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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隨筆]帝國如風--元朝的另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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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7:5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帝國如風--元朝的另類歷史

作 者: 梅毅

往事如風。赫赫元帝國,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曇花,更不是遺憾。那地跨三大洲的龐然巨物,雖然短暫,卻極其輝煌,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內範圍內,大元帝國百年間曾經發生那樣多的故事,有過那樣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元帝國瘋狂的對外擴張、宮廷內部的權力爭鬥、北方漢人在夾縫中的艱難生存、文壇藝苑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與不朽創作……如果暫時「忘卻」蒙元東征西殺的殘酷性、破壞力,那個時代所迸發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創造力、擴張力、競爭力、進取力,依然值得後人悠然神往。

目錄:
序 壯麗的廢墟——回望元朝
南朝千古傷心事 每思豪傑淚滿襟——南宋的天文祥們
臨安城上豎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苦戰揚州的英雄——李庭芝
江西的游擊苦戰——文天祥的最後努力
靖江的誓死抵抗——馬墍與婁鈐轄
重慶的五路被圍——張珏(釣魚城)
悲壯的崖山之役——陸秀夫與張世傑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後歲月
泥足的巨人——忽必烈的「政治遺產」
經濟危機下的煌煌帝國——斂財三賊臣:阿合巴、盧世榮、桑哥
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馬
肆無忌憚的短命鬼——盧世榮
自樹「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從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擊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沸濫施
虛幻的「大一統」——忽必烈死亡時的政治現實
TO BE OR NOT TO BE——蒙元帝國漢族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
從天堂到地獄的經幻滅——元代的民族界限與知識分子境遇
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謝枋得
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趙孟頭
歧路茫茫空望眼,興亡滾滾入愁腸——汪元量
舉世無人識,終年獨自行——鄭思肖
百鍊難柔鐵石腸——甘為鷹犬的蒙元初期漢人:張弘范、史天澤、郝經
死而後已的滅宋鷹犬——張弘范
急流勇退的「郭子儀」——史天澤
被遺忘的「蘇武」——郝經
掙開人性的枷鎖——《竇娥冤》的背後
文學史上的「孫志剛」——關漢卿
不朽的名劇——《竇娥冤》
「八百媳婦」的密林——元成宗「守成」時代的蹉跌
……
兄終弟及 後患無極——元武宗與元仁宗兄弟
如生夏花:漢化帝王的悲劇——「南坡之變」前後事
帝位至尊 手足相殘——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禮社」
綠睛「色目」亦能詩——貫雲石、薩者剌、馬祖常、迺賢
「二把手」的下場——權臣燕帖木兒、伯顏、脫脫、哈麻生前身後事
莫道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斑——殺身殉國的元末士人
歌盡桃花扇底滅——元朝的覆滅
黃泉無精舍 今夜宿誰家——元帝國最後的詩人們
跋:思考的病痛
附錄:蒙古歷史大事年表
元朝世系表
蒙元時期中外交通圖
元時期全圖(一)(二)

編輯推薦:

對於唐、宋、明、清各朝的歷史,我們並不陌生;但是,對於元朝,我們知道多少呢?紛繁雜亂的線索,佶屈聱牙的文字,記不住的人名,加上翻譯的混亂,讀來真是一頭霧水,給了解元史設置了重要的障礙。幸虧有梅毅這個歷史的守望者,他在眾多資料中耙梳整理,鉤沉往事,復原歷史,寫出了一部脈絡清析、生動有趣的元朝史,為當前的歷史閱讀填補了一項空白。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從前讀《詩經》,總覺是古人小資情調――什麼我走的時候滿目春色,卻離愁別緒;今兒我回來,連雨雪都歡快飛舞。至今思之,覺得古人還是高,寥寥十六個字,夠我們現在人寫一千六百字才能表達出來。
  天涯一直是海納百川的氣勢,有容乃大,才達成今天這樣的繁榮。然而,垢污之徒,有時候往往能鑽空。處心積慮、絞盡腦汁為賣書首先在天涯安裝的點擊率造假軟體,在天涯大社區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差點毀掉煮酒這個欄目。
  往事已去哪堪說。我本來不想再提舊事,但總會讓等著我說些什麼的人覺得矯情,我就在此嘮叨幾句,對事不對人,憶舊瞻新。
  幾個月前暫別煮酒時,沒覺得怎麼樣。當然,時間確實多了不少。我不僅元史寫畢,現在明史都寫到魏忠賢的「下半身」。從前網上罵戰痛快,其實真是浪費時間。
  慢慢靜下心來,想天涯煮酒這幾年對自己的幫助和提高,確實讓人百感交集。多情卻總似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我想,這種感覺,青藤和江上、琉璃、招福、蕭讓、約克比我更深有體會。我僅僅是網上發貼而已,版主們可是天天辛苦傾注心血來經營這個欄目。所以,在此,我也要向青藤表示我的敬意和歉意。從前書話有個下作ID主動找茬罵戰,我好剛使氣,與之對罵,青藤封我好幾天,當時我非常不忿,在一個帖子前大肆「抨擊」他,至今思之,極其不應該。這也表明,所謂的 「前版主和大王幫」,完全是子虛烏有。可幸的是,得罪君子易解,得罪小人難消。
  江上葦和我都在深圳,到現在從來沒有見過面(說謊「死全家」)。我們兩個人唯一要見面的時候,是五月份哥痕和我剛剛揭露事件時,廣州那個哥們一天十數條信息,一口一個喊我「哥」,掏心窩子表示他的「不容易」。我的心都要碎了,呵呵,真的,當時我們真傻,竟然覺得自己太對不起人家,覺得自己不應該拆穿人家的辛苦戲法。江上葦也是如此,告訴我對方要從廣州來與我們相見,我們急扯白咧地準備,很渴望很急切等待這位哥們,我們兩人準備一起請他吃頓飯道道歉。這,是我們兩個唯一要見面的時候(不是為了串通,而是為了接待陰我們的人)。我同時還在煮酒公開表示歉意。而後,國觀那位大拿哥們出來,煮酒風向大變。造假哥們馬甲成群,一時間我的信息裡面頓時塞滿了要殺全家的威脅和恐嚇以及最難聽的侮辱辭彙。我在天津雜八地地界混了多年,對這些倒不在意,最驚駭的是那位哥們的處心積慮的大陰和臉面變化速度的飛快。日後在屏幕上看到哥們含淚控訴天涯的表演,我自己從前號稱「閱人如閱河」,見此也慚愧至極:見過陰的,沒有見過這麼陰的!
  說句實話,在五月點擊率造假事件開始前,煮酒一直是個陽春白雪的欄目,大家有掐架,都是正常的掐架。即使互相欣賞,也都是網上點頭之交。我發表了那麼多帖子,其實沒有多少鐵杆粉絲,最多是一個湖南的哥們「路的盡頭在別處」把我帖子弄出電子書,我最多也就是網上聯繫幾次表示感謝而已。有人罵我摘我過錯,我自己不會淹帖不會刷貼,更不會有粉絲殺父奸母一樣竄上幫我打抱不平。這,是非常正常的。網上,雖然有戾氣的宣洩,但絕對不會有什麼人為了看貼要殺網友全家或者24小時趴在這裡蹲點。
  一切都是錢害的!說實話,我對書商炒作一點不反感。書商弄本書不容易,也賺不了太多錢。但對於把書商誘繞進來進而傷害煮酒又自稱冤枉的角色,我真的深惡痛絕。人算不如天算,哥們為出書攪毀一個論壇,發動了一切可發動的關係,最終掙了一頓大茶飯錢,一輩子背一個弄虛作假的名聲。值得嗎,我認為不值。平生未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機關算盡,徒留笑名。做人,還是實在些好。吃虧是福,吉人天相。
  經過此次事件,唯一對我、幾個版主以及對煮酒老客們傷害的,是多疑和忽然而發的對人的不信任。比如,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我的163郵箱多了不少「熱心」的讀者,連連問我我幹什麼,在哪裡,甚至有莫名其妙的「書商」找我寫書(幸虧我不需要書商),我這人從前不防人,後知後覺那種,最後才知道所有這些都是別人安排伺察我行蹤的。我靠,至於嘛!大家沒有深仇大恨,我當時打假也是義憤所激。幾個哥們為了賣幾個銀子,煞費苦心如此安排,太辛苦,投入太大。何必,何必。老客們可能也會有感覺,有化裝女ID套瓷的,有熱心表示要交結的,林林總總,反正就是要知道你是誰,好讓你閉嘴。天啊,多費苦心啊。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們不是把臉伸過去讓人打的基督徒,但是我們是孔聖門徒,我們希望壞人能自慚其愧。可惜,其實,「壞人」之所以壞出我們想象力,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常人所有的正常的道德感。於這些人而言,一切都是目的,人生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就是出名,就是擺脫貧困的過去,無論誰在前面擋道,都要把他幹掉而後快。這,讓人不寒而慄。
  最後,對約克我表示一下我誠摯的敬意!這個天涯最有名的好好先生,這麼一個溫和厚道的好人,這麼一個沒有任何城府沒有任何心機的任勞任怨的哥們,幾個月來苦苦支撐,靜承無數髒水的潑污,面對無數威脅,真是太難為他了。也希望他能一直保持這種心態,笑看風雲起,默對小人譏。這點,我要向他學習。灌夫罵座,是我本色,以後應該克制。
  我真心希望,煮酒能越來越好,讓我們共同維護我們的這塊靜地,保持平常心,把錢的慾念克制一下(雖然「暢銷書」的成功讓好多人心動,但是凡事只能「成功」一次且代價巨大),耐心地細緻地回望我們民族的偉大歷史。

[ 本帖最後由 一個中國人 於 2006-12-1 09:17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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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7:52 | 顯示全部樓層

壯麗的廢墟 ——回望元朝

壯麗的廢墟 ——回望元朝
  當我們言及元朝,總是在眼前閃現出這樣一個想頭:那是個野蠻的、英雄的、摧毀的時代。其實,我們對元朝的這種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種誤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過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過洶湧,致使我們後人(包括東西方的許多學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擴張史看成了元帝國的全部精華所在。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所有關於元朝的歷史作品中,無論是教授學者的「正史「,還是影視編劇、半吊子歷史學家的「戲說」,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繪成吉思汗到忽必烈這一段時間的蒙元征服史。所有的職業和「業餘」作者們如此不吝惜筆墨肆意描畫征服者的歷史,確實因為那些血與火的壯麗戲幕吸引住他們大多數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們中國學者有些人也被西方學者牽著鼻子走,認定元朝是一個「更大的世界性帝國」的附屬部分。這種觀點,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元史,並非是蒙古史。元史,主體其實應該是從忽必烈開始到妥歡貼睦爾為結束的本土中國史。憶往昔,蒙古帝國的觸角伸得太遼闊太遼闊,以至於後人總是樂於眺望本土以外幾大汗國的金碧輝煌,並津津樂道那些奇異的異域故事。
  元朝在中國,時間段大致有以下三種演算法:如果從蒙古滅金統一北中國的1231年算起,那麼到元順帝惶惶然逃出大都為止的1368年,總共有134年歷史;如果依據忽必烈在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標誌著元朝的開始,那麼就有97年;如果從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軍攻佔臨安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則只有92年的歷史。無論怎樣計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國」這樣的時期是一個世紀的時間。一個世紀,幾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它確實不長。這百年滄桑,它對中國歷史的日後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個朝代所不能比擬的!
  元朝版圖之廣大,他們自己說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從明朝人的感嘆中得到證明:「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昭,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成宗時代,當漠北諸王承認他為天下共主之時,元朝的理論疆域,包括中國、伊利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以及高麗、東南亞、海外諸島,等等。如此,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幟迎風獵獵飄揚,真正是「輿圖之廣,歷古所無」。中原大地、江南水鄉、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羅斯、欽察草原、乃至兩河流域,大元的驛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沒有阻障地撒歡馳聘。
  中國歷史,正是憑藉元朝這個偉大的必不可缺的輝煌過度時代,我們的版圖才能禁受後世不肖的繼承者們一次又一次「揮霍」。大元的融爐,把一個又一個曾經野蠻的民族,包括吐谷渾、党項、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數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統統融化掉,昔日顯赫一時的民族皆成為了今天的「漢族」,雖然這並非出於統治者的初衷,但卻極大促進了日後主體民族國家超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至於後世成為中華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賜」。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強吸附力,西藏高原、雲南高原、蒙古高原,鑄就了中國版圖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護牆。
  如果暫時「忘卻」蒙元東征西殺的殘酷性、破壞力,那個時代所送發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創造力、擴張力、競爭力、進取力,確實太值得後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壓迫這一致命的癥結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元帝國的結局一定是個巨大的歷史廢墟。蒙古統治者沒有抓住「漢化」的歷史機遇,他們太多的精力,都浪費在消受和享樂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雖然非常遼闊,卻沒有給「黃金家族」賦予優秀而又遼闊的政治視野的基因。不可否認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晚期帶來的血與火,從某種意義上也滌盪了漢民族的頹靡苟全與委曲求全。殘酷有時促人警省,殺戮有時會讓復仇的雄心蘇醒。相比滿清,蒙古統治者人群本質上仍存有草原藍天下那種質樸的野蠻和不加掩飾的爽朗,他們來得急,去得快,輸得起,放得下。所以,在歷史的從林中,驕傲的蒙古雄獅是那樣陽剛,白山黑水中大辮子的群狼陰柔卻更具破壞力。
  有一種悲愴值得人們原諒: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轟然達至巔峰之後,無論前瞻還是後顧,都將是往下而行。時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劍仍舊那樣鋒利無比,只不過它們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送進歷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幟從大都消失之後,幾百年過去,出於政治原因,出於民族偏見,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對於元朝,除過激的、以偏概全的「謳歌」以外,無外乎就是更加矯枉過正地把它「一團漆黑」化。其實,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郭守敬的《授時歷》,能夠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總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種種新科技,同時,為了測算準確,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極北南海廣闊地域間設置了27個天文觀測站,無論是儀器還是計演算法,都領先世界幾百年;數字家李治提出「天元術」(立方程),朱世傑提出「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繪成《輿地圖》,汪大淵有地理學專著《島夷志略》;軍事方面「成果」累累,積火藥與彈道技術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銃」定型於這個時期;農業科技相對得到發展,王楨的《農書》可謂是當時集大成者;棉紡技術得到普及,「黃道婆」就是那個時代這一行業鼎盛的「代名詞」;交通系統尤為發達和先進,「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運河開鑿、航海技術、製鹽業、兵器業空前發展…….可以想見,雖然號稱「停滯」,但時代,一直在進步著。
  文學藝術領域內,中國戲劇無論是創作質量還是思想內容,在元朝都臻至巔峰狀態。而且,《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偉大的作品均創作於元末。底層人民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火山爆發一樣湧現在這個正統文化倍受摧殘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長「的詩歌形式,百年之間,也出現了四千多個詩人,存詩十三萬首有多。唐代至今的詩作有四十八萬首,詩人2200家。宋朝有詩二十七萬首,詩人9000多位。但是,唐宋均有300年左右的歷史,相較之下,元詩從質到量絲毫不見遜色,況且它還有與漢賦、唐詩、宋詞比肩的「元曲」峙立於歷史長河間。特別是薩都剌、貫雲石、於闕、迺賢這樣的「色目」詩人,風格奇特,卓而不群,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讓人刮目相看的「異類」。
  十三世紀,蒙古的鐵蹄聲中,整個世界都在顫抖,西方人更是惡毒地詛咒這股強大的熔岩流為 「黃禍」。其實,從長遠的歷史來看,蒙古西征最有利於後來西歐諸國的崛起,因為正是蒙古人給予了當時的穆斯林世界以沉重打擊,並讓東羅馬帝國籍此苟延殘喘了兩百多年。特別是他們在今天俄羅斯地區的統治所造的「後遺症」,更間接地幫了西歐國家率先進步的「大忙」。相較而言,北中國在蒙古崛起時受創最深,南中國由於忽必烈時代漢人儒士的勸告,受摧毀的程度和被屠殺的人都相對減低。許多學者疑惑不解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樣發達,為何都相繼之於野蠻、落後的女真和蒙古?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漢文明,從政治學意義上觀察,它是一種衰敗的文明。原始蠻族沒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負擔,他們會不顧一切地為了搶劫和破壞向這種「先進」而又衰弱的文明發動進攻。由於「先進」文明的統治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複雜性和聯動性,其力量反而四趨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終成為「拖累」。而曠日持久的備戰和戰爭使「文明」的成本呈幾何級數放大,社會負擔越來越沉重,最終被簡單而又野蠻的力量消滅掉。可以想見,蒙古人乍起之時,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樣,他們盡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氣力和智力。所以,他們把每次進攻都當作是邁向萬丈深淵前的一博。面對這樣的進攻者,又有哪個瞻前顧後、思慮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擋呢?
  元朝的統治,是「戒備主義」和「實用主義」相結合的一種高難度藝術。但是,漢文明的 「高級」,最終讓蒙古上層貴族因為「技術」方面的無法企及和借鑒產生了「厭惡」,最終,這種「厭惡」又蛻化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裡的「仇視」。他們既不能改造這種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這種文明。阿諾德•湯固比說過:「境外蠻族的全部文化產品都有心靈分裂的創傷。」這種「創傷」,在漢文明這樣一個高級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統治者既無力使本民族產生更成熟的「集體主義」意識,又沒有發展出更積極的「個人主義」精神。渾渾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選擇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棄。所以,元朝作為一個由多種因素粘而成的碩大無邊的「統一體」,才會形成剎那間轟然迸裂的局面。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觀察,對於北方大草原呼嘯而來的蠻族來講,經濟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於其次,而一種內斂的、高級的文化最難得以吸收。文化的解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其實是元帝國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當然,憑心而論,這個巨人倒下的另外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就是它所處時代的「運氣」太背——十四世紀前五十年,天災不斷,水旱蝗災無年不興,元順帝時代更是河患濤濤,繼之引發飢荒、瘟疫、死亡,而後當然是無休無止的暴亂。耐人尋味的是,氣候的周期性影響,對中國歷史曾經造成過數次劇變:四世紀的西晉、十二世紀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紀的明朝,都曾經經歷了氣候地理學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這幾個王朝,在滅亡的時候其內部遠遠沒有達致它們必然滅亡的衰落狀態。草原的沙漠化、乾旱化和各種天災把這些騎馬的蠻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搶掠忽然變成了征服。無知、蠻力加上運氣,馬上民族會以連他們自己也驚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寶座上。這一次,卻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們勢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潰逃的過程中,經歷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後,草原祖先們的記憶積澱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這些馬背民族的頭腦中。寬廣的大漠和天邊的草原喚醒了他們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進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遊逛中使草原民族能變得更加警省和團結。所以,不幸中的萬幸,這個民族未在改朝換代中滅絕,他們以退為進,走回「長生天」的保護圈,耐心等待著下一個輪迴。
  往事如風。赫赫元帝國,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曇花,更不是遺憾。可嘆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們總是聯想那地跨三大洲的龐然巨物,追思它短暫、輝煌而又近乎「理論性」版圖的驕傲,卻忽略了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範圍內本土中國的帝國區域內百年間曾經發生過那樣多的故事,有過那樣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熱帶叢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對帝國政治影響之深達致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個美女的 「主人」阿合馬斂財招恨最終屍體喂狗;趙孟頫與謝枋得這兩個宋朝遺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選擇;甘充蒙古鷹犬的中國北方漢人在夾縫中艱難生存的隱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間榮光與「八百媳婦」叢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間北族模式的帝位傳授弊病留遺後世;「南坡之變」中元英宗這一年青帝王漢化改革未成而造成身死臣亡的悲劇;色目詩人薩都剌的「時代詩史」所展現的嶄新詩風和震撼;權臣燕貼木兒、伯顏、脫脫、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後的凄涼寂寞;元順帝對「大喜樂」房中術的迷狂和高麗母子對帝位的覬覦;元朝北方軍閥們在關內只爭「閑氣」而你死我活的無意義內耗;輝煌大都城在明軍潮水攻勢下無可奈何的崩潰;以及,新舊帝國破壞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學史上失蹤的詩人背影……
  驚回首,環宇罡風一百年。元帝國雖然變成了巨大的廢墟,但後來者能夠更容易地在硝煙散後繼承巨大的版圖、遼闊的疆域、多變的統治術等等珍貴的政治遺產。在那個看似野蠻的時代里,火藥、印刷術、造紙術,指南針還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擴散開去。
  在人們對龐然帝國轟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結舌之際,東西方文明和歷史的新時代,已經悄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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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朝千古傷心事 每思豪傑淚滿襟 --南宋的文天祥們

  2006年5月1日,我駕車從深圳到江西。主要目的地,是南宋大英雄文天祥的家鄉富田。
  去富田前,我先去了位於吉安縣城邊上的文天祥紀念館。紀念館規模不大,非常殘舊。正庭之中,有一座文天祥的高大塑像,近前撫摩,似乎不是漢白玉材料,而是一種近乎化學噴塑的東西製作而成。細看台座,還是台灣的吉安同鄉會捐資興建。不過,這座塑像很大氣,把宋朝美男子大丈夫文天祥的精神狀態能展現盡致。可惜的是,偉大民族英雄的紀念館門庭冷落,只有大概五六個人參觀。其中,還有兩個遠道而來的韓國人。至於國人,大多翻蹄亮掌擠到各地的旅遊景點加入人肉盛宴,沒有什麼人想來拜祭這位民族大英雄。
   距離吉安市57公里的富田村,有埋葬文天祥屍骨的墓地。非常慶幸的是,有一條鄉村水泥公路,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盡頭。由於路上一直下大雨,我本來想開到墓地所在的村子再買酒弔祭文天祥。不料,進入村子,問一個婦人農戶,對方說這個只有幾戶人家的村子沒有小賣部。我說要拜文天祥,問是否有酒賣我。這個農村婦女恍然,說你要拜神啊,就送給我一瓶她家自製的米酒。拿著這瓶濁酒,滿懷一腔敬意,我祭奠了文天祥。
      文天祥的墓地非常乾淨、整潔,只是太岑寂了些。2006年的五一假日,估計我是全中國唯一一個弔祭文天祥墓地的人。我一向不信「怪力亂神」,奇怪的是,五一這天,我開車從井岡山出發,一路暴雨,可到了吉安的文天祥紀念館時,天氣忽然放晴,甚至出了太陽;再往文天祥墓地走,大概近兩個小時的路程,一直是大暴雨。甚至距離文天祥墓地兩公里的地方,還是暴雨如潑。當時,我心中暗暗祈禱,如果文丞相在天有靈,應該會保佑我拜祭時停雨。果然,行至墓地,天雖然陰的厲害,卻無點滴雨落。剛剛拜祭完畢,開車走出兩公里,忽然又降暴雨。這種奇遇,讓我這個無神論者感慨萬千。
      「紅幟已歇歌聲消,環宇梵音飄九霄」。如今,各地動輒花數億、數十億的金錢修廟。企業、達人、老百姓皆捐款捐物給菩薩,大家都「高興」,安穩了,做功德了,天下太平了。仔細想想,真正的「功德」,正是文天祥這樣的人,是他,才保證了中國精神的不死,儒家的傳統價值觀不死,民族精神的不死。宋朝、明朝滅亡之際,以及抗日戰爭期間,之所以那麼多人慷慨赴義,那麼多人挺身殉難,絕對不是什麼菩薩保佑國家,而是人的精神,是不屈的凜然,是文天祥的英雄大義所感召。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像拜佛那樣開始拜文天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會真正到來。
     
  回想2006年1月28日,農曆乙酉年除夕。是夜,在最「物質」的中國南方城市深圳,我手持一卷宋詩品讀。信手亂翻,確實覺得不少宋詩書卷氣過於濃厚,多數作品用典繁複,詩意平凡。特別是南宋末朝的詩作,境界狹小,詩風浮弱,誠無大可觀之句。忽然,文天祥一首《除夜》赫然入目:
  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
  此詩作於元朝至元十八年,即公元1281年,是文天祥平生度過的最後一個除夕夜。這一首詩,詩句沖淡,平和,沒有「天地有正氣」的豪邁,沒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現出大英雄欲與家人共聚一堂歡飲屠蘇酒過元旦的願望,甚至字裡行間中透露出一絲寂寞、悲愴的情緒。恰恰是在丹心如鐵男兒這一柔情的剎那,反襯出勃勃鋼鐵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實性,這種因親情牽扯萌發的「脆弱」,更讓我們深刻體味了偉大的人性和錚錚男兒的不朽人格。於是,時隔725年,我,一個客居嶺南的天津士子,依舊在一個岑寂除夕夜晚,為這位江西籍的中華偉男子灑下數滴熱淚。
  《除夜》一詩,沒有雕琢之語,沒有瑣碎之句,更無高昂的口號式詠嘆,可是,我們仍舊感到心靈的一種強烈震撼,無論時光怎樣改變,無論民族構成如何增容擴大,無論道德是非觀念幾經嬗變,文天祥,作為我們民族精神的象徵,作為忠孝節義人格的偉大圖騰,萬年不朽,顛撲不滅,仍會在日後成為無數個世代激勵一輩又一輩人的道德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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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臨安城上豎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1276年,隨著元軍鐵蹄的步步逼近,宋廷方面,已經是驚懼至極,朝中亂成一鍋粥。當朝宰相陳宜中派陸秀夫去平江見伯顏,表示宋朝可以向元朝稱侄或稱侄孫,哪怕最後「奉表求封為小國」,只要元朝能止兵,一切都答應。
  伯顏仍不答應,非堅持要宋「稱臣」。陸秀夫歸臨安復命,謝太后泣言:「苟存社稷,稱臣也可以。」當時,謝太后等人還存幻想,以為對元朝奉表稱臣上尊號獻歲幣,還可以保存原有境土。
  入朝不久的文天祥很有遠慮,他深知元人無信,上疏請謝太后允許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臨安,吉王趙昰赴閩,信王趙昺赴廣。謝太后同意,進吉王為益王,判福州;信王為廣王,判泉州。以駙馬都尉楊鎮和二王兩個舅舅「提舉二王府事」。由此,兩個娃娃王爺,也即將開始了他們顛沛流離的生活。
  陳宜中見元人不允和議,計無所出,只得率群臣入宮見謝太后,請遷都避禍。謝太后開始不允,陳宜中等人「慟哭以請」,太后終於答應,回內宮立命宦者、宮人收拾行裝。
  結果,等到夜晚,卻不見陳宜中等人來接駕。謝太后大怒:「我本不想廷都,大臣數以為請。今我欲行,眾人又不至,是騙我這個老婦人嗎!」急怒之下,謝太后 「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其實,陳宜中本來是想轉天一早成行,情急蒼猝之下,忘了告知謝太后出發時間,使得太后因空等大發雷霆。
  元軍方面,在正月十八已經三路會師,紮營於臨安以北的阜亭山,真正是兵臨城下。文天祥、張世傑上疏請帝室入海避兵鋒,表示他們二人率守軍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經與謝太后商量,派人攜傳國璽出城交與伯顏,準備投降。至此,宋廷由議和,變成了議降。
  伯顏讓人譯讀宋朝降表,結果,他對以宋恭帝名義上呈的降表內容非常滿意:
  
