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俄反華分子心理掃描：優越感被中國打破！

com)「中國潛艇跟蹤美國航母」、「中國經濟的發展搶走了其他國家工人的飯碗」、「中國即將崩潰」，2006年下半年，特別是最近，又一輪抹黑中國的風潮在西方世界颳起。

　　我們早就聽膩了這些說辭。若干年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分裂論」、「黃禍論」等等，來自西方國家攻擊中國的各種歪論從未停歇。事實也早已證明，這些論調和說辭根本不值得一駁，因為它們從未成為現實，未來也不會成為現實。

　　但是，我們又必須正視這些「妖魔化中國」的言論，因為它們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了傷害，並對中國的發展和融入世界的努力形成了干擾。

　　那麼，是誰在策劃、散布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他們是如何中傷中國的？目的又是什麼？答案要向「惡毒攻擊中國的人」去要。他們既是「抹黑中國行動」的源頭，也是發起人。只有深入了解他們的言行與背後，才能真正揭示其攻擊中國的用意與方式，從而戳穿他們的險惡陰謀。為此，本刊選取幾個來自美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典型「攻擊手」，看看他們是什麼樣的一幫人。

　　《華盛頓時報》記者格茨抹黑解放軍20年

　　在美國國會和五角大樓「鷹派」的支持下，20年來，他一直在編造有關中國的假新聞。

　　「中國潛艇跟蹤美國『小鷹』號航母」、「中國花重金秘密竊取美國B-2轟炸機引擎的隱形技術」。近期，諸多與中國有關的「轟動性新聞」屢屢見於美國報端，而作者總是同一個名字：比爾·格茨。儘管美國很多媒體人士說：「這種三流故事，格茨已經編了20年！」但是，他們也不否認，格茨的類似「獨家報道」，總能在美國引起「轟動」。

　　不管對錯，只管嚇人

　　比爾·格茨是美國《華盛頓時報》的首席軍事記者。他1952年3月21日生於紐約長島，大學時期讀過文學和新聞學兩個專業。

　　1985年，格茨進入《華盛頓時報》，擔任國防及國家安全事務記者。他寫了不少有關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獨家報道」，也經常點評美國的安全問題。現在，格茨在美國新聞界已小有名氣，就連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專科學院、美國國防大學等，也紛紛請他出任客座講師。

　　但讓格茨傷心的是，雖然20年的打拚使他有了一定的名氣，卻還是被同行挖苦為「小報記者」。其一，他供職的《華盛頓時報》是一家地方小報，發行範圍只限於華盛頓特區及附近地區，讀者群有限；其二，他的「獨家新聞」大多來路不明，且右翼色彩太重，炒作的成分太濃——不管對錯，只管嚇人！

　　對中國不滿的人都認識他

　　在美國新聞界，格茨的反華言論是出了名的。他不懂漢語，卻經常發表誰也搞不清真偽的有關中國的「獨家新聞」，還能描寫得繪聲繪色，彷彿確有其事。比如，《華盛頓時報》曾在頭版刊登格茨杜撰的一段「間諜對暗號」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文字描寫道：

　　2005年10月19日，香港某電視台駐美國分支機構的一名技術人員撥了一個電話，接電話的人是內地某研究中心的一名副研究員。這名副研究員拿起電話，只聽裡面傳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我是北美的紅花」。

　　這怎麼看都像是電影里的情節！

　　格茨的寫作「神功」並非一天練成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鷹派」開始鼓噪「中國威脅論」，格茨馬上心領神會。1998年，他曾隨柯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科恩訪華，到北京、上海進行採訪。回國不久，他寫了一本書，名為《背叛：柯林頓政府是怎樣破壞了美國安全的》。此書連續11個星期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格茨在書中說：「自1993年上台以來，柯林頓政府一直淡化中國日益增長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危險，不惜以破壞國家安全為代價同中國發展貿易關係。」

　　因為這本書，格茨名聲大噪。這讓他嘗到了甜頭。2000年，他又推出《中國威脅：人民共和國是如何瞄準美國的》一書。筆者曾看過這本書——紅色的封面上畫著面目猙獰的龍，旁邊是反白大字：「中國威脅」(The China Threat)。《紐約時報》的書評說：「你要是喜歡讀恐怖故事，可千萬別錯過這本書。它能把你活活嚇死！」

　　由於格茨善炒「中國威脅論」，而且還能源源不斷地從五角大樓和情報部門找到「獨家猛料」，因此博得了許多「鷹派」人物的喝彩。有人稱，在華盛頓，對中國不滿的人都認識格茨。但格茨卻辯解說，他既不屬於「藍隊」，也不屬於「紅隊」，只是一名記者。
「獨家新聞」渾身是毛病

　　那麼，格茨的「獨家猛料」都是從哪裡來的呢？究竟是真是假？

　　當年，格茨跟著科恩來中國採訪時，科恩曾半開玩笑地對中方將領說：「這傢伙得到的軍事情報比我的還多。」老布希時代的中情局局長伍爾西也曾納悶地說：「在我任中情局局長期間，我就搞不懂他是從哪裡弄到那麼多『內幕』的。現在退休了，我還在看他的文章，但仍然沒弄清楚他那些『情報』都是從哪裡弄來的。」但有人說，他的情報來源是五角大樓。據說，格茨在11月中旬弄出的「中國潛艇跟蹤美國航母」的新聞，就是他從五角大樓的內線那裡打聽到的。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誇獎」格茨說：「你能在五角大樓的牆上打個洞，再把我們的情報吸出去。」

　　但是，如果仔細看看格茨的「獨家新聞」，就不難發現它「渾身都是毛病」。在有關「中國潛艇跟蹤美國航母」的報道中，格茨稱，美軍「小鷹」號航母戰鬥群是在沖繩附近海域被中國潛艇「長時間跟蹤的」，而「小鷹」號始終沒能發現，直到中國潛艇突然浮出水面。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常規動力潛艇在水下航行時，速度不到航母的一半，根本就追不上航母；而且跟蹤的潛艇無緣無故主動浮出水面，根本不符合常理文章後面關於「中國加緊準備與美國未來衝突」的種種宏論也都是「大膽假設」，不值得一駁。

