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對於中醫的幾個說法

以科學的態度推進中西醫配合――致陳可冀先生的公開信

陳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醫復興論》一書，可能沒有來得及送給您。值您來香港浸會大學接受榮譽博士之際，贈一冊，請指正！同時送上今年撰寫的《中西醫配合清議》與《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二文。另外也送上陳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兩篇文章，以供對照參考。您此次來香港，時間安排緊促，為了不耽誤您的時間，也為了您對我所提的一些問題有充分、冷靜的思考空間，謹以書面形式談以下幾點，容以後有機會時，再共同討論。

第一，關於口號和求真務實。

關於「中西醫結合」這方面的口號，這些年實在太多了。老口號、新口號、大口號、小口號連連不斷。似乎推進中西醫結合，就只有靠口號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國中醫藥報》的「團結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國際中醫藥論壇暨第二屆世界中醫藥大會」上的發言中，所提到的口號有：「著眼現在，把握未來，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為我們當今必須明確的戰略需求」；「中西醫結合沒有終點，中醫現代化永不謝幕，應當與時俱進地去不斷完善和提高」；「繼承、創新、和諧、融匯、發展中去葆有中醫藥學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態的風格和魅力」；「協同奮鬥，為實現中醫藥現代化作貢獻」；「多元創新，有新作為」；「互補才能雙贏多贏」；「乘時代進步的輕舟，鼓勵創新和自我超越，挑戰未來」；「努力實踐，提高療效，造福人類」；「與傳統中醫藥理論結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種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對人類社會的貢獻」；「要多一些寬容，少一些責難，多一些幫助，少一些帽子」；「中醫藥的現代化和中西醫結合更是時不我待」；「希望中醫藥的足跡走遍全球，希望中醫藥學的桃李滿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頓、無奈、疑惑、猜忌，繼承優秀傳統，建設先進文化」；「實現中醫現代化，促進中西醫結合，為中醫藥學堂堂正正的進入世界主流醫學領域，為建設富強的中國，充滿激情地灑脫前進」；「發展中醫藥學，促進中西醫結合，實現中醫現代化，是建構'風景這邊獨好'的頂天立地的舉措」；「永葆中華醫藥文化常青」；「創製新型復方，走向世界」；「現代創新模式」；「獨到高招模式」；「並用互動模式」；「不封閉、不排他、和而不同，繼承發展，共同為繁榮中華民族醫藥文化作貢獻」……
以上這些，完全是口號，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號！
本人並不完全反對口號，因為口號常常是上級行政領導號召大家應該努力去「做什麼」的一種方式。然而，專業人員在科學問題上，沒有製造口號的職責和必要。譬如「中西醫結合」，它原本始於上級行政領導提出的一種號召或口號。而專家則應當在充分研究或科學論證的基礎上，解決好「如何做」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人不再是一天聽不到口號，就不知道今天該「做什麼」什麼的時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學」、「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樹立科學發展觀」的當代，更應當知道科學自身的發展，首先是「內在於傳統的歷史性演進」。靠口號來推動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對「中西醫結合」上的混亂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須冷靜反思；現在最緊迫的責任是，要以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給「中西醫結合」做出一個符合中醫與西醫科學原理的、準確而又規範的定義（或解釋）來。只要學術界理解和接受這一定義或解釋，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為。您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責任重大。與其用口號鼓動、宣傳大家，說中西醫結合「應該做」，說「風景這邊獨好」，倒不如對「中西醫結合」這一概念做出科學的定義來。當什麼叫「中西醫結合」的問題解決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會如影隨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關於「二」和「一」。

「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呢，還是人類醫學體系只有西醫一家？這個問題是研究「中西醫結合」定義時的首要問題。近一百年來，人們多是把中醫學當作一具屍體來解剖，企圖用西醫還原性研究方法從中獲取西醫可用之物。或者人為地認定中醫是經驗醫學、經驗療法，否認其基礎理論的科學原理及其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聲稱：「不管是英、美、德、意，還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個主流醫學」；「中醫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強調中醫特色與優勢，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復古尋舊」，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來」；所以，「還想成為主流醫學，這樣是行不通的」(呂維柏先生語)。這些觀點，其實是中西醫結合界的主流觀點。按照這些觀點，憲法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可以不要了，「中西醫並重」的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為尷尬的是，按照這些觀點，中西醫結合的根，便被中西醫結合界自己親手挖掉了。既然世界發達國家和中國的「主流醫學」都是西醫一家，那麼，用西醫的還原性方法從經驗的中醫中將可用之物拿到西醫里去，不就行了嗎？如此可見，「結合」從「一」而開始，到歸於「一」而告終。那麼，被稱之為的「中西醫結合」和「中西醫結合醫學」，其存在的土壤和價值，究竟在何處呢？如果「結合」的最終結果是把中醫的經驗，「化」到西醫體系之中了，中醫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那麼，「中西醫結合學會」2001年迎春聯誼會上提出的「中西醫結合是繼承發揚中醫藥學的重要途徑」，又應該做何解釋呢？
您也許知道，本人從事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已經20多年了。從1993年12月在中國《科技導報》發表「中醫現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時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經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時候，本人就曾對「中西醫結合」概念的混亂，提出了多方面的質疑。接著於1995年發表了「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和「論中醫學的定義」兩篇文章。而為「中西醫結合」和「中醫學」做的定義的同時，也研究了西醫「生物醫學」的定義。正如本人在「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一文中所說：「至今我不願意說本人對'中醫'、'中西醫結合'和西醫'生物醫學'所做的定義準確無誤，而是熱切地寄望於學術批評和科學檢驗。但是可以無愧地說，從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的比較中，從中西醫的科學、技術、經驗層面的比較中，研究這些定義的思路是正確的。」如果再經過歷史與實踐的檢驗，當這三個定義為學術界所理解和承認時，便無可爭議地填補了我國醫學辭書的幾個空白。我一向說話謹慎，但「填補」二字，相信沒有誇張。
當年倉頡造字，每一個字造出來時，必然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意思。後來在文化科學的發展與傳播中，每一個新概念的出現，自然要首先以定義的形式對其內涵加以規定。因為科學研究就是理性思維，而概念是思維的「細胞」。倘若一個概念出現之後，長期沒有對其內涵加以規定，由此所進行的思維，只能用「混亂」二字來概括。「中西醫結合」這一概念提出來近50年了，其定義至今還在「探討」(陳士奎先生語)之中。而且就連這種「探討」，仍然有人認為：沒有必要「問中西醫結合的概念到底是什麼」(沈自尹先生語)，沒有必要「為怎樣給中西醫結合下定義」而爭論不休（見《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9月24日）。提出這一觀點的竟然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學研究中的「理性思維」究竟是如何進行的。尤其令人難堪的是，在「中西醫結合」沒有定義的前提下，持這一觀點的他，竟然是中西醫結合的學科帶頭人和中西醫結合的科學院院士多年了。科學歷史會說話，到時候真不知道將如何交待！