  「宋國主(趙)顯謹百拜言:(顯)眇焉幼沖,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顯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柰天命有歸,顯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
  本來,身為首相的陳宜中應親自出城到元營議降。此人奸詐加膽小,竟然在定下投降「大計」后,置帝室及臨安於不顧,連夜逃走,跑到自己老家溫州清澳躲避。
  宋將張世傑見宋廷不戰而降,率所部離去,屯軍定海,以觀形勢。
  文天祥等人出城,在明因寺見伯顏。文丞相狀元出身,起初還想以口辯說服伯顏退軍,保全殘宋社稷:「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指元朝)將以本國為屬國呢,還是想毀我社稷宗廟呢?」
  伯顏:「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
  文天祥:「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再商議歲幣與犒師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此為上策;如果北朝想毀我宗廟,滅我國家,則淮、浙、閩、廣等地大多未下,成敗還不可知,如此,兵連禍結,勝負難料!」
  出乎伯顏意料,文天祥這個「亡國宰相」如此抗言直陳,讓人慍怒。於是,伯顏語氣強硬,以死相逼,威嚇文天祥。
  文天祥大怒曰:「我乃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之逼,又有何懼!」
  一句話,噎得伯顏辭屈。在座元朝諸將面面相顧,數人按劍而起,大有殺文天祥之意。
  伯顏見文天祥風儀俊爽 ,舉動不常,心知此人定是豪傑人士。他呵呵一笑,遣返其他宋使,獨留文天祥於元營。
  文天祥大怒,數次請歸,詰問伯顏:「我來此議兩國大事,為何扣留我?」伯顏笑稱:「請君勿怒。君為宋大臣,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話雖如此說,伯顏令元軍兩名大將率軍卒嚴加看守文天祥。
  臨安方面知事不妙,駙馬都尉楊鎮等人忙乘間奉益王、廣王兩個孩童出走婺州。伯顏聞訊,立刻派范文虎率軍追趕。
  公元1276年陰曆二月初五,宋恭帝率百官「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正式舉行了投降儀式。
  伯顏取南宋謝太後手詔,「諭天下州郡降附」。南宋的宮廷琴師汪元量為此有詩諷曰:「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請。」(《醉歌•之五》)
  而後,宋廷罷遣文天祥等部勤王兵,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此舉並非實際意義,只是表示宋廷告降官員品級之高),劉岊同簽樞密院事,與吳堅等人並充 「祈請使」,準備詣元大都告降。「(賈)餘慶凶狡殘忍,(劉)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自)謂使畢即歸,不以為意。」
  至此,伯顏引文天祥與即將前往大都告降的宋臣共座。文天祥悲憤至極,面斥賈餘慶等人賣國,並指責伯顏失信。陪坐的呂文煥充好人,從旁勸解。文天祥瞠目斥之:「汝呂氏家族世代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也罷,竟肯闔族為逆,豈不羞乎!」言畢,文天祥離席而去。慚怒之下,呂文煥與賈餘慶等人共勸伯顏拘押文天祥,把他押往大都拘禁。
  受降當日,元朝大軍皆屯於錢塘江沙岸上。臨安宋人皆希望時節潮至,可把元兵「一洗空之」。奇怪的是,本該生潮的錢塘江,竟然「潮三日不至」,真讓人懷疑是否天道冥冥,聽任宋朝亡國。
  伯顏遣人入臨安,盡收宋朝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宮廷禁物,催促全太后、宋恭帝、宗室高官以及「三學士諸生」皆北行大都「入覲」忽必烈(謝太后因病暫不行)。為此,汪元量有詩嘆曰:「謝了天恩出內門,駕前喝道上將軍。白旄黃鉞分行立,一點猩紅是幼君。」
  伯顏自入臨安,建大將旗鼓,「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勢。」可以說是志滿意盈。
  南宋大將李庭芝在揚州聞知宋帝、宗室被掠北去,涕泣誓師,率四萬人夜搗瓜洲,準備奪回被俘的少帝及全太后等人。元軍防備森然,不果。
  宋恭帝北遷大都后,被忽必烈封為「瀛國公」。1282年,他又被元人遷往上都(今內蒙正藍旗)。青年時代,為避免被害,趙顯自求為僧,往吐蕃習學佛法,終成一代高僧,修訂翻譯了《百法明門論》等不少佛經。至治三年,思宋亡國舊事,趙顯(時法名合尊)作詩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台下客,應是不歸來!」結果有人持詩上告,元廷認為趙顯其有復國招賢之意,下詔把他賜死,時年五十二。宋朝以文教而興,以文過於武而亡。可嘆的是,其末帝之死,也緣於一首詩,真讓人扼腕低回,思索久之。
  益王、廣王被轉移途中,剛剛投附元朝的原宋將范文虎(奸臣賈似道女婿)將兵追之甚急。楊鎮一時間奮不顧身,讓楊淑妃的哥哥楊亮節掩護二王及楊淑妃先逃,自己斷後,表示:「我將死於彼,以緩追兵」。途中諸人狼狽不堪,無馬無轎,皆徒步而逃。最危急時刻,二王等人躲于山中七日,斷水絕糧,幾乎饑渴而死。湊巧的是,宋朝統制張全與數十軍卒恰好往南逃,於是眾人匯合,一同逃奔溫州。不久,宋臣陸秀夫等人聞訊追至,並召陳宜中來見。
  於是,眾人推益王趙顯為天下兵馬都元師,「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張世傑在定海接報,率軍來赴。
  本來,元朝已經在實際上滅亡了南宋,元軍諸將皆不願再馳往南荒繼續戰鬥,元朝行省官員也大多想放棄肇慶、德慶、封州、梧州等地,認為那些地方地處僻遠,沒有太大軍事、政治價值。大漢奸史天澤的長子史格當時任廣西宣慰使,力排眾議,堅決不同意在兩廣一帶棄戌,並上疏忽必烈,為之分析天下形勢,認定窮寇必追。結果,元朝最終向當地增兵益戌,致使南宋最後一絲復國的希望很快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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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苦戰揚州的英雄――李庭芝

  文天祥被元軍押解大都途中,至鎮江,趁看守不備,又有手下俠客杜滸等人相助,文天祥連夜逃出,跑到真州(今江蘇儀征)。時為安撫使的苗再成聞訊心開城迎接,喜極而泣,表示說:「兩淮之兵足以興復國家,只因二帥關係不睦(二帥指李庭芝和夏貴,當時苗再成還不知夏貴已降元),如能合縱連橫,一心抗敵,取勝不難。」文天祥聞言也很興奮,問:「苗安撫您有何計策?」苗再成答:「當今之計,先約淮西兵直趨建康,元軍聞知必調集部隊阻擋。我趁此機會可指揮淮東諸將,以通州、壽州之兵攻襲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州兵攻瓜步,再以水軍直搗鎮江,同時舉兵,大張聲勢。如此,灣頭、揚子橋一帶,元兵留守不多,當地人又多盼我大軍返攻,肯定能一舉克之。然後,三面合攻瓜步,我本人指揮水軍自水上進逼,瓜步必能攻下。如取瓜步,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扼斷元軍歸路,定可擒其主帥,收復失地。」文天祥聞言,非常讚許,忙寫信給死守揚州的李庭芝,並派出信使四處約結未降的宋將。
  可惜的是,由於當時戰亂四起,信息不通,文天祥本人先前參加與元軍的「議和」,致使李庭芝對他本人存有極大的戒心和誤解。宋軍又有敗兵逃歸揚州,報告說元軍派投降后的一個丞相到真州說降。接到文天祥書信,李庭芝認定說降的「丞相」肯定是文天祥,並忖度文天祥是以計誘他出揚州,然後趁機讓元軍來攻。於是,李庭芝派人送密信,命令苗再成殺掉文天祥。
  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元人派來誘降的姦細,又不敢違背李庭芝的命令,就親自把文天祥騙至真州城外,示之以制置司「格殺勿論」的命令,讓文天祥自尋出路。回城后,苗再成不放心,怕文天祥真是元軍招降的姦細,派出兩路人試探文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兩路人佯裝出城降元的潰兵,向文天祥打招呼。文天祥不知是苗再成試探他的「計謀」,苦口婆心以忠義苦勸要外出「降元」的士兵為國盡忠,兩路士兵大受感動,不僅沒有殺文天祥,反而為他們一行人帶路直到揚州城下。
  四鼓時分,文天祥諸人抵至揚州城門,赫然見到四周貼了數張懸賞捉拿「文丞相」的告示,寫明了「死活皆賞」,「眾人相顧吐舌」,只得竄身向東,準備從海道逃走。途中,又遇絡繹不絕開拔的元兵,一行人慌忙躲入燒毀的牆壁中潛伏。藏了兩、三天,幾個人差點餓死,幸虧遇見幾個樵夫,乞得幾口乾糧得以倖免。逃至板橋,元軍忽至,一行人又竄入灌木叢中。元兵看得真切,往灌木叢中射了一陣亂箭,並活捉了杜滸等三、四個人。幸虧捉人的元兵是漢軍,得了杜滸等人的銀兩后就偷放了他們。幾個人回到原地,把餓得已經奄奄一息的文天祥用木棍製成的簡單擔架抬至高郵稽家莊。當地莊主是位義士,派人護送文天祥等人先至壽州,然後由通州入海,一行人終於得達溫州。  
對於此次嫌猜、歷險,文天祥有《出真州》詩十三首感懷,真實再現了當時的蒼惶和狼狽:
  
  出真州1
   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鑣壕上嘆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間無告人。
  
   出真州 2
   揚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怪道使君無見解,城門前日不應開。
  
   出真州 3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出真州 4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少兩淮緣。
  
   出真州 5
   一別迎鑾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旄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門淚雨流。
  
   出真州 6
   天地沉沉夜泝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間應無是,莫恐元戎逐客不。
  
   出真州 7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詘有天知。
  
   出真州 8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讎。記取小西門外事,年年上巳哭江頭。
  
   出真州 9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出真州10
   戎衣嘖嘖嘆忠臣,為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州城裡榜安民。
  
   出真州11
   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恐北軍來捉逃。
  
   出真州 12
   瓜洲相望隔山椒,煙樹光中揚子橋。夜靜銜枚莫輕語,草間惟恐有鴟鶚。
  
   出真州13
   真州送駿已回城,暗裡依隨馬垛行。一陣西州三十里,摘星樓下打初更。
  
  公元1276年夏六月,陳宜中、張世傑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為帝,改元景炎。進封皇弟趙昺為衛王。升福州為福安府。以陳宜中為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不久,文天祥趕至,詔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由於陳宜中主持「國事」,文天祥怕引起內部紛爭,對右丞相一職「固辭不拜」。小朝廷便授文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
  眾人出計獻策,下詔各地,以圖興復。恰於此時,留於江南的南宋故相留夢炎「響應」元朝招喚,自動出降,充當新朝鷹犬爪牙。
  揚州方面,李庭芝凜凜忠臣,一直浴血死守。
  李庭芝,本汴梁人,十二世同居一門,號「義門李氏」。北宋末期戰亂起,李氏家族遷至應山。金國被滅后,襄漢之地兵戈四起,李氏又徙隨州。宋將孟珙守江南時,李庭芝鄉試不中,棄文就武,謁見孟珙。由於李庭芝相貌魁偉,孟珙一見奇之,馬上提拔他充當軍中將校,才能盡顯。淳佑年間,李庭芝又考中進士,得功名后,復入孟珙府幕,成為高級參謀。孟珙去世前,上表朝廷薦賈似道代替自己的軍職,又向賈似道推薦李庭芝。由此,可見李庭芝與賈似道二人淵源不淺,但這種關係並不能以之來判別二人人品的忠奸。感恩孟珙知遇之恩,李庭芝棄官不作,扶孟珙靈柩歸葬,並為其守墓三年。賈似道掌國后,李庭芝得展大才,一直為南宋效力疆場。鄂州第一次解圍,當時的宋理宗親自下詔任李庭芝為兩淮制置使,開府揚州。後來,大草包范文虎一敗再敗,襄陽失陷,李庭芝曾一度被貶。由於元軍咄咄逼人勢迫,宋廷很快就重新啟用李庭芝,詔令其制置兩淮。
  為了專心守淮東,不存私心的李庭芝上書請夏貴分任淮西事務。德佑初,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宋軍守將逃的逃,降的降,李庭芝不為所動,多次斬殺元朝勸降的使人,固守揚州。
  元軍攻陷臨安后,命謝太后與宋恭帝相繼「下詔」,派人持至揚州城下喊話,讓李庭芝開城投降。李庭芝登城高呼:「我奉詔守城,從未聽說過有詔旨要臣子獻城投降的!」
  不久,宋恭帝等人北遷,謝太后又寫親筆詔書,表示:「先前詔諭愛卿向大元納款,日久未報,不知是否明悉吾意。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大元,愛卿固守揚州,不知是為誰守城?」李庭芝立於城頭,靜聽城下使者宣詔已畢,並不答應,下令城上守軍以勁弩向使者一行人發射,立斃一人,余皆慌忙退走。
  不久,他又派姜才出軍,想從元軍手中奪取少帝及全太后,不果,「復閉城守」。
  宋朝守將夏貴降元后,元軍統帥阿術玩心理戰,盡驅身著宋朝軍服的淮西降卒至揚州城下,「旌旗蔽野」。當時的場面既壯觀又令人氣憤,數萬宋軍降卒身著齊整的軍服,排列整齊,在揚州城下立定,一言不發望向揚州城頭。在他們身後,是一眼望不到邊際的元軍騎兵,皆手執利刃,虎視眈眈。
  見此情狀,李庭芝慘然一笑,對身邊幕僚說:「我只有一死報國!」
  阿術見揚州城上沒動靜,忙遣使者持忽必烈詔書招降。李庭芝命士兵開城門,迎入使者。然後,李庭芝命人把元軍使者押上城頭,當著數萬淮西降兵與元軍騎兵的面,一刀砍落使者的人頭扔下,並焚燒了招降的「詔書」。阿術無奈,只得暫揮兵回返。
  不久,見元軍勢盛,宋朝的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光祖等人,皆以糧盡為由向元軍投降。
  李庭芝在揚州城內括栗以充軍食。「栗盡,又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趜稗以給之。」膠著相持之間,食盡糧絕,宋軍將士中甚至有殺子充食者,「然猶力戰不屈」。
  元朝統帥阿術不僅從水路斷絕高郵方向的宋軍運糧船,又在陸路邀擊宋軍運糧兵卒,殺死宋軍數千,最終完全斷絕了揚州守軍的糧草供應。
  在此情況下,為了能使揚州降附,阿術又派人從大都的忽必烈處取得特赦詔書,「赦(李)庭芝焚詔、殺使之罪」,當然,元軍這次不敢再派人送入城中,只敢城下喊話,以箭射詔書於城上。李庭芝看也不看,命人立焚詔書於城上。
  聽聞趙昰即位消息,李庭芝響應勤王詔,留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州,他自己與大將姜才率七千兵座突圍奔泰州,想取道通州入海,南下福州。孰料,李庭芝剛剛率兵出城,朱煥就以揚州向元軍投降。阿術一面分派精兵入揚州,一面指揮勁騎追擊宋軍,沿路殺掉千餘人。李庭芝所將宋軍腹空體乏,好不容易進入壽州,被元軍團團包圍。
  阿術入揚州后,俘虜了李庭芝的妻兒,命人押至壽州城下,向城頭喊話招降。大將姜才因病重不能出戰,宋軍只得死守孤城。
  李庭芝本人對妻兒被俘並不理會,仍在城內指揮抵抗。結果,泰州裨將孫貴等四人知揚州不守,又見元軍四涌如潮,大懼之下,這幾個敗類開北門納元兵入城,向元軍投降。
  知事不濟,李庭芝情急之下衝出戶外,投入府院的蓮花池中自殺。水淺,李庭芝自殺未成,被元軍生擒。病重之中的大將姜才也被活捉,與李庭芝一起被押回揚州。
  阿術見二人,責斥二人堅守不降,姜才大罵道:「胡奴,不降者我也!」這句話說得不假,揚州被圍的最後關頭,李庭芝曾召姜才一人議事,大概是想商量以詐降之計突圍,姜才大呼:「相公不過忍片時之痛耳!」堅決不同意詐降,要光明磊落去赴死。
  李庭芝自有大帥風度,傲立一旁不言。阿術愛惜二人才勇,仍想勸降,姜才罵不絕口。最終,站在一旁的以揚州獻降的叛賊朱煥上前進言:「揚州自用兵以來,積屍遍野,皆李庭芝與姜才所為,不殺之何待!」
  於是,元軍命軍士押二人於揚州鬧市。李庭芝首先被斬首。臨刑,大英雄神色怡然。姜才被剮殺,仍舊罵不絕口。剮刑嚴酷,時間又長,其間,降元的老匹夫夏貴也來看熱鬧,姜才切齒嗔目,罵道:「見我如此,老賊你能不愧死!」 (夏貴這個老匹夫以淮西之地歸降元朝,時年已過八十。由於他降元,在《宋史》中無傳;他降元后,又無事迹,故《元史》中也無傳。夏貴此人,人品雖不好,但二十年間東奔西走,南來北往,終日與元軍角戰,攻略八方,戰阿術,敗董文炳,斗劉整,敵伯顏,南宋半壁河山之苟延,實有他一大份功勞。當然,比起呂文煥、范文虎、劉整等人,夏貴延至宋亡後方降,似乎有可取之處,但五十步何可笑百步!此人不能守義徇節,保全初志,致使數十年功業付之東流。夏貴苟活才兩、三年,即生病而死。時人譏諷他為臣不忠,作詩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另外一首詩更直白,指斥其在元人許其以淮西一道「養老」的利誘下而投降的醜惡:「節樓高聳與雲平,賣國誰能有此榮。一語淮西聞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賣國謀先定,何事勤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相比文天祥、李庭芝、李芾等忠烈宋臣,夏貴老將白忙了半世,最後關頭掉鏈子,確實讓人可發一嘆。)
  
  兩位英雄慷慨就義之時,揚州人民「聞者莫不泣下」。
  破揚州后,元兵集中兵力猛攻真州。眾寡如此懸殊,趁天降大霧,宋軍參謀趙孟錦率少數宋兵忽然擊襲元軍大營,趁亂殺死不少元兵。可嘆的是,大霧不久即散,元軍望見宋軍人少,立刻來了精神,組織反攻,趙孟錦登舟敗走之際失足墮水而死。元軍乘勢攻城。城破后,安撫使苗再成血戰,力竭而死。此後,通州、滁州、高郵軍等相繼降元,淮東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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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西的游擊苦戰 -- 文天祥的最後努力

文天祥到福州后,本來提出要回溫州組織舟師,由海道而進收復兩浙。陳宜中不同意,文天祥只得作罷。陳宜中的想法,是放棄溫州,把大本營全移至閩地,欲依靠張世傑收復兩浙以自洗其先前棄都亡命之罪。出於這種私心,他當然不想與自己平起平坐的文天祥立功。於是,陳宜中就把文天祥外派,讓他在南劍州(今福建南平)開府,招募士兵。
  在福州的短暫準備期間,九死一生的文天祥把先前所寫的詩歌編為一集,名《指南錄》,皆為向南奔君的紀實詩:「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詩文字字帶血,句句含悲,特別是文天祥所寫的《指南錄後序》,高度而形象地概括了他自德佑二年以來元軍兵臨城下至他最終逃往永嘉整個過程: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眾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並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
  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后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鈔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不久,文天祥轉戰至汀州(今福建長汀),派趙時賞率一部軍士去取寧都(今江西境內),派吳俊章取雩都(今江西於都),同時,在江西堅持抗元的劉洙等人聞文天祥開府,紛紛提兵來會。
  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集結部伍,自梅州出江西,吉州、贛州堅持抗元的宋軍皆來赴,合軍收復會昌縣。八月間,文天祥部下趙時賞等人分道攻取了吉、贛周圍的不少地區,把贛州包圍起來。聞聽文天祥在江西聲勢大震,衡山、撫州等地殘餘宋軍也紛紛加入進來,一時間士氣高昂。
  元廷聞報,非常緊張,忙在江西置行中書省,以塔出為右丞,敏珠爾丹(又譯「麥術丁」)為右丞,李恆為參知政事,下決心撲滅江西的反元宋軍。
  九月間,在元軍諸道四齣江西的同時,元將李恆自將一軍精騎,出奇不意地向身在興國的文天祥發起進攻。文天祥沒有料到李恆這麼快就殺到,猝不及防,慌忙應戰,首戰不利。
  聽說鄒沨部宋軍有數萬屯於永豐,文天祥攜敗兵向永豐方向敗退。結果,行至半路,正遇上被元軍殺得大敗而逃的鄒沨部隊,雙方相遇,慌不擇路,便又匯合一處,奪路接著跑。
  逃至方石嶺(今江西吉安東南),率少數兵士殿後的宋將鞏信與元兵短兵相接,殊死格鬥,相戰多時。元將李恆疑有伏兵,鳴金收兵。良久,見山後並無聲息,李恆才敢率元兵吶喊殺入。結果,見鞏信端坐一巨石之上,僅剩的十餘名殘兵立其左右,嗔目怒視元軍。李恆忙命放箭,箭雨密集,鞏信等人屹立不動,中箭如蝟,至死不仆。
  文天祥逃至空坑(仍在吉安境內),軍士多散,身邊只有杜滸,鄒沨等幾個人相隨。宋將趙時賞為使文天祥等人有時間逃走,他故意令人用肩輿把自己抬上,大搖大擺、不慌不忙地行走。元軍大隊士兵追至,持槍挺刀,喝向肩輿之上是何人,趙時賞朗聲答言:「我姓文」。元軍大喜,以為生擒了文丞相。忙令數百人看守,把趙時賞押至隆興。一路上,多有五花大綁的文天祥僚屬被押至肩輿前,元軍迫使趙時賞(以為他是文天祥)辯認,皆被趙時賞「不屑」斥喝: 「小小牙官,抓這種人做什麼!」由此,「得脫者甚眾」。即使如此,文天祥本人的妻兒皆被元軍抓住,被李恆送往大都。途中,文天祥二子皆不堪折磨,病死於道中。
  不久,得知被抓的「文天祥」乃趙時賞,李恆氣惱,立即斬殺。趙時賞乃宋朝宗室子弟,臨刑大笑,慷慨就義。
  文天祥逃脫后,輾轉至南嶺(今廣東紫金),重新集結隊伍。
  身在石岡州的小皇帝趙昰因奔波驚嚇,患病而死,時年十一。眾臣便擁衛王趙昺為帝,時年八歲。文天祥聞新主即位,上表自劾江西敗兵之罪,並請入朝覲見。恰值軍中發生瘟疫,文天祥身邊剛剛聚集的殘軍一下子病死不少,其老母與長子也相繼染病而亡,雪上加霜,亡國喪親,大英雄痛不可堪。
  公元1278 年(帝昺祥興元年)年底,文天祥屯軍於潮陽,鄒沨、劉子俊等人率眾相會。由於當地盜賊陳懿、劉興為害一方,形同割據,文天祥便先向這兩個巨盜發動進攻,殺掉了劉興,卻漏跑了另一個匪首陳懿。陳懿海盜出身,馬上投降了正率舟師由海路入潮州的元軍大將張弘范。熟門熟路,這個強盜頭子為元軍充當嚮導,在潮陽大舉登陸。眾寡不敵,文天祥敗走海豐。
  張弘范之弟張弘正率一部精騎,窮追不捨。逃至五坡嶺(今海豐以北),文天祥一行人正喘息想吃口飯,張弘正的元軍騎兵猝然殺到,宋軍來不及接戰,多數被殺,文天祥被生擒。情急之下,他忙掏出一直隨身攜帶的冰片自殺,由於存放日久,藥效喪失,文天祥自殺未成。宋將鄒沨剛烈,未待元兵近身,以佩刀自剄而死。
  宋將劉子俊在附近也被另一部元軍抓獲,他忙大叫,自稱是文天祥,冀以緩兵,想使文天祥有機會再逃走。結果,兩部元軍抓了兩個「文天祥」,「相遇於途,各爭真偽」,都堅稱自己是「文天祥」。元將喚至幾個宋軍俘虜,邊問邊殺,終於得知了他們要抓的真文天祥。然後,元軍在當地架起大鍋,烹殺劉子俊。烹刑殘酷,使人慢慢煎熬而死,劉子俊一直罵不絕口,至死不屈。
  文天祥被押送到潮陽,見張弘范。元兵叱之下拜,文天祥不屈。張弘范雖是元朝得力鷹犬,內心也敬佩這樣的錚錚男兒,嘆贊道:「真忠義人也!」命左右為文天祥釋縛,待以客禮。文天祥固求一死,張弘范不許。由於宋軍勢力還未盡滅,張弘范深知文天祥還 「有用」,命人把他拘於軍船之上,好吃好喝,嚴加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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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靖江的誓死抵抗――馬墍與婁鈐轄

