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廢除指標制 罰款抓小偷不再有數量任務

全國公安機關沿用多年的「指標制」，在北京已成歷史。7月22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接受本報採訪時說，「過去交警罰款有指標，反扒民警抓小偷還有指標」。

　　馬振川表示，「指標制」早已成為百姓投訴的焦點，取而代之的「數據常量」，則是一個發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嚴重刑事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等3大類14項數據。北京全市每一個角落，都有這些數據，「哪個地方哪類犯罪高出設定數據，就表明不安寧，民警沒完成任務」。

　　馬振川表示，從「指標」到「數據常量」，這其實是一個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作為實現「平安奧運」目標的一項舉措，數據常量體系現已覆蓋首都公安各個領域，「四張網整體防控、數據常量精確打擊」，這是奧運安保的兩張王牌，以此為基礎，北京對治安局勢的掌控能力正在提升。

　　「局長」騎搶一冒頭警情就變「橙」

　　出場人物：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

　　「站在陽光暴晒的十字路口，疏導交通；躲在樹陰下，沖著過往車輛揮揮手」，馬振川說，這兩種交警都在上班，但工作成效的差別顯而易見。以往迫使「樹陰下的交警」積極工作的最簡便有效方法，就是「下指標」。

　　可是，「指標」的弊端很快就充分暴露出來：指標突擊，以交警為例，全月工作量集中10天完成，有的集中在月前，有的集中在月末，給百姓造成的感覺就是「交警處心積慮，就知道罰錢」；戰役式集中打擊，全警、全民動員，可幾千民警、群眾連日苦戰，也未必能抓到壞人。

　　據其介紹，為做到與「指標制」脫鉤，2004年年初，北京警方借鑒國際反恐等級制度，上推3年各類案件發案量，推導出平均值，設定這個平均值為「平安」與「不安」之間的平衡點。以110刑事類警情為例，城八區日均80件為「平穩」等級，用黃色標註；上浮10%為「警示」等級，用醒目「橙色」覆蓋；下浮10%為「良好」等級，顯示「綠色」。

　　馬振川表示，試運行兩年多后，「數據常量」思維現已滲透北京全警。兩年來，綁架、騎搶、盜竊奧迪等高檔機動車，每一類警情在京剛冒頭，數據常量就立即作出反應，用「橙色」報警，「所以，迄今為止，還沒有哪類案件逃出『常量』，造成重大影響」。

　　「刑警隊長」「數據常量」如定期體檢

　　出場人物：宣武公安分局刑警支隊支隊長石衛平

　　6月，宣武區「我愛我家」等20多家門店，接連遭受同一境遇：晨起開門，突然發現店空了，一夜之間，電腦全都飛了。

　　「有一伙人，以『我愛我家』這種通過電腦、電話辦公的小型鋪面為目標。因為這些店好撬，而且絕不會『走空』，至少能順走幾台電腦」，宣武公安分局刑警支隊支隊長石衛平說，他們在地圖上標出全區100多家「我愛我家」類門店，在被盜門店上打上重點符號，很快發現，嫌疑人行動路線集中在環路周邊。由此選出嫌疑人下次作案的重點地區，「下夾子」設伏。可萬事俱備，對方卻再未下手。與此同時，宣武周邊地區「我愛我家」卻相繼失竊。他們決定把包圍圈拉大。

　　某日凌晨，一輛麵包車在前三門大街、兩廣路轉了一圈，卻只在幾家門店前稍做停留就立即開走，他們跟蹤至雙井橋下「我愛我家」店門口，麵包車終於下來兩人，輕輕撬開店門。他們後腳剛邁進店內，就被數名刑警立即撲住。

　　該輛麵包車正是宣武區20多起門店竊案涉案車。

　　他說，「我愛我家」失竊案是一個「數據常量」指導打擊的典型案例，這如同定期體檢，查下身體哪有問題；發現問題———門店入室盜，那就對症下藥，根據路線特點、案發時間設伏突襲。這種打法，刑警能佔取主動，收放自如。

　　他表示，現今的工作方式是「自個兒跟自個兒比，跟去年比、跟合理值比。可『指標時期』，全市大排行，宣武的面積、居民數，怎麼可能跟朝陽比、跟丰台比？我們抓10個人花的力氣，相當於他們抓幾個人？」

