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延誤的現代化——晚清變革的動力與空間

被延誤的現代化——晚清變革的動力與空間

雷頤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優於自己的外來文明的挑戰。這次戰爭，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蹣跚而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后發的，更是因為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挑戰實際是「現代化」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覆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洋人的膝蓋和女人的馬桶

其實，鴉片戰爭后簽定 「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時，清政府尚有相當廣闊的改革空間。但清政府對所面臨新挑戰的意義毫無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國」的自大觀念，從一開始就延誤了變革的最初時機。在滿清大員中，林則徐無疑是少有的開明之士，他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可以說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的代表。而從一些細枝末節，便可窺見當時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程度。自從乾隆年間英國使臣晉見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禮后，對此便有種種說法。一說英國使臣見到中國皇帝后懾於「天威」，不由自主雙膝下跪；另一種說法是洋人的膝蓋與中國人不同，根本不能彎曲，所以才沒有下跪。鴉片戰爭爆發時，有人想起這第二種說法，信以為真，因此提出「紅毛番」雖擅海戰，但由於膝不能彎，不擅地面戰爭，所以中國軍隊只要多準備些長竹竿即可，兩軍相遇時用竹竿將英人捅倒，他們便很難爬起來，中國軍隊自可輕易取勝。這種說法，對林則徐亦有相當影響。當然，他並不相信英國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彎，而是他們腿打繃帶使然。在戰爭爆發前夜，他認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則徐的認識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當時的名將楊芳，作為參贊大臣隨靖逆附將軍奕山於1841年赴廣州防剿英軍。他到廣州后，認為英艦在水上浮行卻幾乎炮炮皆準，命中率反遠高於在清軍在陸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種邪術。他相信女婦所用的穢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計，搜集許多婦女所用馬桶載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結果當然未能「破邪」，炮台為英軍所破。當時有人賦詩曰：「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兵家常識，戰爭雙方無不想方設法了解對方的情況。但在近代中國，這條「常識」卻不適用，或者說是不準用。身處與「夷人」作戰前線，林則徐當然要儘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專門的翻譯為他譯介有關情況，編譯成《四洲志》，對五大洲三十餘國的地理、歷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紹，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 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囑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但魏源在此書中仍堅持傳統觀點，面對現代地理學，他花了許多功夫「考證」出「自古以震旦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認中國在地理上雖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認識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製造輪船火炮之術，練兵養兵之法，更有專門介紹，並明確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鴉片戰爭使林則徐、魏源等人對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觀的了解。然而象林則徐、魏源這樣僅為了解敵情而編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認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過，「堂堂天朝」豈能去了解那些「蠻夷之邦」？他們甚至不得不為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辯解，也因為這種不畏浮議、敢於面向現實的勇氣，林則徐才被後人譽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僅僅「知夷」尚且如此，他們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政策，則必然遭到更加嚴厲譴責。對現實的迴避，其實只能使現實更加嚴酷。結果，對中國人具有啟蒙意義的《海國圖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然而這本書傳到日本去后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幾次，日本朝野正是通過這本書對世界大勢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說這部著作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發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啟發中國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國備受冷落，卻在異邦大受歡迎，啟發了異邦的改革，並反過來不斷侵略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是中國的悲劇。在隨後的歲月中，「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簡單幾個字一直引起激烈爭論，但雙方對「制夷」這一目的其實並無異議。