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諸「優勢」辨析

中醫諸「優勢」辨析

張功耀

　　筆者《告別中醫中藥》一文在《醫學與哲學》雜誌發表[1]以後，便有學界
朋友對其中所倡導的觀點表示了質疑：「縱然中醫中藥的缺點頗多，其優勢也是
不可否認的」。為使我們對中醫的「優勢」（為了敘述方便，以下使用這個概念
時不再加引號）有個清醒的認識，筆者選擇其中一些流行的「優勢」說法，做些
「篇幅有限」的辨析。

　　關於「中醫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這個優勢曾經是很堅挺的。它的堅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於1929年在我國首
次討論建立我國的「醫學標準」時，因為會議通過了廢除缺乏標準化診斷和治療
依據的中醫（允許使用中藥）的議案，一些中醫界人士只扯出一面「愛國」的橫
幅，便輕而易舉地將這個決議案彈壓下去了。提出這個議案的余雲岫先生，僅僅
因為在日本留過學，便被一些不負責任的歷史學者扣上了「漢奸」的帽子[2]。

　　今天的中國，民族心理已經成熟，國家也已經強大到了可以理直氣壯地面對
過去和未來的時候。正是這些進步，使得我們今天能夠理直氣壯地反思中醫中藥。

　　醫學屬於科學，它與音樂和藝術之類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學的東西都應該謀
求自身的進步。二胡可以不進步，進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學如果不進
步就沒有資格被稱為科學。這樣的常識本不需要多費口舌。但在我國，恰恰許多
不是問題的問題，卻要不厭其煩地加以重述。筆者已經指出過，全世界最古老的
醫學都是草本醫學。從這個角度看，中醫與其它古文明地區的醫學本無特別的不
同。讀過卡斯蒂廖尼的《醫學史》的讀者也許還記得，遠古時代的歐洲，曾經形
成過「靈草崇拜」[3]。足見那裡的草醫草藥在征服疾病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是何等的神聖！但當醫學在歐洲取得重大進步的時候，歐洲人最終還是能夠接受
進步，告別落後。令人遺憾的是，中醫不但自己沒有尋求到自身的進步，甚至也
不願意接受任何醫學進步的事實。二胡不進步，不會給社會帶來危害，醫學如果
不進步，其後果就相當嚴重了。詳見下表：

幾個主要歷史時期中國與歐洲零歲平均期望壽命比較表

（單位：歲）
項  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歐  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  國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本表資料來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統計資料和新華社消息。

（附記：表內，中國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采自上海的資料。其它
可查的資料只籠統地表述為「大約35歲」。）

　　本表顯示，在醫學和生理學不發達的古代，中國人和歐洲人的人均零歲期望
壽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醫與古代西醫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雖然歐洲的醫
學革命最初爆發在16世紀中葉，但歐洲人全面接受這次醫學革命則是在19世紀上
半葉。自從歐洲民眾全面接受醫學革命的成果之後，歐洲人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
便有了奇迹般的增加。眾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發經濟危機的重要年份。在那
樣沉重的經濟壓力下，歐洲人的平均零歲期望壽命居然增加到了 59.12歲。而游
離於世界經濟危機之外的中國，此時的人均壽命反倒停留在19世紀以前的水平上。
此後，伴隨著西醫知識的普及，我國的人均期望壽命才開始增加。作為當時發達
地區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首次突破30歲，達到了36.0歲。改革開
放以來，西醫在我國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過了中醫。相應地，人均期望壽命也逐
步向歐洲人追齊。局部地區則超過了歐洲。以新華社發表的2004年人均零歲期望
壽命的數據為例，北京達到了79.87歲，廣州達到了77歲，上海達到了80.29歲。

　　我國人口平均零歲期望壽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環境條件的改善來解釋，
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我國現在的自然環境優於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
界營養學界普遍推薦的「素食模式」來解釋，因為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現
代中國人比古代中國人更自覺地遵守素食。因此，這個增加只能由醫學和生理學
的進步和普及來解釋。毫無疑義，在20世紀醫學和生理學的進步中，中醫的貢獻
甚微。認識到這一點，對於那些躺在「優秀傳統文化」上睡大覺而不思新進的人
來說，不失為一付清醒劑。