　　「片警」「這一畝三分地我有經營權」

　　出場人物：東城區北新橋派出所社區民警張研

　　7月29日，東城區北新橋派出所社區民警張研整整一天都面帶微笑，「心情不錯。入室盜才1起，壓下來了」。

　　張研負責的轄區位於北新橋東，面積達0.1公里，多是平房。入夏后，不少居民都喜歡開窗開門睡覺，所以，過完五一，入室盜發案量超標，一直是他心頭的巨大壓力。

　　5月，他印發了上千張海報，領著治保分子挨家發，提醒大夥一定看好自家門窗。可剛進入6月，天才連著熱了兩天，就有兩戶居民家中接連被盜。他趕忙上報領導，主動要求加班，組織協警員，從每夜12時一直巡邏到4時，專門在犄角旮旯、黑燈瞎火的地方轉悠，一月之內，竟抓住3撥小偷，每撥都有兩三人，手裡都有手機、錢夾等「戰利品」。在強大的巡邏攻勢鎮壓下，6月入室盜發案量，恰好卡在合理值上。

　　本月，他收縮戰線，減少了巡邏人數。他解釋：絕大多數居民都學聰明了，睡覺時一定要關好門窗；北新橋東的名聲已傳開，敢來的小偷少了。

　　張研很有成就感，說一放一收兩步棋，拿捏得還算夠火候。張研警齡已達十幾年。「原來都是隨大流，大夥幹啥，我就跟著幹啥，不用動腦筋。現在挺有意思，自己管的這一畝三分地，好壞在於自己如何經營。

　　





　　■對話

　　「去年底走了一步險棋」

　　馬振川稱，根據數據常量北京未搞年底大規模打防行動

　　新模式是否能彌補「指標」的所有弊端，保證北京實現「平安奧運」目標？就此，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接受了本報專訪。

　　長期超常不切實際

　　新京報：「指標」的負面作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就已被普遍認知。北京採取「數據常量」模式的起因是什麼？有哪些誘發因素？

　　馬振川：十六大期間，北京警方採用最高加強級別巡邏，幾乎全警全勤出動，取得的效果確實不錯，一位數報警記錄保持了四五天。這期間，全局民警幾乎沒歇著。

　　但是，長期保持這種超常狀態，顯然不切實際。如何用常規措施，取得讓百姓覺得安穩的社會效果，民警又用不著長期加班，「數據常量」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台的。

　　我們離目標越來越近

　　新京報：您對「數據常量」兩年多的實踐成效，做何評價？作為奧運安保的框架之一，「數據常量」能使北京奧運的安穩係數提高多少？

　　馬振川：去年第四季度，北京沒搞年底大規模打防行動，這是一個反常態的做法。因為年底的治安形勢，直接影響元旦和春節。但是，「數據常量」推導出———年底，違法犯罪數量不會大幅波動。所以，我們走了一步險棋，繼續運用警情常量，組織日常打防，結果第四季度刑事案件升幅，比第三季度下降了12.2%.

　　作為市公安局的主要領導，最佳狀態應該是「社會治安處在警方掌控之中」，做到這一點很難，尤其是目前，北京處在社會轉軌期、案件高發期的大背景下。但這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奧運安保的主要框架有兩個：整體防控四張網（內保網、巡邏網、治安網、社區防控網）、數據常量精確打擊。在兩個框架的支撐下，我們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

　　紅燈亮就會主動加班

　　新京報：從「指標」到「數據常量」，您的解釋是由「定性」到「定量」的轉變，這種解釋的依據是什麼？

　　馬振川：「定性管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開展公安工作的標準，那時對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是「把事兒辦了就行」，嚴打就是這一管理模式的產物：「定量管理」不搞統一行動，根據自己不同時期的狀況，採取有針對性的打擊措施。由此，解決了不同地區、不同業務、不同時間段的治安狀況、工作成效難以統一衡量的難題。

　　現在，北京的派出所所長都比較坦然，因為心裡有底。發案超過常量，紅燈亮了，他自己就會主動加班、調整工作時間等。

　　去年9月11日，王府井計程車司機被殺案，案發2、3分鐘后，東城公安分局一個局長就趕到了現場，速度這麼快，就是因為他當天值班，正在案發地附近轉。從去年3月開始，18區縣每天都有一名公安局長、副局長當班，他們不會坐在辦公室里，肯定在外面執勤指揮。

　　新京報：「數據常量」的基礎是數據，但如果數據不準確，就會使整個社會遭受重大損失。如何保證數據的準確性，不被注水？

　　馬振川：現在警方的科技水平與十年前大不相同，市局的110，掌握全市各個角落的警情；北京全市很多探頭，都直接與市局指揮中心連接，工作透明度很高，也保證了數字的準確性。

　　■數字說話

　　291天

　　去年，北京警情良好、平穩等級天數是291天，佔總天數的80%，民警休假比例達到了95%.

　　94%

　　今年上半年，全國盜竊機動車發案持續上升，可北京發案下降了23%，破案上升了15%；全市警情良好、平穩等級天數達171天，占上半年總天數的94%.

算是進步了，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