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漫談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如何巧妙地扭曲歷史、及其嚴重危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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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趙豐年       轉自:www.han-people.com

第八、在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扭曲歷史基礎上，中國書籍和國家刊物上開始出現了宣布漢族血統低劣、和學習蒙古帝國「農田變牧場」 等極端惡劣的種族主義言論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扭曲歷史、欺騙公眾的做法，已經開始產生了惡劣的結果。最近，《狼圖騰》一書出版，受到包括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趙忠祥、白岩松等著名人士的捧場支持，而且成為北京最大的書店最流行的暢銷書。然而在這種中國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書籍中，作者主張的居然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作者認為漢民族血統是劣等羊性血統，游牧民族才是高貴的狼性血統，他們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有成績的皇帝，都說成是因為有高等游牧民族血統混血的結果。作者宣稱：「一旦華夏民族在農耕環境中軟弱下去，嚴厲又慈愛的騰格里天父，就會派狼性的游牧民族衝進中原，給羊性化的農耕民族輸血，一次一次地灌輸強悍進取的狼性血液，讓華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奮起來。」 「中華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強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軟弱農田上產生出來的奇特之路。」[注25]

《狼圖騰》作者的觀點並不稀奇，因為本人早已在主張「長城兩邊、一邊一國」 、「蒙古是主、漢人是客」 等蒙古分裂分子在內部鼓勵他們民族成員蔑視漢族人民的宣傳中，見到過極為相似的說法。這些宣傳者都忘了提到，那些所謂「高貴的狼性血統」的民族離開所謂低劣「羊性血統」 漢族人民提高物質財富的時候是多麼一貧如洗。如今外蒙地區淪為國際乞丐，靠著向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討飯才能維持溫飽。種族主義者是從來不考慮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他們一貫追求的，史把其他民族說的懦弱無能，以激勵本民族幫助自己掠奪、欺壓其他民族，取得成吉思汗那樣的成績，做一個吸其他民族鮮血，的寄生蟲。

稀奇的是，這些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論，居然在中國有那麼大市場，那就不能說和中國蒙元史學家扭曲歷史、對公眾隱瞞真相沒有關係了。這個作者鼓吹的所謂的「游牧民族輸血」 ，意味著中國大量地區90%以上人口的種族滅絕，僅僅幾十年就有6千萬中國人民和2億世界人民的喪生，不知道多少婦女被強姦、兒童被凍死、餓死，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當《狼圖騰》作者說「中國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對農耕民族來說是一件痛苦和殘酷的事情，但卻又是對「中國病」的絕對必要的搶救性治療。」[注25 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1)] 一旦實現，有多少人知道這種災禍要降臨到他們自己？而這種主張居然被中國大量名人支持。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也是蒙元史專家長期欺騙中國公眾嚴重惡果的開始。

如果不讓蒙元專家扭曲隱瞞歷史，公眾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蒙古帝國所謂的「農田變牧場」 ，意味著大批人民被屠殺、滅絕、或者清洗。在中國國家支持的學術研究和刊物中，居然也開始出現了「學習元代保護環境、把農田變牧場的先進經驗」 的主張。在浙江大學徐超先生所作的《游牧文明與中國北方的生態》一文中，作者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宣稱北方生態破壞的原因是「中原文明為了抵禦游牧文明的侵襲而採取的移民塞邊和屯田制的措施。」( 實際上，生態破壞是因為北方游牧民族過渡放牧和浪費土地資源，因篇幅所限，本人另有專文論述[注26]) 。作者用蒙古帝國屠殺漢人居民后牲口數量增強的現象，來說明北方生態環境被改善了。這樣把牲口的生命放在高於人類生命之上的價值觀，可以說代表了中國某些蒙元史專家絲毫沒有人性的典型現象。

作者宣稱「。。。。應該承認，北方邊境如此嚴酷的生態環境並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戰爭使然，而是農耕文明靜態的生產方式對游牧文明動態的生產方式的擠壓所造成的。」 , 又說「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於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寶座時，在發布的登基詔書中說：「要讓有羽毛的或四條腿的，水裡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種禽獸免受獵人的箭和套鎖的威脅，自由自在地飛翔或遨遊；要讓大地不為樁子和馬蹄的敲打所騷擾，流水不為骯髒不潔之物所玷污。」 這樣的言辭，中原農耕文明中，哪一個帝王能夠說得出來？」

作者以上言論不僅僅是對漢民族赤裸裸地種族歧視，而且等於是在宣布，中國為了解決生態問題，應該象蒙哥所率領的蒙古帝國那樣用屠殺人民、減少人口用牲口代替的做法。蒙哥在蒙古大汗中，是以屠殺中國人民而聞名的。宋末元初，四川人口從1300萬以上被屠殺到不到80萬[注8] ，正是蒙哥企圖屠殺人民用牲口代替的直接結果。中國的蒙元專家長期以來一直在歌頌「元代統一中國的偉大貢獻」 ，使得中國人民沒有機會知道，這些利用中國刊物讚揚蒙古帝國，幫助「蒙古是主、漢人是客」 的蒙古民族主義分子，到底想幹什麼，如果他們得逞，到底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

筆者並不認為，這些蒙古民族主義分子真的能夠象蒙古帝國那樣，造成6千萬以上人口的死亡。畢竟在他們實現「農田變牧場」 造成的受害者達到一定的規模時，就會被政府制止。但是，中國的蒙元學家長期歌頌「元代偉大貢獻」 ，一定會強烈地促進了中國對漢民族的嚴重歧視，並且在民族混雜地區製造大量的受害人。當某個地區進行小規模的「農田變牧場」 造成無家可歸的農民的時候，就會有人利用主流蒙元專家「元代偉大貢獻」 的謊言，把這說成是「但卻又是對「中國病」的絕對必要的搶救性治療」[注25] ，為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文明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延誤制止這種罪行的時間，看看這些出現在書籍和國家學術刊物上的猖狂的種族主義言論，就應該知道所言不虛。蒙元史家的論調，很可能造成小規模地無辜的受害者，而且不被及時制止，等於是一個不知道要讓多少無辜百姓喪生的殺人武器。

