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外交部記載的寧波「暴亂」

感覺法國人對中國很不了解，相信這也是他們失去中國市場的一個原因，很多生意人不知道寧波，大多數和中國做生意的人還是知道的。在法國也很少看到寧波的消息，在《費加羅報》上看到過一篇介紹寧波一家小家電工廠的生產、管理的文章和一篇介紹寧波一家嬰兒車工廠的文章，在《回聲報》上看到過關於世界第一長的寧波的跨海大橋的消息，當然數據不會是完全正確的，也大橋的跨海長度都縮短了很多。

但是竟偶然看到了100多年前法國外交部記載的關於寧波人的資料，是和寧波人的衝突，應該說這次寧波人的反帝鬥爭還是相對成功的。

翻譯如下：

1842年，恥辱的鴉片戰爭結束，中央帝國要接受歐洲人在他的土地上的永久的存在。在英國人之後，法國人也來到了五個港口（五口通商），包括上海。1860年，和英國人一起的遠征（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他們得到了新的好處，最顯著的是被容許在北京的外交代表。如果中國內地對他們還是禁止的，他們有完全的在那些讓與他們的飛地里的加強影響的自由。他們生活在由排除了中國人的公董們治理和規劃的那些街區，生活在他們的領事保護之下，不受當地的行政司法管轄。最初的設計是為了隔離這些外國人，相反地這些治外法權的島狀地帶成為了和傳統中國激烈對抗的享有特權的地方。
最早的衝突之一發生在1874年的上海。25年前在黃埔江畔誕生的法國租界覆蓋了60公頃左右的土地，北邊以英美租界為界，南邊以中國城市為界。他的最初的人口是330左右的外國人，人口隨著成千上萬蜂擁而至的逃離附近受內戰蹂躪的農村的中國難民而急劇增加。城市化加速了：所有開發一個法國城市所必須的道路工程火熱上馬，但是沒有考慮到當地的敏感問題。因為極力要整理的地方充滿了或多或少破舊的建築，尤其是墳墓：為了建設，要通過一個真正的「墳場」。1863年，新的PALIKAO路、西貢路、寧波（當時的法國人寫為Ningpo）路開通也必須要破壞或遷移由來自Ning-po（寧波）的中國人組成的強大的行會、宗教社團或互助機構（其實是同鄉會，即四明公所，說明法國人建立租界25年後也沒有搞明白四明公所是什麼組織，不知法國人的情報機構做什麼用的，也很正常的，就象他們現在駐中國的記者不了解中國一樣）養護的墳墓。1874年1月，行會（他們最終認為四明公所是個行會）的代表適宜地寫了請求書要求「他們祖先的骸骨不能在他們最後休息的時候被打擾」，公董局毫不重視。對於中國人的指責，「感情範疇的」，他們反對公共衛生的合理的論證，拒絕修改租界的規劃方案。
他們低估了行會的動員能力。1874年5月3日，一個市政衛隊的警察被一群中國人攻擊，很快，租界西區，在煤氣廠（法國外交部的外交檔案里的當時中國人的地圖上翻譯為「法國自來火房」）和寺廟（根據地圖估計為關帝廟或四明公所）中間，燃燒起來。GODEAUX 總領事叫水兵在Yang-tseu-kiang 上安置了艦炮（呵呵，想學拿破輪在國民議會前那一招啊）來對抗那些威脅炸毀工廠的暴民。人們將為7個死難者哀悼，都是中國人。
――《世界的回憶》

國內的資料：

四明公所又稱寧波會館,在今小北門人民路上。清嘉慶二年(1797年),旅居上海的寧波籍人錢隨等發起「一文願捐」活動,集資購地30餘畝,建房寄柩,並置義冢地,於嘉慶八年建成四明公所。     
道光二十九年(1847年),四明公所被划入法租界。法租界公董局認為四明公所向不納稅,有損其權利,並認為公所附近的殯舍義冢有礙衛生,是「傳染疾病的巢穴」,欲清除這些墳墓。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租界公董局以辟寧波路(今淮海東路)、西貢路(丹陽路)為由,要求四明公所遷讓義冢地13尺。翌年1月27日,四明公所向公董局提出改更線路的要求,並願在公所西同仁堂公地界內購地拆房,以供興修馬路之用。之後又向法國駐滬總領事葛篤遞稟帖,指出「在四明公所義冢地面新辟馬路並非絕對必要,特請阻止,以免吾等遷葬之苦」。4月17日,公董局表示「四明公所墳場上開闢新路二條,早於1863年議定」,「如謂安先塋起見,不如移至租界之外」,仍堅持辟路。27日,四明公所再次向葛篤提出,倘若非修寧波路不可,請將路線後退10英尺,以免貫穿埋棺處,願意承擔改變線路的一切費用。葛篤認為可以考慮,並要公董局重議此事。但5月2日,公董局總董瓦贊聲稱:「公董局既是此路正當主人翁,自然不肯變更既定路線。董事會現已不求移遷墳地,但欲掘出屍骨。」   
法租界當局的橫蠻態度激怒了上海寧波籍人。5月3日下午1時半,寧波同鄉300餘人聚集在四明公所門口向法租界當局抗議,並趕走一名進行干涉的法國巡捕。隨後又去法租界路政管理所工程師佩斯布瓦寓所示威。佩斯布瓦竟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1人,打傷1人。此時市民已聚集1500餘人,群情激憤,高呼「法人擊斃華人」,大眾即赴法人住所拆屋,有人取草燃火,燒了40多間法人住宅。晚上7時許,人群包圍了公董局,向里拋擲磚石。此時路燈都已被擊碎,人們點燃木料,火光衝天亮如白晝。法艦「水蛇」號水兵、英美租界巡捕以及美國水兵紛紛前來鎮壓。上海市民被打死6人,受傷20人,其中重傷7人。上海知縣葉廷眷聞訊率150名從高昌廟軍營調來的士兵前來驅散聚集的人群,並派一隊士兵駐守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協助維持法租界秩序。   
血案發生后,上海道台沈秉成和知縣葉廷眷於當晚發布告示:「寧波商民應各安本分,遵守法紀,不得輕信謠言,妄生事端。」5月4日,法租界居民紛紛遷往英租界,新開河一帶鋪戶均關門。清撫標親兵營全部駐紮四明公所。同日,法租界公董局開會,堅持築路,並主張組建義勇隊,強行拆毀四明公所。而葛篤恐此舉激起上海民眾更大的反法浪潮,於上午11時發布告示,宣布取消築路計劃。5月12日,公董局又呈請法國公使熱福理,堅持繼續開路,並向中國總理衙門交涉,要求賠償法租界損失。在公眾輿論推動下,5月21日,恭親王奕照會法公使:「有六名(應為7名)中國人被外國人手持火器擊斃。若不緝獲兇犯,審判處死,恐難安人心而平民憤。殺人者處以死刑,此律應是中外共有,而正義得以申張。」經總理衙門與法國公使多次交涉,於光緒四年(1878年)8月15日達成協議:中國賠償法國37650兩,法國支付中國死難者家屬7000兩；法租界放棄原築路計劃；四明公所及屬地永久免稅,冢地之內永不得築路、開溝、造房、種植,致損葬棺。

感覺在國內的歷史書上對這事件說得不多，個人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少有的相對成功的反帝鬥爭，應多多宣揚以鼓舞民族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