  伯顏佔領臨安后,文天祥、張世傑等人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為帝。為了徹底根除南宋流亡政權,元廷一面下令諸將入閩追擊二王,一面派大將阿裏海涯領數萬元軍,大舉進攻廣西。
  靜江(今桂林)府守乃宋將馬墍,他總領屯戌諸軍,兼掌廣右經略司,一直堅持抗元。阿裏海涯初定湖南,就曾派人攜信勸降,被馬墍立即殺掉。臨安失陷,謝太後派僧人持手詔到靖江勸降,也被殺掉。勸降不成,阿裏海涯只得率元軍對廣西進行武力強攻。進至嚴關(今廣西興安以西),見大山夾峙,中間窄道已由馬墍嚴加防守,知不可破,阿裏海涯只得率一部偏師迂迴至平樂,溯灕江而上,過臨桂,然後掉頭北進,與屯於嚴關之前正和宋軍相持的元軍主力前後夾擊。馬墍兵少不支,頑強抵抗后,退保靜江。
  阿裏海涯親自寫信給馬墍,答應對方投降后,會立授廣西大都督一職。見計不成,阿裏海涯又請忽必烈「降手詔諭之」,馬墍做事果絕,焚詔斬使,堅決不降。
  狂怒之下,阿裏海涯揮元軍攻城。靜江依水為固,確實易守難攻。元軍猛攻三個月,前後百餘戰,死傷無數,仍不能克城。1276年年底,阿裏海涯在當地漢奸建議下,築起大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又掘開東南埭壩引干靖江護城河水。由此,元軍終於能進抵城下,大豎攻具,展開人海戰術進攻。元軍蟻附登城,宋軍死戰,不支,戰潰。
  馬墍見外城破,率軍閉內城拒斗,又被破。馬墍仍堅持,領數百軍士與元軍巷戰。殺傷多人後,馬墍手臂受重創,依殘壁猶頭,被蜂擁而上的元軍殺害,「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逾時始仆」,忠烈之氣,難以言表。
  城中的宋將黃文政拒戰力竭被生俘,大罵不屈,元軍殘酷,先斷其舌,后割其鼻,繼之又砍斷他的雙膝。黃文政噴血含混,至死罵聲不絕。
  邕州(南寧)方面,主將馬成旺其及子馬應麟膽怯,未待阿裏海涯攻城,即以城獻降。惟獨馬墍部將婁鈐轄率二百五十個宋軍,堅守月城不降。阿裏海涯見狀大笑,對左右講:「小小月城,何足進攻!」下令元軍把月城團團包圍,準備以饑渴交困的方法最終逼降婁鈐轄。
  缺水缺糧十多天後,婁鈐轄立於城牆上向外高聲呼道:「我們餓極,不能出降。如果能送我們一些食物,吃飽后當聽汝等處置。」阿裏海涯大喜,忙命人送去活牛數頭,米數斛。
  東西運到城門,宋軍一位小校打開月城城門,收取牛米后,立即又關閉了城門。
  元兵元將大訝,均登高臨視。但見餓極的宋兵立刻分取生米,燒火蒸飯。米還未熟,諸士卒軍將皆以手抓取,一面吞吃半生不熟的米飯,一面用刀割取活牛身上的肉,啖之立盡。一頓豪食之後,吃飯的宋軍忽然嗚角擊鼓,集結隊伍。
  元軍大驚,以為宋軍要出戰,整個軍營上下立刻束甲持兵,如臨大敵。
  結果,婁鈐轄下令二百多名士兵聚集在一個巨炮周圍,握手而立,堆滿火藥后,縱火燃之,「聲如雷霆,震城堞皆崩,煙氣漲天」,城外圍城的元兵也被震死不少。
  火熄后,元軍入視,婁鈴轄等二百多精忠之士「灰燼無遺」。
  狂怒之下,阿裏海涯下令屠城,把邕州人民殺戮無遺。有七百多人先前在雙方交戰中逃入西山,阿裏海涯派人招降,許以不殺,結果,「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
  此後,廣南西路十五州,皆由元軍佔取。但靜江、邕州的宋朝守將和人民的頑強抵拒,真正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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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慶的五路被圍――張珏(釣魚城)

  公元1275年(德佑元年),元軍在向臨安進逼的同時,為防四川宋軍出援,忽必烈下令東西川行樞密院統領大軍主動進攻四川。時任宋朝四川制置副使的張珏以釣魚城和重慶為根據地,拚死抗元。轉年,即公元1276年,張珏審時度勢,派出一支奇軍忽襲了元朝東川行院的治所青居城(今四川南充),並乘元軍回救之機,派猛將張萬率水軍由水上入重慶增援。同年夏,趁元朝東、西兩川行院矛盾重重、互相觀望逗留之機,張珏又派出軍隊收復了瀘州,殺掉降元的原宋將梅應春以及元將熊耳,並俘虜了不少元將家屬。在此情形下,元軍不得不從重慶撤圍。年底,張珏命手下將領王立守衛釣魚城,他本人入重慶指揮,並迅速收復了涪州(今四川涪陵)。
  1277年(景炎二年),元軍重新收取涪州。同年冬,元軍又破瀘州。深知四川的戰略重要性,忽必烈親自下詔向四川增兵數萬,命西川行樞密院使不花率數萬元軍再攻重慶。不花抵達重慶附近后,分兵布將,把重慶圍個密不透風。元西川行院副使李德輝親筆寫信招降張珏:「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宋朝)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元朝),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忠於所事,不亦惑乎!」這個元廷的漢人鷹犬所述,其實也不無道理。
  張珏不答,悉力指揮宋軍守城。1278年(祥興元年)正月,張珏派一部宋軍出擊,被元軍殺個乾淨。不花本人抵至城下,指揮諸將攻城。元軍漢將汪良臣大造雲梯、鵝車等攻城器械,親自衝鋒登城。張珏立於城牆,指揮守軍激戰。混戰之中,汪良臣身中四箭,元軍未能佔得任何便宜。轉日,張珏又率軍出城,與元軍猛將也速答兒在扶桑壩(今重慶以東)激戰,不料汪良臣等人帶兵從后夾擊,宋軍不支,大潰,張珏率殘兵復入重慶城死守。
  當夜,宋軍都統趙安向元軍獻城投降。張珏聞訊悲憤,率余兵巷戰,同時派人索取鴆酒想自殺,不得而已。
  苦戰一夜,張珏只得率幾個親隨和家屬乘船順流想奔往涪州方向。船開不久,張珏突然為自己不能死於重慶而後悔,用手中大斧猛砍艙底想舉家自沉,被船工奪去斧頭扔入江中。張珏又想跳江自殺,為家人所挽持,不得死。半路,張珏所乘船為不花手下的元軍水師邀擊,張珏被俘。
  攻陷重慶后,元軍一鼓作氣,齊集大軍進攻當年蒙哥汗被打死的釣魚城。宋將王立自1276年底起開始守城,奮戰兩年多,最終不支,在得到忽必烈同意不屠城的允諾下,王立於1279年四月終於出降。大名鼎鼎的釣魚城,終於落入元軍手中。從此,川蜀廣大地區皆落入元朝版圖。
  張珏被元軍押至安西(今西安)趙老庵,他的一名老友前來探望,對他說:「您為宋室盡一世,以報國家。今日行至此處,縱然能不死,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呢?」張珏聞言頷首。
  待老友走後,趁元兵看守不備,張珏解下弓弦,自縊而死,最終殉國而不降元。
  從窩闊台開始,蒙古軍隊就多次攻入四川。端平年間,蒙軍曾陷成都等五十四州郡,鐵騎到處,屠城放火,殺人無算,流血有聲,僅成都一地就曾殺漢人一百四十萬,「城外蕩蕩為丘墟,積骸飄血為田裡」。經蒙古兵士幾十年間的反覆入侵,四川到處「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青容居士集》)。忽必烈時代,雖屠城方面有所收斂,仍舊殺人無數,把大數四川蹂躪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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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悲壯的厓山之役 -- 陸秀夫與張世傑

公元1277年,九月,為和當時在江西的文天祥相呼應,張世傑派出十萬大軍,遣兩位都統率領,想克複建昌。結果,宋軍遭遇元將李恆,宋軍大敗。
  元軍進逼,又破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等人不得不奉幼帝及衛王與楊太妃登舟逃跑。當時,宋方有軍人十七萬,民兵三十萬,還有從兩淮戰場撤退下來的殘兵一萬多,共近五十萬人馬,乘戰船從海上撤退。
  半路,宋船與元軍水師相遇,由於當時大霧,又值傍晚,元軍竟然沒有發現浩浩蕩蕩撤退的宋軍海船。南宋這隻殘軍,終於暫時逃過一次大劫。
  行至泉州泊岸,駐守當地的安撫使蒲壽庚前來謁見,並請幼帝駐蹕泉州。張世傑不放心,沒有答應。這位蒲壽庚乃阿拉伯商人後裔,世居泉州,「提舉市舶,擅利者三十年」,家趁人值,不僅僅有軍職,還是當地豪富之首。當時,張世傑身邊的參謀人員就勸說,應該趁謁見之機把蒲壽庚留下,或趁勢收取他轄下的數百艘巨大的海船,留作軍用。張世傑沒遠見,不聽,很快就放蒲壽庚回泉州。
  不久,由於宋朝的撤退人員太多,舟船嚴重不足,張世傑部下宋軍出掠蒲壽庚的船隻,並沒收了船上的金銀財物。聞此,嗜財如命的蒲壽庚大怒,突然宣布降元,並在泉州城內大殺趙宋在當地的宗室以及士大夫幾千人。
  陳宜中等人著慌,忙擁宋帝乘船逃往潮州。擁軍在外的張世傑自將淮兵進討薄壽庚,這個狡猾的阿拉伯商人閉城自守,始終不出戰。不久,元軍來救泉州,張世傑只得退軍淺灣。
  元軍不依不饒,猛攻淺灣,張世傑不敵,奉宋帝逃往秀山。由於軍中流行疫症,兵士病死不少,張世傑又奉宋帝逃往井澳。
  陳宜中見勢不妙,遁往占城(今越南中部)以避兵鋒。
  宋少帝趙昰至井澳(今廣東大小橫琴島之間的海灣),忽遇颶風,其所乘巨舟被巨浪擊翻,小孩子幾乎被淹死,驚悸成疾。過後,張世傑點算兵數,發覺死者過半。
  由於元軍窮追不捨,眾人擁宋帝入海而逃,在海上又被元軍大敗一場,宋帝的舅舅俞如珪也被元軍生俘。南宋殘軍本想擁宋帝入占城,因風大而不行。
  公元1277年五月,宋帝趙昰病死於石岡州(今廣東吳川西南面一個小島)。「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挺身而出,勸阻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備,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立國?」於是,眾人擁立年方八歲的衛王趙昺為帝,改元祥興。
  由於當時陳宜中外逃占城不歸,陸秀夫與張世傑一內一外,共輔南宋幼帝。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景定年間,陸秀夫得中進士。當時,狀元是文天祥,二甲第一名是日後絕食殉國的謝枋得,陸秀夫名列二甲第二十七名,「忠節萃於一榜,洵千古美談」。李庭芝聞其名,闢為幕僚。陸秀夫為人,「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矜莊終日。」故而深得李庭之器重。德佑元年,元軍侵逼江南甚急,軍中文武僚屬多遁逃,惟獨陸秀夫等數人始終堅守崗位。感動之餘,李庭芝薦其入朝,累官至宗正少卿。德佑二年,陸秀夫不畏艱險,親入元營議和。二王逃溫州時,陸秀夫聞訊追從,與陳宜中、張世傑等人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由於陸秀夫久在軍中任高級參謀,陳宜中開始時還常常向他諮詢行軍意見。不久,陳宜中恨陸秀夫梗直,就陰遣言官彈劾他,罷陸秀夫於外。張世傑聞知,寫信斥責陳宜中說:「現在什麼時候了,還動不動以台諫罷斥正人!」陳宜中害怕手中握兵的張世傑,慌忙把陸秀夫召還於朝中。當時,朝廷草創,君臣播越,陸秀夫每臨朝會,「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高風亮節,是宋朝具有高尚情操的真士大夫。
  七月間,張世傑等人奉宋帝駐泊於新會的厓山。厓山位於今天廣東新會南端,北扼海港,南連大海,西面與湯瓶山對峙如門,「每大風南起,水從海外排闥而入,怒濤奔突,浪涌如山」,半日皆有潮,實際上是舟師屯結的險地。張世傑人雖然忠勇,但確實沒有什麼軍事才略,「以為天險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遣人匠,造舟輯,制器械,至十月始罷」。  
時任元朝江東宣慰使的漢將張弘范立功心切,他回大都入覲忽必烈,建議說:「張世傑立廣王(趙昺)於海上。閩、廣響應,宜派大軍剿滅,免留後患!」忽必烈大喜,立命張弘范為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之日,張弘范這個蒙古鷹犬深知韜晦之策,假意推辭主帥之職:「國朝軍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乃漢人,恐乖節度,願陛下派親信蒙古大臣為帥,與我一道南征。」忽必烈深知張氏家族二世為蒙古效命,賜錦衣、玉帶以表示對他的絕大信任。張弘范不要錦衣、玉帶,提出:「奉命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如能得陛下賜以劍甲,則為臣可仗聖上威靈,令行禁止,無往不克!」忽必烈聞言壯之,賜張弘范尚方寶劍,表示:「劍,汝之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於是,張弘范薦李恆為自己的副手,至揚州后,發水陸精兵二萬,分道南下。
  元軍舟帥四至,從海道攻襲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數敗宋軍,並最終在海豐生擒了文天祥。步軍方面,元將李恆越過大庾嶺,攻佔廣州。
  節節失利之餘,張世傑本人也從潮陽港乘舟入海,退保崖山。
  張世傑手下有謀士相勸:「北兵以舟帥堵塞海口,則我軍進退失據,不如率先主動出擊,佔據海口要地。如果得勝,國之福也;如果不勝,猶可西走。」
  張世傑思之良久,自忖宋軍久漂海上,士卒離心,怕主動進攻失敗后,會導致軍卒立刻潰散,便表示不同意。「頻年航海,何時可已!今須與北軍正面一決勝負!」於是,他命人焚毀岸上所建數千間簡易房屋,把千餘艘大船牢結成一字陣,沉錨於海,「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宋帝居其間」,以必死之態,以求決戰。
  此前,宋軍已被阿術縱火燒船而得慘敗,張世傑不汲取教訓,仍舊出此下策,真是天時人事,均使宋朝一步一步踏向覆亡深淵。當然,張世傑已考慮到既是族弟又是敵將的張弘范火攻的可能性,命人在戰艦外皆塗滿厚厚一層濕泥,又「縛長木以拒火」。
  1279年正月,元軍統帥張弘范指揮元軍進攻。
  厓山以北水淺,元軍大舟怕擱淺,便從崖山以東轉而南駛,入大海后,從海口進薄宋軍水城。同時,元軍又出奇兵,斷絕宋軍陸上的汲水之路。由於宋軍船大陣牢,元軍水軍衝撞不成,張弘范就派人在木柴上澆上膏油,乘風縱火。甭說,由於張世傑事先派人在各船外層塗泥,元軍火攻並未得手。
  猛攻不成功,張弘范派在自己軍中任職的張世傑外甥三入宋營,勸降這位族兄。雖與張弘范同族,又有外甥相勸,張世傑仍舊凜然正氣,對外甥說:「我知道,如果投降,不僅能保命,還能得享富貴榮華。但我已經立下誓願,定以死報答宋恩,此志難移!」
  見張世傑外甥說降不成,張弘范又逼迫被俘的文天祥寫信招降。文丞相不從,表示:「我不能捍衛父母社稷,卻教人背叛父母社稷,絕對不可能!」張弘范再三催迫,文天祥便當其面書寫《過零丁洋詩》示之。張弘范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不得不肅然起敬。苦笑之餘,他不再強求文天祥寫招降書。
  即使如此,張弘范仍派人多次臨陣向崖山宋軍喊話:「汝陳丞相(宜中)已逃,文丞相(文天祥)已被執,汝等又欲何為!」崖山士民皆不答,無一人叛降。
  猛攻不成,張弘范命元軍水軍封鎖海口。由於汲水道絕,張世傑手下的宋軍只得喝海水,皆困於嘔泄,戰鬥力劇減。即使如此,張世傑仍率宋軍與元兵「旦夕大戰」。不久,元將李恆也將兵自廣州來會,與張弘范一起合攻厓山之北。本來,元軍諸將建議居高臨下,發炮狂攻宋軍水城。張弘范不同意,怕炮擊后宋軍散舟,浮海分逃,不能全殲,「不如以計聚留而與戰也。」李恆觀察形勢后,建議元軍合力與宋軍水帥「相直對攻」。
  陰曆二月初六早晨,張弘范分元軍諸將為四軍,相距里許,張弘范與李恆自當一面,乘潮退之時,李恆一軍自北而南,順流乘舟直殺宋軍水寨。張世傑自將淮兵,殊死抵拒。
  戰至日中,潮水又漲,元軍南面一軍又乘流而進,「(張)世傑腹背受敵,戰益力。」李恆雖勇,仍不能勝。
  張弘范施計,命人以布障把其指揮大艦的四面遮蔽嚴實,又令船上將士伏盾埋伏,然後大奏音樂。張世傑誤認為元軍休軍要聚宴,精神上稍稍有些懈怠。宋軍將士剛剛喘了口氣,忽然見張弘范的指揮艦忽然衝擊宋軍左側水寨山欄。宋軍齊發弩箭,全部射在了大船的布障上。估計宋軍箭矢已盡,張弘范下令撤去布障。埋伏的元兵矢石俱發,壓制住宋軍氣勢后,紛紛跳上宋軍陣左最大的堡壘大艦,攻陷水寨一角。
  元軍諸將乘勢,呼聲震天,紛紛沖入水寨,殺人斬帆,不可遏制。張世傑見狀,知大勢已去,便抽調精兵入中軍。見狀,宋軍諸軍大潰,翟國秀等數位宋將解甲向元軍投降。
  時值薄暮時分,「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辯」。張世傑派軍士划小船至小皇帝所在的大船,想接他向外逃走。陸秀夫「恐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接應之人無奈,只得返回張世傑處復命。張世傑無奈,率十餘艘戰船,保護楊太妃突圍而去。
  喊殺陣陣,煙火四溢,陸秀夫見少帝所居舟船甚大,諸舟環結,逃走難比登天。於是,他先驅直自己的妻兒跳海,然後,他入船艙,把小皇帝抱上船頭,叩頭再拜,泣言道:「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佑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小孩子驚惶,根本不明白周遭發生什麼事情。
  哀嚎之餘,陸秀夫把小皇帝背在身上,毅然縱身蹈海,上演了南宋王朝最後悲壯的一幕。
  至此,宋朝終於亡國。七天之後,厓山一帶海上浮屍十餘萬人。元軍乘船在屍堆中覓取財物,發現一小孩屍體,衣黃色衣,膚色白皙,身上有玉璽。軍卒忙進呈玉璽,張弘范知是宋朝小皇帝屍體,派人往取,遍尋不獲。至此,他才敢上報忽必烈,稱宋朝末帝已溺死於海上。
  崖山宋軍慘敗,被拘於元軍舟中的文天祥對全部過程看得一清二楚,心如刀割。為此,大悲之餘,他作詩壯描他當時的心情和所見所聞: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
  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
  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
  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
  厥角稽首並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
  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
  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睹。
  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
  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
  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
  游兵日來複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
  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
  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
  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茲有船在。
  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
  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後來,南宋遺民林景熙有《題陸秀夫負帝蹈海圖》一詩,對陸秀夫大義殉國之舉表示了無比崇高之情: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存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
  楊太妃逃亡期間得知趙昺死訊,拊膺大慟:「我忍死間關至此,只為趙氏一塊肉耳。如今絕望矣!」言畢,縱身赴海自殺。
  張世傑率殘餘宋軍,本想奔占城,但軍中多廣東軍卒,不願前往。無奈,張世傑不得不調轉船頭,收集潰兵,遊盪於沿海。不久,忽遇颶風,將士心勸張世傑靠岸。這位豪傑一聲長嘆,大叫「無以為也!」於是,他登上柁樓,燃香祈天:「我為趙氏,仁至義盡。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當時不死,只望敵兵退後,別立趙氏後人以存社稷。今又遇此,豈非天意!」颶風狂刮,巨浪濤天,舟船全部傾覆,張世傑及殘餘宋軍均溺水而死。
  痛定之後,文天祥又有《哭厓山》一詩:
  寶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灑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如悟人間萬法空。
  大宋王朝,在自己的眼前覆滅,不得不讓大英雄頓起人生如夢之感。此情此景,無論是誰,都有產生萬念俱灰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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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7:56 | 顯示全部樓層

2.7 留取丹心照汗青 -- 文天祥的最後歲月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廬陵人(今江西吉安)。其人「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是個魁偉白皙的美男子。二十歲時,文天祥舉進士,對策集英殿,以「法天不息」為題,洋洋萬言,一揮而就。宋理宗奇其才,大喜,欽點文天祥為第一,成為御題狀元。不久,因丁父憂(為父守喪),文天祥歸鄉。二十五歲時,時為刑部郎官的文天祥直言上書,請斬主張遷都避敵的太監董宋臣。而後,宦海沉浮,因敢言有為,「屢為台臣論罷」。賈似道秉政要君,文天祥行制文,言多譏諷。賈似道大怒,指使台諫罷斥文天祥,迫其「致仕」,時年才三十七。德佑初年,新君即位,詔天下勤王,本來退陷於鄉兩年之久的文天祥捧詔涕泣,終於踏上了光耀萬世的不歸之路。文天祥原字履善,宋理宗欽點其為狀元后,嘆其名佳, 「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故而文天祥又字宋瑞。
  厓山大勝后,張弘范在元軍大營擺下豐盛的慶功宴,招待「勞苦功高」的諸位蒙、漢將領(包括西夏、女真、契丹、回回等)。同時,也讓兵士把文天祥「邀請」 來。席間,張弘范酒酣之際,對文天祥言道:「國家已亡,文丞相可謂盡忠盡孝!如能以事宋之心改事大元,仍舊可作丞相。」一直枯坐不食的文天祥聞言,泫然流淚,表示:「國亡而不能救,我為宋臣,死有餘罪,又怎敢逃死而懷貳心事人!」聽此言,不僅僅是張弘范,在座的各族諸將皆低下頭,深為面前這樣一個大義凜然的漢族文人丞相所感動。無論是漢族出身的張弘范,還是西夏皇族血統的李恆,他們自幼或多或少都受過儒家倫理道德教育,所以,功勞再大,事主再忠,也掩飾不掉他們內心深入對「胡主」正統性的疑惑。而且,作為胡人作鷹犬,滅掉衣冠禮義之國,如此「豐功偉績」,更憑添了他們對自己民族身份認真的尷尬。矛盾之中,為了平衡內心深處的衝突,他們心中對文天祥敬意與惡意相交織:一方面希望這位漢族士人能繼續「守忠」循襲儒家道德的精髓,另一方面也希望文天祥在最後觀頭改弦易轍投靠新主。如果這樣,宋朝丞相的「投誠」多多少少會減輕他們內心深處的罪惡感。
  當然,張弘范畢竟不死心,宴后他單獨見文天祥,說: 「文丞相,國家已經滅亡,您殺身成仁,赤膽忠心,又有誰為您記載此事呢?」文天祥泫然,回答道:「為人臣子,盡心儘力而後已,後人書與不書,記載或遺忘,又有何關!」聞此言,張弘范悚然動容,心中更加敬重文天祥是真忠臣。當時心志,文丞相在其詩中表露無遺:「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歸。智滅猶吞炭,商亡正採薇。豈因徼後福,其肯蹈危機!萬古春秋義,悠悠只淚揮。」嘆哀之餘,文天祥也表露出要象春秋時豫讓為智伯復仇以及商朝亡之後伯夷、叔齊二人寧死不肯食周粟那樣的忠烈之士看齊,表明其錚錚事宋之心。
  其實,在文天祥第一次被伯顏軟禁於臨安附近的元營時,負責監視他的元軍將領唆都就在伯顏指使下不停勸降,表示:「丞相您在大宋為狀元宰相,入我大元也定為宰相!」為此,文天祥一笑拒之,表示:「但願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特別是在得知了吉王、信王兩個小王爺逃出臨安的消息,文天祥更是喜不自勝,認定宋朝中興有望,賦詩道:「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真隆準,虜運從來無百年!」 詩中大宋中興的美好希望最後破碎,但卻準確預言了「虜無百年運」,元人自滅宋至元順帝退出大都,總共統治中國九十四年,真的沒有衝出百年怪圈。
  就在崖山之戰結束的轉天,張弘范剛剛派人在山崖陸壁上刻字:「鎮國上將軍張弘范滅宋於此」。這一行炫耀的大字,其實也是這位漢族元將的一種心理鴉片,想以所謂的「不世之功」,抵銷他戮殺同胞、滅父母之國的負疚感。為此,明朝儒士陳獻章就在同一塊大石的下面刻詩諷刺:勒功奇石張弘范,不是胡兒是漢兒!
  