所以這種種流派不論彼此攻訐如何激烈甚至於你死我活，無論是堅守「夷夏之防」還是主張「徹底夷化」，目的卻都是為了「救國」，因此本質上都可歸於廣義上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但不無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只將那些嚴守「華夷之辨」、反對「師夷長技」者視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對「師夷長技以制夷」，則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後便扣以「變夷」「媚外」「崇洋」「賣國」「殖民」等大帽，使其居於道德/政治的絕對否定性境地和劣勢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僅五四時期例外），進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對其作義正辭嚴的攻擊或批評。這樣，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變中，所謂「民族主義」便常常帶有相當程度封閉排外色彩，實際應稱為「狹隘民族主義」。近代歷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偏偏又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實際誤國匪淺，為害甚烈。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相當的警惕。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未亡國恰恰卻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主張「師夷」（「向西方尋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識之士不惜負重謗而努力奮鬥的結果。或許，這就是所謂「歷史的辯證法」罷。

未料到的動力下移

鴉片戰爭使中國開始屈辱地一點點打開自己的大門，不得不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這「五口」與外國人「通商」。但清朝統治者依然不願正視現實，不願承認一個與自己起碼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門被打開之後，就無法關上，不得越來越多地與外國打交道。清朝統治者拒不承認、也不願與「蠻夷」打交道，在它的觀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無「外交」。可以說，它對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開端完全沒有認識，但現實中又必須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於是設立「五口通商大臣」，還想將與「狄夷」的關係限定在通商之內、而不是政治外交關係。而且，這位辦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終以欽差的身份列為兼職，即非專官又無專署。到 60年代初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各種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國侵略者對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辦理對外交涉日益不滿，在種種壓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專辦外交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為權宜之計。清朝統治者頗為天真地以為「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總理衙門」不僅未能裁撤，職權反而越來越大，不僅純外交意義上的「交涉」歸其「總理」，而且舉凡通商、關稅、傳教、招募華工、邊防疆界、海防水師、船務、購置軍械、創辦機器製造企業、郵電、鐵路、礦務、練兵、新式學堂等無不「總理」，可謂包羅萬象。然而，一個職權如此重大的機構卻始終未脫 「臨時」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殫心職守」，亦無法提出統籌全局的應變大綱。直到1901年7月，經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的劇變之後，清政府才在列強的壓力下明諭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也就是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起歷經60餘年，清政府才不得不從體制上放棄了「天朝上國」的舊體制，設立了正式的專門機構。由於長期不願放棄舊體制，不願正式承認「外交」的存在，而實際卻又不得不與咄咄逼人的列強「外交」，所以清政府對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絀，前後矛盾，貽患無窮。例如，為了阻止列強在京常設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設立總理衙門的同時又分別在南京、天津設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職，希望能就近處理外交事務作為「折衝」之地，使列強感到沒有在京常設公使的必要。從行政體繫上說，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總務，專轄上海入長江各口，其閩、粵、浙三省則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務、海防之政令。凡津海、東海、山海各關政悉統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與總理衙門之間並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總理衙門對南北洋大臣只起顧問、傳達、審核作用，該兩大臣在對外交涉時小事自辦，大事上奏請旨，均不經過總理衙門。這樣，實際存在多種外交渠道，彼此難以協調。但出乎清朝統治者預料的是，這些措施卻使南、北洋兩大臣成為權重一時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設這兩個「大臣」時，皆由滿洲貴族擔任，想直接控制對外交涉並阻止漢族地方大吏權勢的增長。但事與願違，南北洋大臣的演變卻使新崛起的漢族大吏取得該位，取權更大。兼任這兩職的兩江和直隸總督的權勢遠高於其他總督，實際成為總督之首。如先後任此二職的曾國藩、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無不權傾一時，在國家的外交、軍事、財經、政務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最終，「北洋」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利益集團。