛了--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就先後報道福建英湖社畝產花生13241斤、河南火箭一社試驗田畝產玉米12875斤、甘肅新光社畝產油菜籽6051斤與和平社畝產馬鈴薯106378斤、山西大同永豐社畝產筱麥1002斤、安徽紅星一社畝產大麻2016斤、江西秋口鄉畝產綠茶1412斤、湖北五星七社稻魚兼作各千斤、河南焦作新店社畝產西紅柿45660斤、湖北長壽社畝產中稻43869斤，等等。會議結束后不久，就飛出了更大的"衛星"：廣東田北社一畝中稻60437斤，山東光明社一畝玉米27312斤……
　　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巡視了"喜訊"頻傳的大江南北。
　　正在他巡視過程中的9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說：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衛星公社一畝一分中稻61584斤2兩，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畝產稻穀82525斤，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一畝零七厘五的高產田收干谷140217斤4兩；另報道廣西的一個公社畝產中稻130434斤。他回到北京的當天，又有報道說當日全國產鋼5.8萬噸、產鐵29萬噸，是中國工業發展史上的光輝一頁。第二天，新華社報道說，我國農村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參加公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90.4％……毛澤東向記者發表談話說，人民群眾幹勁很大，在這個基礎上各項任務都是可以完成的。
　　為了響應人民領袖的號召，科學泰斗錢學森發表文章說，根據能量守恆和轉換定律，如能對日照科學利用，畝產十萬斤糧是不成問題的；文豪郭沫若和文學理論權威周揚，運用他們的想像力，編出了《紅旗歌謠》--"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雲揩揩汗，湊著太陽吸袋煙" ……
　　跟著，"衛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湖南瀏陽紅專公社的一塊地，畝產紅薯567570斤，似乎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眼看就要實現了。10月9日人民日報的消息說，安徽響山社最早實行了供給制，挖掉了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架起了通向共產主義的階梯。同月13日，該報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破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並加了予以肯定的編者按語，隨之開展了關於大破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第二天，該報報道說，全國半數耕地即10億畝已實現水利化，佔全世界灌溉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
　　對如此曠古奇聞的笑話、神話與謊話，毛澤東居然深信這是在他的英明領導下的意氣風發的人民創造出的奇迹，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為此，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專家立下了"攻關"的課題。赫魯曉夫來北京，毛澤東請他吃飯時也順便問他，蘇聯有沒有過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這位客人不無譏諷地回答說：蘇聯還沒有過這種經驗。後來有報道說，還是毛澤東自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全國農田1/3種糧，1/3輪休，1/3栽樹辟花園。

　　這樣的"三面紅旗"高高飄揚，導致了何等後果？
　　全國農村幾千萬青壯勞力上山大砍樹木，大鍊鋼鐵，城市中的機關學校及廠礦也都遍立土高爐，新華社的球場上也有數百人日夜圍著土高爐轉，連年逾古稀的宋慶齡副主席也在她的住處小花園內砌了一座鍊鋼爐參加鍊鋼。機關、街道、農村沒有鐵礦石，就把完好的鐵鍋、鐵鎖、菜刀、剪刀、火鉗、火鏟甚至大鐵柵欄門，砸成碎條條碎塊塊往土高爐里放；沒有燃料，有的就拆下木門木窗當焦炭使。結果，"煉"出來的往往都是連生鐵都不如的硬疙瘩。可是當年12月19日很多報紙都大登特登：我國今年到今日為止已產鋼1073萬噸，黨的1070萬噸鋼的偉大號召已勝利實現，一年時間鋼產量翻一番，是世界鋼鐵史上的光輝一頁。
　　然而，這樣的"全面躍進"和"鋼鐵掛帥"，卻形成了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由於幾千萬青壯勞力都忙於"請鋼鐵元帥升帳"去了，比正常年景確實風調雨順因而獲得豐產的莊稼，多數只靠老老少少去力不從心地慢慢收打，很多糧食、土豆、番茄被撒在地里、爛在地里，豐收成了歉收。當年根據下面的謊言虛報向國內外正式公布的產糧數是7500億斤，多少年後查實的數字居然不到4000億斤，浮誇了約一倍。但一個又一個的"高產衛星"早吹上天了，根據上報的虛誇數字制定的徵購高指標已層層下達，而"共產主義大食堂"和"大鍊鋼鐵"又一度放開肚皮吃，幾乎把大多數實收的糧食全上交都難以完成徵購指標。許多品質惡劣和善於跟風跑、說假話、好大喜功的幹部，為了證明自己上報的"衛星產量"是"實打實"的，另有些幹部僅僅為了不被"拔白旗"，就到各個社員家庭翻箱倒櫃，把農民們積存的糧食也幾乎搜刮一凈。1959年春節前後，全國各地就已暴露出口糧不足，許多人處於浮腫和半飢餓狀態。但在2月22日--即農曆正月十五，中南海的人們歡度元宵節的時候，中共中央還發出由毛澤東草擬的批轉廣東"反瞞產私分"的文件，全國立即開展"反瞞產"運動，更加劇了廣大農民的苦難。
　　儘管如此，毛澤東仍深信當年產糧7500億斤，沒有放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口號，從而也不可能扭轉已在全黨全國形成的那種生怕被扣上"反對三面紅旗"大帽子而說大話"力爭上遊"的風潮。1959年1月4日新華社就報道說，我國1958年產煤27020萬噸，是超過英國的第一個勝利。2月12日人民日報仍發表這樣的社論：《為1800萬噸鋼而奮鬥》。4月14日國家統計局發表公報說：1958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65％。4月18日至28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通過了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規定鋼產量為1800萬噸、糧食產量為10500億斤。
　　然而，當北京熱熱鬧鬧地歡度國慶十周年，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遊行，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廣場夜空五彩繽紛的禮花飛舞時，農村中數以億計的農民已開始飢腸轆轆，連 "瓜菜代"也難以維持，每天都有人成為餓殍；城市中的食品和鐵鍋、鐵鏟、剪刀、菜刀、門鎖與肥皂等日用品的供應也日趨短缺。在河南省魯山等縣農村考察實情的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聲斥徒有其名的"供給制"和"大食堂"是"叫花子共產主義"。
　　1959年的廬山會議