張弘范回朝不久,受到忽必烈的厚賜與嘉獎,但他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歸西,年僅四十三歲。他的死,不知是天譴還是真的「瘴癘疾作」,忽必烈的貼身御醫也不能把這位渾身沾滿同族人鮮血的劊子手從鬼門關拉回來。論軍事方面的才略、武功,張弘范比起他的族兄張世傑不知高出多少倍。但是,論起千秋萬世英名,雖然有著平滅一國的不世「功勛」,又有元朝「武烈」的謚號,張弘范卻在本質上根本難與宋朝的忠臣張世傑比肩。同樣是死,張世傑驚天動地,張弘范罪有應得。死生,亦大矣!
  滅宋后,張弘范派重兵,「護送」文天祥回大都。他本意有二,一是送如此高規格的丞相級俘囚邀功,二是希望文天祥到大都后改意事元,此舉,正是為為「國家」貢獻人才。行至吉州,文天祥亡國之恨陡增,八日不食,想絕食死在家鄉附近。英雄真非凡人身,絕食八日,仍舊不死。文天祥若有所思,又開始進食。
  在絕食的第五天,文天祥行至泰和(今天有泰井高速,從泰和直通井崗山),作詩言志:「書生曾擁碧玉幢,恥與群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母邦。惟有鄉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蓬窗。」英雄遺恨,淚灑故鄉。而後,囚臣孤旅,漸行漸北,又回到了幾年前萬苦千辛的經歷地真州,文天祥百感交集,寫《真州驛》一詩: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干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凄涼夜向晨。
  英雄也是血肉身。坐囚車一路北行,經山東后,有感自己國破家亡的切膚之痛,文天祥仿杜甫《同谷七歌》,作《六歌》詩,悲懷滿縈,嘆述自己的妻子、妹妹、女兒、兒子、妾以及他自身的遭遇,憂情滿紙,親情頓呈:
   效同谷歌體六歌(宋•文天祥)
  一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
  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
  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
  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
  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彷徨。
  
  二歌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后攜諸兒。
  北風吹沙塞草凄,窮猿慘淡將安歸?
  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欷。
  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
  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鶺鴒在原我何為。
  
  三歌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鐘王,小者讀字聲琅琅。
  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旁。
  雁兒啄啄秋無粱,隨母北首誰人將?
  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為兒女淚淋浪。
  
  四歌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
  榴花犀錢落綉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欻隨飛電飄泥塗。
  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
  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五歌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血駒。
  晨妝靚服臨西湖,英英雁落飄璚琚,風花飛墜鳥鳴呼,金莖沆瀣浮汙渠。
  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
  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為爾朔風立斯須。
  
  六歌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
  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
  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
  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
  人生百年何丑好,黃粱得喪俱草草。
  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後人評價此詩:「少陵(杜甫)猶是英雄落魄之常。文山(文天祥)所處,則糜軀湛族而終無可濟者,不更不可痛乎!」兒女情長的哀呼,血肉之軀的靈性,更從一個側面反襯出世間大英雄的真實性,而最後一句「出門一笑天地老」,則展現出文天祥最終的「理智戰勝情感」的超然頓悟!惟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痛苦,悲傷,絕望,消沉,波浪般層涌而至,但到了最後,這一切並不能把文天祥擊倒。特別是當他最終被押入大都后,心宇澄明,幾臻化境:
   久矣忘榮辱,今茲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氣還清。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出門天宇闊,一笑暮雲橫!《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
  
  1279年冬十一月,文天祥終於到達大都。開始,元人騰出最高級的驛舍給他住,「供張甚盛」,但文天祥「不宿處,坐達旦」,並作《南樓令》一詞:
  雨過水明霞,迴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惱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又日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入蘆花。
  一筆揮就后,文天祥恨救國不成,又題詩一首:「悠悠成敗百年中,彈指柯山局已終。金馬舊遊成勝雨,銅駝遺恨泣西風。」明白無誤表明自己不易志、不投降的決心。
  元人無奈,「遂移(文天祥於)兵馬司,設卒守之」,開始以俘囚身份對待他。
  元朝的丞相孛羅大集元朝臣僚,在樞密院招見文天祥,想以勝利者的姿態對這位亡國丞相予以精神凌蔑,順便也想煞一煞這位漢族士大夫不可銷磨的銳氣。
  文天祥昂首進入森然堂皇的「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的元朝樞密院,見殿上高坐一人,此人身穿大袖盤領紫羅衣,胸前綉大獨科花,腰圍玉帶,倨於中座之上。知是元丞相孛羅,文天祥很有禮貌地對其施長揖之禮。孛羅登時大惱,文天祥這樣一個亡國之臣竟敢對自己堂堂大元宰相不行跪拜禮,簡直是目中無人。元廷衛士見狀,忙喝令下跪,文天祥冷靜言道:「南人行揖,北人下跪,我乃南人,當然行南禮,豈可對你下跪!」
  孛羅更氣,叱令左右強把文天祥按伏在地讓他下跪。「或抑項,或扼其背」。
  文天祥始終不屈,仰頭高言:「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文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求早死!」
  孛羅見硬不行,就想在交談中以氣勢壓倒文天祥。他哈哈一笑,自忖儒學、歷史功底不薄,便語帶譏諷地問:「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
  文天祥輕蔑一笑,不屑回答這種小兒科問題。「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
  孛羅:「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
  文天祥正色答道:「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之有所利而為之,必不離去。離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吾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指入伯顏兀營議和),不久即被拘執。後有賊臣獻國,國亡,吾當死,所以不即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及老母在廣之故耳。」
  孛羅聽文天祥說到二王,覺得終於抓到了話柄,忙問:「棄德佑嗣君(投降的宋恭帝)而立二王,此舉是忠臣所為嗎?」
  文天祥義正嚴辭:「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新君,乃出於宗廟、社稷之大計。昔日晉朝,從懷、愍二帝(被匈奴俘掠的二帝)北去者非忠臣,從元帝(逃亡江南建立東晉的司馬睿)者為忠臣。而我大宋,從徽、欽二帝北去非忠臣,從高宗皇帝者為忠臣。」
  此語,有理有節,一時間孛羅語塞。低頭思慮半天,孛羅忽然開言指斥:「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即二帝都有被掠走皇帝的口詔或筆詔令其繼位),二王繼位非正,無所受命,所以可稱是篡位之舉。」
  文天祥:「景炎(指趙昰)皇帝乃度宗長子,德佑(宋恭帝)親兄,不可謂不正。且登極於德 佑去位(指其降元)之後,不可謂篡位。陳丞相(陳宜中)當時以太皇太后之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
  「孛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當時情形很是可笑,元丞相孛羅率一幫蒙、漢及諸族元臣,你一言,我一語,又是蒙語又是漢話,指斥駁責半天,繞來繞去也找不出說服文天祥的理由,只能在二王「無所受命」這一問題上強辯。
  文天祥心平氣和,正氣在胸,自然口出成章。「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位授統之命,眾臣推擁戴立,有何不可!」
  孛羅見文天祥依舊口硬,大怒而起,斥喝道:「爾立二王,竟成何功?」
  文天祥聞言,悲愴淚涌,說:「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何言成功!」
  孛羅得意,「既知其不可,又何必為之?」
  文天祥淚下沾襟。「譬如父母有疾,雖不可療治,但無不下藥醫治之理。吾已盡心儘力,國亡,乃天命也。今日我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一席話,噎得元丞相孛羅直翻白眼倒咽氣,直欲殺之。可是,殺文天祥這麼高級別的人物,孛羅還真沒這種許可權,而「元主(忽必烈)及大臣皆不可」。特別是張弘范,人病得馬上要蹬腿,還不忘上表要求忽必烈不要殺文天祥。此位蒙古鷹犬,在成全文天祥千秋萬世英名方面,不乏有讓人嘉許稱道之處。
  孛羅本來想掙個大臉挫文天祥銳氣,結果反而悻悻而歸。殺之不能,只得把文天祥關進條件更加惡劣的牢獄之中。
  其間,宋朝數位宰執級降臣,包括同為狀元宰相的留夢炎,皆入獄中勸降。文天祥或譏、或諷、或罵,這些小人無不灰溜溜羞慚而去。特別是看到與自己同為「狀元宰相」的留夢炎勸降,文天祥心中充滿了不屑與嘲諷,他作《為或人賦》一詩,記載了此次「會見」:
  悠悠成敗百年中,
  笑看柯山局未終。
  金馬勝游成舊雨,
  銅駝遺恨付西風。
  黑頭爾自誇江總,
  冷齒人能說褚公。
  龍首黃扉真一夢,
  夢回何面見江東。
  
  詩之起首,文天祥點明成敗不可依一時而論,勝負未終。接著,他指譏留夢炎忘大宋恩榮,沒有羞恥感。第三聯中,又嘲諷老留在新朝為官的洋洋得意,老不要臉。最末一聯,文丞相痛斥這位「留丞相」,無顏見江東父老,認定他今日的榮華只是黃扉一夢。果然,這位老留成為「兩浙之羞」,後來,在明朝數百年間,凡對姓留的考生都有一則告示:「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場!」
  萬般無奈之下,忽必烈甚至派被俘的宋恭帝也親自勸降。文天祥聳然動容,起身行禮,口中連稱「聖駕請回,聖駕請回」,使得年少的宋恭帝根本沒有勸降的機會。
  1280年秋,在大都監牢的文天祥收到女兒柳娘的來信,得知柳娘還活著,大英雄悲不自勝,淚下如雨,寫信給家人道:「收柳女信,痛割肝腸!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一紙書信,淚痕斑斑,竟不能寫完。骨肉至情,相比為國家為民族殉身立節,仍舊在文丞相心中退而居其次。當然,草木非是英雄心,文天祥為此作《得兒女消息》一詩: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典午身。
   抗臟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痴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元朝官員一直封鎖文天祥與家人的書信往來,之所以允許其女兒柳娘寫信,無外乎是為了以骨肉親情動搖文天祥的心志。但是,文丞相在詩中表示,雖然孔明(諸葛亮)未能復漢(「金刀志」即興復劉氏之志,「劉」字繁體拆開后是「卯金刀」),但元亮(陶淵明)猶憐惜自己一心向晉的聲名(「典午」乃晉朝司馬氏的隱指),不肯輕向篡晉的劉裕委身。為此,文天祥表明自己要做頂天立地男子漢,絕不以媚態向新朝獻降。最後兩句,峰迴路轉,英雄生悲,仍舊希望與女兒來世代再為父女,以補償此生對她的虧欠。豪傑氣短,讀之使人淚下沾襟。
  兩年多時間,文天祥被囚於斗室,心志不移,並寫《正氣歌並序》,表露了這位「三千年不兩見」的耿耿忠臣的拳拳報國忠心:
  正氣歌並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當 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幾,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 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檐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
  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毀屍、或腐鼠, 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 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在詩中,他列舉了中國古代諸多忠直臣子:春秋齊國不畏死亡直書權臣弒君的太史兄弟,春秋晉國不畏權貴直書歷史的董狐,秦末在博浪沙行刺暴君秦始皇的張良,西漢出使匈奴被扣多年始終不背國的蘇武,三國時大義凜然的巴郡太守嚴顏,西晉時以身蔽帝的侍中嵇紹,唐朝「安史之亂」抗擊逆賊於睢陽的守將張巡,唐朝寧死不屈臨死大罵胡賊的常山太守顏杳卿,接著,筆鋒一轉,他又列舉懷有高潔心志的古人數名:東漢末年避亂遼東不肯同流合污出仕的管寧,誓討篡國賊的諸葛亮,西晉擊楫中流、一心收復國土的祖逖,不肯與朱粲同流合污的唐臣段秀實――所有這些仁人志士,如同支撐天地的道德巨柱,成為人生宇宙的最根本所在。所以,雖然是階下囚,雖然是失敗者,雖然是亡國臣,文天祥一腔精忠之氣,千年萬世,仍不斷鞭策後人,使我們在這一代完人的悲歌慷慨之中,感受我們偉大民族悲壯雄烈的人格力量。  
在《正氣歌》的序中,我們可以想見那間冬凍夏蒸、穢氣逼人的酷劣環境,而這位先前過慣了奢華生活的美男子能如此安之怡然。同樣,筆者又想起另外一個人,明末的大漢奸洪承疇。他剛剛被清兵生俘時,也曾想學文天祥,為國死節。可是,窺視他的滿人從他在牢房中撣掃衣上塵、坐立不安的舉動中,認定他不能守其初衷。果然,勸降之下,生性有「潔癖」的洪大人最終沒能做成「忠臣」。其實,有無潔癖並不重要,最關鍵的是心裡是否有「潔癖」,是否存有那股衝天而上的「正氣」,所以,同樣是朝廷重臣,同樣是讀書人出身,同樣有過奢華放縱的青年時代,「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臨頭一死難」,生死之際,人格高下立見分曉。文天祥與洪承疇,只是一念之差!
  由於急需治國人才,忽必烈遍訪大臣,多數漢人降臣仍推薦文天祥。其實,這種心理也很微妙,似乎文天祥也降了,這些民族敗類從心理上能感覺自己好過些。中國文人,只有腦袋留在脖子上,就不能不思考「身後事」的問題。
  於是,忽必烈派那位先前以福州獻降的王積翁去牢獄,勸告文天祥能到新朝為官。文天祥表示:「國亡之後,我只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寬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歸家鄉,我當可以考慮。如此,他日也可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得備顧問。如果我現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業,皆一絲無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這種反覆之人!」文天祥此時,其實是動了以道士身份回鄉重新組織抗元大業的念頭。但在形式上,他堅持原則,絕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
  王積翁倒相信了文天祥一席話,朝會上,他聯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請忽必烈允許釋放文天祥歸鄉,並允許他為道士。漢奸留夢炎智商很高,十分忌諱文天祥被釋。他聞奏連忙出班,奏稱:「文天祥得釋,必定在江南搞恢復宋國的大事,到時,置吾十人於何地!」
  忽必烈深覺有理,便暫時壓下釋放文天祥的事情。隔了一段時間,忽必烈覺得文天祥始終不屈,敬佩他的人品,便又想釋放他,想依此成就元朝不殺忠臣的「美名」。朝議時,曾在江西與文天祥打過仗的宰臣麥術丁(敏珠爾丹)堅執不可,認為放文天祥就等於放虎歸山。
  有歸降元朝的宋人陳貫道,把蘇東坡詩中好多有「如寄」二字的詩句摘錄成章,匯總送給文天祥看,以示「人生如寄」,想勸文丞相明了道家的哲學內涵:人生在世,如逆旅孤客,寄宿於世間,應該要「放達「一些,也就是說,此人暗地規勸文天祥想開些,在新朝「服務」算了。為此,文丞相濡墨揮筆,寫下《浩浩歌》一首,表明其捨生取義的心志。他在詩中並未直言規降者的無恥,反而從容不迫,用庄老的達生觀念堅定自己不可逆轉的殉國志向: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秋去來傳鴻燕,朝暮出沒奔羲娥。青絲冉冉上霜雪,百年欻若彈指過。封侯未必勝瓜圃,青門老子聊婆娑。江湖流浪何不可,亦曾力士為脫靴。清風明月不用買,何處不是安樂窩。鶴脛豈長鳧豈短,夔足非少蚿非多。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不能高飛與遠舉,天荒地老懸網羅。到頭北邙一抙王,萬事碌碌空奔波。金張許史久寂寞,古來賢聖聞丘軻。乃知世間為長物,惟有真我難滅磨。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夢婆,春夢婆,拍手笑呵呵。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
  
  公元1282年底,有閩僧上言忽必烈,說是「土星擾帝座」。元朝諸帝皆是大迷信之人,正驚疑間,又有人報稱大都以南的中山一帶有人造反,自稱是宋朝皇帝,擁眾千人,聲稱要進攻大都來劫「文丞相」。此前不久,為忽必烈斂財的權臣阿合馬剛剛被漢人王著等人所殺,元廷內部諸派鬥爭激烈。在此情況下,為防止宋朝死灰復燃,忽必烈下令把被俘的宋恭帝及宗室人員皆遷於更北的上都。然後,他招文天祥入宮,親自做最後的勸降。
  望著殿下面容清癯、一身囚服襤褸的文天祥,殺人不眨眼的忽必烈心中頓生敬意,他以罕有的溫和語氣,勸文天祥說:「汝以事宋之心事我,當以汝為宰相。」
  「我文天祥為宋朝宰相,安能事二姓!願賜我一死,足矣!」文天祥朗言。忽必烈嘆息,仍舊不忍心不令殺文天祥,令衛士押之回獄。朝廷之上的蒙、漢各色官員皆紛紛上奏,「力贊從其(文天祥)請」。思慮再三,忽必烈終於同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場,從容就義。臨刑前,由於多年被囚禁於斗室,文天祥已經喪失方向感。於是,他問觀刑之人南方故國方向何在。得到指示后,他南向再拜,禮畢,他又索筆為詩一首:「昔年單舸走淮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岳風雲變,氣入煙嵐草木荒。南望九原何處是,關河暗淡路茫茫。」寫畢,他對執刀的劊子手說:「吾事畢矣」,伏首受刑。時年四十七。
  大都觀刑百姓上萬,皆感動流淚。死後,劊子手發現文天祥衣帶里留有一首絕命書:
  死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以他鮮血淋漓的大好頭顱,為大宋王朝劃上了一個最完美的驚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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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泥足的巨人 --忽必烈的「政治遺產」

「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久,歷古所無」。
  上述「豪言壯語」,是元世祖忽必烈《建國號詔》中的一段,經漢儒文筆鋪陳,意緒淋漓,氣勢恢宏。不似元朝之前或之後的王朝,他們的開國君主所頒布的「建國詔」雖然都號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基本都是以中原為中心,囿於亞洲東部一隅。赫赫元朝,最盛時「領土」面積達三千萬平方公里之巨,其勢力範圍東抵太平洋西岸以及朝鮮半島,西至多瑙河河畔,南至印度洋,北達北冰洋涵括今天的幾乎整個俄羅斯,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帝國。「黃金家族」的王子們,統治著大大小小無數的王國,「長生天」的福祉,瞬間使蒙古民族達至了他們榮耀的巔峰。
  鐵木真成為「成吉思汗」后,攻西夏、伐金國的同時,於 1219年夏天親自統領了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兵分四路,第一路由大汗自己與幼子拖雷率領,直搗花剌子模中心城市不花剌和麻撒兒干;第二路由長子朮赤帶領,突往氈的和洋吉干;第三路由二兒子察合台和三子窩闊台統掌,圍攻訛營剌;第四路由大將阿剌黑帶軍,直撲忽氈別克納忒。蒙古軍一路勢如破竹,殺人無算,各個擊破,終於滅亡了花剌子模,使得其國王最後象耗子一樣卑微地死於裏海中一個孤島上。三年多時間,花剌子模王國幾乎所有境土(包括今天的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汗、土庫曼、巴基斯坦、以及伊朗、伊拉克、印度等部分地區),皆飄揚著成吉思汗的旗幟。1222年,成吉思汗自己率軍東歸,他的兩名得力戰將哲別和速不台率三萬多兵士,繼續往西北方向殺進,一路打敗諸族部隊,翻過高加索山脈,直撲俄羅斯大地。先前各懷鬼胎的基輔大公、莫斯科大公等人慌忙以「血比水濃」為號召,組成八萬多人的「聯軍」,試圖阻攔這支從天而至的風暴「黃」流。其結果,蒙軍以少勝多,憑藉他們靈活機動的「曼古歹」戰術和獨有的大型混合弓,殺得八萬「聯軍」人仰馬翻,「三王七十侯」,一日之內皆被斬掉腦袋,懸挂於蒙古士兵的馬鞍之上成為「戰利品」。殺戮搶劫之後,這隻蒙軍沿裏海北岸返程,踏上歸鄉的征程。此次西征后的「分肥」結果,促成了日後蒙古「四大汗國」的誕生:成吉思汗自己統治如今的伊朗、阿富汗大部分地區;其長子朮赤獲得原花剌子模中心地區,即今天的烏孜別克中西部,由此奠基了日後的欽察汗國(金帳汗國);二兒子察合佔據有今日的伊梨周圍地區,即日後的察合台汗國;三兒子窩闊台得到了塔兒巴哈台(新疆塔城)周圍地區,即日後的窩闊台汗國。
  窩闊台繼位大汗后,在加緊滅亡金朝的同時,繼續向波斯一帶發動進攻,並在 1236年發動了蒙古第二次西征,準備踏平伏爾加河以西地區任何反抗勢力。拔都率領的蒙古士兵嗷嗷狂叫著,在漫天的鮮血中,莫斯科、基輔、匈牙利、奧地利等地的「大公」們的家族又遭受了一次「血劫」。幸虧醇酒美人要了窩闊台大汗的性命,蒙古大軍才結束了這次耀武揚威的第二次西征。
  蒙古人兩次西征的影響力極為深遠。暫時不講日後以中原地區為主要統治區的元帝國,僅僅金帳汗國就存在了約近三百年,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兒汗國在波斯統治了一個多世紀,察合台汗國也延續了近兩個世紀的時間。
  
  蒙古汗位,自鐵木真於宋理宗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八月暴死於六盤山後,暫時由其第四子拖雷「監國」(代理大汗)。鐵木真共六個兒子,分別是長子朮赤(早死),二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四子拖雷,五子兀魯赤,六子闊列堅。拖了兩年,窩闊台才繼承蒙古汗位。窩闊台得立,主要歸功於大臣耶律楚材,正是他力勸「監國」拖雷「以(鐵木真)遺詔召諸王畢至」,在和林奉窩闊台為大汗。「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耶律)楚材始定冊立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窩闊台在位十二年,1241年因飲酒過度而死,廟號「太宗」。
  窩闊台死前,本想立自己四兒子曲出的兒子失烈門為汗,但窩闊台的老婆乃馬真不聽耶律楚材勸諫,不遵遺詔,自已臨朝稱制。為此,被削去實權的耶律楚材沒過幾年就「以憂卒」。乃馬真皇后稱制掌權,寵信侫臣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老娘們兒竟然把蓋有玉璽的空白制詔一大堆交予這個能斂財的床上相好,內容任他填,一時之間朝政大壞。
  1246年秋,在蒙古諸王推擁下,乃馬真皇后(又號「六皇后」)不得不把自己與窩闊台所生的長子貴由立為大汗,但實際的朝權仍把持在乃馬真氏之手。貴由才立一年多即病死(廟號定宗)。以後的三年,「議所立未決」,蒙古汗位竟然一直是空置,「其行事之詳,簡策失書,無從考也。」蒙古內部肯定是上下違悖,一片大亂。
  貴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懷抱窩闊台第四子曲出的兒子失列門臨朝聽政,由於厭倦了「太后臨朝」,「諸王、大臣多不服」。1251年,在大將兀良合台與宗室木哥等人的推立下,蒙古王公把拖雷的兒子蒙哥擁為大汗,並追封先前死去的拖雷為帝(廟號睿宗)。蒙哥汗很有魄力,他一方面培植自己勢力,以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事宜,一方面誅殺不服諸王,連定宗皇后和失烈門之母也加以「厭禳」之罪賜死,清除後患。所以,率軍猛攻南宋四川的蒙古大汗,正是這位「剛明雄毅」的蒙哥汗 (廟號憲宗)。
  
  宋朝釣魚城守將王堅力戰,蒙軍久攻不下。急火攻心,蒙哥汗親自騎馬督戰,一塊炮石從城頭上發下,把這位身穿黃金甲的大汗送上西天。由此,也消除了蒙古人第三次大規模西征的可能性,使得他們向西擴張的狂熱終於得到收斂。雖然那一塊稜角鋒利的石塊使得南宋又延長了二十年的國祚,也把蒙古汗位的繼承者忽必烈的目光完全引向廣袤的漢人大地。幸或不幸,天道冥冥。
  忽必烈回蒙地后,打敗了親弟弟阿里不哥與侄子昔里吉(蒙哥汗第四子),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來,他又相繼擊敗遼東的乃顏(成吉思汗幼子帖木格的玄孫)以及窩闊台的孫子海都(海都至成宗鐵木耳時代,才最終被平滅),在表面上基本維持了自己對蒙古各部的至尊地位。
  1271年,在漢臣的鼓勵下,忽必烈把蒙古國號改為「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相較前朝,秦漢「但從初起之地(而)名」,隋唐「僅即所封之爵邑(而)名」,「大元」這個國號確實大氣磅礴,以北魏孝文帝改皇族拓拔氏為「元」氏又要高出一個層次。
  「大元」軍也夠厲害,元朝漢將張弘范在1279年終於把宋軍聚殲,逼得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跳海,南宋滅亡。
  特別要指出的是,端掉金國和南宋的元將是漢人,軍隊也以漢人為主。成吉思汗攻滅諸國最盛時,手下蒙古軍隊也只有十來萬。蒙古人西征東討,衝殺奮戰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雇傭兵」。忽必烈獲取汗位后,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后將也只有六、七萬人,其數十萬大軍,大部分以漢軍為主。可以想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歸西時,整個民族的總人數不過一百萬,兵士的數量僅僅佔總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這十來萬人,蒙古鐵騎橫行天下,稱霸歐亞,建立起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龐大帝國,不得不讓後人拍案稱奇。