第三，關於「配合」與「結合」。

在從科學的層面上，理清中醫和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之後，中醫和西醫之間的關係，則是兩種醫學在技術、經驗層面上的配合關係。把兩種醫學從科學層面上合二而一，從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史的比較來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沒有可能性的。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塞繆爾.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原理，也解釋了這一點。本人在2000年發表在中國《科技導報》上的「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一文，從中醫和西醫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概念（範疇）體系三個方面，做了論證。接著在「中西醫配合清議」（台北《自然療法》雜誌2004年第2期）一文中，從亞里斯多德「形質論」原理，做了進一步的說明。陳士奎先生在「也談中西醫結合--兼駁李致重的幾點謬誤」一文中，對「中西醫結合」與「中西醫結合醫學」所做的「定義」，真可謂見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學科分類和定義的一般常識。其二，他分明缺乏邏輯學常識，卻要玩弄邏輯辭彙，結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他並沒有從科學層面上，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概念（範疇）體系三個方面，做認真深入的中西醫比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終是結構實體的人，而沒有信息（狀態）實體的人；他所認可的始終是還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無視系統（綜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認的始終是以具體概念描述的西醫的知識體系，而無視以類比概念所揭示的中醫學知識體系。歸根結底，他完全站在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方法、標準一邊，沒有顧及中西醫兩者在上述三方面的「範式」完全不同，所以無法理解中西醫之間是「不可通約」、「不可翻譯」的關係。
在科學學、軟科學研究上，本人有一種體會：我們欲知一個學科發展的今天，就必須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們欲知一個學科發展的未來，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則，必然陷於膚淺或茫然。人們都知道《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的科學（理論）基礎，但是，《黃帝內經》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識基礎之上呢？不知《黃帝內經》之前的文、史、哲，則對《黃帝內經》所奠定的中醫科學基礎，註定理解不深。須知春秋-秦漢之際，是整個人類文化科學的第一次高峰時期，而決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點。人類第一次文化高峰時期的深厚積澱，豈是「復古」、「落後」幾個字可以了結的嗎？倘若陳士奎先生不是把中醫學作為西醫觀點下的屍體來解剖，他在《也談中西醫結合》一文中所提的「定義」，必定會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與討論。

我們都是長期搞學術工作的人，深知學術民主、學術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性。不論中醫或中西醫結合，都需要我們以「和而不同」的心態來面對不同觀點的學術討論。從「大字報」、「大批判」式的「語言暴力」干擾學術討論的做法，早已是歷史的陳跡。用這種做法干擾學術討論，必將走向歷史的反面。
讀過近來《中國中醫藥報》上的一組文章后，有人建議我寫一些反駁的文章。我以為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沒有闡明自己，也沒有說服別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醫結合」認識上的科學（理論）貧困。本人從那一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醫結合」在科學理論上的危機（或危險），比中醫當今的處境更為嚴重。中醫的問題是，其理論的科學性被「近代科學主義」所塵封，所蒙蔽。而「中西醫結合」的問題是，它經不起稍微深入一點的科學推敲，至今眾說紛紜，而又抓不住科學的支點。
早在30年前，趙錫武先生(也是我們的老師)就講過一句深具哲理的話：「中西醫要結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講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麼叫中醫，什麼叫西醫。所以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選擇了中西醫比較研究的動力。這幾年，本人在浸會大學講過內經、傷寒、金匱、溫病、內科五門中醫主幹課程，又在系統研究中、西醫發展史的同時，系統地複習了中醫和西醫的基礎理論。所以在浸會大學新開了「中西醫比較」一課。全課程分總論與各論兩部分，共14個專題。我以為，這門課程對理清中、西醫的歷史與特點，是十分有益的。其實，這門課程也正是研究中西醫結合或配合時，所必須的。為了人類醫學的共同事業，為了中、西醫的繁榮發展，如您認為可以在《中西醫結合雜誌》上連載，請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講稿。
此祝
冬祺！
  
