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我們能借鑒人家什麼？

央視一部系列電視片《大國崛起》，在國內外引起不小的影響和評論，從影片的中心思想來看，好象是在分析近現代各西方列強崛起過程中的的各類因素，給人第一印象就是中國人也快要大國崛起了。但看過影片的人都會有一種觀感，就是影片對西方列強的分析有其深刻的地方，也有客觀的述說，給人感覺是中國需要借鑒它們的崛起經驗，但其內容的實質是旁敲側擊的，只從科學技術、經濟增長、社會人文等方面不斷剖習，卻繞開了西方列強在大國崛起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政治體制，這一仍然是中國社會的敏感話題。

無疑，中國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使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就是對韁硬的體制和思維模式作出了跳躍式的改變，使中國從計劃經濟的模式基本上進入了在政府引導下，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在政府的推動下，使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初步的活力，也促使中國經濟在低水平的基礎上出現了飛速發展，也成了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枝獨秀，中國模式，甚至也成為了一種經濟發展的別國借鑒。

中國在崛起，毋庸置疑，但中國的崛起是在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國家發生，不論專家稱什麼中國已經進入「盛世」也好，中國的人均國民產值和國民所得仍然顯示中國還處於貧窮國家之列，中國離真正的大國崛起還有相當的距離，過去二十八年的體制改革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同時，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破壞環境，比如貧富懸殊，比如行業壟斷，很多很多問題，歸結到一點，如何深化改革，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同時，找到解決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借鑒，確實是中國當前應當面對的關鍵問題。而央視的《大國崛起》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共鳴，有其深刻的內涵，中國人到底需要借鑒別人什麼？大家都在思考。

十九世紀末，當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后，古老的泱泱大國開始感覺到了一種深深的危機，同一時代的日本也感到了同樣的危機，緣何日本的明治維新能夠成功，而中國的變法維新卻帶來了人頭落地，巨大的差異，不應該只是歷史，而是中國人需要從深處反思的問題；中國人最缺少的不是資源，也不是人才，而是創新，這裡我說的意思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更重要的是體制創新，是思維創新，是開放的思維方式。我們能不能從理性的角度來理解西方列強的崛起，來作為中國崛起的借鑒，這才是最關鍵的東西。不然不顧左右而言它，給人一種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覺。

日本為什麼能在二戰後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巨人，德國為什麼能在二戰後成長為世界第三經濟強國，也不是僅僅從冷戰格局的客觀角度來解釋，而要從其開放的思維開放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來研究，中國並不缺少崛起的基礎和人才，49年建國后最初幾年，中國也是充滿了活力，同樣也出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無非是在體制上出現了新的思維，但為什麼又會在五十年代末直到79年三中全會前，會發生如此多的動蕩，會讓中國失去了發展的最黃金時間，真的值得中國人來思考，六十年代前，韓國人窮得連汽車鑰匙鏈子都不能生產，同樣是在集權統治下，卻能在七十年代開始，在國家主導下，使韓國工業飛速發展，並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工業體系，同時使國民收入及城市化水平發生了質的飛躍，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

《大國崛起》無疑是希望借鑒西方列強的發展經驗，為中國當前發展過程出現的眾多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但我們不能忽視西方國家崛起的人文理性和體制活力，應該說中國人的思維並不落後，從建立亞洲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到如今的開發開放，中國人是具有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的，但問題是中國的發展之路充滿了艱辛，要從體制上找原因。

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關鍵是找到影響崛起的實質障礙，就是我們要借鑒人家什麼東西，然後我們要如何創新，尤其是如何在體制上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