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最大缺憾是把職工放在一邊

　　「五一」將近，恰巧《勞動合同法草案》在節前提交全民討論，而且反響空前熱烈，一個月內(從3月20日至4月20日)，全國職工有近20萬件意見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改革進行到這一步，人民群眾參與的熱情由此可見一斑，而對於深化改革，特別是深化國企改革而言，此勢可借，此情可用。


    從前年經濟學界「郎顧之爭」到去年底今年初的「改革反思大討論」，與其說是學界之爭，不如說是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多地爭取到了改革的「話語權」。從目前徵集到的《勞動合同法草案》修改意見看，職工群眾的建議大都很切合實際，中看也中用。

　　其實中國經濟改革最原始的發軔就是來自於農村最底層的民眾。上世紀80年代職工參與城市經濟改革的積極性還是相當高的，很多企業的承包、租賃的實踐者就是從普通職工中產生出來的，有些還成為企業家。可後來事情似乎有了些微妙的變化，職工群眾在改革中的作用在減弱，甚至從改革的參與者成為改革的對象。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數從1998年的23.8萬家減少到2003年的15萬家，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職工減少了約4000萬人。全國300萬家私有企業中約有50萬家是從國有企業中轉化而來的。這其間產生了不少問題和矛盾。雖然人們普遍將著眼點放在「產權改革」上，但出現問題的實質並非「產權」之爭，而是改變產權的「程序」之爭。

　　最早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應該是山東諸城，而人們將關注的目光放在產權改革之時，恰恰忽略了諸城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諸城改革是在充分尊重職工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據報道，當時諸城改革方案做了兩套：一是個人股不得超過20%，國家完全控股；二是將企業存量資產出售給職工，國家以土地作價入股，以山東開元電機有限公司前身諸城電機廠作為試點。但沒想到職工強烈反對，后經廣泛徵求意見，全新的方案出台：決定由全體職工以企業內部股權證形式集資270萬元，將企業資產全部買下，成立諸城市開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把這個國有企業變成由277名股東共同擁有的股份合作制企業。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諸城的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后，工人們迸發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熱情，短期內企業效益飛速上升。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業甚至提高了將近兩倍。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后，全體員工普遍樹立起了「現在是給自己幹了」的信念，「懶漢」消失了，原來「廠長大偷，工人小偷」的痼疾也不治而愈。諸城市的經濟也得到長足發展。而現在對諸城模式爭論的恰恰是1997年以後，政府推倒原來的股份合作制，股權向經營者集中，實行MBO。有報道稱是出了一批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但職工收入增長緩慢。諸城模式究竟如何，當然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但其間廣大職工參與改革的積極作用是應充分肯定的。

　　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國有企業改革，而搞好一個企業的核心問題就是一個企業家的問題，儘管人們在產權問題上打了十多年的口水戰，但誰也不能說服誰。在十幾年前廣大職工就提出：「給錢給物給政策，不如給個好廠長。」可好廠長從何而來？從廠長負責制至企業承包制，從明確責任到明晰產權，從完善考核指標到特派員、督察員，我們可以對國有企業廠長的年齡、學歷、工作經驗等等提出詳盡的要求，但我們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廠長究竟是不是個企業家的問題。這個問題只能是由市場、由實踐來解決。誰最了解企業實際情況？一個企業究竟適合什麼所有制形式？是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還是企業職工？答案應是明確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公司法》、《工會法》及黨中央的若干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中發揮廣大職工的作用都有過明確的規定和指示，但由於一些規定過於籠統，可操作性差，再加上執行不到位，近些年來廣大職工參與企業改革的積極性沒能得到很好的發揮，所以出現了許多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問題。

　　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也是我們國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更應該傾聽人民的聲音，以期使改革路徑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選擇！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關鍵是要迅速斬斷洋奴們及利益集團代言人們與權貴相互勾結淘空國庫的罪惡之手。

自斷手足？

誰來斬是關鍵。

可惜香港的郎先生不是主流

這種官樣文章沒有可讀性。。。。。。。。。失望！

改革中弱勢群體沒有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