事實上，已經開始有雖然零星但是越來多的消息，在中國民族混雜地區出現了司法不平等。某些少數民族可以身帶武器在市場欺行霸市，行兇捅刀子而不受被判刑。即使殺害了漢族居民，也不受死刑懲罰，甚至根本不追究。而漢族居民自衛抵抗則要受到嚴厲的懲罰。為什麼這種現象不能得到即使糾正，恐怕和中國蒙元史專家鼓吹所謂元代屠殺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迷惑了民眾和領導的是非判斷能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第九、中國蒙元史專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脅、恐嚇，阻止不同的學術觀點

那麼，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對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對觀點？根據我們現在查到的資料得知，他們採用的不是學術辯論，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對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進行政治威脅和迫害，以強迫不同意見住口。他們把中國持不同意見的人扣上「大漢族主義」 的帽子，並且把大漢族主義和不同時期各種危險的政治身份聯繫起來。比如把他們說成是「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先鋒」，「帝國主義走狗」，「蘇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幫凶」，「四人幫同黨」等等。這意味著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下，和他們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僅沒有學術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學術界提職稱，甚至可能被關入監獄。

韓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見者批判成為別有用心的「大漢族主義者」 ，他說「有些大漢族主義歷史家心中橫著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見注1] ，而且把伊斯蘭國家關於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記錄說成是「回教地主知識分子」 、「回教歷史家詛咒」 。這樣，不同學術觀點就會被描述成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當時是面臨批判坐牢的危險的。

中國近代蒙元學家還對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採用了誣陷和誹謗的手法。學者對蒙元政權持否定態度的本來清楚，就會因為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罪行，對其他民族財產的瘋狂掠奪，對婦女搶劫和對兒童的殺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來最為惡劣的。可是這些蒙元專家避口不談這些充分的根據，而是把對手描寫成血統論的種族主義者，說：「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當中原的皇帝寶座上坐一個少數民族皇帝時，有些人就不加調查研究，一口咬定說這是黑暗的時代」[ 注22]。這是在誤導公眾，讓他們誤以為否定蒙古帝國的觀點都是出於種族血統主義，而不是蒙古帝國屠殺掠奪罪行。事實上，這些蒙元學家因為蒙古帝國不是漢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頌他們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漢族血統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漢族人民的權力，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因為血統持有偏見的種族主義者。

韓儒林還說過：「有些大漢族主義歷史家心中橫著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原文見注1] 。那麼他證實蒙元時代不是人間地獄的根據是什麼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區和漢人地區都存在極大貧富差距。他說：「例如有人受用「負極江南，富稱塞北」兩句話來描寫元代的社會，難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萬石租子的、占著二三千戶佃戶」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窮」列「極」點？賣兒賣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稱」么?」 。在他眼裡，漢人都是應該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某個漢人地主沒有這樣，就算是蒙古帝國統治者開恩了。連蒙古奴隸過著悲慘的生活，都被這位蒙元學權威說成民族平等、作為禁止批判蒙古帝國罪行的根據。實際上，蒙古帝國統治者和這位蒙元史專家一樣，都是種族主義者，他們部下的奴隸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區掠奪來的平民。蒙古統治者對於和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奴隸殘酷壓迫，還用法律規定強姦他們的妻子受到保護。這種歷史上罕見的壓迫，竟然在這位蒙元學權威眼裡成了漢人蒙古人同等對待的證據。

在中國「四人邦」 倒台後，這些歷史學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幫」 是「大漢族主義者」 [注19]。他們找到「四人幫」 關於歷史問題的言論(比如匈奴對漢族人民破壞這樣已經達成共識的結論) ，牽強附會地說「四人幫」 「醜化誣衊我國的少數民族，妄圖破壞民族團結．搞亂少數民族地區。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他們給四人幫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們所持的不同學術意見。這樣任何揭露他們謊言的人，都有被當成「四人幫」 的死黨的風險，在當時意味著面臨勞動改造的後果。這些蒙元專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幫罪行，也不是關心少數民族不受迫害。他們要做的不過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壓制不同意見。

在中蘇關係破裂后，中國的蒙元史專家還把對蒙古屠殺持否定態度的人和蘇修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用所謂「蘇修版圖集團的御用史學家，為了替新沙皇侵佔我國領土和發話製造輿論， 大肆貶低和醜化元朝歷史，拚命宣揚戰爭的殘暴和恐怖」 作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人推到蘇修集團的立場中去。使得反對者面臨更大的政治風險。這些蒙元專家用政治手段威脅不同意見的做法，他們用暴力消滅了學術討論的空間。使得他們編造的謊言成為唯一可以讓公眾接觸的信息。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脅的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是中國「元史綱要編寫組」 的主要成員，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權威。他們用政治手段壓制了不同意見，不僅使得中國民眾完全失去了從教課書上了解代歷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歷史學家不能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中研究歷史真相和發表不同意見，因為這面臨這手段嚴重的政治迫害風險。中國歷史學家即使有勇氣關於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發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實的同時毫無根據地說幾句「元代統一促進歷史進步」 的謊話，以免受到學術壓制和政治壓迫。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婦女悲慘境界的文章，只能發表在影響力極為有限的「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上[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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