　　為了糾正造成此等險象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1959年7月2日，黨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開始的議題是總結經驗和糾正錯誤，毛澤東定調"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但大多數與會者的心態並不這麼樂觀。有材料反映，很多省市的中層幹部認為："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大鍊鋼鐵"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糧食、副食供應緊張，就是根本沒有"大躍進"的證明；"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先天不足的"早產兒"，"群眾不是自覺入社，是被強颱風刮進去的"；"公社是空架子，是金字招牌"，"是根據上級指示人為的產物"……所有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三面紅旗"違反了客觀必然性，"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成了盲目發展，冒進了"。 　　這樣，不少與會者在小組發言或私下交談中，也大體反映出廣大幹部群眾的呼聲和自己相類似的見解，希望黨中央能夠迅速消除這種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極面。如此自由漫談，暢抒己見，人們稱為"神仙會"。
　　可是，柯慶施、康生之流卻在窺測方向，等待時機。他們對自己在1958年興風作浪、迎合抬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反而打著保衛"總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旗號，要將"神仙會"變成"護神會"。於是，會上突然出現了某種並無文字規定或領導明言的壓力，加上"反右"的陰影，使得一些人甚怕某句話說得不妥當或太尖銳而遭遇不測，因此名義上是響應"成績說夠，缺點說透"的號召，但真正說到缺點時，只能蜻蜓點水，到皮不到肉。 　　一貫艱苦樸素、關心人民疾苦的彭德懷元帥，面對會場上的這種消極氣氛，心裡有點憋得慌，覺得應該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學海瑞。儘管他在西北小組會上已作過7次發言，甚至已談到現在不是黨委的集體領導作決定而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而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並且他還特別指出："'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但比起下面的實情來，他仍覺得言猶未盡。他覺得，如果那些"左"的東西得不到糾正，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如果在會議上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請毛主席出面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有可能得到糾正。於是他決心給毛主席寫一封只供主席個人參考的信。
　　這封信寫得很委婉，首先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列舉了工農業增長數字與速度，"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基建項目過多過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關於公社化中的問題，經過中央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關於全民鍊鋼，雖多辦了一些小高爐，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付出了一筆學費，但也是"有失有得"的。至於"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其中有這樣一些字句：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這封信於7月14日下午呈送毛澤東。
　　應該說，無論動機與內容，此信是無可指責的，何況他也檢討了自己。
　　但是，毛澤東卻對彭德懷在中央會議上直言批評"缺乏民主、個人崇拜"等等耿耿於懷，遂把這封供他個人參考的信，於7月16日標為《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 "印發各同志參考"，並決定延長會期，把原來沒有參加會議的林彪、彭真、黃克誠等人也召上了廬山。
　　這時大家還不理解毛澤東讓大夥討論彭總的信是何用意，更沒想到這會演變成一場"階級鬥爭"的風暴。所以在6天的討論中，大多數同志都贊同彭總的一些看法，還說了許多相似的事例。就是在華東組，也只有柯慶施等個別人陰陽怪氣地說，就某一部分來說是有失，但就整個情況來說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於失；同群眾的關係也不像有些人談的，緊張得那麼了不得。但接下來，也許由於毛澤東召集各大區負責人開小會得了風氣之先，柯慶施等人再在小組會上討論彭總的信時，就突然聲色俱厲地說這封信的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是說毛主席犯了路線錯誤，自己是不能改正的。 　　這時會上又突然傳言，說彭德懷在拉隊伍，中央書記處的半數成員都被拉過去了，還說彭老總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等等。
　　7月21日，張聞天在華東小組會上發言。他雖然同意會上印發的《議定紀錄》草案所說，產生缺點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缺乏經驗；但他認為不能以說到此處為滿足，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和作風上找原因。他說；
　　"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大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
　　"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裡，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應該說，張聞天的發言也和彭老總的那封信一樣，表明了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完全符合黨章規定的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的要求。但是，他們都被其看成是對毛澤東的嚴重挑戰。7月23日早晨，大家突然接到大會通知，聽毛主席講話。根據李銳同志的記錄，這次帶有家長風度的毛主席一上來就沒好氣。他說"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他說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杆子要硬起來。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說沒有什麼可緊張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麼多。去年（河南信陽地區遂平縣）山查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3000人參觀，3個月30多萬人。聽說（河北）徐水、（河南）七里營也有這麼多人參觀。其中多是縣、社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