　　誰在背後為他撐腰

　　對於格茨爆出的「猛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作出回應，指出其報道不屬實。外交部發言人還專門「點」了格茨一下：美國個別媒體時常散布一些不負責任和毫無根據的謠言，污衊中國，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有些文章作者常常無中生有，寫文章詆毀中國形象，散布「中國威脅論」。這種做法既有違新聞道德，也無法取信於讀者。

　　但格茨仍然我行我素，不久前又照樣炮製出一篇「中國收買美國防務承包商，竊取B-2 隱形轟炸機技術」的文章。據說這次為格茨提供消息的是聯邦調查局的「內線」。文章稱：印度裔美籍人士戈瓦迪亞向以色列、德國、中國等多個國家出賣「B- 2」的「機密文件」，還幫助中國改進巡航導彈，以攔截美國的空對空導彈「用巡航導彈攔截空對空導彈」，如此荒誕的故事，恐怕只有格茨這樣的「編劇大師」才能想出來。顯而易見，這又是一篇離譜的「假新聞」。

　　有目共睹的是，今年以來，中美兩國軍事交流明顯增加，中國觀摩團首次登上了美國海軍 「里根」號航母，觀摩美軍「勇敢之盾」演習；中美兩國海軍首次舉行了海上聯合搜救演習，標誌著中美軍事關係正在「走向務實」。然而，在美國，總有一些反華的「鷹派」勢力，他們既不願看到中國的迅速發展，也不願看到中美兩國包括兩軍關係的改善，總是千方百計製造麻煩和事端，用無中生有的猜測來干擾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

　　每當此時，「潛伏在華盛頓各個角落裡的藍隊隊員」就想起了格茨。在五角大樓或國會山上，會有人悄悄地把一些所謂的「內幕」，含糊其詞地向格茨透個風。剩下的，就讓格茨去折騰了。

　　前美駐華副武官沃策爾對中國讎恨入骨

　　聲稱中國的飛船、導彈、留學生甚至電腦，都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在美國國會山，有一個名頭很響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就是拉里·沃策爾——眾議院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對他的介紹是：在中國和亞洲事務、國家安全及軍事戰略領域，沃策爾是絕對的「權威」人士。但是，這個傢伙對中國可不善。

　　今年上半年發生的「聯想電腦風波」，使沃策爾在中國「聲名鵲起」。美國國務院原想從聯想集團採購1.6萬台電腦，但沃策爾卻攻擊聯想電腦可能是中國的「間諜設備」。他挑起的這場鬧劇，被媒體炒了足有3個月，一筆1300萬美元的買賣就這樣被攪「黃」了。

　　沃策爾何許人物？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奇特的「聯想」呢？

　　在軍情系統盯了中國25年

　　沃策爾是行伍出身。高中畢業后，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當了三年兵，后因「機智靈敏」而被選拔到陸軍情報部門工作。

　　1971年，沃策爾被一架運輸機拉到泰國。同機的士兵很快被送到越南去打仗，而他卻一頭鑽進泰國北部的一個美軍監聽站，專門監聽中國與越南、寮國之間的無線電通信。

　　一年後，沃策爾回到美國，在喬治亞州的一處軍事基地繼續服役，其間在喬治亞大學學習歷史，拿到了本科文憑。隨後，他又被調到韓國，繼續監聽、搜集與中國有關的情報。1978年，沃策爾被調到夏威夷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負責有關中國的戰略情報分析，其間又在夏威夷大學拿到了政治學碩士學位。

　　此時的沃策爾，已是軍方拔尖的「中國通」，兩次被選送到國防語言學院進修漢語。1982年，他又被送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專門學了一年漢語。1984年，沃策爾進入五角大樓，開發了防止國防科技成果外流的反間諜程序。隨後，他又拿到了政治學博士學位。

　　1988年5月，沃策爾被派往中國，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當了兩年陸軍武官助理，其間曾 「大顯身手」。據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透露：那時，美國武官處與幾個西方國家的使館建立了情報交換機制，把北京劃分為幾個區，分別在一些關鍵地點建立監聽站。沃策爾一到北京就四處遊走：在西北郊偷拍軍事機密，被當場發現；住進南苑機場附近的小旅館，觀察軍用飛機的飛行情況。

　　5年後，沃策爾又一次來到中國，當了兩年副武官。1997年10月回國后，他出任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所長。沃策爾在軍中服役32年，其中25年都在搞情報工作，專事監視中國；而且，有近5年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

　　「中國對美國安全威脅最大」

　　退役之後，沃策爾進入美國智囊機構「傳統基金會」，先後擔任亞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及負責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會長。2001年11月，他被美國國會任命為眾議院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成員，2006年2月升任主席，在國會山的分量越來越重。

　　沃策爾的「江湖地位」是在攻擊中國的過程中確立起來的。他從在泰國北部叢林戴上監聽耳機的那天開始，就把中國劃成了「美國的潛在敵人」。20多年來，他一直鼓吹「中國威脅論」，因此備受美對華強硬派的青睞。而他的背景和經歷，使他的話更具欺騙性。2005年11月4日，他在一篇鼓吹「中國間諜威脅論」的報告中，一開場便聳人聽聞地說：「作為一名跟蹤、研究中國軍事情報長達25年的前軍事情報人員，我深知，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對美國的安全威脅更大——每年約有1.35萬名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近10年間，美國平均每年向中國簽發4萬份簽證⋯⋯」然後，他話鋒一轉：「我們無法得知，他們來美國的目的，究竟是為學習，還是為隨便竊取我們的機密情報。」

　　此類無端猜疑，因出自沃策爾這位「前情報人士」之口而變得冠冕堂皇。他還現身說法，聲稱自己當年在駐華使館工作時，曾發現許多申請赴美的中國人都有「軍方背景」，等等。他還就此提出三條建議：加強對赴美中國人的甄別；加強對中國公司和人員的監視；對於學成歸國的中國留學生，可以讓他們把美國的價值觀帶走，但要把高科技留下。

　　出任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主席，給了沃策爾製造更多雜音的機會。在轟動一時的 「聯想電腦風波」中，他對媒體說：「如果你是一個外國情報機構，你得知美國政府從你們國家的電腦公司採購了1.6萬台電腦，難道你會不做點手腳嗎？」雖然他承認並沒有確鑿證據，但他「憂心忡忡」的關注和叫喊，最終攪「黃」了這筆原本正常的生意。

