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3年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狀況

1950-1953年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狀況

——來自中國和俄國雙方的檔案材料

　

　

新中國成立后首先開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動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對莫斯科進行的前後長達兩個月的訪問。中國領導人訪蘇的主要目的就是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同時爭取得到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援助。經歷了一番艱苦的外交談判，毛澤東終於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讓步，同意廢除1945年的中蘇條約，重新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那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中蘇之間在經濟關係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蘇聯是否對中國剛剛起步的經濟建設給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從客觀上講，中蘇結成同盟關係後進一步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上對蘇聯的依賴性，蘇聯也有義務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經濟援助。然而，中蘇條約談判的過程及結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心存芥蒂，他們之間的猜疑和不滿必然形成中蘇經濟關係發展中的心理障礙。如果不是4個月後朝鮮戰爭的爆發，如果不是中國在蘇聯最需要援手時出兵朝鮮，那麼，蘇聯履行各項經濟協定的程度以及中蘇經濟關係在戰爭時期的發展前景的確是難以預料的。所以，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對蘇聯的依賴，以及蘇聯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回應，就構成了從中蘇條約簽訂到朝鮮戰爭結束這一時期中蘇經濟關係發展的前提，同時也決定了此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基本內容、形式及其結果。

中國對蘇聯的經濟依賴首先在於，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經濟發展最落後的國家之一。舊中國的經濟發展長期滯后，近代工業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2.3%，而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比重又僅佔5.5%，加上長達十幾年的戰爭，工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到1950年初，這種破壞在電力工業達50%，鋼鐵工業達90%，而工業集中的東北地區一般則在50-70%之間。同時，因工業設施不配套、分佈不合理以及供銷不暢通，即使在完好的工業企業，其設備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會失業現象嚴重，當時全國失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約150萬人，尚有相當數量的半失業人口。農業生產同樣落後，1949年糧食平均畝產137斤，棉花21斤，此外，因大面積農田(12795萬畝)受災，農業總產量只有2100億斤，為戰前平均水平的75%，糧食減產150億斤以上，災民達4000萬人。交通運輸業也遭到嚴重破壞，1949年的現代化運輸貨物周轉量只有229.6噸公里，僅及1936年的52.7%。生產落後和衰敗直接導致了新政府的財政困難，1949年財政赤字達財政總支出的46.4%。

總之，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劉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報告中承認的，中國的經濟還無法做到真正獨立。鑒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新中國當時可以指望的經濟援助只能來自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個多月里，中國主要領導人與蘇聯大使羅申頻繁接觸，不斷反映新中國面臨的困難，要求蘇聯給以幫助。朱德希望蘇聯及時提供大功率拖拉機和其他農機設備，幫助新疆地區順利開展春播。劉少奇強調新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鞏固中蘇友誼，並表示願意提供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蘇聯同志熟悉中國的情況。郭沫若談到科學院大量儀器和資料被國民黨運往台灣的情況。董必武則講述了國民黨特務對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破壞活動。陳雲和周恩來更為詳細地介紹了經濟方面的嚴重情況：因民族資本家大量轉移資金，華南地區生產嚴重下降，而由於海岸封鎖，對外貿易也處於半停頓狀態，唯一能夠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額僅300萬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戰爭仍在進行，政府不得不動用國庫和多印發兩倍以上的鈔票來補償450萬軍隊及150萬國家機關和企業職工的費用。由於大量發行紙幣，建國伊始僅一個多月物價即出現災難性暴漲，達5-6倍，儘管政府為穩定物價而向市場投放了大批糧食，但預計1950年的糧食價格至少還得上漲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國民經濟恢復和生產計劃，而中國的技術人才嚴重短缺，希望蘇聯專家幫助進行這一複雜的工作，尤其幫助搞好以前處於隔離狀態的各原料產地和工業區之間的經濟聯繫。顯然，中國領導人期望羅申將這些情況轉達莫斯科，從而為毛澤東親自訪蘇解決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問題進行鋪墊。

應該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莫斯科長達兩個多月的外交談判是成功的，達到了締結新盟約和爭取蘇聯援助的預期目的。不過，蘇聯被迫接受中國的締約條件也的確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對毛澤東不信任和不滿意的陰影，這對於中國期望從蘇聯得到大量經濟援助前景顯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改變了一切。當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朝鮮戰局發生急速逆轉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鮮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而毛澤東在經濟面臨重重困難、軍事裝備極其落後、特別是蘇聯拒絕出動空軍協同作戰的情況下，毅然在與莫斯科的談判中做出讓步，決心單獨出兵朝鮮與美國較量。毛澤東在危急關頭做出的決定不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釋重負——蘇聯由此擺脫了因做出朝鮮戰爭的輕率決策而在冷戰格局中所處的尷尬境地，其結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蘇同盟在剛剛形成時就出現的危機，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轉變了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看法。對此，中國領導人深有體會。周恩來曾說過：「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毛澤東也認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

在這樣的前提下，中蘇同盟出現了新的局面。中國的經濟恢復和朝鮮戰爭幾乎是同步的。在整個戰爭期間，中蘇不僅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協調一致，而且經濟關係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發展起來。

此期中蘇經濟關係主要表現為蘇聯對華援助，所以對這一問題的考察也是以蘇聯援華的內容為主。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當時中國經濟狀態正處於從無序向有序的轉化過程中，中蘇雙方對於他們之間將要形成的經濟關係既沒有準備，又缺乏經驗，因而在操作過程中出現矛盾、混亂、重複、遺漏的情況是完全可以想見的。出於同樣的原因，呈現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亂龐雜的。筆者在考察中，把建國初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方式和途徑分為提供低息貸款、援建重點項目、發展雙邊貿易、開辦合股公司、提供技術資料、派遣蘇聯專家、培養中國專家和協助編製經濟計劃等幾個方面。這種劃分或許不夠科學，但採取這種條理化方式考察的嘗試，無非是希望把複雜紛亂的經濟現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貸款(略)

　

二、援建重點項目

可以說，在恢復時期，中國現代工業基本建設的核心就是蘇聯幫助援建的重點項目，即人們常提到的156項引進工程中的第一批50個項目。1950年2月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是蘇聯政府答應幫助中國援建恢復經濟急需的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化工、機械和軍工部門的50個重點項目。在執行過程中，因情況變化撤消了1個項目，合併了2個項目，實際建設項目為47個。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一 第一批蘇聯援建項目情況（略）

表中的3項，即能源工業項目21個，佔44.7%，改建和擴建項目22個，佔46.8%，東北建設項目36個，佔76.6%，充分說明這一援建工程帶有為工業化打基礎和經濟恢復的性質。隨著設計工作的進展和朝鮮戰局趨向緩和，這些項目在恢復時期內陸續開始破土動工。從成套設備進口的完成情況看，有些項目是分階段建成投產的。按國家統計局1953年3月11日的統計報告，1950-1953年中蘇共簽訂技術成套設備進口合同68394萬盧布，3年累計實際進口46974萬盧布，完成合同68.7%。在上述企業中，已經全部完成進口合同的有撫順電站(一期)、阜新電站(一期)、西安電站(一期)、鄭州電站、烏魯木齊電站、豐滿水電站(一、二期)、重慶電站、瀋陽風動工具廠等8個項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鋼鐵公司、撫順鋁廠(一期)、哈爾濱量具刃具廠、瀋陽機械一廠、富拉爾基電站(一期)、太原電站(一期)、大連化工廠等。  所以，儘管這些重點項目完全建成投產尚待時日，但與恢復時期全部新增固定資產金額和生產能力數量比較，以下重點項目建設的基本情況(如表二所示)足以說明1950-1952年蘇聯援建的項目對於新中國國民經濟恢復以及未來工業化建設的重大意義。