李致重謹此
2004年12月12於香港

消亡的邊沿，突破的前夜
彭佩雲副委員長：您好！

遵您所示，寄上近作《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的科學學檢討》一文，請一閱。去年九月及今年二月曾寄您《為中醫教育診脈、處方》、《西化――中醫科研的致命錯誤》兩文。這一篇應該是為中醫臨床療效問題的「診脈、處方」，也可稱之為以上兩文的姊妹篇。
　　另外附上《當代中醫的自醫》、《不盡言謝》、《鄧序》三文。前一篇是本人即將出版的《中醫復興論》一書的「前言」，概要談了當代中醫學術衰落的主要表現與原因。第二篇是《中醫復興論》的「後記」，記述了與本書有關的話謝和本人的心路歷程。最後一篇是鄧鐵濤老先生特為本書寫的序文。
　　我在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執教已經兩年半時間了，還要接著再做下去。兩年前我在國內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這算是不得已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吧。雖然沒有走出國門，畢竟可以說是「出家人」了――丟下了往日的羈絆，爭取到一點讀書、思考的機會。不過對於中醫這一不斷衰落中的「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我的心永遠不會「出家」的。
　　正像當年毛澤東所講的：中國對世界能做出貢獻的，也就是中醫了。可惜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被高唱「現代化」暢想曲的愚蠢的現代中國人丟得差不多了。儘管為中醫建的高樓還在，書和人都在，琳琅滿目的中藥也正沖斥著市場，然而中醫學術，尤其是原汁原味的中醫基礎理論幾乎被丟光、或者成為口頭上的擺設了。「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這「根本」就是中醫基礎理論。根本不固的「繁榮」，如果不是裱裝出來的張貼畫，也一定是表面性、皮毛性的，或者喪魂落魄的軀殼。
　　造成中醫學這種狀況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現在看來至少有１０個方面。
　　第一是民族虛無主義。一百多年來，國人在異族的堅船利炮之下骨氣銳減。對自己輝煌的歷史和文化，或者數典忘祖，或者一批再批。自己越是變得好象無根的浮萍，便越有勇氣把歷史輝煌誣為「落後」、「封建」。在對待中醫學的問題上，至少是這樣。
　　第二是「近代科學主義」。以近代物理學、化學、數學為基礎的還原（分析）性科學，代表著近代科學的潮流。以近代還原性科學的觀念、方法作為衡量一切科學的唯一信條和至上標準，即近代科學主義。而以現代醫學的觀念和研究方法來評判中醫、來研究中醫，則是近代科學主義在中醫問題上的具體表現。所以，「中醫西醫化」一直是一百年來帶在中醫脖子上的枷鎖。它與「中西醫結合是發展中醫的唯一道路」相比，只不過「西化」中醫的不同版本而已。表現在中醫學術問題上的這種思潮，便將「中醫按照自身科學規律向前發展」的正常道路，長期被視之為「不可行」、「不科學」的落後做法。
　　第三是方法論的扭曲和貧困。一方面在民族虛無主義思潮里，中國古典哲學以及中醫賴以建構的陰陽五行學說，統統被斥之為「唯心主義」的東西。另一方面當代系統科學方法的出現，雖然使一些有識之士從中看到了中醫陰陽五行學說的現代科學意義和價值，遺憾的是這一認識並未引起中國學術界的普遍醒悟。這樣以來，便形成了近代中醫學術發展中「方法論扭曲和貧困」的特殊現象。直到現在，中醫界竟然沒有給「中醫藥學」這一標誌學科特性的總概念，界定出一個達到共識的現代定義來，就是這一「扭曲和貧困」的真實寫照。１９９５年本人曾經從學科的角度給「中醫藥學」下過一個定義，至於正確與否，尚有求於學術界批評指正。然而在「中醫藥學」這一學科總概念的定義上，符合科學和邏輯原則的第二個說法，至今仍然沒有見到過。方法和方法論是各門科學發展的「強大發條」，方法論的扭曲與貧困，中醫便無可挽回地失去了自我發展的「真正活力」。
　　第四是具體做法與大政方針相悖。「文化大革命」以後，在不斷總結中醫工作歷史經驗教訓的過程中，國家為了保證中醫的健康發展，逐步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確規定。國家《憲法》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條款，衛生事業上「中西醫並重」的方針，都是在承認兩個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的前提下，發展我國醫學科學事業的大政方針。但是在民族虛無主義、近代科學主義、方法論扭曲和貧困的一百年裡，中醫學術的發展、乃至整個中醫工作，一直處於「西化」和反對西化的兩難困惑之中。如果不去發揚學術民主，不在廣泛、深入的學術爭鳴中群策群力地努力尋求中醫發展的出路，而是由少數管理者包辦，或者為「維持權位」而在「西化」和反對西化的矛盾中忙於「維持平衡」，那就使中醫工作不可避免地陷於與國家大政方針相悖的局面。顯而易見的是：既然《憲法》認為中、西醫是兩個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那麼中醫學術的發展為什麼要以西醫的理論觀念和研究方法為標準呢？中醫的管理是完整、準確地貫徹、落實國家為中醫工作制定的大政方針呢，還是繼續沿襲過去的習慣做法泥？這種相悖的狀況，突出地表現在中醫教育、科研、臨床、管理等具體工作上。
　　第五是「亦西亦中」的中醫教育。中醫教育首先忽視了「中醫學知識結構體系」這一根本性的前提，所以在「課程設置」這一核心問題上，便失去了決定性的科學依據，長期陷於難以自拔的盲目狀態。中醫學院里中醫課程與西醫課程的比例，大體是7：3―6：4。而1／3左右的西醫課程，主要是西醫基礎醫學的內容，這對中醫基礎理論的教學來說，將作何解釋呢？中醫臨床醫學是建立在西醫基礎醫學之上的嗎？
　　第六是「西體中用」的中醫科研。「西體中用」與「中體西用」相對，是２０世紀早期一些人在中國和西方文化關係上的一種觀點，即主張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然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為其吸收一些有用的東西以作補充。４０多年的中醫科研工作，一直困守著「西體中用」的研究方向，以西醫的研究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和改造。這種研究的立足點是：不承認中醫基礎理論之「體」而只承認中醫是一種經驗醫學，這顯然是「科學對科學的誤解」。以懷疑或不承認中醫之「體」的觀點來研究中醫，這就註定了它的最好結果，只能是從中醫學里為西醫撿回去一些支離破碎的可「用」之物。這對處於「中西醫並重」前提下的中醫學的主體性發展來說，絲毫沒有可取之處。
　　第七是「日趨西化」的中醫臨床。「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難培養出熟諳辨證論治的中醫人才，「西體中用」的科研路線不可能為辨證論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醫臨床治療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證論治，朝著早期依靠經驗而不是理論的臨床方向大踏步地倒退。這種狀況不改變，臨床中日趨西化的問題將無法逆轉。
　　第八是「以西代中」的管理。中醫事業的管理必須以中醫管理科學為基礎，而中醫管理科學則必須以中醫的科學原理為根據。國人呼籲多年的國家「中醫法」，是保證中醫健康發展的大法，然而至今未能出台。一方面可能因為中醫對自身科學原理的表述還未達到足以令「多數人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則因為社會上「近代科學主義」的思潮仍然十分頑固。在這種情況下，中醫管理上的「以西代中」，似乎就是無可奈何、難以避免的了。對於中醫臨床醫療事故的評判，至今仍然以評判西醫的法規為依據。這一長期不變的事實，已足以說明在中醫管理上「以西代中」的普遍性和頑固性。
　　第九是固步自封的行政保護。上述八個方面錯綜複雜的情況，是當今社會上任何一個學科或者事業發展中極少見到的。所以，應該以客觀的態度承認中醫管理的困難性和特殊性。然而，中醫界多年來也流行著兩個頹廢的說法：即「成績是主要的」，「不要爭論」。前者是文過飾非，安於現狀的口頭禪；後者則是錯用了處理具體社會問題的特定說法，來限制學術民主，取代「百家爭鳴」的做法。這種固步自封、安於現狀，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民主也小心謹慎、不敢放手的狀況，在中醫界上下各部門表現得十分突出。這種狀況可能出於中醫行政工作者的一種自我保護心理，但是無論如何，這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里中醫工作上不應有的頹廢現象。
　　第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十多年來，中醫、中藥方面的拜金狂潮愈演愈烈。在中藥方面，從「保健食品熱」、「保健藥品熱」到整個中藥新葯的研究開發，偽劣假冒產品沖斥著整個市場。中國自古以來認為：「人為天地萬物之靈」。當著人們有病而需要得到幫助的時候，掌握醫藥的人卻乘人危難而牟取不義的經濟利益，這是連倫理也不能容忍的草菅人命、謀財害命的雙重犯罪行為。孟子曾有明訓，「上下皆征利，其國危矣」。由此對中醫造成的損害，對社會道德、公正文明方面所造成的連索反應，切切不可等閑視之。中藥的偽劣假冒問題，主要有兩類。其一是原料、配方、生產工藝、質量控制等不合格；其二是「科技偽劣假冒」品，即在研究思路、選題立項、成果鑒定、新葯評審等環節上嚴重背離中醫藥科學原則，以科學名義推向社會的偽科學產品。所以，防止偽劣假冒醫藥產品，首先要從肅清偽科學入手。
　　直到今天，全國在「中藥」和「西藥」這兩個最基本的科學概念上，對其定義仍然沒有形成共識（本人曾於１９９８年在《關於「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行動計劃」的若干意見與建議》一文中對「中藥」與「西藥」的界定做過詳細論述）。而大減大叫十多年的「中藥現代化」，其實就是「中藥西藥化」。所謂的「中藥西藥化」，也只不過是從化學結構十分複雜的中藥里提取西醫認為的一、二種有效成份，由此從中藥里被丟掉的卻是西醫、西藥理論所不能理解的絕大多數。如此執著地「化」下去，到底被西醫所理解的有效成份能夠「化」出多少來，這裡姑且不說；自成體系的中藥理論，從此則被「化為烏有」了。那時候，中醫面前沒有中藥可用，它還會生存下去嗎？如此荒唐的「中藥現代化」，令人生畏，令人可悲！由此說來，中醫藥學術上最使人擔心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是當今「官僚加無知」所造成的。幾十年的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稱之為「民族文化瑰寶」的中醫學，即將毀於這種「官僚加無知」！