　　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

　　沃策爾寫過多本關於中國的書，內容幾乎都是關於中國軍事情報的分析，如《中國的軍事現代化》、《21世紀的中國軍隊》、《中國當代軍事歷史辭典》等。他還不斷地給美國報刊寫文章，上電視作演講，也大多是在鼓吹「中國軍事威脅論」。

　　由於沃策爾把自己完全擺在一個「窺探者」的角度，因此，每聽到與中國有關的一點風吹草動，他都會大驚小怪一番。2003年10月，中國載人飛船「神舟五號」成功發射並回收后，沃策爾立即製造「中國飛船威脅論」，稱這表明中國即將發展太空戰武器。他還「有鼻子有眼」地描繪出中國太空戰武器的模樣：「這種武器能夠在找到敵方衛星后，像寄生蟲一樣貼上去，破壞敵方衛星的通信功能，甚至摧毀衛星。」

　　美國《洞察》周刊曾刊載過沃策爾的一篇文章，題為《對抗中國不斷升級的彈道導彈》。他在文章中揚言：美國應建立針對中國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用「強大的防務和可信的威懾」，來阻擾中國對「台獨」勢力的軍事壓力。

　　沃策爾還宣稱：「幾十年前，中國開始建設戰略彈道導彈系統，以打擊美國。在未來5- 10年間，中國將部署能夠打擊美國任何地方的、可以在公路上移動的新型戰略彈道導彈系統和潛射彈道導彈系統⋯⋯」他還十分煽情地就「中國導彈威脅論」發問：「我要問問那些認為中國信奉和平的人，他們住在哪裡？他們願意讓多少核彈打擊自己的家鄉？對我來說，一枚都太多了！」

　　五角大樓顧問白邦瑞杜撰中美大戰

　　一到中國就說「友好」，一回美國就談「威脅」。白邦瑞，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政策研究室高級顧問。筆者第一次見到白邦瑞，是在蘇州舉行的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他看起來是一個樂呵呵的老頭，藍眼睛灰頭髮，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很喜歡和中方學者搭訕。他自稱已參加過4屆《孫子兵法》研討會，與主辦會議的中國軍事科學院的不少學者都認識。

　　但是，那些和他「認識」的中方學者，對他卻少有熱情。一位學者在閑聊時這樣評價白邦瑞：「他一到中國就說『友好』，一回美國就談『威脅』。」

研究中國30多年，曾主張「聯中抗蘇」

　　白邦瑞的全名是米切爾·皮爾斯伯里，1945年出生於一個富商家族，家族旗下的「皮爾斯伯里食品公司」是擁有百年歷史的老字號。白邦瑞5歲時隨父母定居舊金山，那裡的唐人街留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中餐館和逃難而來的中國移民。

　　白邦瑞高中畢業后，父母原本希望他報考商業貿易專業，以便日後接管家族企業。但他卻考入了斯坦福大學學習中國歷史。隨後，他去了台灣，在台灣大學的斯坦福中心學了兩年漢語。後來，白邦瑞回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當時，中美關係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的專機降落在北京，中美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幾個月後，白邦瑞進入著名的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從事中美關係研究。嗅覺敏銳的他意識到，形勢出現了變化。後來，他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美國應該「聯中抗蘇」，開展與中國的軍事合作。

　　白邦瑞的文章受到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等人的重視。後來，當選總統的里根還專門寫信與他探討這一問題。由此，這個年輕的博士一躍而進入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基辛格甚至授意國務院建立「白邦瑞渠道」，讓他去紐約會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秘密與中方討論兩國軍事合作事宜。實際上，白邦瑞能提出這樣的觀點，和他的導師布熱津斯基有很大關係。布熱津斯基主張美國與中國發展關係，共同遏制蘇聯，在出任卡特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后，極力建議美國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白邦瑞對這段歷史頗為自豪：「當時，我作為一名年輕學者，第一個在美國提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軍事交流關係。這個建議被美國最高當局採納，成為一項既定國策，並延續至今」。但蘇聯解體后，他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成了一個「中國軍事威脅論」的鼓吹者。

　　說「韜光養晦」是「卧薪嘗膽」

　　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中國提出要推動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白邦瑞搖身一變，開始大肆鼓吹「中國軍事威脅論」。

　　來自五角大樓的傳言稱，白邦瑞熟讀《孫子兵法》，能夠「用中國的思維思考中國」。白邦瑞自己也說過：「三天不學(《孫子兵法》)沒法活。」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白邦瑞居然從《孫子兵法》里看出了「中國威脅論」。他曾向中方學者提到一個細節：他和五角大樓的搭檔們研究《孫子兵法》和中國古代謀略時，看到了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計謀，受到很大觸動。白邦瑞後來多次用這個故事來影射中美關係，稱中國的「韜光養晦」政策是「卧薪嘗膽」的現代版，如果不遏制中國，30年後，美國也會像吳王夫差一樣被殺掉。

　　被美國學者諷為「都是一派胡言」

　　在拉姆斯菲爾德入主五角大樓以後，白邦瑞出盡了風頭。據美國媒體披露，在五角大樓討論中國政策的會議上，白邦瑞總是被安排坐在拉姆斯菲爾德的身邊。白邦瑞為何如此受器重？美國媒體認為，那是因為，白邦瑞摸准了拉氏的脈搏，他獻上的「中國威脅論」，正合「鷹派」的胃口。

　　近年來，美國興起了研究中國軍事問題的熱潮。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深刻影響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走向卻看不清楚。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高層不斷舉行聽證會，研討中國軍事發展動態。這刺激了情報部門和研究機構，使中國軍事問題研究成為「熱門學科」，不少美國學者因此一夜成名。

　　嗅覺敏銳的白邦瑞馬上覺察到了這個動向，在一次聽證會上，他發言的開場白是：「所有美國人都看錯了中國！」這句話馬上吸引了在座所有人的注意。接著，白邦瑞摸出一本書——《中國如何看待未來戰爭》。這是他借學術交流的機會，搜集到中國軍方研究人員發表的600餘篇學術文章，裝了幾大箱運回美國，從中摘選編譯，再加上他的「點評」后出的一本書。在這本書里，白邦瑞發揮出超人的想象力，把中國學者對軍事學術的探討演繹成針對美國的戰爭計劃，並以此為藍本，描繪出一幅十分恐怖的中美大戰的未來畫面。