表二 恢復時期蘇聯援建的部分重點項目基本情況（略）

1950-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59億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生產能力實現新增：電力22.2萬千瓦，煤炭開採1563.7萬噸/年，生鐵76.4萬噸/年，鋼錠55.8萬噸/年，鋼材33.6萬噸/年。  而表二所列部分重點項目完全建成后將實現新增固定資產合計達41.39億元，實現生產能力新增：電力87.55萬千瓦，煤炭開採780萬噸/年，生鐵250萬噸/年，鋼錠320萬噸/年，鋼材250萬噸/年。蘇聯援建項目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蘇聯還應中國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臨時提出的項目。如1951年1月重工業部部長何長工和段子俊、沈鴻受命前往莫斯科談判由蘇聯緊急援建中國航空工業的計劃。蘇聯對此十分重視，組成了以維辛斯基為首的七人委員會與中方談判。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談，蘇聯答應幫助中國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為3000台發動機和600架飛機的修造廠，當年即大修發動機1500台，飛機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見在中國進行設計，並儘快派專家赴華開展工作。考慮到航空工業對中國的緊迫性，蘇聯援助中國建設航空工業的協議送交斯大林審批后，只用三個小時就批准了。在這個基礎上，1951年4月中國政府頒發了《關於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必須也只能依靠蘇聯的幫助，這一點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看得十分透徹。1952年1月16日他給周恩來寫信提出，中國今後工業化的方針必須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與信任蘇聯的援助密切結合起來。張聞天認為，對於中國今後工業化有決定意義的大型工廠和礦場的建設必須完全依靠與信賴蘇聯的援助，從初步設計、技術設計、施工詳圖直到成套設備訂貨及安裝，都應全部地、徹底地採用蘇聯的計劃、裝備與專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從一開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進步的、最現代化的工業工廠。這樣的工廠，只要充分依靠與信任蘇聯的幫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來，用不著走彎路，用不著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會發生亂子。因為蘇聯同志們有充分的經驗，有足夠的設備，並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證，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今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這一方面。張聞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極大重視。毛澤東於1952年2月8日批示：「關於工業問題，請陳<雲>、李<富春>注意隨時提到中央會議加以討論。」中財委黨組幹事會於2月18日討論了張聞天的信和有關來電，並制定了相應的措施：一、凡屬開辦新工廠或在舊廠中改建重要裝備而我無改進把握者，均應聘請蘇聯設計組，而且對於接收定貨、保管裝備、施工安裝、試車運轉均需聘請蘇聯專家或專家組加以協助指導。二、初步設計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裝備必須依靠蘇聯供應。三、因今後貿易部進口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向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購買工業裝備和器材，一切工業部門必須抽出一批熟悉蘇聯設備和器材的幹部及可靠的技術人員給進口公司。四、凡屬向蘇訂購成套裝備或訂購大量器材的廠礦，必須派出該廠礦的第二負責人帶隊常駐蘇接洽定貨、催貨。不派重要負責人者不予定貨。五、對於重要工廠的設計和定購裝備工作，中央財經各部的負責人必須十分重視，必要時必須親去蘇聯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廠礦所開定單事前必須慎重確定，一經我方商務代表團與蘇方簽訂了議定書之後就不能變更。七、各部門各廠礦經中貿部向蘇聯提出的定貨單的金額及定單中的主要裝備必須仍由中財委批准，未得中財委批准不得變更。八、已徵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個來往於中蘇的外交信使專送財經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於同年3月7日致電張聞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報告中提出的意見。

156項工程的第二批項目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一五計劃的制定開始的。1952年8-9月，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即將於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和中國工業化建設問題。原則確定之後，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等繼續留下與蘇方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細節，歷時8個月。蘇聯政府對周恩來交付的一五計劃重點工業項目逐一進行了極為詳細周密的研究，除少數中國自己能辦或因地質資源不明和一五計劃期間無法上馬的項目外，同意滿足中國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應該開辦而中方沒有考慮到的企業。雙方最終確定，在1953-1959年內由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企業。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其中確定的蘇聯援建項目為2個鋼鐵聯合企業，各年產鋼120-150萬噸；8個有色金屬企業，年產錫3萬噸，鋁1.5萬噸，鉬精礦1萬噸，鎢精礦3萬噸，釩鈦精礦13萬噸；8個礦井、1個煤炭聯合廠，年產煤1990萬噸，3個洗煤廠，年產煤450萬噸；1個石油煉油廠，年處理原油100萬噸；32個機器製造廠，其中年產冶金、礦山、石油設備7.5萬噸，金屬切削機床3.6萬噸，載重汽車6萬輛，拖拉機1.5萬輛，軸承1000萬個；16個動力機器及電力機器製造廠，年產發電機組各為36萬千瓦，並能擴大到60萬千瓦，以及其他無線電和電氣產品；7個化學廠，其中3個化學廠年產氮肥18萬噸，合成橡膠1.5萬噸；10個火力發電站，年發電量共41.3萬千瓦；2個醫藥工業企業；1個食品工業企業，共91項。同時，還要幫助中國35個國防工業企業完成設計、設備供應，並給予其他各種技術援助。作為償付，中國則要在1959年以前供應蘇聯16萬噸鎢精礦、11萬噸錫、3萬噸銻、3.5萬噸鉬精礦、9萬噸橡膠，以及相當數量的農副產品。李富春報告說，包括在建的50個項目在內的這141個企業的建成，到1959年中國的工業能力將大大增長，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機器製造、動力機械製造和化工方面都將超過現有生產能力一倍以上，中國不僅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鋼鐵、煤炭、電力和石油等主要工業產品將達到蘇聯一五計劃時的水平，接近或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平。

當時，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已經蘇共十九大通過，為了幫助中國建設和改建這些企業，蘇聯必須重新調整計劃、調度生產和安排人員。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術專家來華外，僅國內設計單位就要增加3萬人。此外，從選擇廠址，搜集設計基礎資料，進行設計(蘇方承擔70-80%)，供應設備(蘇方承擔50-70%)，無償提供技術資料，直到指導建築安裝和開工運行，蘇聯都將給予全面的援助。

總之，正如周恩來給蘇聯政府備忘錄的迴文中所說，蘇聯政府對於建設和改建中國的91新企業和正在進行中的50個企業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種種援助，將使中國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強大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這對於中國工業化和走向社會主義是具有極其重大作用的」。

　

三、發展雙邊貿易

通過商品貿易換取恢復和發展經濟急需的生產資料是建國初期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這方面新中國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蘇聯及東歐幾個國家。建國前夕，美國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1946-1948年間在中國進出口總額中美國所佔份額平均分別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別保持在13.7%和24%。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政策，1950-1951年期間中美貿易逐漸減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國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往來也處於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如同蘇聯與東北民主政府的貿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國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壯大一樣，中蘇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對新中國經濟的恢復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主政新疆的包爾漢和王震給中央政府的報告反映了當地要求儘快開展對蘇貿易的強烈願望。報告說，新疆和平解放以後「堅決執行中蘇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復和蘇聯的通商，來克服本省經濟上的困難，和依靠蘇聯的幫助進行各項生產建設，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報告要求在中蘇兩國通商條約尚未簽署之前允許新疆與蘇聯開展地方非正式的貿易往來。是年，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提供的貨物便達2.838億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礦山、運輸、能源等方面的設備和材料，都是恢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物資。