　　我所以孜孜不倦地為中醫而鼓呼，是因為：其一，中醫是中國科學史上真正成熟、完善，獨具特色的一門科學體系，這一點已為長期歷史和實踐所證明。其二，西醫學在其反思中，正在呼喚著傳統醫學的互補，而中醫是世界傳統醫學中最成功的一家。其三，中醫走向世界的時候，中醫藥就將成為中國獨有的、可持續發展的、在中國經濟上舉足輕重的知識經濟產業體系。其四，中醫的復興是推進中華民族在文化、科學、經濟、社會以至民族精神等全面復興的突破口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文明做貢獻的重要方面。
　　
彭副委員長，上面向您談了這許多困難和問題，其核心意思在於：認識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基礎，認識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動力。用我幾年前的一句話講：「中醫正處在即將消亡的邊緣，也處在新的突破的前夜」，這是指中醫現在的狀況而言的。它同時在說明，中醫目前所面臨的優勢不容忽視，如果抓住機遇，中醫完全有可能擺脫困境，取得突破，走向復興。現在，實現我國中醫復興的優勢是：其一，國家的《憲法》和新時期「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方針，已經為中醫的復興確定了方向。其二，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防病治病，需要中醫藥。其三，歷經數十年的困惑之後，中醫隊伍中越來越多的人充分認識到中醫學術的特色與特長，認識到中醫學術在中醫事業發展上的決定性作用。其四，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有利於衝破「官僚加無知」的束縛，通過更新體制、解放科學，中醫就一定能夠獲得新生。
　　彭副委員長，請原諒我一拿起筆就給您寫下這許多！前面已經向您說過，我是「出家人」了，對於個人的名利，我一無所求。您很關心中醫的復興和發展，因此衷心地希望你們老一輩革命家能夠參與到拯救中醫的偉大工程中來，為人類的健康而造福！只要中醫能夠復興，我們個人也就於心無愧、無憾了！
專此，恭祝
夏祺！
李致重謹此