3.1 經濟危機下的煌煌帝國――斂財三賊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
  
  泰極否來。南宋政權終得消滅,但支撐大元帝國駭人軍事行動的財源日漸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誰能為帝國搜刮更多的金錢,誰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軍把南宋送進墳墓的同時,它自身千瘡百孔的財政問題,也更顯突出。
  忽必烈當王子時代及治國早期,對儒生比較親近。1242年,漢族和尚海雲禪師攜弟子劉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見二人,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雲禪師回答:「宜於天下大賢碩儒中,求問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忽必烈很高興,遂留劉秉忠於身邊為參謀。劉秉忠雖釋門中人,卻通《易經》、儒術、天文,至於地理、律歷等等,無一不精。這樣的人才,深為忽必烈所喜。同年,漢族儒士趙璧、王鶚等紛紛加入忽必烈幕府,為他宣講《孝經》、《書經》等經書。特別是王鶚,乃被蒙古所滅金朝的末代狀元,飽學碩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觀。青壯年時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聽王鶚授業至夜深,感慨說:「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可見,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當時真實狀態。1252年,從前仕金的漢族士大夫張德輝、元好問二人覲進忽必烈,奉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作為「黃金家族」的重要成員,忽必烈「悅而受之」。這一舉動有兩種意義:其一,蒙古貴族首次顯現出對儒家思想的真誠想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貴族的政治保護。而後,姚樞、竇默、許衡等漢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為這位蒙古王爺手下得力的參謀顧問班子。1260年,忽必烈稱帝於開平,漢族謀士,特別是劉秉忠,出力尤多。無論是典章、制度、開國國號、都城興建、官制章服、朝儀禮制,均肇自這位亦儒亦釋亦道的漢族文士。當然,開國之時在「庶務」方面出力最多的,還有日後因親家李璮造反被處死的漢人儒士王文統,「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王)文統裁處。」可見,無論是「上層建築」還是「經濟基礎」,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記相當明顯。
  為了使得以儒治國的政治方針得到貫徹和延續,忽必烈在培養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歲開始,忽必烈的獨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學教育。十歲時,漢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學業。王恂不僅向真金灌輸儒家傳統經書,也向他宣講「善惡得失」和亡遼亡金的歷史教訓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這養成了日後皇太子真金純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當然代表。忽必烈出於切實考慮,對於蒙古貴族後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鬆。1265年,蒙古貴族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得任中書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許衡為安童之師,由此,安童日後也成為「儒臣」派的中堅分子。所以說,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僅僅是亡遼亡金亡宋的漢族知識分子,還包括真金這樣的「儲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勛貴。
  忽必烈對儒臣特別是漢人臣士的信任危機,隨著1262年山東李璮之亂的爆發而點燃。與李璮有姻親關係的王文統被殺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牽連。驚惶之下,漢人將領史天澤也被迫交出兵權。由此,忽必烈心中對漢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劇。同時,由於滅宋戰爭以及對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爺的挑釁,忽必烈的銀庫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錢,平亂要花錢,拉攏蒙古貴族血親所支出的大筆賞賜也要花錢,因此,「財臣」日漸任用,阿合馬等色目人因能夠為忽必烈斂財,日漸得到寵遇,這些人也成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動權力的有力砝碼。特別是隨著南宋的滅亡,大元已無任何真正有力的敵對勢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黃金白銀,成為忽必烈最大的心頭渴戀。所以,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個斂財高手,陸續成為忽必烈的寵臣,為害二十餘年,搜刮財賦,橫徵暴斂,搞得天下騷然。
  其實,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惡貪焚暴斂之徒,並因反對其兄皇「憲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蘭答兒的「鉤考錢穀」而引禍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對中原漢地沒有什麼遠大的政治遠見,只知搶掠燒殺。窩闊台汗上台後,幸虧有耶律楚材上諫以收取賦稅方法代替殺掠和搶奪,中原漢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開始,回回鉅賈奧都拉合蠻買斷了中原漢地的課稅權,實際上破壞了耶律楚材那種較為溫和的搜刮方式。而後,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奧都拉合蠻輪流上場,主管中原財賦及庶務,對當地人民進行敲骨吸髓式的剝削。貴由汗死後,蒙古內部亂成一團,貴族階層更是混水摸魚,你撈一筆我搶一筆,對中原漢地徵求財貨不絕。蒙古王公對漢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們只喜歡大筆大筆奉上珍稀寶物的色目商人們,依靠他們充當「經紀人」,任憑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們交上「份兒錢」,別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繼位后,在中原漢地大肆推行「包銀」制度,向中原漢人按戶收取「人頭費」包銀。在官府催逼下,漢族人民畏於殺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貸「斡脫錢」。這種利滾利的高利貸真正宰人,一碇銀子,十年內可向上滾積成一千零二十四碇。家破人亡仍舊交還不起銀子,大量漢人只能選擇逃亡一路,田畝荒廢,良家失散,四處流離。幸虧忽必烈是蒙哥汗的親弟,他在漢人儒士建議下,得到關中、河南等中原漢地作為封地,開府求治,使廣大地區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東、灤水以北的龍岡興建開平新城,雄心勃勃地準備放手經營中原。
  樹大招風。蒙古貴族以及色目商人這些「既得利益者」,眼紅忽必烈手中的財權,紛紛在蒙哥汗面前說他的壞話,指他有不臣之念,並誣稱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權為奸利事」。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權的同時,派出親信阿蘭答兒等人到陝西、河南「鉤考錢穀」展開「清污」運動,想驗明忽必烈是否有罪。這群人如狼似虎,大興案獄,嚴刑逼供,當地官員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數十名之多。洶洶逞威之外,他們還隨意向當地官吏敲詐勒索,得不到錢就把人關進監獄弄死。
  為了在中土樹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於漠北的蒙哥汗親征南宋,一方面想彰顯他的無上威權,一方面欲圖想以破亡南宋的勝利重新樹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響力。已經喪失軍權的忽必烈幸虧有漢人儒士替他出主意,送妻女至兄皇處為人質以示自己無「異圖」。畢竟手足情深,二人會面后,誤會暫時消除,蒙哥汗也下令停止對中原一帶錢穀財賦的「鉤考」。
  1258年,進攻南宋的塔察兒一部蒙軍遭挫,蒙哥汗命令忽必烈重新率軍征宋。轉年夏天,親征四川的蒙哥汗在釣魚城下被一塊炮石擊死。他不僅沒有能滅亡南宋,自己倒死在了酷熱潮濕的蜀地。喜大於憂,忽必烈終於得喘一口大氣,縱馬飛奔,飛也似回到草原,去與弟弟阿里不哥爭奪大汗之位。
  中國的古代政治,向來是屁股決定腦袋。位置一變,思維也隨之產生變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寶位,隨著國土的擴大和戰爭的繼續,昔日對於橫徵暴斂的反感,逐漸為對黃金白銀的喜愛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錢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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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五百美女的「主人」 -- 阿合馬

  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元史》中對他早年資料不詳。從中亞、西亞的史籍研究中發現,此人是花剌子模國費納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時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親,得以成為皇后斡耳朵下屬侍臣。忽必烈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馬開始得到重用,「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轉運使」,掌管財賦之務。忽必烈以「龍興之地」開平為上都,任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
  進入忽必烈視野后,阿合馬很有一番作為,「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栗輸官者凡四萬石。」由於斂財收賦幹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事。又過兩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馬以中書平章政事兼領使職,全國財權皆集於他一人之手。
  官升得快,阿合馬主意也越來越多,他以屎中撿豆的認真勁兒,一會兒上奏改鑄金銀,一會出主意禁止太原當地人煮鹽販賣得利,蒼蠅臉上剝肉,蝴蝶翅上刮粉,很得忽必烈歡心,又以他為「平章尚書省事」。
  阿合馬並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眾人咸稱其能。」此外,阿合馬有口辯,常在廷議時與丞相安童等人爭論時佔盡上風,口舌如簧,滔滔不絕,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阿合馬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並向忽必烈表示:「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擇」,忽必烈允諾。這樣一來,阿合馬把人事大權又抓於已手。
  至元九年,元廷並尚書省入中書省,阿合馬又被任為中書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設的中書省是當時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機關,中書令由皇太子真金擔任,但只是名譽頭銜,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實際上就是真正的中書省主管,類似今天的國務總理和首相。元朝的尚書省原先的名字是「國使使司」,類似今天的財政部,忽必烈曾把「中書六部」改為「尚書六部」,正是想突出「財臣」的重要性。阿合馬倒是挺「舉賢不避親」,轉年,就把兒子忽辛任命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
  由於行事太過擅權,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進言,皆無效用。阿合馬瞪鼻子上臉,又派樞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僉樞密院事」,想讓他兼任「國防部長」。樞密院的最高官員是「樞密使」,也是真金太子挂名,所以,如果忽辛得任「同僉樞密院事」,等於阿合馬讓兒子掌握了元朝的軍權,那樣一來,忽必烈、真金父子的「家天下」,就會成為阿合馬、忽辛父子的「家天下」了。
  忽必烈這次沒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駁回,因為老皇帝深知阿合馬的草包兒子擔當不了如此重任,說:「忽辛連賈胡作生意的事情都不清楚,怎能負責機要大事!」(原文是「彼賈胡事猶不知,況可責以機務耶!」不少研究者望文生義或不看原文,以為忽必烈說忽辛是個「賈胡」,縱使「彼賈胡」斷句,後面也連不上說不通)。
  此後,阿合馬有所收斂。隨著江南收為元朝所有,阿合馬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舊境行鹽鈔之法,禁止官員私自買賣藥材。為了最大限度征利,他又幫忽必烈設置諸路轉運司,征利頗豐。高興之餘,每遇財政問題,忽必烈都會說:「此財務事,其與阿合馬議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對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裏海涯、麥術丁等,亦未可為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可見,當時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馬名列群臣中的第一。
  大權獨攬之下,阿合馬「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楨、耿仁,驟升同烈,陰謀交通……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貼木兒不買自己帳,阿合馬便奏稱這二人擅支錢糧,很快以貪黷罪殺掉二人。
  元朝的「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最早是中統年間忽必烈為了方便統治而設立的10個臨時機構,當時叫「宣撫司」。行省架構是中書省的「具體而徵」,正是中書省向全國的權力延伸,下轄路、府、州、縣,近乎封建,權力很大。現在的「省」,其時正是由當年忽必烈的「行中書省」轉變而來。
  元廷宿衛中級軍校秦長卿深知阿合馬奸謀,「慨然上書發其奸」,被阿合馬立即下令逮捕入獄,酷刑折磨而死。秦長卿上告信中有兩句寫得特別好:「現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逾公家資,凱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
  縱觀阿合馬搜刮手段和內容,無外乎以下幾點:其一,濫發交鈔。忽必烈繼位后,所頒定的中統交鈔是以絲為本,交鈔二兩合銀一兩(銀五十兩為一錠)。 1261年底,發行中統元寶鈔,分為十等,以錢為準,一千文錢(一貫)相當於一兩交鈔。南宋滅亡后,元朝用中統鈔倒換南宋的會子、交子,使幣制達成統一。 1273年以前,中統鈔發行量相當有節制,每年不過十萬錠。阿合馬大權在握后,為了斂財,濫發鈔幣,自1276年開始,中統鈔的幣量每年都是大幾十萬錠,最高達一百九十萬錠,如此,勢必造成「物重鈔輕」,最終使得「公私俱弊」,使元朝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混亂。其二,阿合馬大興「理算」(又稱「打勘」、「拘刷」),以檢查清理政府財政收入為名實現斂財目的。其實,反貪反貪,越反越貪;理算理算,越理越亂。理算之法使得元朝各級官吏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最終吃大虧的還是基層官員和平民百姓。其三,阿合馬大搞官賣壟斷,對銀、鐵、鹽等實行壟斷權,又命官府括民鑄造農器,使得農器品質相當粗劣又價格昂貴。同時,他巧立名目,增加各種稅目,任意提高稅金,甚至連死人也要收喪葬稅,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無後來者。
  阿合馬致怨滿天下,竭力排毀漢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與太子真金對他恨之入骨。但是,只要老皇帝忽必烈在位一天,真金太子不敢拿他怎樣,最多是「惡其奸惡,未嘗少假顏色」。有逸史講真金太子曾在朝上當面毆打阿合馬,似乎不是情實。真金自幼受儒家教育,溫良恭儉讓,不可能在父皇面前做出如此「失禮」的舉動。
  對於阿合馬被殺的過程,《元史 奸臣傳》中這樣寫:
  十九年三月,世祖(忽必烈)在上都,皇太子(真金)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錘,自誓願擊阿合馬首。會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屍欺眾,逃去,人亦莫知。(王)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王)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夜會東宮前。(張)易莫察其偽,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往。(王)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行十餘里,遇其眾,偽太子者(王著徒眾)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夜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偽太子者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王)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錘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為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髮,眾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請囚。
  《元史》的《裕宗傳》中也記載:「盜(指王著一伙人)知阿合馬所畏憚者,獨太子爾,因為偽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殺之」。種種記載,都講真金太子與阿合馬被殺案無牽涉。但是,「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其實,殺阿合馬的真正幕後指揮者,肯定是真金太子及其漢人高級幕僚,否則,張易那麼一個樞密副使級的高官不會參加此事(雖然《元史》稱其是被「矯旨」所騙);王著一個千戶,也沒那麼大能耐熟門熟路計劃周詳地殺掉當朝宰相。
  真金太子之所以下決心殺阿合馬,也與這位權臣先前誣殺御史中丞漢人崔斌有關。崔御史曾上章彈劾阿合馬,阿合馬很惱怒,便公報私仇,把崔斌排擠出中央后,仍然捕風捉影尋個罪名置崔御史於死地,使得太子及其手下儒臣派忍無可忍。所以,王著等人挺身而出,殺阿合馬事成或不成,均不會真正把真金牽入案中。
  大都亂起,中丞也先帖木兒跳上匹馬,「馳奏世祖」。當時忽必烈正駐蹕於察察腦兒,距上都不遠。聽聞自己手下「財神」寵臣阿合馬被殺,「聞之震怒」,即日回到上都宮城,下令樞密副使孛羅等人率兵飛奔大都,「討為亂者」。
  阿合馬已死,王著被擒,剩下的高和尚等人本來就是棋子,很快就被悉數擒獲。此時,忽必烈並沒有意識到阿合馬之死是真金太子及其漢人幕僚策劃,還令太子名義上主持會審王著案件。當然,太子本人不辦案,實際的主審官是孛羅。
  孛羅不傻,自然不會跟「儲君」真金過不去,加上他自己也憎惡阿合馬的跋扈,心中對這位回回人的死亡,只有暗喜而已。
  案件迅速得以審結,「誅王著、高和尚於市,皆醢之,並殺張易。」「醢之」,即把屍體剁成肉醬,此詔肯定是忽必烈親自指示,可見當時他對寵臣被殺一事的悲憤。而且,張易是否主動有預謀參加殺阿合馬行動,並無確鑿實據,殺掉如此高級別官員,實是老皇帝震怒下的詔令。
  王著臨刑大呼:「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要仁得仁,可見王義士事前早已做好捨生取義的心理準備。王著被殺時,還不到三十歲。
  阿合馬死,忽必烈「猶不深知其奸」,估計只是知道這位寵臣貪污多,念其舊功,下令中書省不要深究他的家人。待孛羅面見彙報工作,忽必烈詢問案件詳情。孛羅對王著、高和尚等人之事簡略帶過,倒大談起審案間「訊得」的阿合馬罪狀情實。所謂「牆倒眾人推」,阿合馬已死,孛羅在推審中又深刻感覺到太子真金的傾向性,自然把阿合馬多年來的所為「實話實說」。這可不得了,聽完整件事情后,忽必烈激惱無比,拍案大怒:「王著殺掉他,幹得好啊!」
  於是,忽必烈下詔嚴審阿合馬案,一定要把阿合馬黨人都從朝中清出。
  抄家之後,金山銀山不說,阿合馬家裡有小妻五十人,侍妾四百多人。四、五百美女,日御一人,這位西域回回一年也輪不過來。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馬吃羊肉長大,荷爾蒙水平高,性慾濃,加之印度、波斯等地的動植物春藥,使得他權力欲以外又添勃勃的性慾。其實,權臣家中的金銀美女不會招致忽必烈惱恨,阿合馬最主要的罪狀如下:
  其一,阿合馬愛妾有一人名叫引住,家裡私藏兩張鞣製過的人皮,全須全尾,「兩耳俱存」,審問半天,也不知受害者是誰,引住招供說:「詛咒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其二,一位陳姓畫師為阿合馬畫兩幅帛畫,「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剌之為者。」其三,有位名叫曹震圭的人為阿合馬「推算」過生辰,妄言休咎。其四,算卦人王台判為巴結阿合馬,妄引圖讖,稱其有九五吉相。
  忽必烈作為篤信密宗和薩滿教的蒙古人,最相信「怪力亂神」之神,認定阿合馬有詛咒自己早死之事。於是,在下令把四個人剝皮以外,又下詔捕誅阿合馬在朝中位列大官的子侄,沒收全部財產。這還不解恨,忽必烈命人把阿合馬屍體從墳墓中挖出,在通玄門外戮屍,然後縱放皇家獵狗群撲而上,把阿合馬屍身吃得一塊不剩。「百官士庶,聚觀稱快。」
  此次交手,真金太子派獲得勝利,「沙汰省部官阿合馬黨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餘五百八十一人,並黜之」,「置黑薄以籍阿合馬黨人之名」。由此,阿合馬家族不僅灰飛煙滅,其黨羽也皆上了「黑名單」,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勢。
  飄飄然之餘,真金太子及其幕僚忽視了一個事實:阿合馬擅取斂財近二十年,沒有忽必烈背後撐腰,他可能這樣為所欲為嗎。行事太過,老皇帝能不產生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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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肆無忌憚的短命鬼:盧世榮

  盧世榮是出生於大名府的漢人。阿合馬掌權時,盧世榮行賄得官,為江西榷茶運使。貪污了幾年,被人告發丟官。
  阿合馬被殺后,元朝大臣「諱言財利事」,朝廷收入大減,使得忽必烈日感不悅。畏兀兒人桑哥時任總制院使,就向忽必烈推薦盧世榮,說此人「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
  忽必烈親自招見盧世榮,「奏對稱旨」。老皇帝不放心,讓盧世榮與右丞相和禮霍孫當朝廷辯,「論所為之事。」盧世榮乃阿合馬爪牙,巧言能辯,又精熟蒙古語,在辯論中滔滔不絕,說得和禮霍孫及右丞麥術丁等人理虧辭窮。老皇帝看在眼中,喜在心裡,立命他為尚書右丞,並罷去和禮霍孫的右丞相職位,起用先前被阿合馬排擠出朝的安童為右丞相。安童抨定西北諸王之亂時,因蒙古貴族內鬨被當作俘囚送往叛王海都處,此時被放還不久。
  安童回朝後,雖然他屬於真金太子的儒臣派,也感受到老皇帝對錢財的渴戀,於是他「配合」盧世榮一起進行經濟改革,整治鈔法,禁止私下貿易,並對金銀重新定價。
  說句實話,盧世榮所採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於民,諸如減免江南農民的租課,給內外官吏適當加俸,收贖江南失業貧困人民因貧困而賣出的妻兒,免除民間包銀三年,等等。不久,針對鈔法虛弊,盧世榮又提出要仿習漢唐兩朝,在天下括銅鑄至元銅錢,並在國內推行新的綾券,與紙鈔同步使用。看到盧世榮獻上的嶄新綾券樣幣,忽必烈大喜,馬上說,「便益之事,當速行之。」
  見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盧世榮膽量倍增,腦子天天轉得滑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經濟改革方案:
  
  「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爐鼓鑄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恆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踴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儈(經紀人),六為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饋,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為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
  忽必烈聞奏,連連點頭稱善,尤其盧世榮所奏出官錢買馬讓蒙古人蓄養而後政府收利一事更是讚賞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時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
  聽皇帝如此說,盧世榮喜出望外,忙叩頭言道:「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後必有上言說臣壞話的人,為臣十分害怕,請陛下做主。」
  忽必烈聞言,忙為盧世榮打氣:「你別害怕朕對你有什麼不利,還是小心愛卿你自己的飲食起居吧。善跑獵犬,狐狸肯定不喜歡,主人又怎能不喜歡!愛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現朕為你增加從人侍衛,愛卿可小心自衛門戶。」不僅言語上支持,忽必烈還親自下旨安童給盧世榮增派侍從,可見這位財臣當時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
  盧世榮為了增加自己在朝廷中的力量,奏升六部為二品官銜。而後,忽必烈又依從盧世榮所奏,罷停行台,並改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任錢穀財賦之事。不久,盧世榮又設立「規措所」新機構,選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賈」的買賣人。忽必烈閱奏,不清楚「規措所」這個新增的秩五品機構是幹什麼的,盧世榮忙解釋說此所用以「規畫錢穀」。老皇帝立刻批准成立。
  得寸進尺之餘,盧世榮又上奏:「天下能理財者,從前皆奔走於阿合馬門下,現在他們都被划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盡廢其才。為臣我想從中擇選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說我是任用罪人。」
  忽必烈覺得盧世榮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於是,昔日與盧世榮同甘共肥的一幫阿合馬死黨,紛紛得到重新的擢用。
  盧世榮的理財改革,真正實施之後,好多事情根本行不通。皇太子真金就明白表示反對,「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竭於此也。豈惟害民,(盧世榮)實國之大蠹」。
  從前推薦盧世榮的桑哥,聽聞真金太子如此說,也急忙中止了與老盧的密切聯繫。
  忽必烈對盧世榮百依百從,「你辦事,我放心」,於是老皇帝又去上都巡遊。元朝在忽必烈時代實行兩都體制,一般來講,每年三月份至九月份,忽必烈住在上都(開平),其餘時間,則居於大都處理公務。這種體制,取源於遼朝皇帝的五都「納缽」(捺缽)。由於同為游牧民族,蒙古人把契丹人的這種四季納缽制加以引用,只不過是由「五都」改為「兩都」。滿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莊,也類似這種「兩都制」。
  「(盧)世榮居中書(省)才數日,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大臣有人與盧世榮意見稍不合,即被誣「廢格詔旨」,旋即被殺。如此一來,「朝中凜凜」,丞相安童等人見盧世榮作為一個漢人,如此擅權越職,非常不滿。而且,「經濟改革」實施數日,安童等人發現根本不起效應,怕日後對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章彈劾盧世榮,罪狀大抵如下:
  「(盧世榮)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為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為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轉呈的奏狀,自然非常惱怒,即日派人帶詔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員大臣,研究對盧世榮的彈章。而後,又命人把盧世榮押上都審訊。
  經過審訊,盧世榮主要罪狀如下:第一,不經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鈔二十萬錠;第二,擅升六部為二品;第三,未與樞密院商議,擅自徵調行省一萬二千人置濟州;第四,擢用阿合馬黨人,害公擾民。
  不久,皇帝和眾臣廷對時,已為犯人的盧世榮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實,他這招兒裝可憐也是想自攬責任為老皇帝「遮醜」,因為他罪名中的第二項和第四項都是忽必烈照準的。別說,這招兒起先還管用,忽必烈沒有立即殺掉盧世榮,只是下命:把他收押收獄。
  由於得知真金太子深恨盧世榮,推薦老盧上台的桑哥也「鉗口不敢言」,沒有「挺身」而出搭救老盧。
  延至年底,忽必烈見斂財無方,愈想愈氣,就問身邊蒙古大臣對盧世榮的看法。大臣自然厭憎這位斂財損人的漢人,忙回稟說:「近日聽新入中書省的漢官議論,他們說盧世榮已經認罪,件件罪名屬實,卻仍舊被養在監獄里,白白浪費糧食。」
  又老又胖的皇帝聞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盧世榮押到鬧市開斬,並派人把老盧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帶到御苑去喂馴養的飛禽和水獺。
  阿合馬便宜了狗肚子,盧世榮養肥了禽獺,二位「財神爺」的下場真可謂殊途同歸。但阿合馬榮華富貴十九年,盧世榮從上台到被處死才一年的時間。
  盧世榮被逮治,也觸發了元廷中儒臣和財臣之間的更加尖銳的矛盾。相互鬥爭之下,真金皇太子反倒成為犧牲品。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於兩年後立弘吉剌氏南必為皇后。由於年歲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見群臣,南必皇后頻頻現身。為此,江南行台監察御史曾經有人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南必)不宜外預。」此種腐儒之見,在從前的漢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對於蒙古帝王來講,卻是令人大惱火不可恕之事。
  阿合馬黨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後,認為有私可乘,便借理算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把此事上報給忽必烈。
  老皇帝一直耽心自己被架空,聽說有人要自己禪位於太子真金之事後,怒火攻心,立刻派人前往御史台查閱奏章。眼見紙包不住火,御史大夫月律魯只得急忙向丞相安童求救,於是二人入宮面見忽必烈請罪,把事情原委一一奏明,並指出塔即古本來就是阿合馬的奸黨,想搞出事端來陷害皇太子。經心腹大臣一番解勸,忽必烈怒火稍息。但是,皇太子真金因數日憂懼,身體抵抗力奇差,不久即染病而亡,年僅四十三歲。元成宗繼位后,追謚真金太子(自己父親)為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所以,元朝朝廷內儒臣派雖然取得暫時勝利,卻喪失了他們的領軍人物皇太子,損失不可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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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樹「功德碑」的吐蕃人 -- 桑哥