據中國有關部門當時的報告，蘇聯對華貿易是「帶有政治性質」的，「確實是站在幫助我方經濟建設的立場來進行貿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國進口最多的是工業設備器材及油脂(佔63.7%)、鐵路設備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訊器材及油脂(7%)和農業機器及種畜籽種(4.8%)，其中很多都是中國生產建設急需而西方國家不肯出賣的產品。雖然有些品種的供應對於蘇聯來說也具有相當難度，但還是盡量滿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沒有議定價格和沒有簽訂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運往中國，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價格方面，蘇聯也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凡供應中國的商品價格都比同期資本主義市場的價格低。如矽鋼片的價格為香港市場價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價格固定不變，不受國際市場價格上漲的影響。對於中國臨時急需的各種商品，雖然在中蘇貿易合同之外，蘇聯也都盡量供給。如1950年秋為幫助中國穩定糖價，蘇聯從遠東地區調撥大量食糖賣給中國。至於中國的出口商品，蘇聯政府為了幫助中國恢復生產，對於他們本可自給而無須進品的許多貨物都設法增加其國內的消費量，大量向中國購買，如大宗進口東北的蘋果和魚產等。即使對一些並不需要的「冷貨」蘇聯也照收不誤。到1953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對蘇貿易在新中國最初的工業化建設中更具有關鍵意義，因為恢復時期引進的重點項目主要是通過貸款方式，而同 「一五計劃」直接有關的成套設備進口則更多地要採取貿易形式。經過對1953年中蘇貿易總貨單的認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張聞天、葉季壯、李強等聯名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報告，認為「蘇方交來之貨單是經過慎重考慮研究的，進口方面絕大部分滿足了我們的需要」。

不過也應該看到，此期中蘇貿易往來並不是完全和諧的，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確定盧布與人民幣的匯率。還在1950年2月雙方進行貿易協定談判時就在匯率問題上發生了矛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伍修權認為由於中國有求於對方而做出了讓步和妥協，兩國貨幣的比值實際上是在相對不平等的條件下確定的。當時的合理匯率應如何確定現在恐怕很難考察了，不過，蘇聯對盧布與人民幣的匯率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視的，特別是斯大林本人對此頗有些計較。1951年2月24日蘇聯大使羅申報告：中國政府從1950年12月19日起連續4次降低美元匯率，即從1美元兌換30410元人民幣(舊幣)降到11890元。由於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是按美元計算的，所以美元匯率的降低直接導致盧布兌換人民幣匯率的下降，即從1盧布相當於人民幣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慮到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含金量雖尚未確定，但銀行是按固定的官方價格收購黃金的，羅申估計，根據美元計算的盧布和人民幣的匯率比按黃金計算的匯率大約低20%。因此，羅申認為美元在中國的匯率降低自動導致盧布對人民幣匯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對蘇聯不利，特別是1951年蘇中之間貿易結算和非貿易結算將進一步增長，情況會更加不利。蘇聯使館建議，蘇聯財政部和國家銀行應與中國進行談判，以便確定按黃金價格計算盧布和人民幣的比價。  至於蘇聯政府如何處理羅申提出的問題，目前在俄國檔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據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蘇聯外交家多勃雷寧回憶，當時蘇聯外交部和財政部曾聯合起草了一份有關人民幣與盧布匯率的文件，其決定是有利於中國的。當外交部主管中國事務的副部長佐林把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審定時，葛羅米柯一方面出於謹慎，一方面以為匯率並非重大問題，不便打擾斯大林，遂將文件擱置起來。後來，中國政府和蘇聯使館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於是，葛羅米柯未經請示斯大林就批准了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後大為惱怒，向政治局宣布將葛羅米柯貶為駐英國大使，佐林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國供貨方面蘇聯也曾提出過一些強人所難的條件，橡膠問題就是其中一例。中國領導人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來便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暫停在雲南種植橡膠和緊縮華南植膠的計劃。

但無論如何，中蘇貿易的發展趨勢還是十分明顯的。1949年中蘇貿易額僅有2630萬美元，1950年即為24190萬美元，增長8倍多。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蘇貿易額的比重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則躍居第1位，為30%，1953年更上升為56.3%。

四、開辦合股公司

在50年代初的中蘇經濟關係中，開辦中蘇合股公司是一件頗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認為股份公司協定表現了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從後來毛澤東與蘇聯大使的談話記錄看，中國領導人對股份公司也頗有不滿，似乎開辦合股公司是蘇聯強加給中國的。這樣說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蘇聯對於在中國開辦合營股份公司的事很有興趣，早1939年9月蘇聯就與國民黨政府共同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圖為定期航線的中蘇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簽訂新疆金屬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協定。到1950年初周恩來率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之前，蘇方已經起草了蘇中航運股份公司、蘇新金屬公司、蘇新石油公司的議定書及管理東北地區蘇中合營股份公司的決議，正如周恩來所說，「蘇聯對經濟合作頗感興趣」。這些都是事實，說明蘇聯從其經濟利益出發急於建立幾個中蘇合股公司。

但同時必須看到，新中國領導人對於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樣是積極的，當米高揚在西柏坡時任弼時就提到了蘇中經濟聯合體和租讓企業的問題。1950年1月2日，劉少奇致電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說：彭德懷帶來了蘇聯與國民黨政府關於在新疆設立金屬和石油兩股份公司的協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與蘇聯政府亦簽訂大體相同的協定草案，「以便利用蘇聯資本開發新疆資源，發展新疆生產」。劉少奇認為此事可行，只是經營期限應從45年縮短為20或25年為宜，還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可能合辦這種企業。劉少奇與在京領導人商議后建議毛澤東親自向蘇聯提出這一要求。應該說，中蘇合辦股份公司是雙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對雙方都有利的。

然而，當中蘇關於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屬兩個合股公司協定的消息發布以後，不僅西方國家的報紙紛紛指責中蘇石油和金屬兩公司協定是「蘇聯吞併新疆的行動」，是最卑劣的「經濟帝國主義」行為，而且在北京的學生當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波動」，他們「懷疑這兩項協定是否要損害中國主權。許多青年團員提出質問，要求解釋。甚至有罵蘇聯侵略、人民政府賣國者。並有要求退團和向人民政府請願者。」西方的指責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國內學生的騷動，現在看來則是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流露，也是對利用外資等現代經濟運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現。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協定的內容是否公平互利。

中蘇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簽訂協定的中蘇金屬公司、中蘇石油公司和中蘇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簽訂協定的中蘇造船公司。根據協定，中蘇雙方股份各佔50%，公司領導職務也是雙方按期輪換，股份公司贏利的20%應作為稅款交給中國政府，而蘇聯有權出口的50%產品還應向中國海關交納關稅。對比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中東鐵路協定、中蘇航空公司協定以及蘇聯提出的中蘇金屬和石油公司的條款，在公司實際管理權和交納關稅等方面有了很大改進。儘管從現在的觀點看，蘇聯堅持平分股權和較長的期限顯然是出於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但並沒有損害中國主權的意圖和表現。據參加股份公司談判並擔任文字翻譯的伍修權回憶，會談中雙方都強調了真誠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權合股的原則，「我國保持獨立而不依賴，蘇聯儘力幫助而不剝削」。