　　這幅畫面讓五角大樓里的「鷹派」人物又驚又喜，他們正愁自己看不懂中文，找不到如此合適的「證據」。五角大樓甚至有人這樣評價白邦瑞：「麥克(白邦瑞的昵稱)的眼睛能鑽進中國軍人的內心深處。」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說得更為通俗： 「他總是能舉出誘人的例子，證明中國正在發展要打沉美國航空母艦的潛艇，或者正在發明要打擊美國衛星的導彈。」

　　白邦瑞的言辭，迎合了某些「鷹派」勢力的政治需要。因此，一下子成了五角大樓里的「紅人」。2005年美國國防部《中國軍力報告》就是由他主筆的，其中很煽情地鼓吹「中國威脅論」。結果，報告還沒出台，就遭到強烈質疑，被迫幾易其稿，發布時間一再推遲。

　　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對此看得很透，認為白邦瑞也是在搞學術投機，甚至嘲諷他是「機會主義者」。五角大樓新一代智囊的代表人物之一、海軍戰爭學院教授伯奈特曾說，在中國問題上，白邦瑞是「博」(讀過不少書)，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才是 「通」(了解問題的精髓所在)。伯奈特還挖苦白邦瑞說：「對於麥克那些吹毛求疵的言論，我的回答是⋯⋯那基本上都是一派胡言。」

　　遭中國學者當面質問

　　白邦瑞主筆的2005年美國國防部《中國軍力報告》出台後，很多中方學者因為反感他極力鼓吹「中國威脅論」，不願再搭理他，2006年在杭州舉行的《孫子兵法》研討會也沒邀請他。這讓白邦瑞感到很是失落。後來，他找了個借口跑到北京，到處找關係，一定要和中方學者「交流」。一位中方學者當面質問他：「你多次在美國國會作證，鼓吹『中國威脅論』，講了很多不利於中美關係的話，到底是何用意？」

　　白邦瑞一聽也急了，忙辯解說：「你不要誤解我！不要把『藍隊』的標籤貼在我頭上，我從來不敢反對『一個中國』——1974年中美雙方談判，確認一個中國原則時，在場的美方代表除了基辛格，另外兩個人就是老布希和拉姆斯菲爾德。誰要是在華盛頓說反對一個中國原則，誰就是反對拉姆斯菲爾德和布希總統的父親。」

　　日本頭號反華分子石原慎太郎

　　詛咒中國「分裂」，揚言再次侵華。談及日本的反華人物，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東京都知事、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數十年來，他聲嘶力竭地攻擊中國，成為日本最臭名昭著的右翼反華代表。

　　反華，從40年前開始

　　石原慎太郎1932年9月30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市。大學畢業兩年後，他便發表了處女作《灰色的教室》，受到日本小說界的關注。一年後的1955年，他又發表了小說《太陽的季節》，次年獲得日本第一屆文學界新人獎和第34屆芥川龍之介獎，成為當時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從此，石原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作家。

　　1968年，石原以自民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參議員選舉，以300萬張選票高票當選。當時，他的反華面目已初露端倪。他競選的口號是「不讓日本赤化」，並攻擊當時的田中內閣「拋棄了台灣」。就是從此時開始，石原走上了猛烈攻擊中國的道路。

　　1972年，石原改選為眾議員，之後又連續8次當選。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石原等右翼分子發起成立了「青嵐會」,他自任幹事長。該組織反對中日友好和日台「斷交」，鼓吹復活軍國主義。1973年3月，他與灘尾弘吉、尾山靜六等人成立「日華(台)關係議員懇談會」，以「發展日台交流」為宗旨，「強化對台灣的關心和發言權」。

　　1989年，石原與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說不》一書。該書和後來的《日本還是可以說不》，在日本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石原也以其極右言行引起關注，一度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

　　1995年，由於政見不合，石原退出自民黨，成為無黨派人士。他同時辭去眾議員職務，宣布不再過問政治。但他很快就忘記了自己的承諾，於1999年成功當選東京都知事，並在2003年再次當選，連任至今。

　　攻擊中國的一切

　　就連日本人都發現，石原慎太郎對中國的攻擊，是全方位的，「幾乎包括一切；能拿來予以攻擊的，無一遺漏」。

　　石原在日本政壇被稱為「放浪野馬」、「獨行俠」，歷來喜歡口出狂言，從不掩飾其右翼主張。他念念不忘日本戰敗的「深仇大恨」，希望日本能回到明治維新后的霸權時代。他甚至認為，日本有必要第二次「進出」亞洲。他一直侮辱性地稱中國為「支那」，否認日本侵華歷史和南京大屠殺，支持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慫恿右翼分子登陸釣魚島，等等。

　　1999年4月，石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然攻擊中國政府，誣衊中國關於西藏的政策，並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同年11月，他以公職身份前往台灣「訪問」，公然挑釁中國的主權。2000年，他再次「訪問」台灣，出席了陳水扁的「就職儀式」。

　　2000年4月，石原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採訪時聲稱，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中國應該分裂為若干個小國」，日本應為達到此目標而全力以赴。2001年9月，他在訪美期間指責中國「企圖建立擴張帝國，支配整個亞洲地區」，誣衊中國 「一直在亞洲地區推行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2002年6月，石原在日美商會上，指責中國「專門盜取別國專利，沒有資格進入世貿組織」。在這次會議上，他再次拋出「中國分裂論」，「預測」中國將在十多年後分裂成幾個國家。2003年7月，石原在自民黨治安強化委員會發表講演，認為蔑稱中國的「支那」一詞 「決不是壞詞語，可以堂堂正正地使用」。

　　2004年8月，石原在日本《產經新聞》上發表了給日本天皇的公開信。他在信中說： 「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參拜靖國神社，我熱切地希望在日本戰敗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參拜靖國神社。」石原認為，「作為一國元首的天皇若能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可激發日本人的愛國心，整頓士氣」，同時「更可讓鄰國拿日本沒辦法」。同年8月，石原把持下的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決定，東京白鷗中學採用由 「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編的、美化侵略戰爭的《新歷史教科書》。

　　2005年6月，石原在一次講話中，呼籲日本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並稱如果中國佔領釣魚島，日本應不惜與中國打一場類似英阿馬島之戰的「國土保衛戰」。