  桑哥,吐蕃人,其發跡之始,「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蕃譯史」,是個有語言天賦的「高級翻譯」。當然,在元朝僅僅是個「舌人」翻譯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會造拋石機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時也會被蒙古人扔入濠溝充當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原因在於他是蒙古國師膽巴的弟子。
  膽巴之名,現在幾乎無人知曉,但在元朝時,他的大名僅次於八思巴。膽巴本人是「法王上師」薩班的高徒,中統年間(也可能是聖元年間)由帝師八思巴推薦,得以面見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詔居於五台山主持佛事。由於他名氣大,常往來京城間,為蒙古王公們授法灌頂,加上他能以藏葯治病什麼的,很受器重。膽巴的相貌很特別,長有兩顆大而長的暴牙,露於齒外。這種大眥牙,在當時蒙古人眼中都被視為「異像」。這哥們一張大臉雖然有些像鼴鼠,為人卻很正直。
  至於桑哥,由於一直「狡黠豪橫」,膽巴對這個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責並與之疏遠。但是,桑哥「好言財利事」,正得忽必烈歡心,先把他升為「總制院使」,類似今天「宗教事務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實權,地位越來越高。他入相后,向忽必烈進讒言,把膽巴國師外貶,一會把這位高僧貶往臨洮,一會兒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膽巴勞累得疾而死。
  惡徒欺師,從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過,膽巴命大,桑哥被誅后,終於有命還於大都。
  其實,阿合馬、盧世榮被誅后,忽必烈也意識到儒臣的重要性,並任命程文海(字鉅夫)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漢族名儒。
  台臣對奏,表示說程文海是「南人」,年紀又輕,「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責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參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財臣」和漢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勢力。
  行詔江南時,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書,「特命以漢字書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穫頗豐,為元朝網羅招致了葉李(曾在南宋上書指斥賈似道)、趙孟頫(宋太祖之子秦王趙德芳之後)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獨南宋舊臣謝枋得堅守臣節,力辭不至。
  漢人儒臣雖得任用,儒戶御役也得減免,但元朝兵戈繁興,維護帝國如許大的攤子,沒錢萬萬不行。於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當作新一位「財神爺」。
  公元1287年初(至元二十四年),在麥術丁建議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鐵木兒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更定鈔法,在朝境內頒行「至元寶鈔」。
  桑哥這位吐蕃人翻臉不認人,上任后首先檢核中書省帳目,查出中書省「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時任尚書省平章的麥術丁自認倒霉,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薦引桑哥當「理財」大臣。於是,桑哥雷厲風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鉤考」,當眾命從人毆打漢族大臣,殺了不少與已議不和的人立威。
  由於桑哥斂財有道,為元廷在半年多時間內增加了不少收入,漢人左丞吐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認為桑哥應該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詔任桑哥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桑哥乘機又擢升了好幾個私人黨羽。
  縱觀桑哥的「經濟改革」措施,其實與阿合馬如出一轍。其一,「以理算為事」,設征理司這樣的新部門,對江淮、四川等六個行省財賦進行理算,「鉤考」地方倉庫,大肆搜刮,「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天下騷然。其二,更定鈔法,發行「至元寶鈔」新鈔。新鈔折中統舊鈔一貫文折五貫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增加課稅,鹽引由三十貫增為一錠,茶引由五貫增至十貫,商稅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區增至由先前十五萬錠至二十五萬錠,內地由五萬錠增至二十萬錠。「世祖(忽必烈)皆從之」。
  其實,桑哥「改革」重要內容之一的「鈔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鈔)無冗,舊者(中統鈔)無廢。」但歲賜和餉軍等事皆以中統鈔為準。百官會議時,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眾人惟惟之時,新入朝的趙孟頫年青氣銳,高言道:「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鈔)為至元(鈔);又二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鈔)。使民計鈔(以鈔額數量)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相比較),謂之二虛;四者為直(值),雖升降有實,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鈔額)斷人死命,似未可也」。這位宋朝王孫以刑名說事,實際上是他已經指出了桑哥「鈔法」的虛弊。
  大臣中有人為巴結桑哥,又欺趙孟頫是新入朝的「南人」,厲聲指斥說:「現在朝廷推行至元鈔,所以犯法者以此鈔來計贓論罪,你這麼一個黃口孺子,怎敢有異議,難道是想阻礙至元鈔的頒行嗎?」
  趙孟頫氣勢仍盛,據理力爭道:「法者,人命所系,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我此來乃奉詔參與議論,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統鈔虛,故改(為)至元鈔,如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您不與我相較財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話,說得對方愧然而退。雖如此,蒙漢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撐腰,基本沒什麼人出頭對「新法」說不字。
  「桑哥即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宣其敕,尚由中書。桑哥以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為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价以買所欲。貴价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所以,桑哥專政后,「組織部」歸於「財物部」,又兼 「國務院」功能,桑哥把朝廷當成了市場,官位當成了商品,賣官鬻爵,肆無忌憚。
  當婊子不忘立牌坊。為相兩年後,他差使手下諂諛小人上「萬民書」,要求元廷為桑哥「立石頌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對這個能為他斂財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說:「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為此,翰林院蒙漢高手奮筆疾書,詳列桑哥功德,在中書省府院前堅立一巨石,上題「王公輔政之碑」,規模還不小,「樓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類的鮮紅塗料,在此名詞動用,是講元廷在「桑哥輔政碑」的大石頭外面又蓋了色彩鮮艷的宏麗閣子,雕鏤精細,,惟恐內外不知桑哥的「政績」。
  折騰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後,還是趙孟頫對忽必烈的高級侍衛徹里(奉御官,「怯薩」 的一種)講:「皇上論賈似道誤國,常責留夢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現今,桑哥之罪,有甚於賈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乃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惟君為皇上所親信,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為百姓除此兇殘之賊,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趙孟頫一番激勵,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獵心情好的機會,徹里縱言桑哥誤國害民,「辭語激烈」。起初,忽必烈聞言即大怒,責斥徹里「詆毀大臣」,命令左右衛士猛搧徹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頓地上。」稍停,忽必烈又問徹里是否知罪,徹里「辯愈力」,朗聲言道:「為臣我與桑哥無任何私怨,現不顧生死揭發他的罪狀,實出於對國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諫,奸臣何得而除,萬民何得而息!」
  聞此言,忽必烈沉吟。隨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貴族也里審班、也先帖兒等人見狀,也一同跪下,劾責桑哥專權黷貨等罪。
  忽必烈還是不大相信,急招出使在外的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來問情實。不忽木在行宮營帳里見皇帝,痛心疾首地說:「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如不誅桑哥,恐此人將為陛下深憂!」在場的賀伯顏等人也力證桑哥姦邪,「久而言者益眾。」見這麼多蒙古貴族指斥桑哥,當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統治,忽必烈就下決心把「財神爺」送入閻羅殿。於是,他下詔御史台及中書省辯論桑哥之罪,並命人毀棄「桑哥輔政碑」。
  怯薩,從職責看僅僅是皇帝身邊的帶刀侍衛,諸王貴族身邊皆有「怯薩」。與歷朝歷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薩」源由蒙古舊制,其組成人員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貴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長官子弟。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貼心人,他們負責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宮廷內事務,基本把太監該乾的活計都幹了,這也是有元一代沒有太多宦官亂政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薩不僅僅是充當皇帝禁衛軍那麼簡單,他們常常出任地方高級官員,或口含天憲巡視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薩入仕」這個名詞。當然,「怯薩」到了元朝後期,濫芋充數者不計其數,只要花錢就能買這個「身份」。忽必烈時代,怯薩可說是除親王、嬪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員,所以趙孟頫才激身為怯薛的徹里前去說服忽必烈。如果換了漢人官員在忽必烈面前講正當紅的桑哥壞話,估計會立時被砍掉腦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財竟然「半於大內」,皇帝首富,他第二。
  幾個月後,元廷有詔斬這個吐蕃人於鬧市。金山銀山,地獄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惱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徹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黨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濟等黨羽押還大都,審問之後,均送鬧市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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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7:59 | 顯示全部樓層

3.5 從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擊

  忽必烈繼位后,於1274年、1281年兩次東征日本,1282年進攻佔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時,元軍又試圖征服流求(台灣)。所以,海上擴張,是忽必烈中後期的一個中心任務。這些進攻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
  
  二次征倭 颱風敗事
  講起元朝對日本的二次海上遠征,不得不要敘述一下高麗。因為,兩次征倭,都以高麗為重要的海軍基地,合浦(今朝鮮釜山以西的馬山浦)港口,成為蒙古海軍殺向日本的出發點。所以,開講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與高麗的關係。
  《元史》中的《高麗傳》,大多是因襲前史: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朝)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淥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為險。后闢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應該交待的是,這個王建,雖以「高麗」為國名,其實他的血統應該是島上土著「三韓」種,與昔日的高句麗王國皇族血脈根本不搭邊,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過,這老王家「高麗王」傳承時間不短,自王建到王燾,二十七代,「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與高麗人接觸,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帥哈只吉追擊逃入高麗江東城的造反契丹人。高麗人正愁打不過佔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見有人來「幫忙」,樂得屁顛屁顛的,送糧送物助攻,很快就幫蒙軍消滅了契丹人。眼見蒙古兵如狼似虎,高麗國王忙對蒙古使臣 「迎拜設宴」,孫子一樣裝得十分恭敬。蒙古貴族恃勢,不斷派人催促高麗王「遣使入貢」。後來,見蒙古人索要的東西越來越多,高麗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離遠,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殺死在半道,借口為盜所殺,連續七年斷絕了與蒙古的關係。窩闊台繼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帥撒禮塔出征高麗以報復殺使之罪,在高麗境內橫衝直撞,殺人無算。加上有高麗人洪福源充當嚮導,蒙軍如入無人之境。膽破之餘,高麗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為人質向蒙古稱臣。蒙古軍見好就收,臨走在高麗地盤設七十二「達魯花赤」監守,把高麗當成自己的地盤來管轄。轉年,高麗上層見蒙軍主力撤走,心生反覆,竟然把蒙軍留置的七十二個「達魯花赤」蒙古大爺全部弄死,然後王室大搬家,竄逃至海島避禍。撒禮塔不是吃素的,輕車熟路,率虎狼蒙軍又至。不過,這位元帥此次來高麗運氣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軍,高麗人終於敢喘出一口長氣。
  兩年多以後,已經端掉金國的蒙軍終於騰出手,蒙將源唐古率大軍與洪福源一起殺向高麗。打了近五年時間,高麗人自知不是對手,高麗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並送宗室到和林當質子,成為蒙古藩屬。蒙古人把高麗當成倉庫,缺什麼就張口伸手來要,稍有遲緩就派兵來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殺人掠物,把高麗當成射獵場,每每滿載而歸。被逼無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親兒子王倎入蒙古為人質,乖乖當孫子。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趕上高麗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軍中充當質子的王倎為高麗國王,派兵護送這個傀儡歸國,所頒制文,口氣傲橫:
  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勛,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徹其籓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得逾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為東籓,以揚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過,深知蒙軍的實力和殺人不眨眼的殘暴,他當「國王」后,對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貢不說,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貢奉,自己改名王禃,順便通報忽必烈。九年後,高麗內亂,大臣林衍廢王 擁立其弟王渦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軍入高麗,擁王禃複位。感激之餘,王禃謹修貢獻,恨不得把自己賣了也送往大汗處。他派兒子王愖等充當人質之餘,又乞求忽必烈「賜婚」。見王禃如此恭順,忽必烈大喜,於1274年把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給高麗王世子王愖。這位公主命好,剛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國繼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變成了王后。通過裙帶,低三下四的卑微高麗小國王終於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龍快婿,從此之後,他才敢在與元朝官員見面時「分庭抗禮」。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達魯花赤」,見高麗王時都是坐上首。以後,高麗王知道當「女婿」的好處,王璋、王燾等國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為妻,以此來維持他們在朝鮮半島的統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遠征日本,正是高麗與元朝關係「密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詔使高麗簽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聖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國信使,持國書往日本「喻旨」。那當然,大汗並非想真的招遠懷來與小國「共榮」,只是想把日本當成另一個像高麗那樣的「倉庫」。
  由於孤懸海外,蒙古人對倭國不甚了解,又有高麗人說那裡遍地金寶,很讓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國書辭意,看似帝王堂皇,實蘊威脅恐嚇: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籓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特別是「以至用兵」四個字,劍拔弩張的恐嚇,全然表示一清。
  好事多磨,壞事也多磨。大海波濤,元使一行竟渡了幾次也沒到達日本本島。忽必烈又命高麗國王派人轉送,「不得其要領而歸」。元使又往,在對馬島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兩個當地人當「生口」回來稟命。最後,還是由於懂日本話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趙良弼一行才得達日本。當時的鎌倉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麼物種,無知者無畏,連見也不見,把趙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見日本方面無迴音,忽必烈大怒,於至元十一年夏下令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榮丘二人為帥,在高麗造戰船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從合浦港出發向對馬島展開進攻。至於這次攻日本的「戰績」,《元史》的《日本傳》中很含糊,只有這麼幾句:「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蒙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其實,這次攻擊首戰順利,對馬島的倭軍被全殲。蒙軍在肥前遭到頑強抵抗,但一當擺出火炮轟擊,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襠褲的倭兵倭將登時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國從來就不知道世上還有火炮這種東西。日本這個國家挺有意思,總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良好實驗場。七百多年後,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又讓日本人開了眼。不知日後它是否還會有這樣被「試驗」的好機會。
  蒙軍在博多灣登陸后,連日奮戰,上下皆感疲累。特別令蒙古兵將失望的是,日本這疙瘩根本不是傳說中的「遍地黃金」。如此貧瘠海島,腥風劣土,且日本人長像也不咋的,獐頭鼠目,個頭比蒙古人還矮。如此,元軍貪慾一失,戰鬥力和求勝心立時下降。高麗將領勸忻都一鼓作氣直殺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體士兵離岸上船,見好就收,準備班師。
  不料,颱風忽然在夜間來襲博多灣。睡夢之間,四分之三的蒙軍與被擊碎的船體一起,連絕望都來不及,就剎那間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獄。
  消息傳至幕府,憂懼不能進食的北條時宗喜出望外,連連叩頭感謝上蒼,嘴裡不停地念叨:「神風!神風!」此役,日本稱之為「文永之役」。南宋遺民間此訊,很是「幸災樂禍」,作詩道:「涉險應難得命還,倭中風土索蠻頑。縱饒航海數百萬,不直龍王一怒間!」(《元賊謀取日本》,鄭思肖)
  忽必烈有些鬱悶,由於當時正處於進攻南宋的關鍵時刻,忽必烈騰不出手來再派大軍進攻日本。而且,忻都在報告中掩飾敗績,吹擂元軍把日本軍打得落花流水,天氣不好暫時撤軍,已經大大地宣示了「國威」。
  此後,高麗不敢「惦記」日本,日本反過來不斷到高麗半島沿岸騷擾。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人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為上次元軍的進攻已經使日本象高麗那樣嚇得腿軟,國使一到會馬上送表稱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萬苦到達日本后,將軍北條時宗楞了,他不是嚇楞了,而是糊塗楞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風」送進海底都餵了王八,現在怎麼還敢派人來!估計剛剛喝過幾瓶清酒,北條一揮手,下令把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傳出,征東元帥忻都、洪榮丘二人立刻上表,「請自率兵往討」。當時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剛剛滅掉南宋,需要處理的事情千絲萬縷,「廷議姑少緩之」。兩個月後,忽必烈召見南宋降將范文虎,議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設「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為右丞,並下令軍在高麗的忻都、洪榮丘二人,共出兵十餘萬進討日本。
  對於蒙古人來講,殺使臣是最不可饒恕的。花剌子模殺蒙古使臣,最終付出了國土君死以及近千萬的人命為代價。倘若元軍二次征倭成功,估計「大和」民族現在只是一個歷史名詞。此外,忽必烈大舉攻日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處理」那些剛剛投降的南宋「新附軍」。近十來萬人的士卒軍將,殺起來不僅名聲不好聽,也很費事。所以,讓這些人充當「主力」,在攻日本時消耗他們,可謂一舉兩得。可見,忽必烈這個蒙古帝君,還是一個陰險巨奸。
  元軍第二次海上征倭,規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麗主將金方慶率領的左路軍三萬人外,還有由范文虎統率的江南軍七萬多人為右路軍。他們由慶元(今浙江寧波)出發,有戰船近四千艘,渡海遠航,浩浩蕩蕩殺向日本。依據原先的約定,兩路軍應在陰曆七月於壹岐島合師,然後合軍并力進攻日本。
  蒙古將忻都貪功,自忖輕舟熟路,首先從合浦起航,擁千艘戰艦打下壹岐島。然後,他也不等江南軍的到來,徑自撲向博多灣。但是,元軍忽然發現日本人早已在沿海灘頭砌築了層層石壩,戰艦根本靠不了岸。無奈,元軍只得強攻志賀島,得手后卻無任何便宜可占。由於補給困難,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島,與范文虎的右路軍會師,伺機再戰。
  范文虎方面,元軍的「總司令」阿剌罕病死,軍中無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專軍政,不待新任「總司令」阿塔海到來,發號施令,過足了「一把手」的癮。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賈似道的女婿,是個人品超差的「百敗將軍」,忽必烈選他當「副總司令」,其實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諸將陛辭時,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
  所以,戰爭真正開始后,由於無所統領,諸將確實心懷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說,高麗將金方慶與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貪功冒進之輩,沒有一個能主持大局。雙方合軍后,進屯五龍山(今日本佐賀縣西北伊萬灣)。如果當時元軍立刻進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計日本現在就是中國的日本省或海東省或東瀛省了。正是由於諸將意見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說,加上江南軍遠航疲憊,確實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聽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頭祈禱上天。
  八、九月間本來就是刮颶風的季節,雖然有將領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聽。當時,海上「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會青髯見於水上,海水作琉璜氣」,颶風的徵兆已經非常明顯。為「保險」起見,他們還下令諸將把海船結紮在一起。這種聯船法,對付一般的海風還尚可,遇到颶風,就等於是為自己做好了「連鍋端」的物質準備。對於颱風、颶風的心理準備欠缺,范文虎方面,這個草包還可原諒;但忻都上次吃過一次大虧,估計這蒙古人腦滿腸肥喝酒太多,沒長什麼腦子,竟然也好了傷疤忘了痛。
  於是,一夜颶風來襲,元軍大小船隻傾覆殆盡,特別是高麗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時為了省工採用「魚鱗式」結構,大浪拍擊即碎。范文虎江南軍的戰船質量不錯,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風,也十損八九。「軍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撿得一命后,元軍諸將想到的只有兩個字:逃命!「(范)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之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也就是說,元軍雖被淹死萬人,其實由於水營靠岸,剩下的人還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戰,結果還真不一定。
  諸大將雖然逃跑,元軍士卒多有戰心,推一名「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由於人多食乏,元軍體力消耗很快。大家於是伐木造船,準備乘這種「臨時」船逃回。
  風息之後,日本人來了精神,特別是「神風」再臨,小矬子們覺得天神青睞,揮著大刀嗷嗷衝殺過來。元軍體弱力疲,大部分戰死,最終乘下兩萬多人,皆為倭人所俘。
  於是,這大群元軍俘虜被押至八角島依次甄別,凡是蒙古人、高麗人、北方漢人,皆就地殺頭,只留下幾千新附軍,倭人認為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殺而奴之」,充當奴隸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將殘軍回合浦,上報忽必烈說途中遇風,數將不聽節制,暫時回軍,隱瞞大敗的實情。
  不久,被倭人俘為奴隸的江南漢人於閶逃回國內,盡報實情,忽必烈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萬大軍被范文虎等人皆棄于波濤狂浪之間,「得還者三人耳」,這三個人還在「青史」中留下姓名:於閶、莫青、吳萬五。
  此役,日本人稱之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個大啞巴虧,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軍發動對占城和安南的戰爭,內部儒臣派、財臣派內鬥激烈,出現了阿合馬被殺事件,使得元世祖暫時不得不放棄重新組織大規模的攻倭戰爭。至元二十年後忽必烈數興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廢。這種尷尬結局,正應了范文虎等人啟航前翰林學士王磐的一番諫言:「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國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後並未受嚴懲,罷職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還讓他「立功自贖」,在揚州整治軍械操練人馬。
  日本方面,舉國若狂。「神風」兩次救了日本,倭人們的腦袋瓜里再次使「神國」的理念悲壯地紮下根,覺得他們的蕞爾小島是「天照大神」最眷顧的「神土」。這種盲目的「理念」,讓他們的頭腦一燒再燒,直燒到豐臣秀吉時代敢於出動出擊明朝的藩屬朝鮮。二戰最後關頭,日本人把他們最後的自殺性攻擊飛機也命名為 「神風」,透露出絕望中殘存的希望。
  宋遺民鄭思肖聽到元軍敗訊,仍舊大喜,作《元韃攻日本敗北歌》,此詩的前序簡明扼要,除數字有出入外,基本簡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實:
   「元賊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為大浪掀播沉壞,韃軍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只。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為倭人盡剿。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於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髏山」
  此詩開頭,即講明倭國乃遠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飛宇。」在描述倭國道遠國瘠之後,詩人筆鋒一轉,指斥犬羊(元朝統治者)欲心過熾,徒取污辱與失敗:
  「厥今犬羊貪猶熾,瞠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並戶抽廠語。凶焰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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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7:59 | 顯示全部樓層

3.6 占城爪哇 鎩羽而歸

  占城,中國古書中又稱日南、林邑、占婆,位於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煬帝時,曾派大將劉方大敗林邑國的大象軍團,攻入林邑國都,嚇得林邑國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凱旋,繳獲林邑國王家廟內純金鑄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還。林邑國王待隋兵回撤後,忙上表稱臣。唐、宋以來,林邑王對中原王朝很恭敬,貢獻不斷,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產方物。北宋時期,高產的占城稻種也傳入內地,使得宋朝的糧食增產不少。
  元朝滅南宋后,占城國王忙不迭上表稱臣,貢獻金寶,忽必烈遂設占城行省,並封其國王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補的(這名字真怪)專權,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國和和馬八兒國的國使船隻。忽必烈大怒,於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從廣州出發,乘船進攻戰城。相持日久,元軍數次諭降,占城皆不聽,並回信表示「刻期請戰」。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間,元軍大舉進攻木城,擊敗占城象軍,殺掉數千占城兵將。占城國王棄宮殿而逃,臨行燒毀倉庫,並殺掉一直扣留的元朝使臣數人。不久,出於緩兵之計,占城國王派其舅寶脫禿花一行三十餘人,攜金銀布帛往元營訴罪,表示國王病重不能親自來營,世子補的三日後會親自向元將道歉。一連數日,寶脫禿花均派人來借口拖延,元將不知是計,呆在原地傻等,喪失了一舉殲滅占城王室的大好機會。後來,長期居於占城的南宋人曾延等人來報,說占城國王正在鴉侯山一帶招兵買馬,修整殘兵,準備與元軍再戰。元將這才醒過味來,派兵追剿時,占城國王已經聚擾了兩萬多軍馬嚴陣以待。
  元軍派萬戶張顒統兵進攻,山寨險峻,易守難攻。元軍撤退時,又在密林中遇伏兵,死傷不少。元軍主將唆都見情勢如此,只得率軍回國。元朝江南行省不知情,仍舊派軍隊來助攻,由萬戶忽都虎率領。這隻軍隊到達占城野眉蓮港,見元軍營舍在撤退前已自己放火一把燒盡,方知唆都已經撤軍。占城王國見好就收,派人持書獻與忽都虎表示向元朝附降。忽都虎讓占城國王父子親自入朝謝罪併入貢,這位南蠻王爺表示國窮無物貢獻,並聲稱「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狠狠地忽悠了元朝一把。後來,元軍想借道交趾再伐占城,「不果行」。
  至於爪哇,即今天印尼的爪哇島,「其人則丑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但是,大元威名,聲震世界,爪哇王在1280年和1286年曾兩次派使臣來元朝,很想大打一陣秋風。不料,元朝的忽必烈不是愛面子的漢人君王,他惦記的是對方孝敬自己寶物,絕不會讓對方「空手套白狼」,嚴命爪哇王親自來大都入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使出使爪哇,見其國王後言語傲慢,責其獻寶、稱臣、遣質子往大都。本來想撈錢的爪哇王大怒,命人把元使按在地上在臉上剌花紋以示污辱。
  不用說,忽必烈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於是,元廷命福建行省集千艘戰船、兵士兩萬多人,出征爪哇。此次出征,福建、江西、湖廣三個行省皆出兵出船,在泉州集結后,大軍揚帆直殺爪哇。不巧的是,爪哇王當時正與另外的葛郎國島王對攻,並在戰鬥中被殺。爪哇王女婿土罕必者耶腦子活,忙派人懷揣山川戶口來向元軍投降,並要求元軍幫助自己攻打葛郎國軍隊。元軍大喜,立刻加入戰場,葛郎國軍隊被殺、淹死近兩萬人,其國王也不得不出城向元軍投降。元軍「撫諭令還」,扣留了他的妻兒及百餘人官屬。
  土罕必者耶見元軍勢盛,千恩萬謝之餘,表示說自己要回國都,準備正式的降表並搜羅宮內所有珍寶來獻。元將不疑有詐,不僅馬上放行,還派二百元兵護送他回城。不料,土罕必者耶狼心狗肺,邊走邊算計,一路派人秘密聯絡舊部,在半途中忽然變臉,殺掉護送他的元軍將領數人,並掉轉頭帶領爪哇軍向猝不及防的元軍發動進攻。元軍這下虧吃大了,加上地形不熟,邊打邊撤,退到岸邊後上軍船撤退回國。
  此次征爪哇,最倒霉的當屬葛郎國,本來殺掉了爪哇王取得大勝,半截被元軍橫插一杠子,人馬軍資損失無數外,國王的妻兒百官還被元軍在撤退時帶走,真正倒了血霉。
  於元朝而言,爪哇征戰,也是無功而返。
  除此以外,元朝在1291年還派數千兵去征戰流求(今天的台灣),但最後只挖制了澎湖列島。1292年,元軍曾有二百多人登上台灣島,人生地不熟,三人中當地土人的毒箭而死。元將不敢多呆,忙登船離開。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戰場的狼狽
  