事實上，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對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帶動作用。1955年2月23日蘇聯駐華使館曾向國內提交了一份關於上述4個中蘇股份公司的詳細情況報告，反映了這些公司運營的基本狀況：

中蘇金屬公司的業務是在中國新疆地區普查、勘探、開採和加工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協議規定公司股份資本2800萬盧布，雙方股份額均等。後來雙方協商將公司股份資本增加到1億盧布，每方資本5000萬盧布。公司職工共8924人，其中蘇方400人。公司經營正常，產量逐年增長(見表三)。

表三 中蘇金屬公司主要產品產量（略）

由於建設初期地質勘探和其他公用設施投入較大(佔3年總支出的52.3%)，且沖銷成本數額增加，1953年又開繳營業稅(184.2萬盧布)，以及礦石中金屬含量下降等因素，該公司經營成本較高，特別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幣對盧布比價提高了26%，而蘇聯購買的公司產品是以盧布支付的，從而相應地降低了以人民幣計算的產品出廠價格，導致1953年公司虧損686.8萬盧布。此外，蘇方的虧損還要額外加上支付蘇方工作人員生活補貼費用719萬盧布。不過，除去匯率變動的因素，這種虧損應該說是正常的。所以，蘇聯使館的結論是：金屬公司目前已經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並且繼續發展生產的前景美好。

中蘇石油公司的業務是在新疆勘探、開採原油，並提煉各種工業用油。公司協定總資本4600萬盧布，后經換文增加到2億盧布。公司職工5603人，其中蘇方人員357人。在蘇聯幫助下，中國石油工業從無到有，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便迅速發展起來。最初只有獨山子一地，僅有職工100多人，兩口油井日產原油2-3噸，煉油廠每日處理原油7噸左右。到1952年中，採油點已擴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幾個地區，共有油井10口，日產原油200噸，煉油能力也提高到日處理250噸，石油產品全部在中國國內銷售。1951-1953年生產情況如表所四示：

表四 中蘇石油公司主要產品產量（略）

表中數字顯示，石油公司產量不僅逐年增加，而且漲幅較大。由於石油產品全部內銷，不受匯率影響，所以公司經營是贏利的。如果不計無效鑽探的費用和蘇方人員的補貼，隨著產量增加，公司獲得總利潤1951年為52萬盧布，1952年為66.4萬盧布，1953年為239.5萬盧布。另據中國報紙當時的報道，與1951年比較，1953年的鑽井生產增長6倍，勘探面積擴大10倍，原油產量增長18倍以上。公司還培養出了2000多名優秀的中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

中蘇民航公司經營的航線包括北京-蒙古-伊爾庫茨克，北京-瀋陽-赤塔，北京-烏魯木齊-阿拉木圖，以及1953年底投入運營的烏魯木齊至喀什新航線。公司股本確定為4200萬盧布。公司職工896人，其中蘇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運營期間共獲利536.72萬盧布，其中蘇聯分得利潤228.5萬盧布，中方獲利潤和稅收共計308.22萬盧布。航空公司對中國的最大幫助是培養了中方的場站管理和地勤技術人員，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經營期間總共從中國公民中培訓出244名專業人員，其中部分航空機械員和無線電專業人員後來被調到中國民航工作，以彌補中國民航嚴重缺乏幹部和經驗之不足。

成立中蘇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隻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協定股本1.4億盧布，公司職工9400人，另有78名蘇聯專家。造船公司雖然成立較晚，但形成生產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產計劃額定4960萬盧布的94%，造船54艘，總排水量為11000噸，並大修、中修和小修船隻18艘，完成了中方180萬盧布的定貨。1953年則完成了計劃定額5000萬盧布的105.6%，造船19艘，總排水量10000噸，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定貨3200萬盧布。

當然，在經營過程中，中蘇之間確實也存在一些經濟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蘇金屬公司的投資和估價問題。按照協定，公司股本2800萬盧布，中蘇各應投資一半。蘇方以機器設備作為投資，中方則以礦產、地皮、房屋及當地建築材料作價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時，蘇方投資計算價值為2200萬盧布，而對中方投入的房屋、機場、草場等依照當地價格僅作價60萬盧布。作為主要投資構成的礦產，因中方毫無經驗，無法估價。此時，蘇方堅持要將協定附圖中所指定的礦產及所需地段和現有房屋等總共作價1400萬盧布。換句話說，中方不僅要將該地段30年內開採的全部礦石算作中蘇共有資產，而且還要再投資現款800萬盧布。蘇方如此苛刻，以至自認外行的中方當事人也感到如此計算中國太吃虧，要求中央政府定奪。此外，在具體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屬公司喀什礦務管理處，由於中方管理人員多系部隊轉業幹部，既不懂技術，又不會俄語，而翻譯人員也極為缺乏(全礦區只有一名)，很難與蘇方專家和幹部合作，甚至產生了「沒有看見蘇聯同志先進經驗」的錯誤想法。同時，由於同樣原因，蘇聯專家有事也很少與中方商量，以至造成雙方管理人員的不合。

此外，蘇聯駐華使館黨組書記瓦日諾夫在1954年2月25日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蘇方人員存在的許多問題。比如蘇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違反平等原則，長期佔據公司及其管理機構的領導職位而不按規定進行輪換。蘇方領導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時還干預中方的職權，不向中方工作人員傳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經驗或隱瞞地質勘探結果。破壞平等原則的另一個表現是在公司的許多企業里，財務和其他方面的報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蘇方領導人選用幹部任人唯親，不是選用精通業務的當地幹部，而常常讓蘇聯專家的妻子頂替。還有，蘇方有關機構的官僚主義作風也給企業經營造成了損失，提供給公司的設備和材料往往不考慮實際需要，例如，給阿爾泰礦山管理局運來的T-45型傳送帶和電力機車在當地條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倉庫里積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

不過，這些大多不是蘇聯的政府行為，更不能證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總體說來，建國初期的幾個合股公司在經營上是成功的，對中國經濟恢復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業資產計算，除中蘇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資產4.4億盧布，合人民幣約5.86億元，而1950-1952年全國新增工業固定資產僅為19.3億元，可見這幾家股份公司在工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同時，從經濟效益上講，中蘇合營企業也是比較突出的。除4個中蘇股份公司外，建國初期還有一些中蘇合營企業。1949年底共有中蘇合營企業109個，根據中蘇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在1950年間大部分企業已經移交給中國，到1950年底還有38個。據表五  顯示，在1950年底國營工業企業的整個發展中，中蘇合營企業的效益最好，其平均產值為413.26億元，大大超過了國家公營(162.75億元)和公私合營(131.60億元)企業。

