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難題

中日關係的難題
[846]　(2006-12-13)

　2005年的四、五月間，中國各大城市相繼發生了群眾性自發的反日示威遊行。其間，除喊喊口號外，群情激昂的部分群眾還做出了些過激行為，譬如敲打過往的日本造汽車，或砸毀日本商社的牌子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是共和國成立以來實屬罕見的涉外事件。事情發生后，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特別在日本，各家媒體、電視台連篇累牘地報導，並別有用心地大肆渲染，反覆播放一些過激行為的畫面。一時間，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亞太地區的一些漢語媒體也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和評論。總的來說，對過激行為雖有微詞，不過，正面的，肯定的觀點仍然佔據主流媒體的主要版面。然而，社科院日研所個別專家、學者之前對日「新思維」和港澳台地區個別人士倡導的對日「第三路線」聲音雖然虛弱，和聲寥寥，卻也讓人感到它的存在。

　　就筆者記憶所及，自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大凡群眾性的示威遊行均在各級政府的示意之下，經過精心策劃，嚴密組織，統一口號內容，絕不可在遊行過程中出現任何過激的言論或出格的舉動的。而這次的舉事，恰恰暴露出它的自發性和缺乏嚴密的組織性。事情過去已經一年多了，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這次事件的起因和後果，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它的深層意義的。

　　話說日本政府近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批准日本右翼團體撰寫的篡改和歪曲二戰歷史的教科書，引起了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普遍不滿。而淺埋在中國各地的日軍二戰留下的大量各種化學毒氣彈，長期得不到處理。60多年過去了，傷害中國人民健康的事件時有發生。假如說，以上事件是歷史的，感情上的傷害，那麼，近年來日本產品頻頻出現質量問題，而在處理劣質產品的賠償問題上，日本廠家對歐美消費者和中國消費者採取了截然不同的雙重標準，對中國消費者的歧視態度，讓他們遭受到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損失和人格的污辱，這不啻是對中日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出於國內政治上的需要，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出爾反爾，先後利用在國際會議期間與中國領導人會面的機會，作出改弦更張的姿態。之後，卻繼續參拜靖國神社。這種肆意挑釁，妄圖製造事端的行徑，使埋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怒火燃燒的更為熾烈。年輕人更是怒火難耐，紛紛發送手機簡訊，多方聯絡。最後他們選擇了自己走到前台，上街遊行，向日本右翼勢力，向全世界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

　　筆者有幸親自目睹了北京部分群眾的反日示威遊行。其實，就規模和激烈程度來說，這次的遊行與幾年前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時的反美遊行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只是當時北約自知理虧，沒將中國人民的反美遊行多加渲染。而在日本，執政當局鼓動各類媒體，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大肆炒作，有意突出日本在國外被欺負的假象，無端製造悲情氣氛，這與台灣陳水扁的悲情戰術，還真有異曲同工之處。

　　自1985年「廣場協定」簽訂后，日元對歐美主要貨幣大幅升值，一夜之間，日本人財富倍增，致使日本社會普遍產生了一股驕傲、浮躁的情緒，各大財團競相收購歐美的大公司，他們口出狂言要在數年內收購整個美國。曾幾何時，曇花一現，這一形勢急轉直下，日本經濟迅速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即所謂的「失去的十年」。這時，日本社會又瀰漫著困惑和彷徨。而在同時期里，中國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經濟蓬勃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高，國際地位得到加強。一百多年來，日本人一向以征服者和宰割者的心態看待和對待中國，現在這種失落感讓他們無所適從。兩者相比，一個在上升，另一個在停滯甚至沉淪。他們既驚恐又慌張。日本社會的這種恐懼心態導致進入21世紀后，日本政府在對外關係上採取了莫名其妙的強硬政策。為此，他們毫無理智地挑釁滋事，突出與中俄韓的領土紛爭，製造所謂的東海油田事件，出現了這種只注重過程而不計後果的莽撞行為。總而言之，中日關係近年來的惡化過程，充分暴露出日本社會的普遍焦慮和不安的心態，因此，出現了政治人物只要表現出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就會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的荒誕怪異的不理智現象。

