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30年祭：24萬人成了xxx的「人殉」

綦彥臣

    問一些與我同齡的人，問他們1976年中國發生了什麼，答案一般是：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倒台了或華國鋒接班了。幾乎很少有人直接地回答：「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就不用說確切地知道24萬人，在這場首先是人禍其次才是天災的滅頂之災中喪生了。

     唐山大地震是一場天災，更是一場人禍，原因簡單到你不敢相信：震災早已被預測出來，僅僅是為了政治上穩定的需要而被隱瞞了。於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發生了。

    時隔三十年，且我與那些人沒有一點「關係」（比如沒有某個遠親生活在唐山），但我沒理由不為那24萬冤魂而默哀。我無權強迫那24萬人接受我的宗教信仰，但我還是祈禱上帝能安撫他們那不幸的靈魂。作為一個極為普通的學者，我並不想冒充高尚，但是在社會學觀察的視角下，如果沒有2003年非典疫情的被隱瞞的同類事實，我根本不會如此關注一個與我關係不大的事件。從唐山大地震到非典疫情確實讓我感到恐懼：所恐懼者，乃是（各級次的）政府刻意隱瞞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信息，將會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平常人無法逆料的災難――在那個生命隨時被剝奪的時間裡無論在監獄內還是在監獄外――我都時常想起唐山地震，還有那個無恥的《藍光閃過之後》。由此我也深刻體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有多麼地重要！公眾知情權對免於恐懼有多麼重要！。

    據已公開的資料看：早在1976年初，就有一位唐山本地的地震專家楊先生預測出，將會發生以唐山為中心方圓50公里的5至7級的地震，時間在七、八月份。楊於中國地震局華北片的一個專業會議上公布了自己的預測；不幸的是，他被組織上視為異端，安排到幹校去改造了――其境況甚至好於因公布非典疫情而被軟禁的蔣彥永大夫。

    對這個世界極具諷刺的是，那次專業會議的規定竟然是「不準記錄、不準傳達」。24萬人的性命就全繫於這「兩個不準」身上了。

    如果只是楊先生一個「出風頭兒」，組織上「辦了他」，那麼事情也在「情理」之中。無獨有偶，到7月28日那場大災難來臨之前，7月7日、14日、16日、22日又有多人多點測到了大地震將要發生的地質信息，有人甚至以大字報的形式把結果貼在時任國家地震局長的劉某的家門口。

    結果，仍然是為了政治上的正確而採取的避而不見的措施。所謂的政治上正確，至少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唐山離北京太近，發出地震預報可能會導致北京大亂，並意味著毛澤東要從北京搬出去；
    二是，當時正在搞「反擊右傾翻案風」，不宜再提出另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否則等於轉移階級鬥爭大方向；
    三是，唐山是全國重要的工業城市，發出預報將會嚴重影響採煤與鋼鐵生產。

    由此，24萬冤死鬼在7月28日就成了43天後的9月9日毛澤東亡靈的開路先鋒。成了一個現代版本的「人殉」。

    為了這次不幸的「人殉」，當年任國家地震局長的劉某，據悉晚年「一直生活在愧疚中，每天晚上要吃3粒安眠藥才能入睡。」還有，一位並不出名的唐山地震局的工作人員也聲稱「自己的負罪感，揮之不去！」 再有，既便那位第一個預測出大地震信息的可敬的楊先生，也聲稱自己對不起冤死的24萬唐山人。但是，制度習性並沒因24萬人的性命被人禍奪去而有所改善，27年後，一位叫蔣彥永的軍醫因為準確預報，竟然遭遇了比唐山那位可敬的楊先生更為難堪的政治遭遇。

    誰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當我用心靈虔誠地為已遠去30年但並未安寧的24萬冤魂而默哀、祈禱時，我不由地會渾身打冷顫。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準確地知道我們是否又被蒙蔽在「另一種地震中」，比如因社會貧富嚴重分化可能導致的社會騷亂，又比如說一些別有用心的權力分子可能突然發起的「經濟文革」。

    有可能，某一天早晨醒來，我們的電腦無法使用了，因為社會騷亂使供電中止了。

    有可能，某一天中午，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的抽水馬桶不能使用了，原因同上面的停電一樣，抽水馬桶的后箱里已經不可能有水可供。

    這非杞人憂天，因為時至今日，還沒有哪位領導人出來向唐山地震死於人24萬人說一聲「對不起」。更有甚者，這場絲毫不亞於南京大屠殺的人禍，又成為「二次屠殺」的美妙的理由。沒有人究問地震預測信息被隱瞞了的責任，反而變成了歌功頌德的素材――電影《藍光閃過之後》大力歌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英明決策」，帶領全國人民抗震救災，開始了重建新唐山的「偉大壯舉」。在「英明的」華主席滾蛋下台的22年後，1998年新版的《藍光閃過之後》又上演了，不同的是拍攝地點是長江和人民大會堂，主角也由眾數變成了「獨舞」，題材更由電影藝術變成了現場直播。第二個「英明」也滾蛋了，但對長江「傷口潰爛」的政治診斷仍無明文。

    人民還需要等待30年嗎？！

    政治缺德必然造成社會各群體間的互相冷漠，甚至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當今中國社會階層間的互憎使我想起了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之前一些情狀的描述：「人們分成不同的小群體，互相冷漠、互相仇恨」。據報道：一個憤怒之極的小商人把一瓢熱油，潑向了一向名聲不佳的所謂城管執法人員；幾天後，一位在自家門擺菜攤以謀生的婦人採取了相對「柔和」的反抗方式－－潑尿於所謂的城管執法人員；又幾天後，一位60多歲的老人因在列車上拾塑料瓶，而被處拘留。前兩者表明了低層社會在無助狀態下的反抗意識，後者表明了執法利益集團對低層社會的深刻仇恨。潑油、潑尿者固可被判刑、拘留，撿瓶者固可在不要臉的橫暴下把撿瓶的收入（以交罰款的方式）轉給執法者們。但問題的倫理之問，則必然使我們又回到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那裡－－是否為了一個政治上正確的目標，就有必要犧牲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唐山24萬人之於河北省是極少的一部分，之於全國更不足為道。

    同理，中國改革到今天發生了倫理悖論，問題簡單到極點：這改革的後來歷程是否能以擺攤（討生活的）小販、火車上撿者的利益為代價？

    如果不可避免地肯定，那麼，今後的所謂改革必然是一場經濟版的唐山大地震。

    中國，能否走出「人禍系統」，至今仍是一個令人心驚膽戰的疑問。它是一柄隱型的達摩克里斯之劍。30年前，24萬人的生命喂足了這柄劍的血欲，今天它又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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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27日寫於綿逸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