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

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和西醫藥學（即現代醫學，以下簡稱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在這兩種體系裡，各自都包括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臨床診療技術三方面內容。因為各自的基礎醫學所揭示的關於生命與疾病的觀念、原理，是兩種醫學的核心，所以本文講的中、西醫，主要指兩者的基礎醫學而言。
「通約」一詞的原形，出自數學中分數加減運算時的「通分」與「約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數」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兩個分數實現「通分」，然後加以計算；接著用求「最大公約數」的方法對繁分數進行「約分」，使其化簡。近年來，學術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屬性或本質相同的兩種事物關係時，便說「兩者可以通約」。當然，如果拿分數與平方根在一起相加，這兩種屬性不同的數學命題因為相互不可通約，這樣的命題便不能成立。本文旨在說明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因此我們將著重於兩者基礎醫學範疇之內, 來進行討論。

一、從科學多元的基本理念談起

１．關於「科學」的含義及科學態度　　

「科學」一詞的本意即「知識」。由於客觀世界的複雜性，科學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們「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均稱之為「科學」。
世界上只有人類具有科學研究的能力。科學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結果；從事科學研究必須有實事求是的態度。

２．關於形上科學與形下科學　

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存在，都決定於兩個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萬事萬物形成、發展、變化的共同規律，其次是在共同規律支配下各個事物自身的具體規律。對此，《易經•繫辭上第十二》的說法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以形上與形下，就成為兩類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線和知識體系。於是，人們所獲取的科學知識，便逐步地劃分成形上科學和形下科學兩大類。前者關注於萬事萬物相互間的變化、和諧、聯繫及其支配萬事萬物的共同規律，並以此來認識具體事物；後者關注於具體事物以及內部的結構與功能。
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也稱「后物理學」），即超乎物性形體之上的學問。它與中國古代的《易經》以及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們所研究的「道」、「德」、「氣」，都屬於「形而上」的學問――超乎物性形體之上，是萬事萬物存在與運動規律的高度總結。現今所說的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性科學（或綜合性科學），多系形上類；而自然科學中的還原性科學（或分析性科學），多系形下類。

３．關於系統性科學與還原性科學　　

由於事物的複雜性、多樣性，也由於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們所能看到的客觀實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質的「運動」，或運動著的「物質」。因此人們的研究工作往往著手於某一類事物的某一個側面。物質的「運動」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事物在時間意義上的異時連續的運動方式，即信息、狀態、現象及其它們的變化。社會、歷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學中的天文、氣象、物候、生態、生物進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運動著的信息、狀態、現象為研究對象，而逐步獲取該領域所特有的科學知識。運動著的「物質」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具體事物在空間意義上的物質形態。人們通過研究組成這一特殊形態的結構及其功能，即逐步達到了認識和把握它的目標。在近代，人們常把前者視為系統性科學（綜合性科學）研究的對象，把後者視為還原性科學（分析性科學）研究的對象，並以此成為近代人們對科學在總體上的分類。

４．關於「人」的定義　

中國古代有濃厚的「人本」觀念，認為「人是天地萬物之靈」。 其實，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都彰顯著萬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亞里斯多德提出、后經聖托瑪斯•阿奎那認定的關於「人」的定義為：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定義有三個內涵：「理性」、「動」、「物」。除「理性」為人所獨有外，其中的「動」，也是任何「物」無與倫比的。因為人是處於不斷的新陳代謝過程中的「自立體」―;他與周圍事物廣泛聯繫，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從和諧出發，在與周圍世界的相互聯繫、相互依存中趨於和諧，以保持自身的動態平衡和穩定。中醫學理論的奠基巨著《黃帝內經》上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以「神明」為其「君主」，而「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這個觀念與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與西方哲學家叔本華不謀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用當代系統科學的表達方式講，這個有「理性」的「形上」的「動」著的「物」，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

