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九章》：憤懣悲哀之書

《史學九章》：憤懣悲哀之書
【作者：譚伯牛】  　　

　　汪榮祖撰《史學九章》，其名與《楚辭》之「九章」同，但他在導言與餘論中並未解說這個巧合。從形式上看，此書共分九章；就內容而言，此書全論史學。那麼，《史學九章》之名正符其實，沒有必要牽及先秦古籍。

但是，汪氏主業雖為近代思想近代思想史，而博雅不讓昔賢，尤汲汲於文、史二學之通貫，在其文集《學林漫步》與《詩情史意》中，再三致意；因此，若謂定名之時，汪氏毫未慮及《楚辭》與己撰的關係，令人難以置信。及至讀畢全書，看到汪氏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的駁斥後現代理論以維護史學傳統，這個「懸念」就似更不足以成立了。

　　「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王逸《楚辭章句》）；這是公認屈原撰《九章》的本意，而在《史學九章》中，我們也能看到「憂心罔極」、著明忠信的用心。

　　汪氏開篇即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遭遇到空前的挑戰，挑戰來自史學園地之外，然而園地之內，已先有危機」。史學內部的危機，自十九世紀德國史家蘭克倡導史學的專門化與科學化，即已埋下種子。單就中國而論，此前的史學，承繼的是二司馬（司馬遷與司馬光）的傳統，是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與「懲惡而勸善」（《左傳正義》杜預序）的傳統，是講求敘事效果、揭示道德正義的傳統。在此背景下出現的史書，因過分追求敘事效果——戲劇化（如史傳中的機密對話）與文學性（如後代記載照搬前世典故），不免損害客觀真實；而濫用「善善惡惡」的「筆削」手段對史事進行剪裁和評論，更是遮蔽乃至篡改了歷史，貽患甚大。有鑒於此，梁啟超等人才會在民國初年引進蘭克的理論，輔之以乾嘉樸學的方法，對傳統的帝王家譜、「相斫書」之類的史學進行革命；隨後，胡適、傅斯年等人更進一步，將蘭克史學理論簡化為「讓史料說話」的方法論，嚴格劃分科學的史學與講故事的史學、講道德的史學之間的界限，甚而不承認後者具有史學資格。於是，史學越來越專門，越來越具有「科學」特徵——寫起來像科學報告，讀起來真是科學報告。另一派新史學，同樣重視「佔有資料」，卻不「讓史料說話」，而是用科學的唯物史觀說話，發展到極致，則曰「以論帶史」。

　　史料自己哪會說話？光定論不舉證，也算歷史？風潮過後，有心人不得不質疑這種機械的新史學。可還沒來得及反思明白，來自史學園地以外的挑戰又出現了，這就是產生於後現代主義運動的各式歷史哲學——牌號甚多，其著者如新歷史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這種挑戰的核心議題乃是取消歷史的客觀真實性，而只承認歷史書寫不過像小說一樣只是一種「文本」（The past is the fiction of the present），歷史學家的職責是也只能是完成一個從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闡釋循環；文本以外，一無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依了後現代史學的主張，管他什麼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興起有絕續的思想，全不過是此一時彼一時的「虛構」，真實云云，意義云云，茫不可辨亦不須辨矣。

　　史學園地內的革命，漸漸走向絕對主義之路。或者絕對重視史料，幾乎上升到了「史料即史學」的信仰，如傅斯年所說，「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不出貨」；或者絕對重視唯物主義歷史規律，也將之提高到信仰高度，如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必經歷五個階段的演變，那麼，中國歷史上就一定要出現奴隸社會；兩千年以郡縣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度不符合西歐封建社會的特徵，那麼，就創造一個為非作歹兩千年的「地主」階級，藉助他們的反動勢力，使歷史走上封建社會的正軌；封建社會之後一定是資本主義，那麼，尋找明、清之際的資本主義萌芽便成為重大課題。史學園地外的挑戰，則是另一種絕對主義，可稱為絕對的相對主義。或者認為史書毫無客觀真實可言，因為，同一件事情，只要敘述者不同、記錄者不同、接受者不同，那就會成為互相矛盾的多件事情，那一件能被稱作真事？或者認為，歷史的書寫不僅體現勝利者的意志，也體現各類權力、利益集團的意志，與其費盡心機去分辨什麼是事實什麼是意志，不如放開心胸，大展拳腳，徑去書寫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群體）希望看到的歷史。

　　正是在內憂外患之際，汪榮祖才發奮著述，用以「維護歷史此一學科的根本」。什麼是汪氏揭示的根本呢？略言之，一曰求真，而敘事絕不可廢；一曰辭達，則文史不宜隔膜。

　　史事若無真相，史書若不能傳真，則史學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然歷史之真不同於自然科學之真，甚至不及社會學之真，又是事實。那麼，僅曰求真，不過是一個良好的願望，不足奠定史學的合法性。於是，汪氏乃曰：「歷史之真，要能傳神」。所謂「神」者，即王安石詩「丹青難寫是精神」之「神」；所謂「傳神」，即英國史家科林伍德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而所以「傳神」之術，則如錢鍾書所云：「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時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話說至此，則史學已成為一門藝術，而不再是科學。既為藝術，則文學手法有了用武之地，如汪氏所謂，「社會科學是史學的遠鄰」，文學才是史學的近親。於是，《史學九章》的作意凸現出來，亦即：史學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敘事才是史學的正道。魯迅讚揚《史記》的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就是汪氏心目中史學的最高境界。

　　但是，史學會依汪氏設想的途徑發展么？至少，在撰寫各章（或曰草稿，蓋此書大部分重要觀點實已出現於氏撰《史傳通說》）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敘事史學尚未形成風氣；近年進入中國引領風騷的以「美國漢學三傑」為代表的史書，雖讀來不再像科學報告，但在具體寫作方面似不符合汪氏的期許；而即以汪氏自撰的郭嵩燾、陳寅恪評傳為例，竊謂亦未達到汪氏自懸之標格。到底是史學本非汪氏所設想之面目，還是各種史學以外的因素——科學主義，後現代主義，學院主義等——壓制了這種衝動，抑或竟是書寫符合這種標準的史書已經成為歷史，不得再見於當世？

　　朱熹評論屈原《九章》，云：「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疏鹵，尤憤懣而極悲哀」；汪氏命名其書，殆有感於斯語歟？

[ 本帖最後由 Blue Ivy 於 2006-10-11 05:09 編輯 ]

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時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易中天的評三國是不是有點兒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