漢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權力，主要是因為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結果。正是在鎮壓天平天國的戰鬥中，長期受壓的漢族官吏獲取了相當大的權力，迅速崛起。對清政權而言，權力結構的這種變化意義非常深刻，使變革的主導力量開始下移。清朝是異族入關統治，對漢人一直實行高壓、防範政策，在不少高級官吏的設置上雖是一滿一漢，但實權都在滿族貴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職務如內務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書等規定只能由滿洲貴族擔任，各地的總督、巡撫也大都由滿人擔任，軍機大臣、尤其是首席軍機大臣，絕大多數都由滿洲貴族擔任，軍權更是「不輕假漢人」，只有少數例外，如年羹堯曾率軍西征，但得勝后結局卻頗凄慘。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清廷仍沿傳統作法，以滿洲貴族率軍前往圍剿。但太平軍卻一路勢如破竹，率大軍出征的滿族貴族不是大敗而逃就是慘被擊斃，曾經威風凜凜的滿族權貴，竟無人能阻擋太平軍的進攻。這時，一些漢族地主士紳自動辦起團練，協助清軍鎮壓太平天國。在這種危急情勢下，清廷也只得諭令各地廣辦地方團練，與清政府一同鎮壓太平天國。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湘、淮軍及一批漢族官吏或地方士紳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並取得了相當大的實權。也就是說，正式的國家軍隊的戰鬥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裝，開始出現以後愈演愈烈的「兵為將有」的雛形。在1860年以前，督撫多為滿人，湘軍統帥曾國藩雖已與太平軍鏖戰六七年戰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統兵名義，直到這年8月，始被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以後擔任督撫的漢人越來越多，滿人則漸漸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兩軍，出任督撫者更多。曾、左、李無不權傾一時，李鴻章長期任直隸總督，成為督撫之首。從滿漢關係來說，相當一分權力已轉移到漢族官吏手中；從中央和地方關係來說，地方權力越來越大，原有高度集權的權力模式開始變化。這批在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漢族地主階級新興官僚對中國、世界大勢有較多的了解，尤其是鎮壓太平天國的親實踐，使他們認識到洋槍洋炮、火車輪船的厲害和重要。此時他們有權有錢有勢，正是在他們的發動、主持下，開始了中國的第一個現代化運動－－洋務運動，但距林則徐、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已過去了二十餘年。在近代中國這樣險惡的環境中，二十年時光，是非常寶貴的。

洋文、洋槍、洋炮、洋……

從一開始，洋務運動就阻力重重，極不順利。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使清政府幾臨滅頂之災，但就在這樣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它對應不應該仿造洋槍洋炮洋輪等「救命之舉」竟猶豫不決。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軔之時卻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與今日「全盤西化」的指責一樣嚴重），曾遇到今人難以想象、難以理解的反對。以現代大機器生產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統治階級中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常」這類傳統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強烈反對。但統治者面對著接踵而來、一次比一次嚴重的內憂外患，為生存計還是不得不「辦洋務」，這就為向西方學習打開了一個難得的缺口。首先從軍事利器的引進仿製逐漸推廣深入到全面學習西方機器大工業所需的科學技術的學理的層次和階段。但「洋務運動」每前進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產生了今人難以想像的激烈爭論。要辦洋務自然要學習外語、學習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但中國傳統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聖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但在現實面前，洋務派不得不「低頭」，提出要學習外語和各種自然科學知識，並創辦了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同文館」。1866年他們又更進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員學習聲、光、電、化、天文算學，想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這一主張引起了頑固派的極大不滿和強烈反對，他們提出只要「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便可「明體達用」，「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認為學習自然科學知識就是「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數年之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他們認為「技藝」將擾亂「人心」，所以對革新自強勢必造成的「官員隊伍」技術化憂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專尚才，從古亂臣賊子何一非當世能臣哉？」 一再強調官員應是以「正人心」為專業的職業意識形態專家，而不應是一心務實，即專註於所謂「器」「末」的技術化官員。為反對這一主張，頑固派甚至將天氣久旱不雨歸咎於此，說這是「天象示警」，說明此舉「不當於天理，不洽於人心，不合於眾論」。廣大士大夫對洋務派此舉也十分反感，一時出現不少對聯：「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間也有不少俚語，如「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在這種壓力之下，同文館的招生受到嚴重打擊，人數銳減，而「正途」出身人員更是基本沒有，洋務派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計劃嚴重受挫。對現代國家來說，修築鐵路對經濟發展和國防強大都十分重要，洋務派在19世紀70年代初就看到此點，但反對者甚眾，認為築路將破壞風水、觸犯龍脈……結果修鐵路長期未獲得「合法性」。