５．關於「近代科學主義」　

18世o以來，還原性科學在人類物質文明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與此同時，人們對「科學」也產生了一種「潮流性誤解」。 這種誤解是還原性科學固有的錯誤所造成的，同時也與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關。在當代許多人的頭腦中, 往往只有還原性科學的價值標準，並且, 「科學」二字甚至被視為還原性科學專用名詞。因此在當代，人們常常越俎代庖，做出過許多用還原性科學來代替、解釋、改造、非議形上科學、綜合科學成果與價值的蠢事。這便是當代從事科學學研究的學者，一再警示人們的「近代科學主義」。儘管如此，「近代科學主義」仍然佔據著潮流，並引導著當今的「技術瘋狂時代」。面對人類「回歸自然」的覺醒，在我們討論中、西兩種醫學關係時，這的的確確是值得我們冷靜反思、真誠面對的又一個大問題。

６．關於「學科」的要素　

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具備三個根本要素，即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概念（範疇）體系。研究對象是該學科的根本出發點，也代表了該學科的本質屬性。研究方法是人們認識對象的方式與方法的學問，它是科學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科學總是隨著研究方法的發展而發展的。人們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特定的研究對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為理性的認識，並藉助語詞以概念、範疇的形式加以表述。當用來進行理論思維的概念、範疇積累起來，形成認識或解釋對象的理論體系之後，便標誌著這一門科學走向了成熟。為此，下面將圍繞這三個要素，對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做一些簡要的討論。

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可通約性

廣義的生命科學是天地萬物的生生化化之學，而狹義的生命科學則是習慣上僅限於生物範疇的生存、變化之學。而醫學是生命科學中一個有限的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於人的健康、長壽，其主要任務在於防病、治病。長期以來，人們常常把醫學服務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相混淆。因此，擺在中、西醫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要回答醫學家面對的「人」究竟是什麼。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的理念，從研究對象而言，醫學家面對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種屬性：自然屬性的人，社會屬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屬性的人，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組織、器官屬性的人，細胞屬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屬性的人。中醫研究的具體對象，是以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為中心而擴展的。所謂活的整體狀態，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兩個方面。醫生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所獲取的，自然流露於外的機體反應狀態，即中醫學中的「證候」。而生理性的狀態，也是醫者為探求疾病而對正常的人進行觀察所見的表現，《黃帝內經》所稱的處於生理情況下的象、態、候等，其實也是證候。故《素問•五常政大論》說：「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說，中醫學是以證候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證候的顯現，與以下四個方面直接關聯。其一，社會的安定與戰亂，文明與落後；人在其中的貧賤富貴、饑飽勞逸、榮辱炎涼等等，都會塑成肉體和精神的個體特性而表現在證候上。其二，自然的環境氣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陰陽晦明以及風、寒、暑、濕、燥、火等等，都會以每個人的體質特點為轉歸，在證候上顯現出來。其三，一個人的文化素養、思想觀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愛好等，既造就了每個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著每個人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的個體特點其及太過、不及情況下的證候表現。其四，一個人肉體的先天稟賦，後天長養，素體的盛衰強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決定了本人對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決定了他在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影響下, 發病以後的病機轉歸和證候表現的個體特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證候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
其一，中醫學從防病治病的目的出發，把人的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和機體的反應這四方面，以證候為聯結點，使之融合為一體。
其二，「證候」是「運動」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具有鮮明的形上學特點。換言之，自然、社會、精神情志、活的整體狀態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們聯結在一起的證候的形上的特點，也就無所質疑了。
其三，中醫通過證候，實現了人的形上屬性的具體化和個體化。就是說，中醫的證候，把每一個人生存過程中的形上性個體特點，都以各種不同的脈、舌、色、證表達了出來。
其四，證候來源於病人的主動提供和醫者望聞問切的全面診察。在科學領域中，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象中醫診斷那樣，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動參與於研究之中的先例。況且，中醫的診斷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身為「萬物之靈」的兩方面「理性」活動的高度配合。這就增進了證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上述四個特點，奠定了中醫的本質屬性，也是中、西醫相互間的基本區e。
我們知道，就西醫的生物醫學而言，它一開始見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個機體。但西醫的視線隨之即往下走--從組織、器官水平到細胞水平，又從細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細的水平上研究機體的結構與功能。不y看出，西醫生物醫學最關注的具體研究對象，顯然是形下屬性的人。即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這與證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約的。
需要說明的是，西醫也講癥狀與體征。但是，西醫只把癥狀視為「診斷疾病的壞肌保⒚揮凶魑プ〔環諾難芯慷韻罄炊源Ｖ劣諤逭鰨饕揭倉話閹游讜詰淖櫓⑵鞴儼」湓諤逋獾奶匾煨苑從Γ⒚揮性諶說男紊狹瞪險以潁虼艘膊瘓哂兄幸街ず虻奶氐恪Ｐ枰空{的是，當代西醫也講「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醫學模式。但是，心理和社會領域有顯而易見的形上特性，而西醫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對象具有鮮明的形下特點。所以西醫的生物、心理、社會三種醫學，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個醫學分支的關係。毋庸置疑，只要哲學與化學不能合二而一，那麼，西醫學之中的心理、社會醫學，將必然與其生物醫學之間, 保持著今天這種多元並存的關係，而不可能相互通約，結合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研究對象對於研究方法，是選擇和被選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係。譬如冶鍊而成鋼、掏沙以取金。是鐵礦石與含金的沙，選擇了「冶鍊」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換。所以，人們不可能因為還原性方法或技術的發達，把它任意「拿來」解決邏輯學和哲學的難題；更不會用化學方法合成七情，用解剖方法打開精神。
第一，由於中醫研究對象的形上學特點，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中醫的學習與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學。 形上學其實並不神秘。一般來說，形上學是「論有之學」。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形上學是「論萬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學」。所謂萬有，就是人們感知到的（包括暫時還沒有感知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我國古代講的天、地、萬物，佛陀講的色、受、想、行、識，現代哲學定義中所指的自然、社會、思維，其實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難以想象、難以全部把握的萬有。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首先必須承認萬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為的私慾偏情、卑微無知、狹隘武斷、自立門戶，只承認其中一些「有」而否定其它的「有」。當普遍確立了萬有的觀念之後，人們共同來研究萬有的特性，就容易趨於一致, 而減少門戶之見或左道旁門之謬了。正是因為形上學是關於萬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學問，因此形上學是一切哲學方法論、認識論的基礎。中國古代的道、德、氣、理是形上學；毫無割裂地把自然、社會、思維看作萬有而總結出來的哲學，當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學。儘管在形上學上，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的學派，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只要承認「萬有」，承認有共同規律支配著萬有，並不斷朝著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學會用形上學的思維方法來解決實踐問題，這就可以稱得上掌握形上學的真諦了。 「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彰顯著萬物的投影。」所以，中醫在學習和研究中，必須熟悉形上學的基本原理。這並非要求每一位中醫工作者都必須是形上學家，但起碼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們在中醫的研究上便獲得了主動。