表五 1950年底國營工業企業發展概況（略）

這裡還應提及的是建國初期蘇聯向中國移交的企業和資產。雖然移交是根據中蘇協定辦理的，說不上是對中國的特別援助，但這些企業和資產對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1950年蘇聯政府將大連市蘇聯代管或租用的財產、蘇聯經濟機構從日本所有者手中獲得的財產以及過去北京兵營的全部房產無償移交給中國，其中包括47個工廠、11所電影院、188處宅舍、33個倉庫、23處地產，共302處。移交財產總數比協定簽訂時蘇聯照會所列清單還多18處。而且，蘇聯在移交前還為以後照常生產作了重要準備。如中蘇合營的遠東電業公司，所屬工廠從12個擴大到21個，工人增加了4.5倍，產品種類也由原來的十幾種增加到幾百種。某機械廠的設備比建廠初期增加了200%，生產總值提高了439%。大連修造廠的生產率也比戰後初期提高了36倍。對中國建設尤為有益的是這些企業培養了大批中國技術人才，僅上述3 個工廠就培養出技術人員4650餘名。

從性質上講，中國長春鐵路公司也屬股份公司，但由於歷史原因，簽訂協定時只說是中蘇共同管理，稱為合辦公司。蘇聯移交的中長鐵路包括基本幹線，連同服務於該路的土地、鐵路建築與設備、機車車輛、發電站、電話所與電報所、通訊器材與通訊線路、鐵路輔助支線、公務技術建築物及居住建築物、經濟組織、附屬企業及其他企業與機構，以及在中蘇共管期間購置、恢復和新建的財產與1950-1952年固定資產清查登記時查出的財產，總資產共達22.8億元，其中固定資產22.4億元。更為重要的是中長鐵路為中國鐵道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從1950年5月開始工作到1952年12月無償移交給中國，中長鐵路貨運量增長53.3%，勞動生產率提高56.8%，運輸成本降低27%。公司利潤則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長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長97%。同時為中國培養出39138名技術和管理幹部。鐵道部提出了全國鐵路必須學習中長路的號召，先後選派上萬名幹部職工去中長路參觀學習。按照鐵道部長滕代遠的說法，在中蘇合辦的32個月中，中長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潤大的模範行動成為全國鐵路」的「旗幟和榜樣」。而中長鐵路的全部經驗貫穿了體現在1500多名蘇聯專家身上的「政治品質、技術修養和經驗知識融合為一體的完整的社會主義思想」。

　

五、提供技術資料

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必不可少的科學技術資料，蘇聯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提供的，即圖書資料交換和項目或設備進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亞經互會第二次會議上，確定了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無償交換科學技術資料的原則。中國雖不是經互會成員國，但蘇聯比照這一原則，以圖書交換的方式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科技情報和文獻。通過蘇聯科學院圖書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社會科學基礎圖書館與中國相應單位之間的交換，蘇聯提供了大量基礎性科技情報材料、圖書和雜誌。1950年9月29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下達指示，責成蘇聯科學院圖書館「重新審察1951年國際圖書交換計劃，目的是大大增加給人民民主國家科學機關的寄書量，其中要特別重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圖書交流」，指示還提出「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圖書交換，不要求他們數量相等」。在1952年通過的決定中規定，從1953年起按照不對等原則向人民民主國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學書籍。因此，蘇聯科學院圖書館提高了給中國的寄書量(見表六)。1953年，接受蘇聯科學出版物的中國機關達到300個，其中有31個大型圖書館。

表六 中蘇圖書資料交換情況（略）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國特別要求的具體項目和設備的技術資料，是通過雙方外貿進出口公司提供給中國的。對於蘇聯提供的科學技術文件，中方實際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費和複印費，即使這點費用也不是每每收齊。而1953年5月15日簽訂的中蘇經濟合作協定則第一次以獨立條款的形式確定了無償向中國提供技術文件的原則。對於中方提出的要求蘇聯總是能夠及時給予滿足。如為了配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工作，周恩來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蘇聯政府繼續向中國提供以下方面的技術資料：蘇聯現行的工業產品標準，即國家標準、全蘇標準、暫行技術條件及各企業的製造規格；建設礦山、工廠、學校、醫院的典型設計；工業及交通企業的技術操作規程；機器製造圖紙和先進企業的原材料、電力、燃料消耗的技術經濟定額等。兩天以後，莫洛托夫便答覆同意滿足中方的要求。

從1950-1953年，蘇聯根據中蘇兩國政府間科學技術協定向中國提供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共2928套(件)，具體情況如表七所示：

表七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略）

　

六、派遣蘇聯專家

新中國經濟建設所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缺乏科學技術人才。建國之初，政務院副總理陳雲便告訴蘇聯大使，恢復國民經濟的一個嚴重障礙是缺少懂專業而又忠於人民政府的技術幹部。新中國從國民黨那裡接收下來的工程師和專家總共只有2萬人，而他們大多數人的政治觀念是反動的，親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鋼鐵企業為例，那裡的70名工程師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情況確實如此，據中國有關統計資料，作為全國鋼鐵工業中心的東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后，其技術人員占該行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已經降至0.24%。1951年7月，周恩來仍然認定技術幹部嚴重不足「將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障礙」，儘管中國政府正在努力「組織訓練班和技術大學，派大批學生到蘇聯留學，但是，目前戰爭還在繼續，這個問題很難解決」。直到恢復時期結束，全國也僅有16.4萬工程技術人員，地質專家總共不到200人。顯然，派遣大量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蘇聯已經派遣專家技術小組到東北幫助修復鐵路，1949年8月劉少奇訪蘇后又帶來一批幫助制定經濟恢復計劃的專家，到建國前在華蘇聯經濟技術專家已有600餘人。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專家非常重視，當第一批蘇聯顧問團到達瀋陽時，劉少奇在東北局召開的歡迎大會上告誡中國同志：要「把他們當作很好的老師」，「與蘇聯專家的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壞」，如果出現問題，中國同志要負責任，「有理扁擔三，無理三扁擔」。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接見了來京的全體蘇聯專家及蘇聯專列的服務員，周恩來則邀請蘇聯專家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開國大典。隨後，毛澤東又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一起前往座落在鐵獅子衚衕的蘇聯顧問總部參加專家工作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周恩來親自領導了蘇聯專家工作指導小組，日常工作由伍修權、楊放之主持。  中國領導人對這批蘇聯專家的生活起居也給予特別的關照，劉少奇曾專門致電周恩來，對到京專家的住房、辦公室和用車，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紙筆，每個細節都作了認真交待。

蘇聯在華專家總顧問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給斯大林寫報告攻擊中共領導人，很快便被調回國內。接替科瓦廖夫職務的是阿爾希波夫，在華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調回國。1952年年中來華擔任總顧問的是畢考爾金，曾負責協助中國政府研究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一年後阿爾希波夫再次來華擔任總顧問，一直在中國工作達八年之久，經常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並結下了深厚友誼。

關於1950-1953年來華蘇聯專家的人數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和統計。有俄國學者說，到1952年3月，在中國已有蘇聯顧問和教師332名，各種技術專家471名。1953年7月中國政府又要求在現有277名專家的基礎上再增派172名。而據1952年9月21日周恩來給莫洛托夫的信上說，當時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共有252名，除明年需辭聘31名和聘期滿后回國需另聘37名外，請在明年再增派237名來。鑒於他們人數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許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脫離其他工作的兩名副總顧問，一名具有蘇聯高等學校教育工作及領導工作經驗的，負責領導全體在中國的蘇聯教員的工作，一名負責領導在財經機關及各工業部工作的蘇聯專家的工作」。  就專家總數而言，據中國檔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後到中國幫助經濟建設工作的蘇聯專家共計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國741人，留在各廠礦企業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業部系統159人，燃料工業部系統102人，第一機械工業部系統52人)。而蘇聯有關材料統計，到中國工作的高級專家1951年為557人，1952年為258人，1953年為395人。按這個統計，不算1950年，蘇聯來華專家(還是高級的)已達1210人。考慮到在華專家工作狀況的複雜性(即有到期回國者和續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計算標準的差異性(即有高級顧問、技術專家、教師和一般工作人員之分)，出現上述統計上的差別是正常的，特別是由於最初派遣專家工作缺乏計劃性，想要得到精確數字也未必可能。不過，大體可以確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時期，蘇聯來華的經濟技術專家(不算教師)總數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華工作的大約保持在250-480人之間，專家來華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兩次確定援建重點項目之後。