  安南,乃古交趾地。秦朝統一時,勢力範圍已經從今天的廣東廣西延伸至安南。秦亡后,秦朝的南海尉趙佗對交趾發動進攻,「擊並之」。漢朝時,交趾成為正式的郡。征側姐妹叛亂,大將馬援(馬革裹屍那位爺)率軍擊滅之,並立銅柱紀功標界。唐朝時,交趾歸嶺南節度。至宋建國,敕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三世之後,其臣李公蘊纂位,宋朝做順水人情,封李公蘊為交趾王。李氏安南共傳八代,至李 時,他的女婿陳日煚推翻老丈人的李氏王朝,自已為王,進入陳氏安南時代。
  蒙哥汗時,忽必烈帶領眾將平定大理后,留大將兀良合占「攻諸夷之未附者」。這位元將能戰,見所遣信使未返,便在1257年秋髮大軍進攻安南。時值蒙古兵盛銳之時,雙方甫一交手,「交人震駭」,水陸軍大敗,蒙軍殺人無算不說,又繳獲大量戰船,一鼓作氣,直入安南國都。國王陳日煚纂國在行,打仗不是很行,撒丫子就跑到海島上躲避元軍。蒙軍入城后,發現先前所派的兩個信使被安南人關在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其中,一個人已經被折磨至死。蒙古人最不能忍受 「殺使」之辱,馬上做出他們最本能的反應:屠城。大殺九天後,「以氣候鬱熱,乃班師」。行前,又派二個信使持信招安南國王歸降。
  陳日煚回到國都,見滿城死人,宮殿盡毀,悲憤至極。不過,他再不敢殺使,只是派人把兩個元使捆上遣送出去。
  經過這次打擊,陳日煚受刺激不小,轉年即傳位於自己的獨生子陳光昺。陳光昺知道蒙古人不好惹,主動派人向蒙古納款。
  忽必烈即汗位后,馬上派出使臣往諭安南,封陳光昺為安南國王,並准許其「三年一貢」。果然,時隔三年,忽必烈十分「惦記」安南,降詔其國,讓安南國王每三人都要晉獻蘇合油、光香、金、銀、硃砂、沉重、犀角、象牙等物品,並要各選儒士、醫人、巫師及「諸色人匠」各三人。同時,忽必烈又派訥剌丁佩虎符充當 「達魯花赤」去監察安南。陳光昺驚畏之餘,派人帶大量方物貢獻,但上書請求忽必烈免索儒士土匠等人。忽必烈「答詔許之」,隨即想出更為苛刻的「六事」:一、君長親朝(國王親自入都朝見);二,子弟入質;三,上呈編民戶籍;四,出軍役助蒙軍攻伐;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除此而外,忽必烈還要安南進獻巨象數頭。
  安南國王很惱火,受詔時只是一揖而受,並未跪拜。同時,他採用一個「拖」字訣,除貢獻土產外,「六事」之中其它過份的要求一概敷衍,並聲稱象奴戀家,故而大象也不能及時貢獻給元朝。反正天高皇帝遠,當時蒙古人又忙於攻伐諸國,安南人事情能拖就拖,東西能不給就不給,並於至元十二年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
  忽必烈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嚴詔安南依「六事」行事。
  聖元十四年,安南王陳光昺病死,世子陳日烜繼位。元廷知悉后,馬上遣使臣來。
  陳日烜態度很恭敬,親自到驛館奉迎國使,拜讀詔書。元使柴椿很不客氣,對他說:「汝國內附大元二十餘年,六事從未畢從。如果你不入朝面君,馬上修城整軍,以待大元天軍來討!」陳日烜很會裝可憐,哀乞道:「先君棄世,我初繼位,聞皇帝詔書來,喜懼交集。我生長於深宮之中,不習乘騎,不諳風土,如果上路往朝皇帝,恐怕會病死在路上。希望您回京轉達,我們一定按時貢獻異寶奇珍。」柴椿不聽這套,嚴斥道:「宋主(被俘的宋恭帝)年未十歲,亦生長於深宮,如何能親至京師!我等此事,只為召你入京,非為珍寶而來!」
  陳日烜學他老爸,又用「拖」字訣,派三個大臣隨柴椿等人還大都,「兼貢方物及二馴象」,他自己裝病,上表忽必烈哀求說:「孤臣廩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於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
  忽必烈平生見硬口剛強的不多,這種「可憐」裝孫子可是見海去了。見到安南使臣后,他絲毫不為所動,認定陳日烜是「飾辭託故,延歲引時」,並表示:「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處焉!」話雖嚴厲,滿含威脅,實際上也做出了讓步,只要派子弟工匠帶著與安南王身最一樣大的純金人來獻,就饒你可以不親來大都。
  陳日烜當然不來,也不敢來,但胳膊又怕擰不過大腿,便派自己的叔叔陳遺愛來朝,自己在國內裝病。
  忽必烈不高興,宣詔立陳遺愛為安南國王,準備發兵討安南。
  但安南並未明叛,元廷就以討伐占城為名,要安南出兵出糧助戰,還要「借道」安南。
  占城是安南的附庸,陳日烜當然不幹,他一方面上表元朝哀求皇帝大慈大悲放過占城,一面暗中派兩萬兵及二百戰船幫助占城抵抗元軍。見安南如此「執迷不悟」,元世祖決定用兵。不久,陳日烜的弟弟陳璨向元朝荊湖行省寫信,「自願納款歸降」。元朝的荊湖行省右丞唆都也上奏:「交趾(安南)與占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戌,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傳輸之勞」。
  元軍由忽必烈兒子鎮南王脫歡率領,在至元二十一年向安南進發。當然,元軍聲稱是借道安南攻佔城,並要安南提供糧草支援。安南王不傻,下令其堂兄光道王陳峻提兵在邊界戒侯遠軍。元軍兩道進擊,安南人也調兵拒守丘溫(今瓊山北)、丘急嶺等隘路險關,元軍過可離隘,在油板隘大敗安南軍,殺其大將。不久,元軍又分六路攻擊,陳峻不敵,慌忙遁逃,元軍追至萬劫,攻破諸隘,直逼富良江(今紅河),並縛筏為橋,大敗安南水陸軍。安南軍抵抗一陣后,不敵,皆敗走。元軍乘勝,直抵其都城升龍(今河內),安南王棄都而逃。
  這位安南王也很有意思,敗逃之餘,他先自稱「大越國王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又改名為「陳威晃」,接著,他做驚人之舉,自稱太上皇,禪位於自己的兒子。而且,陳日烜還命人四處張貼告示,不許安南人投降。由於元軍一向殘暴,安南的百姓投降者甚寡,倒是王室宗親及南宋敗逃到這裡的漢官有不少人入元營投降。
  元軍「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陳日烜和他爸一樣,不羞逃跑,反正安南水闊林密,往來走匿,和元軍捉起了迷藏。最後,陳日烜的弟弟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
  表面上看,元軍形勢大好,屢戰屢勝,其實處境非常不妙。時至夏季,大軍深入,久戰兵疲,給養困難。安南兵「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特別是當地的地形, 「蒙古軍馬不能施其枝」,崎嶇濕滑,昔日戰無不勝的蒙古鐵騎根本不能施展。於是,諸將集議后,元軍放棄升龍,渡江北岸,開始撤軍。
  回撤途中,安南軍一路追堵截殺,元軍或被殺、或溺死,損失慘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狼狽撤退中,元朝名將李恆、唆都二人皆喪命。李恆是為了保護鎮南王脫歡,自告奮勇率兵殿後,被安南人用毒箭射死。唆都不知元軍主力回撤,領兵趨奔乾滿江附近時,為安南軍邀擊,力戰不支被殺。
  李恆本西夏皇族,七歲時城陷被俘,被蒙古宗王收為養子。後來,在滅南宋戰役中,李恆數敗宋將,特別是在江西等地,追殺文天祥一部宋軍不遺餘力,並在崖山充當張弘范副手最終滅亡了南宋,可稱是蒙古人的最得力鷹犬。李恆在安南撤退時,只是腿部中箭,但安南人使用了環保的「生物武器」,使得這位元將在思明州(今廣西寧明)毒發身亡,時年五十。
  唆都乃蒙古扎剌兒部人,驍勇善戰,禁衛軍出身。他是元朝平宋過程中獲功不小,曾大敗宋將范文虎的舟師,並隨伯顏一路攻城掠地,直殺到臨安城下,也曾當過主要負責監視文天祥的「館伴」。張世傑在福州等地抗元,唆都在福建大肆殺人,興化、漳州等地的居民全部被他屠殺一空。而後,他又率兵攻打潮州,城陷后故伎重施,遍屠當地居民。後來,元朝攻佔城,唆都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把號稱有眾二十萬的占城兵殺得大敗,首戰得捷,「斬首並溺死者五萬餘人」,百戰良將,凶神惡煞,竟然也在蒼惶撤軍途中遭遇安南兵,渾身被捅成血窟窿。
  從這兩個大將之死,就可見出此次元軍安南之役的損失之大。
  本來,忽必烈已經設立征東行省,準備派眾將三征日本,正是因為安南失利,忽必烈才不得已取消此次征日行動。元朝吏部尚書劉宣也力諫:
  「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阿里)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需、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連兵未解。且交趾(安南)與我接壤,蕞爾小邦,遣親王(脫歡)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眾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眾猥多,彼軍四集,我師無授,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眾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
  安南之役的失敗和劉宣一席話,其實也是一輪「神風」,又一次使倭國列島免於滅頂之災。
  元軍各行省軍在潭州修整后,為報「奇恥大辱」,在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大舉南伐,下命鎮南王脫歡和左丞相阿裏海牙平定安南后,扶投降元朝的陳益稷為安南國王。
  六月,元朝大軍一入境,安南王陳日烜「復棄城遁」,逃跑成習慣。
  由於太子真金的病亡以及盧世榮被殺后元朝財力的捉襟見肘,忽必烈對安南之徵心存猶豫。為此,吏部尚書劉宣又上言,指出:
  「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於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眾,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不免陸遠。兼無車牛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通用五六十萬眾。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
  元朝的湖廣宣慰司也上奏說民力已盡,不勝其困,希望「俟來歲天時稍利」再南伐。思考後,忽必烈同意,下詔止軍,暫停伐安南。
  但是,轉年正月(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元朝「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並設征交趾行尚省,由鎮南王脫歡節制。
  此次元軍十萬左右大軍進攻安南,準備充足,水陸並進。除在思明州派人留守輜重外,脫歡自率一道兵馬由東道女兒關入擊,程鵬飛等人領兵從西道永平進攻,並令阿八赤率萬餘精兵為前鋒軍,直殺安南境內。元軍水軍從海道出發,在安邦口遭遇安南水軍四百多艘,首戰克捷,斬首四千多,活捉一百多,獲敵船百餘艘。獲勝后,直趨安南。程鵬飛一軍連奪老鼠關、陷河關、茨竹關,十七戰全勝,殺傷安南軍甚重。鎮南王脫歡一軍進逼茅羅港,安南的興道王陳峻慌忙匹遁,元軍攻克浮山寨。
  脫歡穩紮穩打,留程鵬飛率兵二萬守萬劫,在普賴山至靈山沿線修築木柵工事。然後,他下令烏馬兒與阿八赤率元軍水陸兩軍,直趨交趾都城。陳日烜當然故伎重施,帶著世子等人腳底抹油,棄都而逃,跑到敢喃堡固守。不久,元軍攻克敢喃堡,陳日烜父子又乘船遁入茫茫大海之中。元軍諸軍齊追,在天長海口紮營,「不知其所之」。見追不上安南王陳氏父子,軍糧馬上要吃完,元軍只得還軍升龍,並派出烏馬兒率水軍出港迎接張文虎等人的糧船,同時,派數股部隊入山,殺人搜糧。其間,元軍各個擊破,攻克個沉、魏寨、磨山等多個安南軍戰略據點。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脫歡自己率軍往萬劫方向回軍,命阿八赤為前鋒,又破三江口,奪取安南屯兵據點三十多處,斬首萬餘級,獲船二百多艘,得米十餘萬石。烏馬兒水軍在海上遇安南水軍千餘艘,突前衝擊,打破對方,並獲米四萬多石。但是,元朝水軍並未接應到張文虎等人的運糧船,只得掉頭返回萬劫。其實,張文虎那隻運糧船隊,在綠水洋(今越南廣寧)遭遇大批安南水軍,只得沉糧於水中,遁回瓊州。費拱辰糧隊也在惠州出發后遇大風,漂往瓊州。而徐慶那一隻運糧船隊,同樣是遇海風不得進,被吹至占城,最後也只得去瓊州靠岸。由此,元軍的補給基本無望。
  至此,元軍在戰爭中雖獲軍糧十多萬石,屢戰屢勝,但進入安南的元軍人數太多,人吃馬喂,糧草後勤很快就成了大問題。更可怕的是,天氣漸熱,安南的氣候對於蒙古人、北方漢人等兵士來講是最大的敵人,很快疾疫流行,元軍減員嚴重。與此同時,「諸蠻復叛,所得險隘皆失守」。
  在這種情況下,諸將不得不向脫歡直言:「交趾無城池可守,無倉庚可食,張文虎等人糧船又不至。天時已熱,恐糧盡兵疲,不能久支。為避免朝廷蒙羞,宜全師而還。」
  鎮南王脫歡很鬱悶,老父忽必烈這次給自己第二次機會來攻安南,正是想讓自己戴罪立功掙回面子,殊不料又無功而返。審時度勢,他也只能下令退軍。於是,四月間,脫歡命烏馬兒率水軍先還,並派程鵬飛等人將兵護送。他本人率軍從陸道往回撤。
  安南王陳日烜此時來了精神,集散兵三十萬守御東關,控扼元軍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元軍撤軍路上危險重重,安南兵又在暗處,挖陷井,放毒箭,元軍死傷無數。脫歡運氣好,最終從單已縣走小咱逃往盝州,最終得還思明州。但是,烏馬兒一部水軍就沒那麼好運氣了,他們在白藤江正中安南軍隊的埋伏,又遭火攻,元軍不是被殺死就是被燒死,命好的得全屍掉入江中淹死。烏馬兒等將領也在交戰中被殺,幾萬人的水軍全被安南人包了「餃子」。
  雖然取得大勝,安南王陳日烜也怕元軍第四次重來,他得便宜賣乖,「遣使來謝,進金人以代已罪」,總算讓忽必烈面子上稍稍過得去,有台階可下。
  損兵折將不說,耗費錢財無數,大元朝的臉面丟得精光。蒙古自起兵以來,滅國無數,馳騁無敵,偏偏在安南這小河溝一而再、再而三翻船,確實讓忽必烈震怒不已。特別是對兒子脫歡,更是恨他不爭氣,「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其實,安南這隻「耗子」之所以能擊敗元朝這隻「大象」巨無霸,無非是地型、氣候起了決定性因素,與戰爭性質的「正義」、「非正義」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此外,元軍殘暴的聲名也最終使安南內部團結起來,一致「抗韃」,最終阻止了元軍征服的步伐。
  老皇帝忽必烈對安南之敗耿耿於懷,一直想伺機報復,並在1292年部署兵力,準備四征安南。詔令未下,忽必烈病死,安南終於躲過大劫。
  忽必烈死後,元成宗即位,罷征安南。當時,陳日烜已死,其子陳日燇在位,遣使入貢,雙方關係保持得還算可以。安南使臣也膽大,趁朝貢期間私自繪製元朝宮苑圖樣,暗中購買元朝地圖與禁書。到元仁宗時代,安南人更加放肆,數萬軍隊進攻鎮安州,「殺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大掠而去。不久,安南王世子親自帶兵進犯養利州,又殺掠兩千餘人。此時的元朝早無昔日威風,特別「講理」,最終雙方在外交層面「解決」了問題,元朝吃下啞巴虧。但無論如何,從名義上,安南一直以元朝藩屬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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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 -- 佞佛濫施

  蒙古帝國興起之後,施政殘酷,賦稅繁重,但在宗教政策方面卻出奇的開放,允許「百花齊放」。當然,一切均有一個前題:為大元帝國服務!刀光劍影之中,十字架、降魔杵、道鑼襖火,好不熱鬧。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種多神的薩滿教,即女巫跳大神的那種原始宗教,占卜燒骨,驅魔治病,祈禱「長生天」,信仰「三魂」,形式比較低級。成吉思汗時代,中原漢地的僧人海雲和道士邱處機等人深得青睞,但並非是這些人的道行和佛法讓鐵木真開竅,主要是老可汗想從這些人身上得取「常生不長」術,典型的蒙古實用主義思想。蒙哥汗時代,密宗大和尚那摩獲得信任,並在1255年僧道第一次於和林舉辦的「大專辯論會」上擊敗道士,蒙哥汗為此宣布:「佛門如掌,余皆如指」,把藏傳佛教置於儒、道兩教之上。三年以後,僧道第二次辯論會開平之辯,由忽必烈主持,由於他本人的「上師」就是吐蕃人八思巴,傾向性明顯,自然佛教又獲勝。
  講起元朝的藏傳佛教,必定要講八思巴這個人。此人是薩思迦派首領薩班的侄兒,七歲時即能育經數十萬言,「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薩班去世后,這位少年便被擁戴為薩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盤山與時任「總領漠南軍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見。由於要行軍經過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請來,本是想讓他協助蒙軍到藏地徵集軍需物資。八思巴婉拒,表示說藏地地廣人稀,財源稀少。忽必烈惱怒,便想馬上打發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於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勸夫君說,八思巴功德盛大,應該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剛剛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鋼灌頂」。「灌頂」本是古印度一種宗教儀式,即取四海之水灌灑於國王頭頂以致福運,後為密宗借用,常以此儀式向人行傳法灌頂和結緣灌頂。女人喜歡這些奇怪的儀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價值連城的一粒碩大珍珠「貢獻」給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邊風最硬,忽必烈又傳八思巴入見。為了保住薩思迦派在藏的優勢,八思巴曆數自己宗族教派長期以來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問,一切屬實,忽必烈大悅,與八思巴日見親近。
  在老婆察必竄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頂」。關係好歸關係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儀式上跪受儀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師」(即八思巴本人)。忽必烈不悅,蒙古人當時正在興盛的巔峰,自然不願意宗教凌駕於世俗王權之上。最後,還是察必提出一個折中方法:「聽法及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恐不能鎮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不下詔命。」這稀泥和得好,既讓忽必烈臉面過得去,又給了八思巴在吐蕃「話語權」的實惠。皆大歡喜之餘,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營中接受「喜金鋼灌頂」儀式。當時,「弟子」38歲,「上師」才16歲。
  儀式結束后,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塊由巨大羊脂好玉雕成的印璽,並贈黃金白銀珍寶袈裟無數。而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八思巴經涼州返回西藏,但師徒二人精神上的關係十分親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傳佛教的最初出發點,無非是想「因其俗而(懷)柔其人」,統戰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級的「精神生活」,佛教又 「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為真正虔誠的佛教徒。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繼汗位后,馬上封八思巴為國師,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設總制院(聖元二十五年改名為「宣政院」),負責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務,並讓八思巴負責。所以說,忽必烈時代,八思巴成為元帝國的一切轄地的「精神領袖」,真正的「教皇」。藏傳佛教,終於奠定了他們在蒙古統治地區的無上地位。
  八思巴對元朝做的真正有實際意義的一件事,是至元六年奉詔創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沒有本民族文字,刻木結草記事而已。蒙古人興盛后,主要以漢語和畏兀兒語傳遞文書和發布命令,「考諸遼(國)、金(國),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蒙古)文治浸興,而字書有缺,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終於填空了元朝「立國規模」的一頂大空白。由此,忽必烈「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八思巴「新字」,實際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礎上,又弄出整套方形豎寫的拼音字母。由於他本人精熟梵語、蒙古語,又是學者出身,在弟子幫助下,鼓搗出這種文字方案,應該不是件很難的事情。但是,由於八思巴文難於習寫,不能在帝國中下層以及漢人中間推行,元未漸廢棄不用。現在,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為不少中外學者的「飯碗」,因為忽必烈時代不少公文、案牘、碑刻以及錢幣上均有八思巴文,許多佛經也譯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捨,一直把這位 「精神導師」送到青海的阿尼瑪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一一惜別。估計在大都八年多,大和尚得了「氧中毒」,四年之後,八思巴就病死,年四十六。忽必烈聞之震悼,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基本把能用上的好字都用上了。
  從八思巴本人講,他不僅推動了蒙藏之間的關係,又加強了吐蕃藏地依附中原帝國的紐帶,確實算上個「好人」。而後,清朝帝王有樣學樣,進一步利用宗教關係加強了對西藏的統治,並推陳出新,創造出達賴、班禪等轉世制度,確保了對藏地的統治。
  此外,據元末作家葉子奇的《草木子》記載,忽必烈尊崇八思巴,還有以下的一個原因:
  世祖(忽必烈)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后當誰得之?」劉(秉忠)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八思巴)帝師有功,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忽必烈)思為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為授記,藉地以發摩頂以足代馬凳子以脊,極其卑賤。及其(八思巴)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忽必烈的元朝)國家之命。豈知曆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為彼之妄得?
  這種記述,很有可能也是忽必烈的一種心理因素,畢竟元朝皇帝都是大迷信之人。可見,後來的清朝達賴和班禪的轉世制度,最早的靈感都是源於忽必烈。
  由於八思巴受到如此寵遇,蕃僧在元朝國內的地位日益提高。這些人自恃能為蒙古帝王祈禱行願,恃恩恣行,成為「色目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夥兒。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頒詔書,下令各級官員、軍隊對藏僧「皆不準欺凌,不準攤派兵役、賦稅和勞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準向喇嘛廟「索取飲食和烏拉差役」,並且詳細列明密宗寺廟不能佔用的財產名目。
  至於施捨賞賜方面,元朝皇帝對密宗僧人的濫賞,數目之巨,駭人心目。僅忽必烈對八思巴一人的賞賜,就令當時的漢人大臣感慨:「國家財賦,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瑣的藏傳佛教儀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寶。」由此,元朝皇帝對藏僧賜物賜田,不計其數。舉例來講,據「虞集大護國仁王寺恆方碑」記載,這一處寺廟,就在大都等外擁有水地近三萬頃,陸地三萬五千傾,並佔有山林湖泊魚盪竹場等二十九處;泰定帝時,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畝田為「永業」;元文宗時代,川地的大承天護聖寺,一次就獲賜十六萬九千多頃土地為「永業」。與之相較,雲南一地,建孔子廟為學校,元廷僅拔地五頃。沒過幾年,這五頃地仍為當地的大德寺所侵奪。
  由於地位尊崇,有地可圖,藏僧來內地也絡繹不絕。元朝大德年間,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來內地,其中除一些奉召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來中原和江南販運貨物求財的。他們往返的巨額費用不僅元政府要「報銷」,連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由於販運貨物數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驛馬無數。為此,元朝的漢臣痛心疾首地講: 「佛以清凈為本,而僧徒(包括內地的漢僧)貪慕貨利,一事所需,金帛無算。生民脂膏,縱其所欲。(此輩)又復畜養妻子,行不修法,適足以褻慢天神。比來佛事愈煩,累朝享國不永。」特別可惡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圓符,「絡繹道路,騶騎數百,驛舍至不能容。」氣焰囂張之外,還常常霸佔民房,逼淫婦女,沒有一點佛字子弟氣象。
  可笑的是,元朝統治者,不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貴臣妻妾,也常常延詔帝師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閉戶不入。」如此,「受戒」竟成為貴族婦女與番僧淫亂的絕佳借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綠帽也不悟。「妃王寡居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離口,營養豐富,吃嘛嘛香,身體特棒,自然踴躍興奮地「為淫民服務」,滿足那些寡居久曠的貴族婦女欲求。由此,他們又會得到更多的物質回報。「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最囂張時,不僅藏僧敢從監獄搶人,連宗王王妃也敢因爭道而拉之下馬,痛打惡罵,膽大包天。「事聞,詔釋不問」。元文宗時,還頒旨令:「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罵)之者,斷其舌」,對藏僧回護至極。
  番僧中最惡者,當屬楊璉真加。忽必烈時代,此人被任命為「江南釋教總統」。這位楊璉真加「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他最大的「功勞」,是在元世祖默許下,發掘南宋諸陵寢。窮刨深掘后,楊璉真加盜盡南宋陵墓內的珍寶,然後把諸帝屍骨混在一起,又雜置牛馬枯骨埋於地下,上築一塔,名曰鎮南塔。而且,密宗習俗,「得帝王骷髏,可以厭勝致富」,所以,南宋諸帝的頭蓋骨,均被楊「總統」挖出鑲金嵌銀當成潔器和酒器。特別是宋理宗屍體,由於傳說中他嘴裡有大粒夜明珠,被楊璉真加派人倒懸於樹上,瀝干水銀后,遍剖胸腔頭部,探找那隻大珠子。除南宋諸帝陵外,楊 「總統」連南宋舊臣的墳墓也不放過,共掘墳一百一十一處,徹頭徹尾一個「掘墳賊」。杭州任上,楊璉真加「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雜寶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高難度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賦稅直接交他)……」這些「罪狀」,只是他貪瀆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對此,元廷的處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畝」,抄家了事,沒過多久就把楊璉真加放了。現在,杭州靈隱寺內那些山上不倫不類的石佛像,皆是當年楊「總統」的傑作。
  對於宗教,忽必烈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只要對他「有用」。信奉什麼都可以,前提是必須為蒙古統治服務。看似開明的宗教政策,實則蘊含勃勃殺機。舉例講,忽必烈對伊斯蘭教大力扶持,但當有基督徒告訴他《可蘭經》中有「盡殺一切多神教徒」時,他登時青筋暴露,馬上找來大都的伊斯蘭教士(蒙語譯為「答失蠻」)詢問此事是否屬實。其中一名教士回答說確實有此類記載。忽必烈冷笑:「真主既然命令爾等盡誅異教徒,奈何爾等現在不立時殺盡他們呢?」此教士傻不拉嘰回答:「時機未至,吾等尚缺盡誅異教徒的手段」。忽必烈大臉一沉,怒叱道:「我倒有此手段!」立命衛士把回話教士的腦袋卸掉。同時,他對回回人割喉殺羊的習俗和其他飲食習俗也十分不滿,表示:「此輩乃我大元奴屬,飲食敢不隨我朝乎!」同時下令,敢有再以斷喉法宰殺羊只的,將被以同種方式處死。
  雖如此,由於元朝回回人能經商致富和為蒙古人斂財,仍舊大受信任。特別是阿合馬專政二十年,援引同類,回回人的勢力更是滲透到帝國各個角落。值得注意的是,阿合馬本人似乎並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
  在宗教方面,忽必烈也擅長在各教之間搞制衡。乃顏叛亂失敗后,望見戰場上狼籍遍地的頂端飾有十字架的乃顏部軍旗,元軍中的伊斯蘭教徒歡呼:「看吧,跟隨這種宗教的人,已經被殲滅了!」忽必烈聞言,坐在大象背上頓發雷霆,發表高論,指出乃顏的失敗,正是他叛逆之行激怒了上帝,所以才遭嚴懲。「上帝」是不能被冤屈的,上帝不會站在乃顏這種謀逆之賊的一邊。所以,每逢復活節等節日,忽必烈總是裝出一臉虔誠,與基督徒們一起舉行宗教儀式,象模象樣,收買人心。從他對馬可•波羅一家的厚待,可以看出忽必烈對基督徒確實有好感。這些人不僅能向他貢獻各種異寶奇珍,又能向他講述各種奇聞佚事和蒙古人未到之地的風土人情。
  忽必烈時代,中國的本土宗教道貌岸然教最為淪落。邱處機死後,全真派隨著教長的死亡一蹶不振。特別是二次佛道大辯論,傾向性明顯的忽必烈徹查道教徒偽造道經之事,並下令當眾剃掉參與辯論的道士頭髮,迫其為僧,狠狠羞辱了這些「仙風道骨」的道徒。當然,道教中的正一道「天師」張可大由於在忽必烈攻南宋鄂州時獻過媚言,說「王爺后二十年當一統天下」,忽必烈記之於心。大元建立后,張可大已死,忽必烈便把其子召至大都封官晉爵,派他主持江南地區的道教事務。所以,忽必烈本人身上「薩滿教」 的蒙古人心性十分明顯,對於讖言、巫術、燒骨、施咒等等怪力亂神最感舉,教門義理倒成為次要。除正一派外,北方的太一道因能為皇帝「祠醮」,也一度大受青睞。總體而言,元代社會中,漢人本土宗教道教頹勢明顯,連遭打擊。且一蹶不振。到了清朝,異族入統中原的帝王們與元帝一樣崇佛,道教更是被排擠得幾無立足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對亞洲特別是中西亞的伊斯蘭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以伊兒汗國為例,旭烈兀與其蒙古、突厥上層統治集團曾到處殘殺迫害伊斯蘭教徒。但是,到他曾孫合贊汗統治期間,為了能使寶座穩固,合贊汗下令全體上層蒙古統治集團及軍隊將領、士兵全部皈依伊斯蘭教,由此,波斯大地徹頭徹尾變成了伊斯蘭地區。昔日存在的多種宗教,幾乎全為一種宗教所代替。這種局面,如果不是蒙古人的鐵血政策,單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如此快地 「立竿見影」。在漢地,忽必烈並未被儒臣說動「以夏變夷」,伊兒汗國和金帳汗國蒙古統治者卻被當地征服者同化。同化后,他們靠強力使廣大地區泛伊斯蘭化。世界歷史上最饒有趣味的一個現象是:一個地區一旦伊斯蘭化,就會永遠伊斯蘭化。可悲的是,強力的合贊汗死後,伊兒汗國迅速衰落,軍事帝國的弱點很快把汗國帶入墳墓。而他推行的伊斯蘭化,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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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8:00 | 顯示全部樓層