　　在大講了一通有關"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問題之後，毛澤東又批"有失有得"的說法。他說把"失"放在前面，那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他說這些"右起來的"人重複了1956下半年和1957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
　　他說關於要快這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覆復。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啊！
　　人們一聽就明白，這一席講話，主要是對準彭老總信中"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與"有失有得"的字眼來的，甚至認定把"失"放在前面也是別有用心的，而不問寫信的動機與信的整個精神。同時，毛澤東還說，他青少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他現在也不放棄。談到責任問題時，他說一個大鍊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在我。我要搞1070萬噸，從此闖下大禍，9000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補貼40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很多人認為，彭老總泛指1958年的"大躍進"等等的急躁冒進，是有些人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不過是形容、比喻而已，何罪之有？再說，一位同志在一篇文字、一席講話中就算有個別字眼不那麼妥帖，犯得著如此大動干戈么？如果說，個別詞語不妥就是犯了天條，那麼毛澤東在以上講話中說馬克思也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又該當何論？
　　何況，說黨內一些人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發明權，並非彭老總而恰恰就是毛澤東。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這樣說："我們說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黨內的反映。"（毛選五卷91頁）他當年這樣說，全黨沒有任何一位同志有過異議，而彭老總時隔6年借用一下就成了罪過，顯然是因為這次觸及到了"神"的面子和尊嚴。
　　所以，他叫大夥"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並宣布散會而去睡覺之後，聆聽講話的很多人好像挨了晴天霹靂，不知所措。從此，本來想在某種程度上糾"左"的廬山會議，立刻轉化為一場批判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7月26日，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新指示："對事也要對人"；而不再是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傳統"對事不對人"，於是批判的語調越來越激烈，越來越上綱上線，其高度令人不寒而慄。
　　7月31日和8月1日，在彭真、彭德懷等人列席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對著彭老總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
　　在又一次講話中，他竟把彭老總的問題提高到"敵對"的程度："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基礎不懂，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系。你如果承認是經驗主義，那就是同馬克思主義敵對，是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我同你歷史關係，這麼多次，你每次動搖，昨天朋友，今天敵人"；"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言為心聲，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后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你要打無產階級的旗幟"；"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操夠"。
　　在這次常委會上，林彪也講了話並在毛主席講話時多次插話。他聲色俱厲地斥責彭老總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舊軍閥"，他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8月2日，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講話說，現在有一種分裂傾向，"現在廬山會議，這個時候，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傾，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領導機關、向6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問題"。
　　8月4日晚，林彪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常委會的情況，主旨是說彭德懷反毛主席，反對黨的領袖，說彭德懷的信埋伏著修改總路線、動搖總路線、推翻總路線的觀點，彭所說要提倡勇敢說話，就是要提倡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的精神，並把他在常委會上當面對彭老總的責罵--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非常囂張，野心很大，總想作一個大英雄、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留芳百世，等等，重複了一遍。
　　這個所謂的通氣會，林彪在約兩個小時的講話中，沒有稱呼一聲"彭德懷同志"，而全部以"他"字代替。