蘇聯專家對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中國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設計力量，到1953年，全國總共只有78個設計單位，每個單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單薄的力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全面恢復經濟和建設的需要，於是應中國政府要求，蘇聯派遣了大批設計專家來華。與確定第一批蘇聯援建項目相適應，1950年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訪蘇時聘請了第一批16個蘇聯設計組。朝鮮戰爭爆發后，為了建設東北部地區工業基地，中國政府又聘請了第二批3個蘇聯設計組。第三批23個蘇聯設計組是1951年聘請的。這樣，到1951年夏，僅設計專家蘇聯就派來了42個小組，其中30個安排在東北地區。為了執行一五計劃，中財委決定再請求蘇聯政府派出5個綜合專家組於1952年下半年來華進行全國性規劃、配置和設計工作，其任務是全國電氣化規劃、全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遠景和產品品種方案確定、全國機械製造工業現有工廠調整和新廠建設規劃、全國船舶工業工廠及鐵路機車車輛製造廠的調整、擴建和新建規劃。同時還有6項地質勘察工作需請求蘇聯幫助。對於中方提出的設計要求蘇方都是盡量予以滿足的。據李富春和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局長宋邵文報告，在1952年底關於煤礦設計項目的談判中，對於中國提出的設計要求，蘇聯方面在可能的範圍內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質資料不完備，他們也「勉強接受設計」。

在具體工作中，蘇聯專家的意見和建議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了巨大幫助。例如，過去中國被認為是貧油國家，而蘇聯專家根據石油生成的原理並將中國地層構造與周邊國家比較后指出，「中國處在油田國家的中間，中國地下石油資源是豐富的」。同時，蘇聯專家還傳授了先進的油田勘探方法，解決了低壓油田的產油問題。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三年來中國石油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產量已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的19.66%，從而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電力工業方面，蘇聯專家在阜新發電廠安裝發電機工程中推廣了16種先進施工方法，結果安裝一部鍋爐就節省人工25000個，透平發電機的基礎工程縮短工時4/5。整個安裝工程提前一個月竣工，降低成本60億元，質量完全合乎蘇聯先進標準，受到毛澤東和高崗的嘉勉。在煤炭工業方面，中國煤炭管理總局曾認為國內現有淺部煤層已開採完，而受技術條件限制又無法開採深部煤層和擴大採掘範圍，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廢棄120個礦井。后經蘇聯專家研究，恢復和擴建了大部分礦井，使得1952年全國煤礦生產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礦井的服務年限延長了20-40年。各礦還根據蘇聯專家的建議實行蘇聯新式採煤法，使厚煤層的回採率提高了20-30%。在鋼鐵工業方面，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僅僅一年各地煉鐵爐且均已突破原設計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噸煉鐵爐可煉鐵376噸，太原50噸煉鐵爐則創造了106噸的紀錄。太原馬丁爐接受蘇聯專家建議，採用熱裝法和吹風熔煉法鍊鋼，將每爐冶鍊時間由過去的10小時42分縮短到4小時54分。天津馬丁爐去年採用蘇聯專家的熱修法，修爐時間由180小時減至60小時，提高效率兩倍。重慶某鋼廠軋制鋼軌的設備已廢置不用達十餘年，經蘇聯專家幫助，不僅重新啟用，而且在國內首次軋制重型鋼軌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鐵路得以動手修築。在林業方面，蘇聯專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損失率從10%降到1.37%，而他們的林業方格調查法將使東北森林調查所需時間由25年縮短為5年。農業部水利局修建渾河水庫的設計經過蘇聯專家修訂，蓄水量增加2.25倍，節約投資2000億元(舊幣)。在農業方面，蘇聯專家介紹的深耕、密植、輪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進經驗對於提高中國的農作技術貢獻很大。北京雙橋國營農場在蘇聯專家盧森科的直接指導下實行棉花密植，每畝產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礦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蘇聯專家的幫助而大為改觀，對於制定生產計劃、確定生產責任制度、簡化統計表報、建立經濟核算制等各項工作，專家們都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並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蘇聯專家還通過講課等方式向中方人員傳授經驗和技術，在實際工作中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技術骨幹，如1952年東北計劃統計幹部3萬多人，其領導骨幹大部分都是蘇聯專家親自培養的。

蘇聯專家的工作態度也是認真負責的。據重工業部報告，為了正確的規定設計任務書中的產品方案，吉林鐵合金廠蘇聯設計小組收集了中國所有鐵合金廠的設備能力及生產情況，並研究了鋼鐵工業發展遠景，經過5個月時間的研究，編製了4個方案，加以反覆比較，才將產品方案最後確定下來。在西北鋼鐵公司鋪煉二號馬丁爐爐底的五天五夜，蘇聯專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個小時外，未離開現場一步。天津制鋼廠修馬丁爐時，蘇聯專家馬里謝夫一連在現場工作19個小時。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蘇聯專家高萊托夫親自鑽進污臭的暗溝，察看溝磚被浸蝕的程度，證實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溝再使用幾十年也沒問題，從而大大節省了費用，也加速了工程進度。1952年1月周恩來出席政務院召開的財經部門蘇聯專家工作座談會時，對蘇聯專家在財政、工業、交通、銀行、貿易、水利等部門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讚揚。

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十分強調發揮蘇聯專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央財經委的總結報告說：「兩年經驗證明，由中國技術人員來設計的小工廠或小規模恢復改建工廠在設計技術上的缺點弊病已經很多，浪費很大。而巨大複雜工廠的設計，一個也沒有成功，都是半路回頭再請蘇聯設計的。所以若干年內在中國高級技術人員未養成時，聘請蘇聯設計組是一種迅速省錢又十分穩當的辦法。」1952年3月5日，陳雲、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報告中提出，中財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規定，凡屬舉辦性質重要、其產品在我國尚未生產過的新工廠，或在舊的大工廠中改建重要裝備而我無改建把握者，均應聘請蘇聯設計組，而且接收定貨、保管裝備、施工安裝、試車運轉均需聘請蘇聯專家或專家組加以協助指導。若干新工廠在開工之前還需派實習組到蘇聯工廠中去實習。1952年12月中財委贊同並轉發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關於專家工作情況的報告認為：「對於蘇聯專家的意見必須採納。以為蘇聯專家不了解我國情況的觀點應當改變，事實上他們是不輕易發言的，他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從我們的實際情況提出的。」採納蘇聯專家的意見「應當是堅決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更好的辦法。動搖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態度是錯誤的。」報告還建議必須設立由部長直接領導的專門機構，管理和協助專家工作，並支持檢查執行專家意見的情況，及時總結經驗。