　　關於「中醫博大精深，屬於超科學」

　　這個優勢說法在吹捧中醫的同時，低估了現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斷力。大概也
是由於對中醫「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國所有的中藥醫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
是個「半吊子醫生」的事實。特別現實的例子是，一位中醫肝病專家，一輩子與
肝病打交道，卻無法解釋「肝」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在這「博大精深」的吹捧后
面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中醫學院的學生和那些為了考取《中醫職稱證書》的人
們。他們雞鳴即起背誦「醫古文」。那些晦澀難懂詰嘴拗牙的文字和邏輯，經常
性地使他們如墜雲霧，似穿迷宮，整天價地「在無窮概念之中玩弄無窮循環」
（黑格爾語）。從五臟六腑到三陰三陽，從奇經八脈到五味四氣，從六氣歲物到
七方十劑，從四時宜忌到八正風門，從藥性賦到湯頭歌，凡此種種，讓那些可憐
的學生們還沒有背完就早已兩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學」的假定，
對於這些企圖求取功名的人來說，完全不是什麼學術優勢，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
起的思想負擔！

　　事實上，我國古代一直存在著一種人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傾向。比如
說，當你把一個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時，你可能會被一些熱衷於博大
精深的人譏諷為「過於淺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歲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
月庚子日」時，你就可能贏得「滿腹經綸的學士」的頭銜。前者的 「淺薄」，
適合於與所有人交流。後者雖然也只是表達了一個日期，經過「博大精深」的造
作之後，便不能與絕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學頭腦又不打算去識別這種矯揉造
作的真實意圖的人，可能會去努力弄懂蘊含在「太歲星君」，「向般」、「丙戌
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謂「博大精深」的內涵。其實，這些
矯揉造作是作者刻意為了自我標榜而做成的，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

　　類似的矯揉造作在中醫的理論建構中更為嚴重。被中醫斷定為最重要的病因
的是「風」。《黃帝內經·生氣通天論》有：「風者，百病之始也」 [4]一說。
於是，幾乎所有的中醫經典都從「風門」論起。可是，稍微有點現代醫學常識和
自然常識的人都知道，「風」無非就是空氣流動。把它作為病因之首，實在沒有
多少根據。中醫病因理論把「風」斷定為「百病之始」，明顯是按照對應原則，
而不是按照確定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因果關係。而單憑對應原則是不能建立任何
可靠的因果關係的。身邊的例子有，白天與黑夜是對應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間並
不存在因果關係。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風中生活，按照中醫理論，一個人只要患病，
風就有推不掉的責任。這樣一來，中醫病因理論家就從風那裡找到了「永恆真
理」。明眼人十分清楚，這個「永恆真理」的荒謬程度是相當驚人的！儘管如此，
我國古代醫學理論建設卻一直被限定在了這個思維框架內。為了把人的疾病與風
對應起來，中醫病因理論的構造者們，人為地製造了許許多多的風。《黃帝內經》
首先將風與三陰三陽相聯繫，然後在《移精變氣論》中擴大到「八風五痹」，在
《玉版論要篇》和《八正神明論》中又再擴大到「八風四時」。這還不夠，「八
風四時」又進一步地與虛、實、寒、熱、五臟六腑之類的概念進行了兩兩組合。
於是，一個簡簡單單明明白白的風，經中醫理論家一擴充，變成了任何神仙都會
感到莫名其妙的風。其結果，就連製造這些風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
么是風」了。

　　與中醫將多種病因簡單化地歸結為「六淫」不同，西醫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
的具體性和客觀性。被歧伯列為四種「中風大法」的偏枯、風痱、風懿、風痹，
最可能確切的西醫病因描述是心腦血管病變、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關節
炎、肌肉萎縮、腦血栓等，與「風」沒有關係。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我國一些食
古不化的現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是把過去模糊的認識精確化，而是
把已經取得的精確性認識模糊化。在一些所謂「中西醫結合」的實踐中，居然在
測量了血壓之後將高血壓辨證為「心氣虛」，在做了胃鏡檢查之後把慢性淺表性
胃炎辨證為「脾胃不和」。這種食古不化的「創新」實在令人噴飯！

　　中醫理論建構中遠離實際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點文墨而又沒有找到判斷真
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對這些莫名其妙的醫理和病
理從來都是不屑一顧的。一些頭腦清醒的讀書人也與那些鄉村郎中相通。他們編
修的驗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對那些莫名其妙的「醫理」和「病理」取蔑視態度。
就筆者陋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蘇沈良方》、
《備急千金方》、《小兒葯證直訣》、《婦人大全良方》和《驗方新編》。從這
些蔑視「醫理」和「病理」的驗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國古代，那些
裝腔作勢的「醫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拋棄的東西。