僅一些洋務派大員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零星修成了一些鐵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爭才算有了一個結論。修建鐵路這種明顯的有益之事尚且要爭論將近二十年，遑論其他。造輪船、架電線、開煤破等各類「洋務」無不引起激烈爭論，遇到強烈反對和巨大阻力。在這些爭論中，科學技術被頑固派說成是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所以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他們認為學習聲光電化等與「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為師」，結果是「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終將導致「以夷變夏」。在反對洋務派的鬥爭中，頑固派或屢屢上疏，或藉助輿論，十分巧妙地揚長避短以長擊短。首先，他們盡量不在「用」這明顯不利於他們的「形而下」層面上和洋務派理論糾纏，而在超越實踐的抽象的「道」這 「形而上」領域發難。舉凡修路架線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還是塞防重要等純技術純戰略問題都被他們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識形態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後再加以反對。因為在「道」的層面便可以逃過實際的「用」的檢驗，便可用傳統邏輯嚴密的「道器一體」論咄咄逼人地反駁洋務派顯得支離的「體用分離」論。抽掉具體內容，這種批判還很能顯示出一種雄辯的道德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義上誰能說「立國之道當以禮義人心為本」是錯誤的呢？而洋務派主張的 「富強」則被漫畫化為以「棄義逐利」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們緊緊抓住當時的政治不修（不少並非洋務之過）及「洋務」的種種弊端和失誤大作文章，打動人心。強調「此時當務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上書羅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實例，還以天災來附會洋務的 「時政之失」。他們煞費苦心把正是他們所要維護的舊體制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與洋務弊端和失誤混為一談，以達反對任何變革、完全復舊的目的。第三，他們將「夷之長技」等同於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徑，「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世仇也」，所以學西學便是「揚其波而張其焰」，這就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是「認賊作父」。在屢遭列強侵凌的近代中國，這種指責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於富強的措施反而難以施行。由於頑固者總是將這種技術問題道德化，使自己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傳統意義形態話語的「捍衛者」的優勢地位，使開明者居於「不道德」的劣勢地位。結果，統治者中的開明者只能被動地繞開或躲過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作為統治者中的一部分，開明派只能躲避而無法拋開或「重構」這種意識形態）。但在頑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識形態進攻面前，本想一意「務實」厭惡「務虛」的洋務派也不得不面對頑固派的挑戰，無法迴避必須解決的基本理論問題。馮桂芬在洋務運動發軔之時提出的「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著名論斷，成為日後洋務派處理中西文化問題的藍本。在這一基礎上，以曾、左、李和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大員和以馮桂芬、薛福成、王韜、鄭觀應為代表的洋務知識分子為提倡西學而不遺餘力。他們提出「窮則變，變則通」「勿狃於祖宗之成法」的「變通自強」論；提出「開利源以求富」和「辦學局以育才」等新的經濟理論和教育理論，終於結晶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高度概括的理論模式。這一模式象柄雙刃劍，但卻明顯是防禦性的，或是抵擋頑固派的進攻，或是反擊維新派的挑戰。不過在起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它的主旨卻是針對頑固派的詰難、為引進西學辯護、尋找合法性基礎的。其作用與意義，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在來自本階級內部的巨大阻力中緩緩。在雲譎波詭的近代中國，「洋務」的這種緩緩緩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間再度銳減。當以「求強」為目的並不要求體制變革的 「洋務」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必然轉入「求富」階段。人們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強盛在於「國富」，而「國富」的真正基礎在於「民富」。通商口岸的勃興、大機器生產的引進，產生了一批新式工商業者。但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卻仍是傳統的體系，使民間工商業發展受到嚴重的歧視、阻礙和壓抑。這樣，社會、經濟和政治進行全面變革，扶持、發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歷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與「西法」