　　另一方面，日本狹窄的國土，頻繁的地震和海嘯，也歷史地造就了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因此，謀求長久安定的生存空間就一直是日本人民世代的夢想。為此，一旦他們感到自己足夠強大的時候，就會伺機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導致了日本人奇特的戰爭觀，即「戰爭就是戰爭」（War is war），沒有是非之分，沒有正義非正義之分。因此，「新思維」和「第三路線」的主張者們，在不了解日本社會和歷史人文背景下，從善良的願望出發，提出擱置歷史爭議或者模糊那段歷史向前看的似是而非的主張。它只能誤導一些善良的人們，對中國人民不利，對日本人民更不利。我們說，中日之間，和則兩利，對中國更有利；斗則兩害，對日本更有害。應該說，以目前情況來說，日本有求於中國多過中國有求於日本。

　　有人說，我們非常需要日本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事實是我們現在還在發愁如何更好地運用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呢。而這個數字每年還以兩位數在增長。至於日本的技術，行內人士應該都很清楚，我們從八十年代開始引進的國外先進技術基本上都是從西歐和北美獲得的，而在這方面，日本是發達國家中最保守的。日本政府在技術管理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成熟的技術要在日本應用十年以上，才可對外轉讓。以當前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來看，這有實際意義嗎？再說，日本的管理經驗，說穿了，他們的基本理念與我們計劃經濟時的職業終身制非常相似。經歷過「失去的十年」后，日本正在大量引進歐美的管理理念，由於現在還是在磨合期，才會出現文章開頭提到的產品質量問題。

　　縱觀日本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他們向來崇拜和尊重強者，蔑視弱者。東京大轟炸，兩顆原子彈爆炸，日本傷亡慘重，並最終導致顏面盡失的無條件投降。可是日本人並不仇恨美國人，甚至把國家的命運交給了美國，俯首帖耳地甘當美國的順民國。反觀中國，我們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14年蹂躪，儘管我們放棄了天文數字的戰爭賠償，以德報怨，什麼時候日本真正的感謝過我們，用什麼行動報答過我們。相反，他們不但不真誠的道歉，徹底悔過，反而尋釁滋事。我們只有經濟發展了，國家強大了，人民富足了，別人才不會輕視我們的能力和意志，東亞才有持久的和平和穩定。記得在「東京大審判」的影片里，美國法官在聽完東條英機的自辯后，厲聲詰問道：「In your statement, do you think, your initiating the war is morally and legally acceptable, and you will go right back and start more wars?」, 東條英機的回答是「哈依」（是）。為此，中國法官梅汝奧在苦口婆心地勸說10個國家的法官時說：「If you will not impose severe punishment on the Japanese criminals, who would guarantee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will not start new wars again?』』.

　　我們很清楚，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錯過了讓日本人民象德國人民那樣，對發動戰爭的根源和引起戰爭的土壤進行徹底的清算和反省。「樹欲靜而風不止」，退讓或示弱絕對不是解決中日關係的好辦法，就象9.18放棄東北 與「何梅協定」放棄華北五省沒能阻止日本後來發動的全面對華戰爭一樣，相反，在某種程度上，它還加速了那場戰爭的進程。我們越強大，中日之間的問題就越少，中美關係越和諧，日本就越害怕。

　　眼下，我們看不到日本有徹底改變對華政策的跡象，只要他們不對侵華戰爭做徹底的反省，他們的對華政策均是出於眼前權宜性的考慮，即，做做表面功夫，經常用村山富市的講話來敷衍，搪塞。那麼，我們對於日本的「歷史問題」也就是他們自己主動交到我們手上的這條辮子，為什麼不時時用來敲打敲打他們呢？這在國際上，我們是佔盡了理的。

　　如果僅僅為了維持雙邊的正常關係而暫時淡化歷史糾紛，是無法達致中日關係的長期穩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治，經濟，軍事上的飛速發展定將逼迫日本做出歷史性的抉擇。屆時，他們就不得不順應歷史潮流，徹底改變一百多年來的對華藐視和鄙視政策。可以肯定，這個時間不會等的太久。

我們越強大，中日之間的問題就越少，中美關係越和諧，日本就越害怕。

我們越強大中日之間的問題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