　　科學認識應該逐步走向確定性。像中醫病因理論這樣把一個概念越搞越複雜，
越搞越不確定，不符合人類認識的基本要求。讀過卡斯蒂廖尼的《醫學史》最初
幾章的讀者也許能夠概括得出，古代歐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侖地區的醫生，
對於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確、由不確定到確定、由複雜到簡單，
逐步發展起來的。現代的年輕人應該取這種態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
大精深」牽著鼻子走。

　　至於「超科學」的說法，迄今沒有人給它下過定義，也沒有人指出過它與我
們通常所理解的「科學」是什麼關係。既然製造這個術語的人還沒有明確這個術
語的意義，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在「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學術背景下去糾纏它了。

　　關於「中醫是系統醫學」

　　這個優勢是那些接觸過系統科學而實際並不真懂系統科學要義的偽學者們制
造出來的現代神話，沒有絲毫的科學內涵。

　　哲學史告訴我們，遠在古代希臘，哲學家們為了擺脫神秘主義的思想束縛，
創造了把「多」的世界化為「一」的世界來認識的方法。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簡單
性方法。這個簡單性方法的思想起源於巴門尼德的本體實在主義。正是這種本體
實在主義的哲學，把萬事萬物變化的內在因素歸結為少數「不變的實體」。德謨
克里特解釋物質構成所找到的「不變的實體」是「原子」；亞里士多德解釋生命
現象所找到的「不變的實體」是「基質」和「隱德來希」；如此等等。發動醫學
革命的巴拉塞爾蘇斯，最早把藥物真正起治療作用的「不變的實體」歸結為藥物
的「精素」，也是在這種哲學的啟發下做出來的成就。

　　「不變的實體」這個概念是非常有效的。從古希臘以來全部科學思想的發展，
都是尋找這個「不變的實體」。伽利略的運動學和牛頓的力學，把運動的奧秘歸
結為「力」，波伊爾、道爾頓、拉瓦錫為代表的近代化學，把決定化學變化的
「不變的實體」歸結為「元素」。此外，電磁學的「電子」和「磁子」，生物學
的「細胞」和「原生質」，光學的「光子」或「光波」，都是這樣的「不變的實
體」。2000多年來科學的發展一直在證明，任何「多」的實在都可以通過 「一」
來認識的。

　　受本體實在主義哲學的影響，西方醫學也試圖走出一條簡單性方法的成功道
路。於是，細菌和病毒之對於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對於肺癌，二氧化硅塵埃之
對於矽肺病，激素之對於生長發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簡單性
的解釋。這些簡單性的解釋為進行簡單性的治療和預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礎。以預
防為例，對於感染性疾病，西醫主張消滅細菌和病毒或將通過免疫減少細菌和病
毒對健康人體的為害；對於肺癌，西醫勸告大家不要吸煙；對於矽肺病，西醫勸
告大家儘可能避免將二氧化硅之類的塵埃吸入肺部。有了這樣一些可靠的簡單性
認識，「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據。

　　可是，正當簡單性思維高唱凱歌的時候，人們陸續發現了一些簡單性思維框
架下不能得到解釋的自然現象。就醫學生理學而言，最為典型的現象就是體溫的
變化。眾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學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氣），
並不能改變生命物體的體溫。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夠使體溫發生驟然變化。
體溫明顯是關於生命物體的宏觀測量值。但是，這種宏觀狀態的物理測量值，究
竟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為什麼一個局部的炎症會驟然影響到整體？諸如此類的
問題，已經不能單純用「不變的實體」來解釋了。這就暴露出了簡單性思維的局
限性。系統性思維就是從尋求對這一類問題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來的。最初提出
這個問題的是作為「實驗生理學之父」的貝納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這
個問題的目的是向還原論的生物學哲學挑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把人們的思
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機體的「內部環境」 （internal milieu）[5]。可是，這
個內部環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響到整體的，卻至今沒有明確的答案。不過，有
跡象表明，簡單性思維雖然不能回答體溫變化的機理問題，但似乎對解決體溫問
題有效。眾所周知，儘管我們不知道體溫是如何升高的，但當我們使用一些退熱
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後，是的確可以降低體溫的。