政治體制變革作為歷史的要求提出之後，真正在行動上推動政治變革的不是重權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員、而是「統治階級」中的最下層，即功名不高的「讀書人」成為變革的主要動力，變革的動力再次下移。甲午戰爭中國軍隊的慘敗，為他們登上歷史舞台提供了契機，發動了十分悲壯的戊戌維新運動。維新派的基本觀點是認為「民權」為致強之本，而洋務派的失誤在於僅以為船堅炮利、機器製造就可以富國強兵，而未認識到使西方各國富強的「西學西政」的奧秘在於「伸民權」。當然，他們認為中國 「伸民權」的最佳具體形式只能是「君主立憲」，而不是「民主共和」。當時以「公車上書」為象徵的「讀書人」雖是統治階級中的低層，但仍是「體制內」的階層，並不希望「革命」。在「公車上書」中，康有為提出的「國政之法」中的重要一點是「置議郎」，在兩年後的「上清帝第五書」中，他明確提出要立憲，「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在給光緒帝作參考的《日本變政考》中，他寫道：「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他認為「變政全在定典章憲法」確是抓住的問題的關鍵。但在「百日維新」之中，他們深知反對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維新」實際所做的不過是減汰冗員、裁撤機構，設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並沒有頒布關於定憲法或開議會的諭旨。或者說，他們想從行政改革入手逐漸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這一點點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駭」的便是裁減機構與官吏。而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較重要的一項，光緒皇帝在一道上諭中宣布：「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為言。」「現當開創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致礙當務之急需。」一些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員們的極大反抗，所以很不順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諭，要求「將在京各衙門閑冗員缺，何者應裁，何者應並，速即切實籌議。」外省也要「認真裁併，並嚴行甄別沙汰，其各局所冗員，一律裁撤凈盡。」但具體裁減措施還未來得及實行，維新便歸於失敗。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員站在守舊勢力一邊，因為他們的個人利益受到損害。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其力量是強大的，其利益是難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難以戰勝的。但不對其進行減撤，改革就無法進行，這就註定了這種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滿艱險，稍有不慎，便全盤皆輸。對龐大的官僚機構進行調整精簡，對「冗員」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強的「力量」來貫徹執行，或是以相當的「利益」來贖買。這二者，無權無能的光緒皇帝或維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來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實際很難實行。對此，維新派是深有體會的。康有為曾說，當譚嗣同、林旭入為軍機四卿后「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變法」總被指為 「激進」，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後實行的「變法」範圍遠遠超過「戊戌」的「新政」、「立憲」卻往往被推為改良的典範。如「維新」時期根本未敢提出「廢科舉」，只是提出改革考試內容，以「策論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卻遭到了強烈反對。維新派被罵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首倡邪說，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連康有為的弟弟、後來成為「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看到反對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勸乃兄緩行此策：「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弟旦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禍……」而在幾年後的「新政」中，清廷卻不得不把幾千年的「科舉」制徹底廢除。相對而言，維新運動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創辦新式政論報刊方面。清末有人談到「維新派」時曾這樣說過：「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這樣說是否恰當暫可不論，但至少說明了《時務報》的重要性，進而言之，也說明了「新式報刊」在當時的重要性。因為中國向來只有官家的「邸報」而無真正的「報刊」。所謂「邸報」，只是傳抄朝中詔令章奏，約略等於現代的「政府公報」。后又有《京報》，但內容「首宮門抄，次上諭，又次奏摺，皆每日內閣所發抄者也。」而中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國人之手。隨著通商口岸的開闢，外報外刊的增多，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認識到現代報刊的重要作用，要求辦報之聲便日漸高漲。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和「上清帝第三書」中反覆申述創辦報刊的重要性，他認為報刊有「設報達聰」的功效。「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於是」。梁啟超在《時務報》創刊號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認為「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報刊是國之耳目喉舌，若無耳目喉舌便是「廢疾」，「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對報上的總總言論，「見知見罪，悉憑當途。若聽者不亮，目為誹言，摧萌拉櫱，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他不僅認識到報紙對國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現代報刊對民間社會的重要性。除了軍國大事之外，報紙還詳記人數之生死、民業之盈絀、學會之程課、物產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藝之新制等無所不記。總之，「有一學即有一報」，通過在報刊上的公開交流和討論，不僅「通上下」，而且「開民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中國傳統的謗木諫鼓、太史採風與現代報刊有本質的不同，對此，維新派未嘗不知。但他們此時並不是在進行一種脫離現實的學理上的研究和論證，而是要藉助亡靈、用「傳統」來為「現代」服務，用「曾經有過」作為「制度創新」的合法性依據。