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思和：燕園第一位哈佛博士

齊思和：燕園第一位哈佛博士



    ■人物

    齊思和（1907～1980）字致中，山東寧津人，著名歷史學家。燕京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獲博士學位。

    1935年回國，任北平師大教授，燕大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院系調整后，任北大歷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等職。學識淵博，兼通古今中外。在先秦史，世界中世紀史方面造詣尤深。重要論著有《西周地理考》、《戰國制度考》、《中西封建制度研究》、《世界中世紀史講義》等。1961年任《世界歷史小叢書》副主編，對歷史科學的普及做出了貢獻。1980年病逝。

    南開中學與曹禺豐子愷同窗

    父親先是在燕京讀大學，後來又在燕京執教，前後有二十多年。

    父親是屬於二十世紀的人：出生在二十世紀，受教育在二十世紀，去世在二十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大變化的時期，那個時代的學者也是各式各樣的，父親應該算哪種類型呢？我想他是屬於二十世紀新式學堂教育出來的學者，從他的履歷來看他完全符合這一點：他的小學是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度過的，中學則是南開中學，大學一年級是在南開大學，二年級轉到燕京，後來又去哈佛……在這方面可以比較的是周一良先生，他在上大學之前完全是由自己家庭私塾培養的。

    父親在南開中學的那批同學可謂是人才濟濟：曹禺，天天拿著毛筆在那裡寫小說；父親的另外一個同班同學豐子愷畫畫；父親那個時候已經對歷史發生了興趣，經常寫一些關於歷史的文章。這就引起了范文瀾先生的注意，在當時也有點對父親「重點培養」的意思。後來也是在范老的鼓勵下，父親在南開中學畢業之後就報考了南開大學的歷史系。

    也是由范老教，讀了一年之後，范老對父親說：「你這麼喜歡念書，不如到北京去，天津畢竟是一個商業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裡的名師多。」

    那是在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父親就報考了燕京歷史系的二年級。

    父親剛到燕京大學的時候，燕京大學的名氣並不大，但是已經頗受重視。到了燕京大學之後，父親像是到了另外一個天地，這個天地里的空氣跟天津截然不同。當時燕京大學剛剛從北京城內盔甲廠舊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麗的校園內彙集了大量的名師。創辦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洪業先生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來，在他看來，現代化的中國首先要有現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歷史的，自然把歷史看成是現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國的模式，帶著自己的期望，在燕京開始改造歷史系，延請了大量的名師。

    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師不過陳垣先生一個人而已，之後顧頡剛、容庚等人都陸陸續續地來到了燕京。後來燕京的發展，處處都帶著洪業先生設計的影子。

　　「父命不可違」被「逼」留學哈佛

    父親進入燕京大學的那一年，哈佛大學也正在中國尋找合作者，由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的基金會出錢，在中國創辦一個漢學中心，最後這個機會被司徒雷登和洪業先生爭取了過來，獲得了那批資金的五分之四，組成了一個漢學機構，這就是哈佛燕京學社。資金則由燕京來管，具體負責人是一個美國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見舉足輕重。

    父親是第一個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學生。當時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薦一個人到哈佛去學習，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獎學金。哈佛要求這個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別的學校去物色這樣的人選。父親一進入燕京就顯示了自己的史學根基，當時顧頡剛先生在燕京講授「中國上古史研究」，父親非常喜歡這門課。父親回憶顧先生上課的時候常常旁徵博引，見解新穎，學生都特別歡迎。顧先生上課，每堂課都要寫滿三個黑板。每遇到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不同他的學術觀點，顧先生必定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各抒己見，開展討論，藉此來啟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父親聽了顧先生的課，在大學期間就寫了《與顧頡剛師論〈易系傳〉觀象制器書》那篇文章。1929年，燕大歷史系籌辦《史學年報》，編輯《史學年報》的任務竟然落到了父親這個「外來戶」的身上。

    父親擔任《史學年報》的主編一共三年，一直到他畢業。他畢業的時候，他的同學在《燕大年刊》上為他的畢業照片題詞說：「於學無所不窺，上自群經諸子，下至康、梁、胡、顧；每讀一書必有新奇問題發現，尤精於考證學、史學方法、兩漢歷史。」

    可能是這個原因，洪業先生看重他，把他作為去哈佛留學的人選。可父親開始並不想去，因為父親當時的興趣在中國史方面，他自己說：「四年的工夫在中國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績來，到美國我去做什麼呢？做中國史？那裡沒有書，教授也不如中國。」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認為父親能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

    他勸告父親說：「你應該去，不光是能夠保證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保證這個人選落在燕京大學，而且對於你個人也有好處，到美國去，看看他們的研究方法，可以開闊你的眼界。」但是父親還是不想去，洪先生無奈之下，就去動員我的祖父，祖父就又跟父親談。父親當時還是有傳統的思想，覺得「父命不可違」，只好去了哈佛。