　　值得我們進行理性思考的是，西醫沒有完成的任務，中醫是否能夠完成，或
早已完成了？換句話說，中醫是否真的達到了「系統醫學」的水平？

　　把「風」理解為「百病之始」是系統性思維或複雜性思維的結果嗎？不是！
它的思想特徵實在過於簡單，甚至比西醫用細菌和病毒來解釋感染，用吸食尼古
丁來解釋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塵埃來解釋矽肺病，用激素來解釋生長發育，還
要簡單。值得順便指出的是，這裡所講的簡單遠不能與巴門尼德的本體實在主義
哲學所倡導的簡單性相比（以下談到的中醫簡單性都只能做這樣的理解）。從確
定性上看，中醫對所有病因的解釋都是一筆「糊塗帳」。有作者認為中醫對病因
的認識是一種「客觀認識」[6]，實在沒有依據。沒有認識上的確定性又何以可
言認識上的客觀性？系統理論從來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確定性的。只不過它所追
求的是系統演化的確定性，尤其是系統演化中產生概然事件（通常的術語叫做
「凸現」）的確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種一一對應事件演化的確定性。蔑視確定性
的理論不是科學理論！蔑視確定性的理論也與系統科學毫不相干！

　　至於施治方法，中醫的簡單性思維特徵就更加明顯了。眾所周知，中醫看病
的基本原則是「辨證施治」。於是，中醫沒有醫院、沒有醫學檢驗、沒有病理分
析，甚至連基本的臨床統計也沒有，更不用說雙盲對比實驗檢驗了。一個中藥醫
生根據「辨症施治」就可以包醫百病，其系統性從何說起？19世紀以來的西醫則
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許多醫生看一種病。就其對疾病的診斷而言，它需要多個
程序的系統檢查和多人的會診（病理分析）。稍微有點系統論常識的人都不會相
信，允許一個人「包醫百病」的中醫體制屬於系統醫學觀，而許多人看一種病的
西醫體制反倒不屬於系統醫學觀。

　　再看治療方法。中醫的辨證施治只針對不同的「證」（通「症」）使用不同
的葯。在這個過程中，彷彿所有的「證」都是各自獨立的，而不是相互聯繫的。
至於決定這些「證」的「因」，則不外「風」、「寒」、「暑」、「濕」、
「燥」、「火」六淫。前已述及，從古到今，沒有任何一個成熟的中藥醫生可以
確定性地解釋這些「病因」的真實含義。於是，不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
醫學意義也是模糊的。這也是造成許多中藥醫生可以拋開那些意義不明的病因理
論，直接對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於「施治」是基於「辨證」的，於是，瀉下
用大黃芒硝，發汗用麻黃薑桂，風濕用防風獨活，利尿用豬苓澤瀉，如此等等。
這些施治方法，實在沒有任何系統醫學觀的趣味。與之相比，西醫的施治方法似
乎更有資格被稱為系統醫學。因為西醫是一個集治療、防疫、免疫和公共衛生於
一體的醫學體系，因而，西醫對待任何一種疾病都倡導使用系統化的措施。比如，
西醫為了征服肺結核，用接種卡介苗提高人體對結核桿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
平殺滅結核桿菌的同時採取保護肝臟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藥醫生還勸告
結核病人注意補充蛋白質、戒除煙酒、注意保暖，等等。西醫這種基於可靠性認
識而採取的系統性方法，中醫至今也不能望其項背。究竟誰更接近於系統醫學，
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結論。

　　在求實的科學面前，任何自我標榜只會貽誤發展的時機，不會有任何益處。
但願讀者能夠重新認識到這一點！

　　參 考 文 獻

　　[1] 張功耀，告別中醫中藥，醫學與哲學，2006年第4期。

　　[2] 中國中醫研究院理論學習小組編，歷史上的儒法鬥爭對於我國醫藥發展
的影響，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譯，醫學史（上冊），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4] 佚名，黃帝內經·生氣通天論第三，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頁。

　　[5] 張功耀，科學技術學導論（自然辯證法概論），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182頁。

　　[6] 荊志偉，科學是中醫的「緊箍咒」嗎？醫學與哲學，2006年第4期。

關公戰秦瓊...

「在求實的科學面前，任何自我標榜只會貽誤發展的時機，不會有任何益處。」——說的倒比唱的好聽。依閣下之見，徹底封殺中醫中藥就「不會貽誤其發展的時機，不會有任何害處」？在做出如此令人不齒的結論之前，還是應該多花點工夫好好學習學習中醫及其理論，否則再怎麼標榜「科學」依然難逃淺陋和別有用心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