作為「體制內」的改革者，此時他們的目的、重點在於「向上」說明報刊對於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竭力說明的是報紙對「通上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國家才能臻於富強；他們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從言論自由、公民權利、對權力的監督這種角度來論證創辦現代報刊的必要性與合法性。在「百日維新」的高潮中，上諭將《時務報》改為官辦，並要各地仿辦，「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據實昌言，開廣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倡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雖然維新運動不久便歸失敗，所有維新報刊均被停辦，但報刊的論政作用卻首次為萬眾矚目，流亡海外的維新人士和留日學生掀起了創辦政論刊物的熱潮，對「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後，政論報刊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政治生活中一直舉足輕重。可以說，中國的政論報刊是因「戊戌維新」而異軍突起的。維新運動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大量民間社團的成立，使傳統、鬆散的「民間社會」開始向現代的「市民社會」轉變。1895年春「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為意識到僅靠朝廷是不夠的，應造成一種社會力量來推動、促進維新事業。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每十天集會一次，發表演說，探討政治，研究國是，宣傳種種新知識，還準備翻譯外文新書，並出版了《萬國公報》（后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機關報。強學會的每次演講，都吸引大批聽眾，影響日大，不僅許多京中名流參與其中，連一些元老重臣如翁同和、張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為又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組織了上海強學會，並創辦《強學報》作為機關報。可以說，這是第一個公開的合法社團，開近代合法結社會之先聲，意義重大。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由於強學會的影響甚大，引起舊黨忌恨，上折彈劾強學會「植黨營私」、「將開處士橫議之風」。1896年1月底，那拉氏迫使光緒帝下旨封閉北京強學會，上海強學會亦隨之停辦。強學會雖然被封，但創辦學會的熱潮卻由此而起，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興辦各類學會就有七十餘個。有政治性學會，也有各種專門學會，如算學會、測量會、不纏足會、農學會、法律學會、地圖公會、工商學會……雖然政變發生，各種學會被迫解散，但這種潮流已無可阻擋，幾年後各種社團又遍地而起。確如譚嗣同言： 「強學會雖禁，而自余之學會，乃由此而開。大哉學會乎，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者也。」創辦公開發行的報刊論政與成立公開合法的社團，將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兩個重要因素引入中國，是維新運動的重大功績。政治體制改革對即得利益者的觸犯更大，引起的反對也更激烈。維新運動的反對者聚集在慈禧太后的周圍，形成強大的反對力量。1898年9月21日，在強大的守舊勢力支持下，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將光緒帝囚禁起來，捕殺維新人士，將新法盡廢，戊戌維新在血泊中宣告失敗。在發動政變時，怒不可遏的慈禧太后厲聲質問光緒帝為何要行新法，跪於案左的光緒帝戰戰兢兢地回答說：「是因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慈禧怒斥道：「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在近代中國那些冒巨大風險主張學西方、主張「借法」自強者，反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置「鬼子」於「祖宗」之上的無恥之輩，總難「理直氣壯」地維新、改革，不僅冒生命危險，在道德上還居於「不道德」的劣勢地位；而那些握有強權的頑固守舊者卻總以「祖宗」的捍衛者自居，不僅毫無風險，而且在道德上還居「道德」的優勢地位。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頑固派因此一直掌握著話語霸權；而正是這種話語霸權，給近代中國造成的的危害最大。中國要進步，就一定要破除這一話語霸權。總之，「戊戌變法」實際是非常「溫和」的。但清政府卻以十分 「激進」的手段來對待如此溫和的變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新政盡廢。當清政府連「體制內」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推向「體制外」時，社會變革的動力便又往下移，「體制外」的社會下層如留學生、會黨便不可避免地成為變革的主要動力。一旦「體制外」的力量成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就很難在舊體制的框架內進行平和的改革，這種體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從根本上打破、推翻舊體制。這樣，清政府實際是自己將自己的可控空間再次緊縮，已經微乎其微，至多只有「一線希望」。然而清廷對這「一線希望」亦未珍視，一場社會革命便難以避免了。

何以「激進」？

「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激進」的代名詞，頗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立憲」被辛亥革命「打斷」而深感遺撼。不經革命的大動蕩大破壞而收革命之實效，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作為一種良好的願望，更是無可指責。但若強以近代中國的歷史來為之佐證，指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過激」，則有違史實大矣。康、梁想通過「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過激」？其實，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的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最後通過王韜上書李鴻章，想走「改良」路線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後，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斷」，主要在於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動的。