　　2006年4月，由石原一手策劃的二戰歷史片《我正是為你而死》，舉行開機儀式。這部由他撰寫劇本、擔當製片的電影，公開歌頌侵略，把本應是「恐怖人彈」的「神風敢死隊」隊員描述成英雄。他一再強調這部影片的歷史意義：「二戰已經過去 60年，日本社會遺忘了很多，我們要通過影片告訴子孫後代，不能忘記歷史。」

　　反華影響不可小視

　　石原鼓吹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及反華言行，比其他右翼政客更為極端和強硬。但是，由於他同時還是個作家，一些日本人因而認為，「這只是一個對中國有偏見的文人在放肆」。日本媒體也很少批評他。而實際上，石原瘋狂攻擊中國的言行，在日本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對中日關係有著極大的殺傷力。

　　近年來，日本經濟長期蕭條造成的影響，逐步蔓延到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激發了民眾對強權政治的渴望，民族主義情緒也開始抬頭。這為對外強硬的「愛國」政治家提供了機會。寫過大量小說、善於煽動的石原深諳此道，他不顧一切的反華言行，迎合了這種心理需求。

　　石原每周都要做客日本著名的NHK電視台，在幾檔收視率較高的訪談節目中談日本歷史，談日本利益，談日中關係，並回答現場以及電視觀眾的問題。每一次，他都會刻意「包裝」自己的右翼觀點，引經據典，語氣和緩，把他的觀點灌輸給觀眾。那些對中日歷史不甚了解的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觀點。

　　中日問題專家認為，石原慎太郎不僅僅是日本反華勢力的頭號代表人物，在全球範圍內，他都稱得上是一個符號式的反華分子。因此，他的影響力絕對不可小瞧。

　　在日本文化界廣攬門徒

　　石原慎太郎的反華影響力，可以從他的「門徒」小林善紀身上得到明顯體現。不過小林的不同之處是，他以漫畫為「武器」，表達其對中國的仇恨。

　　1953年8月31日，小林善紀出生於日本福岡縣。1976年他借連載搞笑漫畫《直往東大》，開始在漫畫界嶄露頭角。苦心鑽營10年後，小林以漫畫《小少爺》一炮打響。

　　20世紀90年代，小林像石原慎太郎一樣，也發現了日本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抬頭的趨勢，遂決定轉攻思想和哲學漫畫。他創作了《傲慢主義宣言》、《戰爭論》和《台灣論》等漫畫集，其中有明顯的石原反華理念的痕迹。

　　1998年6月，小林的漫畫集《戰爭論》出版。這本集子用漫畫的形式大量重複石原慎太郎的觀點，要求日本人重新審視「大東亞戰爭」；稱「『南京大屠殺』是『支那人』編造的故事⋯⋯」2000年11月，他以石原的「好朋友」李登輝為主角，創作了連環畫冊《台灣論》，惡意篡改台灣歷史，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稱「日本人帶給了台灣人對戰爭的熱情與勇氣」、「台灣用日本人勇敢、決絕的精神，奮勇抵抗中國人的統治」

　　令人擔憂的是，小林的漫畫集在日本熱賣，成為很多日本人特別是青少年的「必讀物」。對此，一位日本大學教授說，日本人大多並不關心政治，但他們酷愛看連環漫畫，青少年更是如此，通過漫畫反華，確實「效率更高、效果更好」。這便是石原給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啟示：反華也要從文化下手。

　　日學術界「反華英雄」中島嶺雄

　　企圖讓中國分裂為多個小國

　　在日本的反華人物中，國際教養大學校長中島嶺雄，是另一個典型代表。他被稱為「反華學者代表」、日本學界的「反華英雄」。他以反華為己任，是日本著名的專事研究「分裂中國」的學者。他還是日本最早提出「中國崩潰論」的人，每當中國遇到困難時，他就會拋出這一謬論；在中國經濟發展時，又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島嶺雄生於1936年，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后取得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學中文出身的中島，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文章，大多以貶低和攻擊中國為基調。在1964年出版的《現代中國論》中，他就開始攻擊毛澤東思想。

　　面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矚目成就，中島別有用心，不看成就，卻把問題無限放大，以此製造「中國崩潰論」，成為最早提出「中國崩潰論」的人。

　　幾十年來，中島專門研究「中國分裂為眾多小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的研究結果稱，國家大小以法國最為適當，而現在的中國實在太大，要達到理想狀態，必須分成若干個共和國。他在日本著名的政論雜誌《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應分為多個小國，即西藏、蒙古、新疆、滿洲、台灣、港澳、華東、華南、華西、華北、華中等；台灣應當獨立，這樣才有利於日本。

　　1993年，中島與他人聯合出版了對話集《中國解體》，稱「地方分權是今後中國的誘人之處」。兩年後，他又說「21世紀有可能產生中華帝國，日本應該與台灣和韓國結盟，共同對抗中華帝國的擴張」。1997年，中島推出《三個中國》，稱中國的大陸、台灣、香港應各為一國。此外，他還與他人合著《中國暴發》一書，稱「各地大暴動、社會兩極分化、反日教育和台灣問題等，會使中國走向瓦解」

　　中島不僅編造各種攻擊中國的理論，還親自出去兜售。他每月都要出國旅行，一邊與世界各地的反華分子交流「如何分裂中國」，一邊到處推銷他所謂的研究成果，並進一步搜集相關資料。他的「才能」很快得到了李登輝的「欣賞」，不久就成了後者的 「政治顧問」。1999年5月，李登輝出了一本名叫《台灣的主張》的書，書中公然附和中島分裂中國的主張，鼓吹要將中國分為7塊。

　　中島還組織發起了每年一次的「亞洲展望研討會」，在台北或東京舉行，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干分裂中國的勾當。1999年5月，中島在台北的一個研討會中，極力主張台灣、美國、日本「聯合組成一條防線」，以「阻止中國的擴張」。之後約兩個月，李登輝就宣布了「兩國論」。

　　20世紀90年代初，中島又開始宣傳「中國經濟要崩潰」，呼籲日本企業不要去中國投資。香港回歸前，他「預言」說：「香港回歸中國后將不可能維持『一國兩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做了很多「預測」，卻從未正確過。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反而越來越強大。於是，他2000年又出版了《來自中國的威脅——日中友好之幻想》一書，稱中國是「21世紀的威脅」，主動從原來的「中國崩潰論」者變成了「中國威脅論」者。