第二，中醫研究的證候（狀態），與當代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中所講的信息、涵義相同。所以系統性方法將為中醫的當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系統性方法是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方法，已為世人所熟知。在系統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調控的對象；控制則作為對信息進行存儲、處理、調控的方式；系統論是對整個系統性方法原理的揭示。在中醫里，證候是活著的人表現出來的不斷運動、變化的信息；各種治療則是依據證候，察明病機，對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醫的理論中包含著豐富的現代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內核。如果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中醫面對的人則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 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因此，認真掌握系統論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對於學習、研究和推動中醫的發展，無疑是必不可少的。當然，還原論與系統論，綜合與分析，本來是不可通約的；不同學科所面對的不同的研究對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隨意置換的。比如，以水來說。用物理學方法看到的水，是無色、無味、無臭、透明的，在攝氏零度時凝固為冰、一百度時變為氣態，四度時比重最大、體積最小。而用化學方法看到的水，則是由兩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構成的。假設置換研究方法，用物理學的眼光，如何能發現或理解日常所見的水，必然是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構而成的呢？
數十年來，我們往往從近代科學主義的偏見出發，懷疑或不承認中醫基礎理論的科學地位；無視形上學和系統性方法。我們常常主觀地把中醫、中藥當作被研究的對象，用西醫生物醫學研究中慣用的還原性方法，進行「研究」。雖代價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於忽略了兩種醫學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四、兩種醫學基礎理論的不可通約性 中醫與西醫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兩者所形成的理性認識，用語詞形式所概括的概念、範疇體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醫的臟象學說。中醫在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即證候）的過程中，首先把人視為證候的人、信息的人，視為一個由不斷運動、變化著的狀態構成的整體系統。然後在形上學觀念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包含系統方法內核的陰陽五行學說，以綜合-演繹的邏輯原則，把整體系統再分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聯繫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以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氣等名稱命名。對於各子系統的職能，中醫多以不同的「官」或「主」來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統有粗淺解剖的影子，但事實上，它是信息系統模型，是某一方面職能主管者的代名詞。故中醫稱之為「藏象」，而非西醫所指的「臟器」。惲鐵樵在他的《群經見智錄》中說，中醫的五臟是「四時之五臟，而非血肉之五臟。」聯繫到系統理論，更準確的講,以五臟為中心的各子系統，是天、地、人相統一的五臟。
再如中醫的病因病機。在中醫看來，疾病的發生，一方面歸結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原因，另一方面歸結於內在的精神情志和整個機體的原因。在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下，導致正常的機體反應狀態發生紊亂，因而形成疾病。在疾病過程中，中醫把具有「善行而數變」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風」；把具有「潤下」、「沉滯」、「留連難除」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濕」。如此等等。這些病因是基於病理狀態而演繹的信息性病因模型，不同於西醫的「致病因子」，也不同於自然界直觀的風或濕。人體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臟腑、經絡，精、氣、血、津液出現疾病狀態，分析產生這種狀態而認識的內在本質，即稱病機。它同樣是一種信息性病機模型。不是來源於按照邏輯實證論而設計的實驗室指標，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這種信息性病機模型，表面上看不見、摸不著。因為它是人們認知活動的結果, 所以離開了醫者和病者的共融現場，就變得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營衛失和」、「樞機不利」、「心腎陽虛」、「肝陽上亢」、「脾虛濕停」、「寒滯經脈」……均是如此。它來源於人們對客觀實在的理性概括--具體的病理狀態在理性思維的作用下，經過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級的理性具體。應該說，它也是經過數千年實踐檢驗的形上病理學。
又如治則與方葯。中醫的「論治」，即根據辨證所得的病因病機，對疾病進行審因審機而採取的負反饋調節過程。「調和營衛」、「通利樞機」、「溫補心腎」、「平肝潛陽」、「健脾燥濕」、「溫經散寒」……皆是針對病機，從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則。用控制論的語言來表述，即負反饋調節的決策。用於治療的方法或藥物，是落實治療決策而採取的具體措施。不難看出，中醫的針灸、推拿、按摩，在醫生與病人之間，沒有物質、能量的交換，完全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至於口服的中藥--「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所信守的準則，不是藥物中的所謂有效化學成份, 仍然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原理。
講到這裡，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特點，我們不妨作一種比喻。臟腑經絡相當於一個國家的中央各職能部門，因為它擔負著全國家某一個方面的管理職能；證候則相當於某一個，或某一些職能部門工作出現失職或紊亂時的病理表現；病機則相當於導致這些部門出現病理表現的本質原因；治療（包括治療原則和各種具體的治療方法）則是從整體出發，對有關職能部門進行相應調控的戰略性原則和措施。那麼，中醫大夫呢? 他便是總理, 每一位病人的總理。所謂「醫者意也」，「不為良相，即為良醫」，說的便是一個中醫大夫要善於理性思維，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則他眼中有全局，緊緊地盯著境內、境外；心中有整體，明了他所管轄的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狀態；胸中有明鏡，善於透過現象正確判斷各部門的寒、熱、虛、實；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全是他用於「宏觀調控」的有效決策。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機制理順了，功能健全了，用不著總理去參與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原料供給、成品生產、廢料處理等生產力方面的具體問題，也用不著擔心鋼鐵夠不夠用, 糧食夠不夠吃, 照樣可以實現財源不斷, 國泰民安的總目標！這就是中醫--形而上醫學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對於處在世界主流醫學地位的西醫來說，兩者在基礎醫學上的不可通約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嗎！