當然，在專家問題上中蘇之間也曾有過分歧和矛盾，這主要表現在支付蘇聯專家的待遇和報酬方面。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國的專家其待遇只須與中國的優秀專家相同即可，其餘部分則由蘇聯政府補貼。根據這一原則，劉少奇曾指示陳雲和薄一波：「蘇聯專家臨時薪資，暫訂最高標準為2500斤小米」，另須適當規定食堂飯食價格並設特別商店，對專家給予照顧，具體事宜與科瓦廖夫商議。

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訪蘇時，特別是中方提出關於中長鐵路等新條款后，情況有了變化。蘇方提出，在支付專家工資之外中國還應支付一筆補償費用。在2月11日與米高揚會談時，周恩來表示不理解第一條款的含義，即蘇方提出中國政府應每月支付給每個專家2000-4000盧布的補償費用，是用於贍養專家的家庭，還是給國家或者直接付給專家以前工作的企業。米高揚和維辛斯基明確說，這筆錢將用作對專家以前工作的企業的補償，應交給蘇聯政府，這一條款適用於所有專家。對於周恩來提出的希望中國可以用實物支付這筆費用的要求，米高揚回答：支付協議草案所規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實物，也可以用黃金、美元和英鎊。第二天，羅申受葛羅米柯委託會晤周恩來，周恩來要求羅申向米高揚和維辛斯基轉告，昨天會談后他又仔細考慮了支付專家費用協定的第四款，並同毛澤東進行了協商，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規定每月支付蘇聯專家的補償費用2000-4000盧布以美元結算，那麼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將是非常難以接受的。周恩來強調說，這筆費用相當於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們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長們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國政府認為：「如果採用提供各種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為補償金，對於中方來說，比支付美元要輕鬆得多。」

然而，周恩來在莫斯科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後來，蘇方同意將補償金降到1500-3000盧布，但堅持應以外匯(盧布)結算。在3月8日葛羅米柯與王稼祥的會談中，中方又提出：根據一些在華專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將這筆費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給在中國的多子女專家本人，其目的當然還是希望減少外匯的支出。對此葛羅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蘇方準備把在華蘇聯軍士的工資提高到低級專家水平，即每月應為他們支付1500盧布的補償費用。甚至對於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實際生活費以外也應支付補償金。王稼祥指出，在蘇聯顧問中軍士占相當大的部分，而他們在蘇聯每月收入只有500-600盧布，因此不應該把對專家的條件擴展到軍士身上，況且，從目前中國的財政狀況來看這樣的標準也太高了。葛羅米柯則認為蘇方的立場「是以許多恰當的理由為基礎提出的」。儘管王稼祥後來暗示暫時不要提出關於軍士和士兵的支付問題，但蘇方堅持己見。

情況彙報到北京，3月19日周恩來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覆電：關於專家協定條款「不必再爭，即照蘇聯政府所提條件辦理，我們由此取得經驗，加緊學習，謹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減專家，亦甚有利」。3月27日，蘇聯專家在華工作條件協定在莫斯科簽字。5月30日蘇聯部長會議做出了第2264-883сс號「關於在華各機關、企業和組織工作的蘇聯軍事和文職專家的薪金」的決議。10月25日雙方又簽署了關於對技術專家報酬條件的協定，其基本原則同3月27日的協定一樣：中國應向蘇聯專家支付相當於中國專家工資水平的工資，另外再支付專家出差的補償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盧布計。鑒於大批設計專家來華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蘇又簽訂了有關蘇聯設計專家來華收集設計資料的《00348號合同》，其中作為附件的「技術援助條件」仍然規定：蘇聯專家的「工薪按中國當地相當職務與能力之專家現行工薪標準支付，其中包括工薪外之津貼及獎金」。當然，在實際執行中，中國政府給予蘇聯專家的工資待遇是遠遠高於國內標準的。

此外，由於中方缺乏經驗，派遣專家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麻煩和矛盾，主要表現在聘請專家沒有計劃性，管理混亂，以及不能滿足專家要求的工作條件等等。由於沒有統一計劃和管理，造成有些專家已經來到中國，而用人單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單位聘請專家時沒有考慮住處和翻譯等相應條件，不得不一再削減人數，造成雙方被動。為蘇聯專家進行設計而收集原始資料的工作也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不能按時交付齊備的資料，致使蘇聯專家的設計進度受到影響。如1951年鞍鋼對收集原始資料工作沒有統一領導機構，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專責制的現象，結果使電氣、土建、水道、供熱、總平面圖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來，導致返工延誤。按中國重工業部統計，1953年以前，除由專家在華直接領導收集的項目外，所有各廠礦的資料大都延期交付，據初步計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資料約佔全部原始資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於中方提供的資料不準確造成設計失誤的事情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加強了對專家工作的管理和領導。1953年6月8日，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庫茲涅佐夫和軍事總顧問柯托夫、政府代總顧問布拉金時，接受了蘇方提出的今後統一由蘇聯大使館辦理各系統增聘、延聘、辭聘專家的手續的意見，並表示今後凡帶方針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門全面計劃性的工作問題都吸收首席顧問或專家組長參加黨委會議進行討論。6月13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等人提出：為統一管理蘇聯專家工作，並負責對蘇聯專家的聘請和分配，建議政務院下設以伍修權為組長的專家工作小組，以及專家工作辦公室和專家招待處，為專家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擬於月內召集一次聘有蘇聯專家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討論改進專家工作問題，並將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一個關於加強專家工作的決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加強發揮蘇聯專家作用的幾項規定》。

　

七、培養中國專家

從根本上解決缺乏科學技術人才問題的途徑當然是培養中國自己的專家，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這方面的困難也是非常突出的。本來舊中國的高等學校就不多，而在校學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對蘇聯大使所說：「這些大學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孩子；高校學生中不僅沒有工農子弟，甚至連富農的子弟都很少。」  然而，從中共黨員中培養科技人員則受制於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領導人員中(區委和區委以上)，將近50%的人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陸定一說，中共領導準備用2-3年時間在上述黨的幹部中掃除文盲，用5年時間在一般黨員中掃除文盲。顯然，對於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無法指望的。同時，直接從科研機構中選拔和培養人才也很困難。解放前夕中國的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少得可憐，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學院僅有13個研究所，科研人員207人，涉及的學科也只有物理、數學、生物、地質及人文科學。北平科學院下設9個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員42名。  因此，迅速培養出中國自己的專業技術人才，也需要得到蘇聯的幫助。

蘇聯幫助培養中國專家主要是通過接受中國留學生學習和技術幹部實習兩種途徑。1951年8月毛澤東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向斯大林要求，為了適應今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希望蘇聯為中國培養技術人才，並提出準備派遣375名學生和88名幹部赴蘇學習和實習。中蘇於1951年12月6日簽訂了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進行生產技術實踐的條件的協定，1952年9月1日簽訂了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的協定。在這兩個協定中蘇聯都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在蘇聯廠礦企業實習的中國技術幹部只需支付蘇聯專家和教師的講課費以及少量的實習費，其數額僅為實習指導者工資的10-20%。而對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大學生和研究生，除教科書費和公用事業費外，中國政府僅向蘇聯政府支付50%的助學金。