　　從此以後，皈依「中國威脅論」的中島，不再只局限於「中國將發生何種災難」的推理，而是開始將主要精力放在編造「中國的強大威脅所有人」的謊言上。他走上了另一條詛咒中國的道路。

　　華裔投機分子章家敦全球兜售中國崩潰論

　　如今，不管他走到哪裡，都會因這套謬論而受到「圍攻」

　　令很多中國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惡毒攻擊中國的人當中，竟然有一個美籍華裔。他叫章家敦，「中國崩潰論」使他成了海內外華人華僑唾罵的對象，就連很多理性的西方人也忍不住要數落他幾句。

靠「中國崩潰論」一夜成名

　　章家敦祖籍江蘇，1951年生於美國，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大學畢業后成為一家跨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中國改革開放后，章家敦被派到亞洲工作，先在香港，後轉到上海，曾在上海工作多年，主要客戶為美國花旗銀行及法國東方匯理銀行。他曾親身參與一些中外合資、併購案，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化有一定的接觸。他曾在《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報紙上發表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也為美國國會及各種智庫做過有關中國經濟的簡報。

　　在上海工作和居住期間，章家敦開始著手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書稿完成後，他帶著妻子放棄上海的工作，回美國定居。2001年8月，章家敦的英文專著《中國即將崩潰》出版。在書中，他公開宣稱，中國過去50年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累積的弊病太多太深，目前的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強烈衝擊下，中國將在短時間內崩潰。他甚至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 ⋯⋯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而不是之後！」

　　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在美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他的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書甚至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就連美國國會也邀請他參加聽證會。隨後，該書被翻譯成日、法、德等國文字，在多個國家發行。西方國家的一些媒體、大學紛紛邀請章家敦做訪談，搞講座。一夜之間，他就成名了。

　　分析人士認為，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之所以能引起較大轟動，原因並不難理解。首先，「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妖魔化中國」等沆瀣一氣，迎合了國際上部分敵視中國，不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人的想法，這些人自然願意為其搖旗吶喊；其次，另類的聲音總是較容易引起注意，當大多數人都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十分看好時，章家敦則突然跳出來「唱衰」中國，自然容易引起關注；第三，章家敦作為一個華裔，又有在中國長期工作生活的經歷，使一般讀者更容易相信他的言論「真實可靠」。

　　在《中國即將崩潰》之後，章家敦又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如《亞洲的阿根廷？》、《入世效應衝擊，中國勢必走向衰退》、《中國潛在整體性崩潰前景可畏》等。縱觀其書籍、文章，基本特點有三：第一，將「道聽途說」奉為真理。例如，為了證明中國「社會陷入危機」，章家敦收錄了大量的「馬路消息」：某日某地，發生了一起爆炸案；某日某地，發生了一起打鬥案，等等。第二，刻意挑選、裁剪事實。例如，為了證明中國國企改革是「失敗」的，他根本不看大部分國企改革成功的事實。第三，主觀臆斷的猜測代替實證研究。例如，隨意誇大國有銀行的壞帳比率等。

　　更可笑的是，章家敦雖然在中國生活了近20年，但他不懂中文，不能閱讀中文報刊書籍。他工作、生活的地點局限於香港和上海，接觸的主要是企業事務及其相關人士。2002年以來，他再也沒有到過中國大陸。這樣一個人，怎麼能成為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

　　日右翼勢力和「台獨」分子的座上賓

　　近幾年來，章家敦穿梭於美國、日本和台灣，通過撰寫評論文章、接受記者採訪、巡迴演講等方式，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肆意攻擊中國的內政外交，歪曲兩岸關係。

　　2002年3月，《中國即將崩潰》繁體中文譯本在台灣出版，「台獨」分子李登輝為該書作序，並題詞「本書具體描寫大陸的情況，很值得推薦」。該書發行會在台灣舉行時，李登輝還親自到會捧場，並發表講話，無限誇大大陸在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2003年3月31日，陳水扁也「接見」了章家敦，對他的「中國崩潰論」大加讚賞。

　　章家敦則投桃報李，竭力為「台獨」勢力及其政策搖旗吶喊。2002年3月8日，他在台灣「立法院」的一場座談會上，重申其「中國政體五六年內就會崩潰」的預言，同時也對台商發出警告：中國內部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非常嚴峻。2003年4月2 日，章家敦又在台灣妄稱：「台灣與中國統一不僅沒好處，反而會陷入與西方為敵的處境」。台灣只要「實現獨立」，「絕對可以不靠大陸站起來」；「台灣企業不要過度低估中國的國家風險，一旦中國崩潰，所有投資都將血本無歸」。

　　「中國崩潰論」已走到死亡邊緣

　　事實勝於雄辯。近幾年來，中國年均8%的高經濟增長率，有力地回擊了「中國即將崩潰」的謬論。

　　2003年4月底，由100多名在美傑出華裔組成的「百人會」組織在紐約召開年會。

　　此次年會特辟「中國的機會與金融市場發展」座談，並邀章家敦和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兼執行總裁史瓦茲、摩根士丹利亞洲榮譽董事長華沃茲、知名投資大師羅傑斯等人參加。后三人都是華爾街名人。會上，章家敦重申「中國崩潰論」觀點，引來了史瓦茲、華沃茲及羅傑斯的合力「圍攻」。令章家敦最為難堪的是，華沃茲毫不客氣地說：「你的『中國崩潰論』，只在你的書中存在，不存在於中國的現實中。」

　　2006年8月22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再度就中國問題舉行聽證會，主題是「中國的金融體制和貨幣政策：對美國匯率、資本市場和利率的影響」。委員會從全美各大學、智庫、研究所請來了12名研究中國金融和經濟問題的專家，其中包括章家敦。會上，強硬攻擊中國的章家敦再次成為少數派。

　　如此看來，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已經走到了死亡的邊緣，他的「中國問題專家」地位也岌岌可危。