本來，在1898年「戊戌維新」時清政府尚有一定的變革主動權。但它卻拒絕改革，喪失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只是在經歷了二年後的「庚子巨變」這種大流血之後，它才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地開始「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緒的名義頒下諭旨，表示願意「變法」，稱「無一成不變之法」「深念近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現在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為後事之師。」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然，她不能承認戊戌政變、鎮壓維新派不對，仍強調「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同時又想表明自己並非頑固不化：「皇太后何嘗不想更新，朕何嘗概行除舊？」「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當然， 「不易者三綱五常」，「而可變者令甲令乙」。同時，命設督辦政務處，作為負責審查條議、推行新政、考核成效的領導機關。但此時為時已晚，形勢已經劇變，尤其是經歷了庚子流血的巨變，它的統治的合法性開始遭到普遍的懷疑。由一個合法性遭到嚴重質疑的政府來領導進行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進行調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確有些免為其難。更重要的是，在幾年之後再做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它作更多的改革或妥讓。但清政府對此似乎並無察覺，各項亟需的、能緩和各種尖銳矛盾的 「新政」主要內容卻一拖再拖、遲遲不肯出台。此時，局限於「行政」方面的「新政」已無濟於事，人們開始提出「立憲」的要求。梁啟超在1901年6月7日發表的《立憲法議》一文中提出憲法「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臣、民三者必須「共守」。議會制可「永絕亂萌」，「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在這種鬥爭中「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到1904年，不少重臣都半公開主張「開國會」，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上書稱變法所以沒有成效是「以未立綱中之綱，而壅蔽之弊未除」。「欲求所以除壅蔽，則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應「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要求「新政」「立憲」改革的壓力更多地來自地方士紳和商界首領，他們對「開國會」的要求更甚，最終發動的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1904年2月10 日，日本和俄國為爭奪中國東北，在中國東北展開廝殺。對這場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戰爭，清政府卻無可奈何，只能於2月12日宣布中立！但對這場戰爭究竟誰勝誰負，國內各方都作出自己的預測。保守派預測俄國將會取勝，因為日本「以權與民」，所以士兵到戰場只會各顧性命，嚴重影響戰鬥力，與其相反，俄國是權力在上，令行禁止，因此戰鬥力要超過日本。立憲派則希望並大膽預言日本必將取勝。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專制和立憲之爭，如果俄勝日敗，則清政府會以為中國的貧弱不在沒有立憲，而在「專制之未工」，這樣更不會改良立憲；同時，民眾也會認為日本為強國如此努力變法維新仍不能戰勝俄國而對改革立憲產生失望情緒，這些對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極大，所以希望日本取勝以證明立憲是中國的富強之路。他們反駁保守派「俄勝日敗」的預測，認為立憲還權於民，使國民上戰場后以保衛天賦之權為務，定會「生死不計」，「豈彼專制之國專以軍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語耶？」而且日本已實行「立憲」，立憲可使國家強大，俄國仍是君主專制之國，必定不如已行立憲之國強大，所以日本必將取勝。到1905年5月，經過一年多的激烈戰鬥，日本不僅陸戰大勝，而且在對馬海峽全殲俄國艦隊，取得全面勝利。日本的勝利是近代以來黃種人對白種人的第一次勝利，似乎向人們證明了立憲的力量，驗證了立憲派的預言，使傾心立憲的人大為增加。他們進一步提出此非日俄之戰，而是立憲與專制之戰，立憲必勝、專制必敗，這是人類社會的「公例」。經過日俄戰爭之後，國內輿論的確為之一變，立憲改革之聲頓時高漲。而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使商界和地方士紳的力量陡增，他們的聲音比以前響亮得多，份量也重得多。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產生於洋務運動時期，在甲午戰爭以後得到了初步的發展。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后，於1895年4月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割地賠款外，「馬關條約」規定日本可以在中國通商口岸投資設廠，根據「利益均沾」原則，其他列強也都取得這一合法權利，於是紛紛在華投資設廠。清政府與中國傳統封建統治者一樣，向來採取「抑商」政策，一直壓制民間投資，現在既已允許外國在華投資設廠，對本國民間投資興辦實業便不好限制過多，只能也允許民間投資興辦實業，這就為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由於列強開始向中國大量輸出資本，使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進一步破壞，從而擴大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也在客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在各方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於1905年秋決定派五大臣到國外考察憲政，這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標誌。五大臣先後考察了英、德、美、日、法、比、奧、俄、意、荷、瑞典等十幾個國家，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大開眼界。