　　按照毛澤東和林彪的調子，各小組分別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批判的內容遠不止彭總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發延伸開去：一方面，"清算"他們幾十年來在黨內歷次鬥爭中的所謂"路線錯誤"；另方面，嚴查所謂"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和揭發批判前期會議發表過同意彭總言論的人。這正像孔老夫子早說過的那樣："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即善於逢迎諂媚），友善柔，友便佞（即善以言辭取媚於人），損矣。"毛澤東恰恰很欣賞這"損者三友"和違心認錯，使黨內高層的民主生活和原則空氣又一次遭到嚴重的破壞。 　　8月16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當通過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時，全場鴉雀無聲，氣氛異常緊張。毛澤東親自念完這個決議后，問有沒有不同意見，沒有人應聲，也沒讓大家舉手，就宣布通過了。當時許多久經革命鬥爭考驗的領導人，似乎都還受到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樹立和維護革命領袖的權威，是革命鬥爭的需要"，"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緊跟黨的領袖才能保持黨的團結。"於是大家都"顧全大局"，只好隨著毛澤東的指揮棒轉了。
　　大獲全勝的毛%

大獲全勝的毛澤東跟著作了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會議是一次很大的成功，要彭黃張周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說："如要講個人獨裁的話，如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選擇時，我投自己的票。因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險主義，第二次是投降主義。在王明、毛澤東之間選擇，彭大約會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懷跟毛澤東較量呢？就會覺得與其是你，不如是我了……"
　　全會閉幕的第二天--8月17日，由毛澤東主持，還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林彪也在這次會議上被定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
意味深長的是，劉少奇在講話中似乎忘了他三年前在"八大"一次會議做的政治報告中讚揚蘇共二十大的反個人崇拜的內涵，而大談反個人崇拜是錯誤的。他居然說：我們中國黨，中國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不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我看是可以這麼說的。如果還不滿意，還要更正確一點，既不"左"，又不"右"，那麼，請馬克思、列寧來是不是會更好一些？我看也許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見得，也許更壞一些。 　　他還說：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這樣的講話，無異於為中國的進一步造神運動增加了熱度，也為他本人後來的大不幸埋下了隱根。

　　在越糾越"左"的災難中，全國餓死幾千萬人，超過了八年抗戰的死難人數
　　廬山會議后，全黨不但停止了糾"左"，而且立即展開了一場不亞於"反右派"的聲勢浩大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在全國繼續進行經濟上的持續"躍進"，給"左"傾狂熱火上澆油。"階級鬥爭"也隨之升了級--全國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多達三百幾十萬人，超過1957年"右派分子"總數的五、六倍之多，這又一次扼殺全黨和全國民主生活的結果是，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問題，使黨和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
　　完全不顧事實、顛倒黑白、吹牛說大話、矇騙全國與全世界的所謂"向世界宣戰"的新聞連連飛出。8月28日--廬山會後第十二天，新華社就吹牛說，全國人民公社健全發展，穩如泰山，24000多個公社全部鞏固，參加公社的農戶達12000多萬戶，佔全國總農戶99％以上，不久，廣西日報仍然發表該報記者與新華社記者的報道，說什麼又出現了畝產13萬斤糧的"高產衛星"。這些都想"證明"人民公社有著無窮而強大的生命力。
　　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號召繼續發動群眾掀起更大高潮，迅速超額完成農產品收購任務。這表明農民手頭的糧食已經很少了，收購任務很難完成了。12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馬村公社社員高保先和徐冠卿，創造的從玉米穗包皮中提取澱粉已成功。這說明農民們已無糧果腹，只得從穀皮、包米穗皮上榨出些"油水"來維持生命了。據後來查明，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只有3400億斤，比1958年實產的4000億斤少了600億斤，僅為一再向下調整的產糧計劃的62％；但根據下面災難性的浮誇虛報產量而確定的收購量，卻比上年增加了14.7％，這就使已陷入飢餓的全國農民雪上加霜。然而1960年元旦人民日報在題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論中，仍說中國人民的奮鬥目標是在新的十年裡，在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超英國（不再說"三年超英"了），基本上實現工業、農業和科學文化的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60年1月7日--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的擴大會議仍然估計，1960年將比1959年更好的大躍進，仍然制定計劃產鋼1840萬噸的高指標，並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
　　這種完全脫離實際、不顧人民死活的胡思狂想，使得1960年的農業繼續減產，工農業總產值比已經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其中糧食減產530億斤，即總產降至2870億斤，輕工業總產值也比上年進一步下降了。從1960年第二季度開始，連北京在內的許多大城市就已挖空了糧食庫存，全國實行口糧低標準和"瓜菜代"，主要商品都實行憑票憑證限量供應；全民營養不良、體質下降，浮腫者普遍可見。就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表揚過的河南信陽地區遂平縣的山查岈山公社--全國第一個公社、放過許多"高產衛星"的先進公社，也難得吃口好飯了。同樣被他在廬山會議上表揚過的河北保定地區徐水縣--就是要在全國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模範縣，第一書記張國忠也被逮捕了，說他欺騙了毛主席。

＂1938年9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儘管陳雲同志遵照共產國際的意見，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然而會議並未形成決議＂，-----哦，俺剛剛知道地，偉大地英明地一貫正確地全世界人民敬仰地中國和世界人民前進地領路人竟然是共慘國祭認命地！那麼也就是說：＂共慘國祭＂更英明？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不歌頌＂共慘國祭＂簡直就是數典忘祖大逆不道狗屎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