　　俄政要納茲德拉堅科鼓吹當代「黃禍論」

　　鼓吹「中國在遠東地區進行人口擴張」，胡說未來中國可能「佔領」俄遠東。

　　「中國政府正在對俄羅斯有計劃地進行人口擴張」，「遠東地區的中國移民要不了多久將超過當地俄羅斯人，成為第一大民族」，「俄羅斯遲早會淪為中國的能源附庸」，「大量向中國出口武器將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儘管近年來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飛速發展，但在俄羅斯，類似的「中國威脅論」仍不絕於耳。

　　鼓吹這些論調的人，既有對中國缺乏了解的普通老百姓，也有熟悉中國的學者、專家，還有企圖撈取政治資本的政客。俄濱海邊疆區前行政長官納茲德拉堅科，就是政客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本來就是陰謀家

　　俄濱海邊疆區位於遠東地區，與朝鮮和中國接壤，人口近230萬。作為俄羅斯的一個邊遠地區，濱海邊疆區在蘇聯解體后不僅沒有被邊緣化，反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與其前行政長官納茲德拉堅科密切相關。

　　納茲德拉堅科作風強硬，行事獨斷，經常和俄聯邦中央政權唱對台戲。他實行的排華政策以及鼓吹的「中國威脅論」，更是讓他出盡了風頭。

　　納茲德拉堅科1949年出生於俄遠東地區，從遠東技術學院畢業后，曾在蘇聯太平洋艦隊服役。他先後在多家工廠工作，1990年成為一家企業的總裁。1991年，在納茲德拉堅科的積極參與下，濱海邊疆區成立了「濱海邊疆區企業家股份公司」，當地200多位最有影響的企業老闆成為公司股東，42歲的納茲德拉堅科被推選為總裁。這使他很快在當地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並逐漸在俄聯邦中央建立起自己的人脈關係。

　　此時，納茲德拉堅科盯上了俄羅斯濱海邊疆區行政長官的位置。他多次暗中向俄聯邦中央政府打小報告，攻擊當時的濱海邊疆區行政長官庫茲涅佐夫「中飽私囊」，並「縱容中國人在當地違法經商」。1993年，俄總統葉利欽撤了庫茲涅佐夫的職。納茲德拉堅科得償所願，當上了濱海邊疆區的行政長官。

　　曾驅逐數萬中國人

　　納茲德拉堅科一踏入政壇，就開始了反華表演。上台伊始，他採取排華政策，以前任行政長官對中國人過於寬容、仁慈，導致大量中國非法移民進入俄羅斯為由，對濱海邊疆區領導機構和警察系統進行大清洗，還通過各種手段，迫使俄安全部長將遠東邊防區司令換成了他的親信。

　　在納茲德拉堅科的授意下，濱海邊疆區1993年開始實施針對中國人的秘密行動計劃，對進入當地的中國人採取嚴格的簽證限制，並驅逐了數萬名「沒有合法居留證」、在當地經商、工作的中國人。

　　更令人髮指的是，納茲德拉堅科還對在當地經商的中國人實行歧視性政策，只允許中國人在「專區」內經商，而且強迫他們交納「特種稅」。根據納茲德拉堅科的特別指示，當地警察要「特別照顧」到濱海邊疆區旅遊的中國人，要求他們隨時準備接受嚴格盤查。在納茲德拉堅科的影響下，與濱海邊疆區毗鄰的其他一些遠東地區，也開始對當地中國人實行歧視性政策。

　　借領土問題鼓吹「中國威脅」

　　不僅如此，納茲德拉堅科還頻頻在當地媒體上宣揚「中國威脅」，鼓吹「中國在遠東地區進行人口擴張」。

　　根據俄羅斯權威機構調查，遠東地區的中國人最多只有40萬，但在納茲德拉堅科的嘴裡卻變成了數百萬。一些俄羅斯媒體據此以訛傳訛，還煞有介事地說，如果不控制中國移民的數量，要不了10年，遠東地區的中國移民將超過俄羅斯人。這一論調觸動了很多俄羅斯人的神經，他們紛紛要求採取措施，限制在俄俄羅斯的中國人的數量。

　　在對待中俄兩國邊界劃分問題上，納茲德拉堅科強烈反對向中國歸還任何領土。

　　1991年，中蘇簽訂國界東段協定，解決了長期困擾兩國的邊界問題。當時身為俄人民代表的納茲德拉堅科並未對這一協議提出任何異議。

　　蘇聯解體后，葉利欽表示將繼續執行該協定，並推動勘界工作的進行。由於協定涉及的屬於中國的兩塊地方與濱海邊疆區接壤，當時已身為區行政長官的納茲德拉堅科的態度發生了徹底改變。他批評協定是「賣國協定」，並聲稱「只要我在地方行政長官的職位上，濱海邊疆區的任何一寸土地過去沒有給中國，將來也不會給中國」。葉利欽多次提出批評，但納茲德拉堅科仍不肯收斂。

　　為造成既成佔領事實，納茲德拉堅科採取措施，鼓勵哥薩克人前往有爭議的地區定居。當他得知中俄邊界東段勘界工作將於1997年結束后，立即授意成立了一個社會團體，徵集反對向中國讓步的居民簽名。納茲德拉堅科甚至威脅說，將在濱海邊疆區舉行公決，由當地人決定是否向中國讓步。

　　後來，葉利欽警告說，中俄劃界問題屬總統和中央政府權力，地方不得干涉。納茲德拉堅科這才逐漸軟化了立場。

　　納茲德拉堅科之所以選擇將中國作為攻擊目標，很大原因在於想藉此轉移民眾視線。

　　剛上台時，納茲德拉堅科承諾將「改善居民生活和經濟環境」，但最後都沒兌現。從1995年開始，濱海邊疆區多次爆發能源危機，老百姓在寒冬里不能取暖，城市拉閘限電；許多企業發不出工資，民怨沸騰。在此情況下，納茲德拉堅科卻因涉嫌貪污和挪用公款，遭到調查。

　　走進中央 不忘反華

　　納茲德拉堅科在濱海邊疆區執政5年，幾乎沒有取得什麼成績。但他在「中國威脅」上大做文章，騙取了當地不少人的信任，1999年再次當選濱海邊疆區行政長官。

　　2001年，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后，開始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納茲德拉堅科自然成為被整治的對象。2001年1月，大勢已去的納茲德拉堅科以健康不佳為由，提出辭職，最後獲得批准。