據中國有關檔案材料計算，1952年由中央和東北計委抽調在職幹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經濟部門所屬高等院校挑選學生287名，派往蘇聯留學。同年到蘇聯實習的技術幹部為中央9個部委174名，東北工業部所屬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準備送往蘇聯的留學生1100名，其中財經系統650名。在留學生派出計劃之外，中央財經委還擬選派500-600名實習生。另外，根據當年中國技術進口公司和蘇聯技術出口公司簽訂的相應合同，蘇聯以提供科學技術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國專家在蘇聯進行生產技術實習。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的專業主要集中在重工業和燃料工業系統，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實習生中佔64.4%，在1952年財經系統的留學生中佔58.6%。此外，在蘇聯科學院及其科學機關里學習的中國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八、協助編製經濟計劃

新中國的整個經濟建設方針是以建立蘇聯模式為目標的，其核心就是在經濟恢復的基礎上形成以國有經濟成份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便提出了為進行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做準備的設想。會議採納周恩來的提議，成立了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六人組成的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領導小組。到1952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和《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文件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鐵序已經安定，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已經鞏固，在長期戰爭中被破壞的經濟情況已經恢復。」報告提出了今後五年經濟建設的方針，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發展農業，加強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發展。五年建設的中心環節是重工業，特別是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製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製造、軍事工業、有色金屬、基礎化學工業，在不妨礙重工業發展的範圍內，按人力、物力的可能來發展其他的經濟部門。工業建設的速度每年可遞增20%。既要反對保守傾向，同時也要防止脫離實際的冒險傾向。首先在現有工業基礎上發展，並準備和開始在中國大後方建立新的工業基地。工業建設必須採取蘇聯先進的統一的技術標準，並依靠於蘇聯專家的指導和技術的援助。總之，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要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

第一次經濟計劃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尋求蘇聯的幫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親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訪問。8月23日和28日，周恩來分別將《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主要任務》、《中國國防軍五年建設計劃概要》等文件的俄譯本送交蘇聯政府代表團和斯大林。雙方約定，在蘇聯黨政領導人看完這些文件后，中國政府代表團將與斯大林本人進行會談。在9月3日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對中國的五年計劃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見：一、認為在計劃中規定工業發展的增長率為20%過高，應留有餘地。經周恩來解釋，以往三年的經驗證明中國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議將總增長率定為15%，而在年度計劃中定為20%。二、計劃中沒有列入軍事工業，並且對全部供貨問題缺少總體說明。經周恩來說明，斯大林接受了軍事工業投資佔全部工業投資12-13%的比例，中國可以按這個比例編製整個供貨申請單。三、計劃中沒有需要蘇聯援助項目的具體數據，而蘇聯方面研究這些計劃並給予答覆至少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最後，斯大林同意周恩來先行回國，由李富春留下商談具體計劃。

1952年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時，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薩布羅夫同劉少奇、李富春繼續討論一五計劃問題，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設性意見。薩布羅夫認為，把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的增長速度定為18%是難以實現的，建議改為11-12%。關於蘇聯提供工業設備的問題，薩布羅夫認為不宜要求過多，儘管蘇聯可以提供這些設備，但要考慮到技術更新很快，應留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新設備。關於派遣蘇聯專家的問題，薩布羅夫也提出蘇聯專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專家包辦。中國應多派留學生和技術工人到蘇聯來學習和實習，逐漸形成中國自己的技術隊伍。

經過對中方計劃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蘇聯組成以薩布羅夫為首的代表團與中方代表進行會談，分組研究中國的五年計劃方案，並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中國領導人很重視這些意見。2月14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復李富春電，認為蘇方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所提的各項意見都是很可貴而應該予以重視的。根據中國的客觀實際和蘇方的意見，五年計劃確應放在可靠的基礎上，減低工業生產總值每年遞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據來電所提原則與其進行各項磋商，進一步考慮和修改我們原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2月17日、23日，周恩來召集朱德、習仲勛、曾山、賈拓夫和有關各部部長、國家計委委員及各局局長開會，討論蘇聯國家計委對中國五年計劃方案所提的意見，一致認為蘇方的意見對中國制定五年計劃有很大的幫助。同意將五年計劃中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定為13.5-15%，年度計劃爭取為20%左右，以保證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隨後，周恩來複信通報了北京討論的情況。

1953年5月18日，周恩來和高崗收到庫茲涅佐夫大使送來的蘇聯國家計委關於中國一五計劃任務的正式意見書，並報告給毛澤東和各中央領導人。意見書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在肯定恢復時期中國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意見書認為，規定中國全部工業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0.4%，其中國營和公私合營工業為24%，都是過高的。工業發展速度提得過高會使物資和熟練幹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計劃的重要任務無法完成。蘇方建議自1953年至1957年工業總產量年增長速度由20.4%改為14-15%。意見書還提出，大工業的發展必須和能大量生產民用必需品的手工業的發展配合起來。中國擁有極豐富的勞動力和有經驗的手藝人，手工業的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因為應該把這一點估計在五年計劃之內。國家必須指導手工業的發展，供給其原料，實行手工業合作化，以保證其獲得必要的發展。五年計劃中還必須特別注意農業問題，五年計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應當是保證以糧食供應城市居民，以農業原料供應工業，尤其要注意擴大技術作物的生產，以適應日益發展的工業的需要。意見書接著指出，中方的草案沒有對國家財政和金融問題給以應有的說明，而要完成五年計劃的任務，尤其要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同時又要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須制定有關財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對培養為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所需幹部的計劃問題也沒有很好地給以說明。蘇聯經驗證明，國家工業化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大量培養熟練幹部，從勞動人民中培養知識分子。應當專門做出培養熟練工人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計劃。第二天，中共中央討論並通過了蘇方的意見書。20日中央向莫斯科迴文，並以電話將中央的意見通知李富春。 至此，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原則上確定下來。

在一五計劃的基礎上，中國開始了全面工業化建設。當然，還是離不開蘇聯的幫助。正像劉少奇在北京各界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三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的：「從今年起，我國已經進入大規模的計劃建設的時期。為了把我們國家的建設工作做好，我們必須努力向蘇聯學習，必須把虛心學習和運用蘇聯的先進經驗看作是推進我們國家建設工作的首要條件之一。」

　

對建國初期中蘇經濟關係狀況進行考察的結論如下：

一、中蘇已經結成政治和軍事同盟，因而在經濟上也需要密切雙邊關係，這一點對於中國尤其重要。因此，蘇聯的經濟援助是及時的，且為中國所必需。

二、新中國經濟十分落後，又處於戰爭環境中，因而其經濟建設和發展必須依靠蘇聯。而蘇聯的全面援助確實對於中國的經濟恢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願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締結了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因而在經濟利益方面頗有計較。所以，蘇聯的對華援助是有條件的和要求回報的。

四、儘管蘇聯政府在援華專家的條件方面毫不讓步，但蘇聯的經驗和技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保證，且蘇聯專家確實做到了盡職盡責，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員感動不已。

五、中國方面全無經濟建設的經驗，同時，在戰爭的條件下，蘇聯也沒有把經濟援華作為一項特別突出的任務，因而整個對華援助工作顯得缺乏計劃性，出現了不少矛盾和混亂現象。

總之，從1950年至1953年，中蘇不僅在軍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經濟領域也是協調和互助的。蘇聯對中國大規模的經濟援助，以及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構成了此期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至於對蘇聯援華政策的評估，應該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幫助了中國的經濟恢復，也遺留了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說斯大林的對華經濟政策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未免有些牽強，但此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確是有條件和有保留的。這就是赫魯曉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後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