3.8 虛幻的「大一統」:忽必烈死亡時的政治現實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東北宗王乃顏造反。乃顏乃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後代,其祖父乃著名的塔察兒國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統治後期,為了抑制東北諸王的勢力,罷去北遼東道等宣慰司,在東北置行省進行統治。由於利益受損,乃顏大為不滿,便勾結以海都為首的西北諸王,發動叛亂。
  「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由於侍臣出主意,忽必烈對騎牆的西北諸王大加賞賜,暫時分化了乃顏的聯合陣營。雖如此,依舊有勝納合兒、也不幹等蒙古宗王與乃顏聯兵,共同造反。忽必烈軍事方面很有一手,他派伯顏先據和林,割斷乃顏與海都等人的聯繫。然後,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駕親征,從上都出發,往討乃顏。
  同為「黃金家族」,現在成為敵人。雙方對陣,「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舊,立馬相向語,輒釋杖不戰。」這種戰場情景很滑稽,由於元朝蒙古軍中高級將領均與乃顏部有關係,交陣之時,不打不殺,雙方倒嘮嗑敘舊,真是罕見。知此情狀后,忽必烈「深以為憂」。最後,還是漢臣葉李出主意,讓漢將李庭(其實是女真人)、董士選兩個人統率漢軍當前,列「漢陣」首先與乃顏部隊開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斗。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踣之,無不勝矣!」忽必烈從之。
  李、董二人漢軍百戰之餘,與乃顏蒙古人沒有任何瓜葛,又有皇帝在身後坐陣,故而勇氣百倍,無不以一當十,在火炮掩護下,高聲吶喊,殺向遍樹十字架的乃顏蒙軍(乃顏本人信仰景教,是基督教一個分支)。「乃顏敗走,追執之」。
  忽必烈處死乃顏的方式很特別,由於這位王爺是皇室血統,不能讓這麼「高貴」的血胤滴沾於地。所以,元世祖給他安排一種「安樂死」――用毛氈裝裹起乃顏,派數名壯士猛搖猛抖,活活把乃顏搖抖至死。此等死法,其實遠不如一刀痛快。
  至元三十年(1293年),蒙古宗王海都又是侵逼和林。已經快八十歲的忽必烈強拖病軀,又一次親征。海都乖巧,聞訊退走,大有「逗你玩」之意。
  當時蒙古諸汗國,實際上都已經處於事實的獨立狀態,根本再難重新統一。何者,其他蒙國汗國統治者認為忽必烈違背「國俗」,已經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別是他在漢地施行的那種「定居」政治,與蒙古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名義上,忽必烈是伊兒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窩闊台汗國的「共主」,實際上,那些「親戚」們,早與他貌和神離。
  對於漢人來講,「(元)世祖混一區夏,雖以儒術飾治,然帝師佛子,殊寵絕利」。自南宋滅后,忽必烈覺得對漢儒的利用已經完畢,根本就不再重用漢人,所謂「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實則漢儒的白日夢,忽必烈根本沒有「以夏變夷」,沒有「因俗治用」,反而使漢人成為遼闊帝國的最低等民眾,民族岐視極為嚴重。
  統治方面,忽必烈嗜利黷武,寵用阿合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追殲南宋,兩征日本,兩征緬旬,三伐安南,又攻佔城,攻爪哇,三十年間,兵事無歲不興,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糞土;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國喪身的下場,實賴蒙古暴力的餘威。
  忽必烈的時代「輝煌」,其實是下一個動蕩時代的暫時休止期。帝國無數災禍與動亂的禍根,皆於忽必烈時代深深種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陰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崩於上都紫檁殿。在位三十五年,時年八十歲。
  無論如何,元朝於中國,其赫赫榮光,不能不令人嘆服: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醒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
   帝國的榮耀,雖然已是過眼煙塵。但它的光芒,多少個世紀過去,依然讓人悚然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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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蒙元帝國漢族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

  【南呂一枝花】攀出牆朵朵花,折臨路枝枝柳。花攀紅蕊嫩,柳折翠條柔,浪子風流。憑著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殘柳敗休。半生來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願朱顏不改常依舊,花中消遣,酒內忘憂。分茶竹,打馬藏鬮;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閑愁到我心頭!伴的是銀箏女銀台前理銀箏笑倚銀屏,伴的是玉天仙攜玉手並玉肩同登玉樓,伴的是金釵客歌《金縷》捧金樽滿泛金甌。你道我老也,暫休。占排場風月功名首,更玲瓏又剔透。我是個錦陣花營都帥頭,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個茅草岡、沙土窩初生的兔羔兒乍向圍場上走,我是個經籠罩、受索網蒼翎毛老野雞踏的陣馬兒熟。經了些窩弓冷箭蠟槍頭,不曾落人後。恰不道「人到中年萬事休」,我怎肯虛度了春秋。
  【尾】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們)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那,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乍讀關漢卿元文,人們肯定覺得這是老花花公子放蕩不羈的自吹自擂。當然,有心人可能會思忖老關一輩子風花雪月胡折騰,肯定幸福一輩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化卧柳」,能飲東京酒,賞洛陽花,博得「浪子風流名」,當他暮年黃昏回首往事時,肯定會自己照著鏡子對老臉自言自語:汽車軋羅鍋,死也直(值)了!
  果真這樣嗎?這位我國古代的「莎士比亞」(五十年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文化影響力的上升,英國人介紹莎士比亞時可能會說他是英國的「關漢卿」),真的一輩子是那麼瀟洒走一回嗎?真的沒有閑愁到心頭嗎?真的從未「虛度春秋」嗎?
  如果我們能夠深刻認識關漢卿所生活的時代,我們會真切地發現,文人們的字裡行間,滿是壓抑重圍,滿是懷才不遇,滿是沉鬱酸楚,滿是志不獲展。所謂不平則鳴,在那樣一個於知識分子而言沒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縱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夠勉強保全一絲人格。所以,我們會發現,關漢卿這位曠世奇才的笑聲,總會被淚水所濺濕。
  關漢卿,對於一般人來講,僅限於歷史教科書上學得的薄浮知識:元朝戲劇家,名作有《竇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課本里那幅白描畫象,頭戴軟巾,散坐鎖眉,一副憂國憂民之相。其實,與其說關漢卿是元人,不如說他是金人,金朝的漢人。有關其生卒年,史書完全無考,推算來看,他應該是出生於十三世紀三、四年代金朝亡國前後,卒於十四世紀初元成宗年間。正史無文,筆記中有兩則關於他的記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關一齋,字漢卿,燕人。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籍風流,為一時之冠」;其二是元人鍾嗣成所撰《錄鬼薄》:「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鍾嗣成所載恐不可盡信,觀關漢卿詩文,不像是一個曾經做過中央老幹部療養院院長(太醫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卻創作出雜劇六十五種,泱泱湟湟,確為一代文豪。
  在元朝,關漢卿雖然是漢人,是「知識分子」,他畢竟還不是社會最底層,他屬於元代社會的第三種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識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關心中的無限壓抑,畢竟還能有所排遣。
  從天堂到地獄的幻滅:元代的民族界限與知識分子境遇
  如果僅看《元史》,會覺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輔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鷹犬皆是北方漢人將領。忽必烈在作宗王時,儒臣謀士確實給他幫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諸如「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的舉措,無外乎是出於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亂后,忽必烈殺掉與李璮有姻親關係的漢臣王文統,對漢人疑忌心陸增。隨著南宋在崖山的最終敗亡,漢人儒生在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價值。過河拆橋,是帝王們常用的伎倆,更何況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曉仁義禮智信的虜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為口實,追奪宋朝舊官的「告身」(委任狀),把大批舊宋儒臣官員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統后,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類。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數十種蒙古部落的「國人」,如札剌兒、蔑兒乞、塔塔兒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詞原本起源於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們不能望文生義以為是「眼睛有顏色的人種」。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諸族、西北各族以及歐洲人。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指中國北部特別是原金朝轄地的民眾,包括了漢族、女真族、契丹族、高麗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雲南、四川大部分地區的民眾。(「無心指楊柳成蔭」,「漢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漢族,加速了「漢」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於身份一致的認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後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後攻下的南宋轄境內的人民,他們被元朝統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稱為「蠻子」(蒙語「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稱前面的三種為「北人」。
  元朝的民族壓迫,十分殘酷。據《元典章》記載:「諸蒙古與漢人爭鬥,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蒙古人打死漢人,一般就罰數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漢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問原因,一律處死抵罪,並沒收家產交予蒙古人處理。
  自1279年開始,在平毀所有漢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漢人士兵平時在軍中也進行武器管制。過了五年,元朝下令漢人禁持弓箭,連各地廟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槍也被追繳入庫(估計關廟中關老爺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轄地收繳所有武器,除把質量好的刀劍歸蒙古人使用及上繳兵庫外,其餘一律銷毀。元成宗時代,在元朝兩都宿衛軍中充值的漢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崗」,最後甚至規定漢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這種岐視和民族壓迫,說穿了也是內心虛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對漢人種種武器限制的最詳細記錄:諸都邑小民,造彈弓及執者,杖七十七,沒家財之半……諸漢人執兵器者,禁之。惟為兵者,不禁。諸漢人有藏鐵尺鐵骨錄及鐵柱杖者,禁之。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處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處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為副(元杖罪以「七」為斷,出於忽必烈的「仁慈」―――天饒你一下,地饒你一下,朕饒你一下)。生活於漢人的「汪洋大海」中,作為統治者,蒙古貴族不能不「憂心忡忡」。當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諸多妙計,「軍戶制」即是其中一種,以漢治漢,以「漢人」治 「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監視后兩種人,在一定時期內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統治。
  「鼎革以來(元滅南宋),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燼餘錄》)元朝的這些基層「幹部」,個個都是惡霸,連轄下人戶女孩的「初夜權」也歸其所有,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婦女不堪淫辱,羞憤自盡。特別令人浩嘆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讓女兒充當「舟妓」(供娛樂彈唱的船上賣唱女),「以舟妓不設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來,歐洲人或外來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會發現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南人仕於朝者,每當參禮既畢,必交手於背,作反接之狀,雖(南人)貴官亦然,以示歸順之意」(曹春林《滇南雜誌》)。不知實情的外來者還以為中國南方人喜歡背後手站立以示有「風度」,其實他們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狀向蒙古人表示服從。由此推之,蓋茨見胡總,一隻手總是插於口袋之內,料想也是讀過史書,對中華天朝君長做順從恭敬之舉吧。
  至於官僚體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為長」。「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為正官者」。各個部門「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漢人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澤和後期的賀惟一(太平)兩個人,而此種特殊,也出於忽必烈時代需要依靠漢人滅南宋和元順帝時代內部平衡權力的「不得已」之舉。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永為定製。」除此以外,御史大夫 「非國姓不授」,各道廉潔司也必選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趙翼)至於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長,多為世襲,形同封建,「同列(漢人、南人)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實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於奴隸制一般的低層文明,這就從「上層建築」方面決定了他們對儒士的態度。游牧民族縱鐵騎而來,摧枯拉朽一般滅金亡宋,自然「視南方(士人)如奴隸」。所以,「九儒十丐」,是那個文明淪喪、禮崩樂壞時代最好的標籤詞(文革時「臭老九」一詞正源於此)。
  元朝對儒士的歧視,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的資料:其一是謝枋得《疊山集》中《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其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鄭思肖《心史》:「韃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這種說法的「七獵(戶)八民(農民)」,與 「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筆記《初學集》有載:「蒙古分民為十等,所謂丐戶,吳人至今賤之」,雖未提及「儒」排第幾,但證明元朝的「等級」分類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興「翻案」來博取點擊率和注意力。為此,不少人撰文講元朝對儒士沒有所講的那麼壞,他們所持論據,無外乎把忽必烈早期 「優待」儒臣等擺出來說事,要不就是列舉元朝中後期恢復科舉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漢朝文臣不必細講。從科舉方面看,元朝對科舉制進行摧殘,使得原金國佔領地區長達八十年無科舉,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沒有開過科,直到元仁宗時才「裝飾」性地恢復科舉,其實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僅僅開過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僅占其半。從這個數字可以見出,元朝一代,漢族士人能走上仕進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終生沉淪下僚,完全是大元統治的點綴和裝飾。
  讀書的士人,這些昔日的天之驕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淪為「賤民」,「武夫豪卒詆訶於其前,庸胥俗吏侮辱於其後」,書中再無黃金屋,書中再無顏如玉,聖人之徒,匠隸不如!所以,儒士們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職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銀兩謀職位,因為在元朝,官吏貪污是常態,清廉反而是變態。教職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學錄、教諭、學正、山長等崗位數目有限,比起現在的兩院「院士」還要稀缺,但待遇卻極其低下,從「山長」考上「府州教授」, 不過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這九品算什麼。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會現實,絕非是遺民們憤激誇大的不實之語。
  當然,還有人說,元朝文網疏闊,沒有文字獄――以此來證明元朝對士人的「寬容」和「厚道」。如此,則大錯特錯。蒙元統治上層,基本不通漢語。至於高級官吏,惟利是圖,又多色目人,自然對「字裡行間」之事不甚關心,不少人「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如同現在派出所按指紋,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簽名,稍好一點的,以印章代簽名,據《輟耕錄》記載:「今蒙古色目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畫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輔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就是這麼一種簡單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元史》中《塔塔統阿傳》記載:「乃蠻可汗,尊之(塔塔統阿)為(師)傅,掌其金印以及錢穀。」(元)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亡去,「帝(元太祖)詰之曰:『負此何之?』且問(印是何用)?(塔塔統阿)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為信驗。』帝善之,命(塔塔統阿)居左右,嗣後每有制旨,輒用印章。」可見,蒙古馬背大汗,當時腦子裡連玉璽、私章等要領一絲全無。這些人「崛起沙漠,氈裘舊俗,尚巫信鬼」,連字都不會寫,自然不會尋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獄」。所以,元朝文網之寬疏,是由於蒙古統治層沒有「偵破」手段,並非是大元的什麼「有容乃大」。至於其治下的漢族「輔佐者」,他們本身沉抑下僚,鬱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發同胞在詩文中的牢騷和發泄。到了日後的滿洲皇族,個個高度漢化,連有人寫「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也會誣為譏諷提進囚牢殺頭。同滿族人統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幾乎不存在,謝枋得可以一口一個「胡虜」,鄭思肖可以一口一個「犬羊」,並高題詩句:「大軍四十萬,談笑卻胡塵」。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貴臣自己也不忌諱詞語,色目人貫雲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詩《篳篥樂》中竟有「胡塵不受紫檀風」之句,而他此詩的墨寶真跡流傳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當局屠害,竟把「胡塵」兩個字挖去,使「文物」受損不淺。至於顯擺清帝文治的《四庫全書》,修書不如說是毀書,「虜」、「胡」等皆刪改,「胡塵」改為「煙塵」,「腥膻」改為「狼煙」,實在不好刪改的就用空格來代替,把漢文化典籍和圖書弄得百孔千瘡。
  元朝時代,中國第一次進入了不僅僅亡國也是「亡天下」的時代。「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致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詩)頂笠左衽,衣冠盡變,短衣辮髮,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華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漢族士子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圖仕進的康庄大道,忽然變成了死胡同。春風得意的嚮往,隨著馬蹄聲聲和膻風陣陣,皆幻化為末路窮途的哭聲。
  確實成為一個人生重大的問題。是作孤臣義士,還是作朝廷鷹犬?是同流合污,還是高蹈肥遁?是大義凜然,還是諂肩媚背?
  謝枋得和趙孟頫,就是南宋遺民中兩個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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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rbackchina 發表於 2006-11-30 08:01 | 顯示全部樓層

3.10 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江西)。「為人豪爽,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幾,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仁」。可見,謝枋得真乃性情中人,非我們想象中迂腐的讀書儒士。
  南宋寶佑年間,他參加進士第選,因在文章中極力攻擊宦官董宋臣等人誤國,被排於乙科,只得授司戶參軍一類的微官。憤怒之下,謝枋得棄官不做,轉年參加兼經科考試,得任建寧府教授。宋將吳潛經略江西時,辟謝枋得為幕僚,他得以訓練兵丁,籌集糧錢,幹了不少實事。後來在建康任主考官時,他以賈似道的時政為考題,又講「兵必至,國必亡」,激怒了當朝的賈似道黨人,被追奪兩官,發配到興國軍「勞改」。而後,南宋國勢江河日下,叛將呂文煥身為嚮導,帶著元軍蹂躪江南,四處馳突。謝枋得與呂文煥侄子呂師夔是多年文友,應招拒敵之間,上書朝廷,以自己家族性命力保這位呂爺可信,並要求宋廷任命呂師夔為治江屯兵鎮撫使。同時,他還自告奮勇,要親自去江州見叛賊呂文煥,想要說服對方反正。
  南宋危難之際,急欲用人,便授謝枋得為江東提刑兼信州知州。聽說呂師夔率兵來,謝枋得還以為這位老友將要與自己會師報效國家,趕忙帶部隊前去迎接,並讓前鋒兵高呼「謝提刑來!」殊不料,沒見呂師夔的笑臉,迎接謝枋得的是對方所率叛軍的一陣箭雨。由於無備,謝枋得大敗,最終導致信州也落入元軍手中。情急之下,他只得變姓易名,逃往建寧唐石山,在市中賣卜為生。「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下既定(元滅南宋)遂居閩中。」至於他以家族性命擔保的呂師夔,實則一無賴奸滑小人。元軍到江州,他不發一矢,立刻獻城投降。特別無恥的是,為了巴結攻宋的元軍主帥伯顏,呂師夔在江州掠得兩個美貌的宋朝宗室女孩,「盛飾以獻伯顏。」結果,碰了一鼻子灰。伯顏怒斥道:「我奉天子之命弔民伐罪,豈敢以女色沮我志!」謝枋得交友不慎,遇見呂師夔這種奸徒,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吧。
  謝枋得在福建期間,教書為業,時時不忘恢復大業,交結了大批守節不屈的讀書人,結成詩社,日相吟誦,懷念故國,諷勵後人。
  聖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派漢臣程鋸夫(原名程元海,避元武宗海山諱,以字行)推薦南宋可用的名士,謝枋得名列第一。聞此訊,謝枋得以居母喪為名,拒不見召,並寫信給程文海,陳說自己的心志。此信義理分明,義正辭言,是不可多得的「另類」正氣歌,特摘錄於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我)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今先妣考終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執事(指程文海)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執事為君謀亦忠矣,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
  轉年,元朝江南行省丞相忙兀台攜忽必烈聖旨,親自到謝枋得住處,恭請他出山。謝枋得說:「上有堯、舜,下有巢、由(巢父,許由,傳說中的上古兩位大隱士)。枋得我名姓不祥,不敢赴召。」堅辭不出。忙兀台雖是個蒙古人,也很佩服謝枋得的氣節,沒有勉強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持忽必烈詔旨在江南又來尋訪「人才」,自然想到謝枋得,並求降元的前南宋宰相留夢炎寫信要謝枋得入朝為官。見信后,謝枋得復書一封,字裡行間譏斥留夢炎,並申明自己誓死不為貳臣的決心:
  「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金國)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當年)遣使祈請,明年(轉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
  同年秋,元朝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欲(以)薦(謝)枋得為功」,派已經入朝為官的趙孟頫來勸謝枋得入朝。趙孟頫硬頭皮來見,謝枋得對其大罵魏天佑:「這廝在福建為官,沒做一件有利於民的德政,天天敲骨吸髓,惟知盤剝。他推薦我輩入朝,是想給他自己臉上貼金罷了。」
  軟的不行,魏天佑來硬的,派兵士把謝枋得強「請」入建寧路治所(今建甌)。相見之時,謝枋得「傲岸不為禮」,根本不搭理魏天佑,羞惱之下,魏天佑責斥說:「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你信州之敗,當時為何不死?」謝枋得淡然一笑,回答說:「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氏,一人死於十五年前,一人死於十五年後,萬世之下,皆為忠臣。王莽篡位十四年,龔勝到後來才絕食而死,也不失為忠臣。司馬遷嘗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種天下大道理,豈是魏參政你這種人能知曉的。」
  怒極之下,老魏這個敗類把謝枋得拘禁於道院之中,準備強行把他押往大都。
  鐵骨錚錚,謝枋得「即日食菜果」,不進米面,開始絕食前的準備。
  福建、江西一帶的南宋遺民,聽聞此訊,紛紛前來看望謝枋得。他們到來只有一個目的:勸死!
  南宋雖亡國,士人心中的凜凜生氣並未滅亡。所以,他們衷心希望謝枋得能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徵,慷慨成仁,絕不能玷污他自己不事兩朝的清名。文天祥臨刑前,也一直有鄧光薦、汪元量和張弘毅三位老友相繼「勸死」,激勵他殞身求仁。
  為此,謝枋得怡然允諾,臨行前,他賦詩一首: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張叔仁作為謝仿得往來酬唱的詩友,熱淚涌動,也贈詩道:「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驗證作儒仙。人皆屈膝甘為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言語之中,惟恐謝枋得一步走錯,活著回來做官。倘如此,一世清名,盡付東流。握著老友雙手,謝枋得淡然一笑。他眼神中的堅毅,使得張叔仁堅信這位詩友定能求仁得仁。
  送行人群中,還有晚輩蔡正孫。看見白髮恩師即將走上不歸之路,這位青年士子深為其凜然、傲然的姿態所感動,賦詩送別道:「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饕雪虐天終定,歲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綱常千古垂,眼前榮辱一毫輕。乾明坤順豪傑事,此是先生素講明。」
  謝枋得含笑頷首。
  為效仿古人伯夷、叔齊不食周栗、寧可採薇最終餓死而保節操,謝枋得在被押送至大都中的途中僅蔬食飲水,有時竟然一天只吃五粒棗子,由於一股英雄氣在,仍然不能死,一直活著到達大都。
  途中,路過鄆州,恰值寒食節,謝枋得又作《沁園春》一詞,以彰心志:
  十五年來,逢寒食節,皆在天涯。嘆雨濡露潤,還思宰柏,風柔日媚,羞看飛花。麥飯紙錢,鬥雞斗酒,幾誤林間噪喜鴉。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
    鼎中煉熟丹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鶴馭,常游絳闕,浮生蟬蛻,豈戀黃沙。帝命守墳,王令修墓,男子正當如是耶。又何必,待過家上冢,晝錦榮華。
  
  謝枋得自德佑元年任江西招撫使,至今已有十五年,其間國家滅亡,四處漂零,可謂百苦千辛。歲月遷延人易老,人間幾度又寒食。特別是下闕,表現出他視死如歸的信念,把從容赴義當成是上天成仙,氣慨豪邁。最後幾句「又何必,待過家上冢,晝錦榮華」,譏笑了那些衣錦還鄉祭掃祖墓的貳臣。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五月,謝枋得虛弱至極,終於抵達大都。他先問押解元軍謝太后柩所及宋恭帝被軟禁地點的方向,「再拜慟哭」,一片耿耿臣子心,依依不忘故主情。
  元朝方面,當即有不少人來「看望」,包括入朝為元官的趙孟頫等人,謝枋得皆閉目不見。眾人看得分明,見謝枋得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知道勉強不得,商量過後,就把他遷移至大都的憫忠寺內軟禁。
  其間,謝枋得見寺廟壁間有「曹娥碑」,感泣道:「小女子猶能如此,我難道還不如她!」更堅定了必死之心。曹娥是傳說中的東漢孝女,為救父親於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後抱父屍漂於岸上。東漢名士度尚聞知此事,將曹娥改葬,命其弟子邯鄲淳撰寫碑文,紀念曹娥的孝義(端午節除紀念屈原外,也有民間傳說是紀念曹娥)。
  故友兼降臣留夢炎親自帶醫生煮葯及米湯,想醫活這位老友。謝枋得大怒,棄之於地,罵道:「我就是要死,你要讓我活,是何居心!」
  如此,遷延數日後,謝枋得終於絕食而死,繼文天祥之後,終全臣子之節操,為皇皇大宋又添加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
  時至今日,謝枋得的名字和他的詩集《疊山集》已經很難有人知曉。在北京宣武區法源寺後街一個大雜院里,是原先謝枋得祠廟的舊址。明清兩代,無論朱明清滿,皆大張旗鼓地祭祀過這位耿耿忠臣。到了今天,搖曳木樓中謝枋得的神牌碑文均不見蹤影,它們早被經濟時代的中國人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
  我曾與一個「聰明識相的」青年人談起謝枋得。聽了他的故事後,這人不屑地說:「什麼糟老頭子嗎,南宋都亡了十多年,還不和大元合作,抵抗歷史潮流,死了活該!」聞此言,我只感錐心之痛!與此同時,我憶誦起謝枋得的一首詩:
  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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