　　但他在聯邦中央政府建立起來的人脈此時發揮了作用，同年2月，他竟搖身一變，從地方到了中央，成為俄漁業委員會主席。其間，他仍然不時將矛頭對準中國，比如稱「中國船隻進入俄羅斯水域非法捕撈，使俄羅斯損失慘重」。

　　2003年，納茲德拉堅科又被任命為俄安全委員會副秘書，負責俄生態安全和生物資源的保護。儘管所任職位很少涉及中國事務，但納茲德拉堅科仍時不時地跳出來，說上幾句對中國不恭敬的話。

　　「黃禍論」的繼承人

　　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之所以會出現納茲德拉堅科這樣的反華人士，是有深刻原因的。

　　儘管19世紀中葉以後，在中俄關係史上，中國一直是受侵略、受欺凌的一方，但卻時時背負著「威脅俄羅斯」的罪名。

　　元朝時期，成吉思汗的軍隊遠征歐洲大陸，在俄羅斯出現「黃禍」之說。巴枯寧(1814-1876)，俄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更是開創了「黃禍論」——「中國人佔領西伯利亞，還要越過烏拉爾山，直抵伏爾加河畔！」可以說，納茲德拉堅科的言行就是「黃禍論」的現代版。

　　俄前些年劇烈的社會動蕩和困窘的物質生活，使許多人產生了焦躁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有意誤導民眾，以轉移他們對國內問題的視線，「黃禍論」也就成了這些政客為一些俄羅斯人渲泄情緒的最好工具。

　　中國威脅論者之心理分析

　　在某種意義上，國際社會和國家社會(或人際社會)有某種相似之處。在國際社會中，基本組成單位是國家：在國家社會中，基本組成單位是個人或家庭。

　　在人際社會層面，按照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精神分析理論，個人人格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最底層的本我，代表人的生物本能慾望，代錶快樂原則。二是中間一層的自我，是現實化、社會化的部分本我，它以現實化原則追求滿足的最大化。三是最高層的超我，又稱理想自我，是社會道德和準則的代表。個人的人格形態往往也會反映在其對國家和國際問題的認識上。

　　在國際社會中，國家作為一種文化、文明的實體，似乎也具有個人的某些特徵。它既有追求利益的「本我」衝動，也有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的行為方式，同時也有著普世價值和大同理想一類的道德衝動。但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和國家社會又有相當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國際社會是個「無政府社會」，缺乏有效的管理架構；國際社會又是個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的統一性遠不如國家社會充分。國家是一種抽象性的存在，「天不能言」，需要通過各種代表人物為之發言。而這些議論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代言者也展示出自身的心理人格特徵。

　　綜觀一些國家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者，似可看出若干的理念特徵和人格特徵。

　　第一種情況是所謂「愛國型」人物：他們是「國家本我」的某種代表，以強烈乃至偏執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為其特徵。以日本的石原慎太郎為例，作為個人，他是「狂言派」，是「本我」型的人格典型。作為政治人物，他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代表，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反華不遺餘力。這樣的人物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癖，以聳動視聽為快樂。在一個國家發生重大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時，這種人往往能蠱惑人心，大展身手，如德國的希特勒。俄羅斯的納茲德拉堅科也有一些這種特點，以「中國威脅論」來樹立自己的「愛國」形象。但石原慎太郎是一種「本我」的主動表現者，納茲德拉堅科則更多是一種被動表現者，無理由地總擔心受威脅，這也是人格偏執的形態之一。

　　「愛國」是一種對國家，對文化的本體認同，是民族國家形成和存在的精神基礎，在當今之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與此同時，「愛國」這一精神形態也有理性導引問題，有合理度問題，否則，過則成災。歷史證明，「愛國」主義如果向狂熱、狹隘、排他、偏執的方向發展，會帶來人類和國家災難。

　　二戰時日本的軍國主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就是例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人際關係的道德基礎，也是國際關係中的道德基礎，愛國主義中應包含對他國的尊重和平等態度。

　　第二種情況是所謂「道德型」人物：他們是特定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的代表者，有著強烈而偏執的宗教或道德使命感。美國民主黨國會領袖、新當選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就是這樣的典型，她是同性戀權利的捍衛者，婦女權利的鼓吹者。佩洛西的政治風格是強烈的道德觀，鮮明的自由派立場，大膽的言行，被共和黨稱為「瘋狂的左派」，在民主黨內也被認為是「過於激進」。佩洛西的對華攻擊主要集中在人權和政治制度層面上，突出了她的「道德型」特徵。

　　「道德型」人物有一個弱點就是缺少對人性和社會的全面體察，偏執於某一價值觀念而將其無限提升。這類人有一種內在的憤世嫉俗情緒，需要有一個外在對象作為罵倒、打倒的目標，作為情緒的渲泄口。這類人物、特別是自命的「道德型」喜歡以抨擊他人為確立自我的方式，但往往又沒有把握自我的能力，成為偽善的典型。佩洛西入掌美國國會眾議院，如依然故我，或許會在政治外交上帶來更多的意識形態紛擾，另一個可能是，她從反對派到管理者的身份轉變，或會帶來自身的某種精神矯正。

　　第三種情況是所謂「現實政治型」人物。這是一種接近「自我」人格的類型。其理念形態也複雜多樣。例如，「尋敵」意識是當代國際政治的常見理念。中國古人曾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就是當時群雄並起之時的一種辯證國家觀。美國有一定的「尋敵」傳統，歐洲有「黃禍論」的傳統，日本更以「危機感」著稱。這些均為當代的「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某種精神淵源。中國近年進入了工業化時代的發展期，帶來世界格局的一定變化，西方某些人也從西方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出發，認定中國將成為現狀的挑戰者，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威脅」。

　　綜觀世界上的種種「中國威脅論」，其背後則是種種的「優越感」：種族優越感、民族優越感、國家優越感、文化優越感、制度優越感、道德優越感，等等。當種種優越感被中國和平發展的現實刺破之時，便生出了種種「中國威脅論」。西方很少有人真切了解中國人在種種「優越感」前所經歷的精神痛苦和憂憤。

　　有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50年代，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當時，西方盛行「中國侵略」的說法。一老華僑找到中國代表團，涕淚橫流：「我們中國了不起了，也能『侵略』一下了」。這話說得很不「外交」，但不失為觀察「中國威脅論」的另一個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