    但是去哈佛也有難題，讓父親感到犯難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國之後學什麼，學中國史，好像在那裡沒有什麼可學的。洪業先生又建議父親：「你到那裡去就學他們最擅長的學科。」三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國史研究的重鎮，所謂「明星教授」雲集。洪先生建議父親到那裡去學美國史，父親當時還不太情願：「美國史那麼短？！」洪先生說：「雖然美國歷史比較短，但是他們研究得比較深，你可以學習他們研究的方法，回來之後用這種新方法研究中國史，對於中國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父親到了哈佛之後，覺得自己責任重大，因為不單關係到自己的學業，還關乎到學校。所以到了之後一頭扎進了圖書館，開始了現在所謂的「三點一線」的生活。父親的苦工沒有白費，在哈佛，就連當時以嚴格要求著稱的施萊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對父親刮目相看，給了父親的論文很高的評價。這樣度過了四年，算是不辱使命，把博士學位拿了下來，而且也了解了當時國際學術界的趨勢。我們家裡現在還保存著父親在美國學習時的筆記，一大本一大本的。

    回國任教開闢比較史學

    父親學成回國之後，就任北師大歷史系的教授，父親為什麼去北師大呢，他說：「我一直在私立學校學習，我想到國立學校去教書，了解一下那裡的情況。」父親帶回來的是一個新的學科，聽父親說當時在美國真正學美國史的包括他在內就只有兩個人，另外一位是皮明舉先生，後來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學者皮錫瑞的後代。當時父親除了在北師大專職任教之外，還在北大、清華和燕京同時兼課。父親在北大開的是史學理論和世界現代史，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名師講義，讓我編父親的講義，我就又在家裡找了一通，經過了多少次劫難，父親的手稿所余不多，幸好在圖書館找到了一份父親1936年在北師大開的史學概論講稿，後來又找出來一份1957年在北大歷史系開的「歷史古籍選讀」講稿中的一章，交給了出版社。

    史學理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門新學科，很受重視，父親利用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方法樹立了自己獨特的一種學風，即研究中國的也研究外國的，形成了「比較史學」的學術特點。父親回國的第二年，胡適曾經打算把父親聘請到北大專職任教，跟父親談了之後，父親也希望到北大去。父親在北師大辭職，決定接受北大的邀請，但是緊接著「七七事變」就爆發了，因為祖父齊璧亭（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校長）跟隨學校搬到了大後方，父親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顧在天津的祖母，又不願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學校里教書，所以就回到了燕京執教，北大沒有去成。

    直到1952年，父親才到了北大，父親和北大的緣分，到了這裡才算「圓」了。

    兩度回燕京出任人文學院院長

    父親重回燕京的時候，我已經記事了。我跟隨父母從琉璃廠旁的一個衚衕搬到燕京，感覺像是進了一個大花園。從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我們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衚衕住，後來就一直住在燕南園56號。

    珍珠港事變以後我們就搬出了燕京，為了謀生，父親和一批不願意和日本人發生關係的教授都去了中國大學教書，那是當時跟日本沒有關係的一所大學。

    1946年，燕京復校，又是洪業先生策劃的，當時洪先生在城裡新開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聯絡的中心，不停地研究復校的方案。那一年，我們全家也都回到了燕京，搬進了燕南園51號，當時是燕南園最大的房子，因為父親的藏書比較多，而且當時還是人文學院的院長。1949年，學校開始調整房子，從1949年到1952年的幾年裡，我們在燕南園搬來搬去，最後在燕南園66號定居下來。那個院子，曾經是冰心先生住的。

    口述：齊文穎（齊思和之女）

    采寫：本報記者 陳遠

    ■記者手記

    在已經去世的老一輩燕京人當中，齊思和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他進入燕京的時候，燕京剛剛從盔甲廠舊址搬到海淀新址也即後來大名鼎鼎的燕園，也是從那個時候起，燕京大學開始以國內外名校為目標進行建校，燕京哈佛學社就是這樣背景之下的產物。因緣際會，齊思和成了兩所世界知名大學進行合作的第一個人選，斯人已去，我們沒有辦法再得知當年齊思和去國求學的細節。

    不過當我輾轉找到齊思和的女兒齊文穎老師的時候，齊文穎老師津津樂道的正是齊先生去哈佛的這段經歷。齊文穎曾經到哈佛追隨父親的足跡並且拜訪當時居住在那裡的洪業先生―――當年哈佛燕京學社的擘畫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齊文穎敘述中的父親，不單單是從文獻資料上得到的認識，在某些程度上也成了她自己經歷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她成長之後與齊思和先生一起生活的日子裡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