這些國家的物質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優越性使他們印象深刻，回國后仍對之讚嘆不已。1906年夏秋之際，他們回國后呈遞了《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細陳了立憲之利不立憲之弊。立憲之利最重要有三條：一，皇位永固；二，外患漸輕；三，內亂可弭。對此，贊成者與反對者進行了激烈爭論。慈禧太后只關心「君權不可侵損」「服制不可更改」「辮髮不準剃」「典禮不可廢」這四件事，經過主張立憲大臣力述立憲之利，慈禧最後同意立憲。1906年9月1日，清廷發布仿行立憲上諭。但這道上諭並確定立憲的年限，而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借口，將立憲的期限往後推延。在對英國、德國和日本這三國的君主制進行了一番考察研究之後，清廷認為英、德憲法或是民定或是協定，只有日本憲法才是「君主大權」，最合己意。也就是說，以日本為「典範」的意義主要在於「皇權」依然至高無上。所以清政府為「準備立憲」而成立的「憲政編查館」著意研究並出版了一系列對日本憲法和行政制度進行解釋的著作，並負責起草了1908年的著名的《憲法大綱》，共二十三條。其中第一、二兩條差不多是直接從1889年「明治憲法」的第一、三兩條中翻譯過來的：「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研究表明，這二十三條中有十四條是關於 「君上大權」的，對權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日本的「明治憲法」。對此，革命派和立憲派都極表反對，認為其「偏重於命令權」，「專制之餘風未泯」，「最足假以文飾其專制」，並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陰險之手段，假欽定憲法之名，頒空文數十條以愚吾民」，必「動搖國本而傷君民之感情」。無奈清政府已不堪救藥，對各種警勸充耳不聞，一意孤行，仍要大權獨攬，結果便是眾叛親離，「動搖國本」，最終垮台。清政府宣布仿行立憲給曾給人們帶來不小的希望，立憲派開始籌組新團體，掀起立憲運動，促進立憲早日實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政府一直未進行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改革，使人們對其越來越失望。1908年8月，各省立憲派的代表到達北京，向都察院遞交要求三年內開國會的請願書，一些地方官員和駐外使臣也電請早開國會。一時全國上下議論紛紛，都要求早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會議，定下九年後開國會的期限。1908年11月中旬，光緒、慈禧先後死去，醇親王載灃三歲幼子溥儀繼位，年僅25歲的載灃以攝政王的身份執掌朝政，使清政府的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立憲派更加活躍。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無論士紳如何一次又一次請願，「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舉國上下的立憲運動，並於1911年5月8日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其中9名為滿人，漢人只有4名，而在這9名滿人中竟有7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此「內閣」稱為「皇族內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此舉實無異於自掘墳墓，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的士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就在1911年秋，革命迫在眉睫、「造反」的導火索已冒煙的時候，清政府在成都對和平請願 「保路」的民眾仍進行了嚴厲的鎮壓，屠殺幾十人。這一切，都使辛亥革命的暴發成為不可避免。換句話說，是清政府的顢頇與頑固，「造就」了辛亥革命。縱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化；只到時機已逝、喪失了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改革愈遲，所付出的「利息」也將愈大。然而清廷對此似乎毫無認識，它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原本是上一個階段應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願再多做一點讓步和妥協，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完全是被「形勢」推著走，改革的空間終於喪失殆盡。「改革」是當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態度妥協的結果，只要有一方堅持不妥協，就無法 「改革」，社會矛盾必然以「革命」一類的暴力方式解決。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並不是革命者的主觀「激進」造成的。在社會矛盾中，統治者往往居於「主導」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層的種種「極端」觸發、造成的。人們總是稱讚英國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國革命時期，正是由於當時的英國統治者善於妥協，才使英國革命相對平和。縱觀近代中國的歷史，滿清統治者根本沒有英國統治者那種審時度勢的能力、容納各方的明智與氣度和不斷的妥協精神。所以，與其說「革命」是下層「激進」的結果，不如說是被上層的「極端」逼迫出來的；與其指責下層「過激」，不如指責上層的「極端」；與其呼籲被統治者「告別革命」，不如籲請統治者「放棄極端」，主動改革。對清政府而言，戊戌時期本為它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遇，但它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把握這一機遇。這樣，它後來便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直到完全破產。從更深一層的原因來看，清王朝的被推翻說明了統治者對「社會整合」的失敗。因為鴉片戰爭后，中國面臨的並非傳統的異族入侵，而是深刻的社會轉型，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化社會。新的社會階層、新的社會組織機構、新社會政治觀念……不斷產生、傳入，這一切都要求統治者能「明察秋毫」，正視現實的變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改革舊制度、創建新制度，協調各方利益，對社會進行整合。如果統治者不能成功對社會進行整合，那麼不是以強權壓制社會的進步，就是自己被社會革命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