五、結束語

人類的科學發展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的熱潮中，近代科學主義盛行，邏輯實證論、機械唯物論充斥人們的頭腦，「技術瘋狂」正成為一種時代的特點，引導著當代潮流。在這樣的潮流中，人們甚至忘記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隨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與驕傲。因此，形上學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學多元性遇到挑戰。在醫學界內，連人自己是什麼幾乎也成了大問題，「人是各種物質元素構成的一架機器」, 依然是許多醫家奉守的信條。這個時期，人們正以自己執著的努力，實踐著「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類科學的發展，必然要在「現代化」的渲鬧中，以丟掉與己相異的另一類科學為代價。當此之時，中醫學術發展的道路能不艱難嗎！
無論如何，人類文化、科學是多元的。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繽紛的文化、科學殿堂。好在西方傳來了「回歸自然」、重視傳統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醫，中醫要走向世界，這或許正是中華民族的科學瑰寶，需要重新振興的原因和機遇所在！
本文討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學主義」衝擊下，處於「百年困惑」之中的中醫，儘快抓住機遇, 找准自己的科學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兩種醫學，比作太極的兩儀，那麼，與其執於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滿全。「孤陽不生，獨陰不長」，人類醫學，需要中、西醫共存。
歡迎知我者罪我，謹此磚而引玉。
李致重

從近代科學主義到偽科學
――兼談「西化」中醫和「結合醫學」問題

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裡，中國的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一直處於「在衝擊下困惑，在困惑中衰落」的狀況。近50年來，儘管國家為了中醫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並在《憲法》總則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但是，中醫問題上近代科學主義的嚴重傾向和偽科學現象，始終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國家高揚「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這些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一、「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及其分類

有人說：今天的社會正處於一個科學迷信或技術瘋狂時代。這個說法在其它領域裡的表現如何，本人不便評說。然而，堅持「人是機器」的機械唯物主義立場，把在非生命領域取得成功的觀念和研究方法，作為研究生命(包括醫學)領域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當然是十分片面的。這種立場、觀念和做法，尤其值得中醫高度注意，切莫誤入歧途。為此有必要對「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及其分類問題，做一些簡要的澄清。

1．「科學」的出發點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一書的開頭便說：「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對感覺的喜愛就是證明」。這裡所謂的求知，即人對客觀世界背後的真理的追求。所以籠統地說，客觀世界就是人們科學研究的出發點。
客觀世界展現在人們面前的，用當代哲學里的習慣表述，叫做各種千變萬化的「事物」。有的哲學著作里，稱之為「物質」。用列寧的意思來說，這些千變萬化的事物，是人們的感官（包括通過儀器延長了的感官）所能感知的，又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這些客觀實在的事物，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稱之為「萬有」（或「存有」）；在老子那裡稱之為「萬物」。所謂「萬有」，即「一切有」、「一切存在」、「一切物」的意思。如果按照佛陀釋迦牟尼的說法，那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到的色、聲、香、味、觸、法。所以，人們透過感性的色、聲、香、味、觸、法，達到對隱藏於其背後的本質屬性的理性認識，這就是科學研究的意義。而從「萬有」、「萬物」、「五蘊」中，真實、全面、完整地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具體對象，則是科學研究的具體出發點 。儘管人的感官有眼、耳、鼻、舌、身、意，然而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們「喜愛視覺尤勝於其它」，所以對研究對象認識上的片面性或者誤差，便成為科學研究的首要難題。為保證科學研究出發點的客觀實在性，亞氏在其《形而上學》一書中，重點討論了這一問題。其中的許多論述，經13世紀的托瑪斯.阿奎那的闡發、補充，進一步趨於完善。故台灣的學者常將他們的學說，統稱之為「形上學」。比如，「形上學」首先討論了萬有的單一性。接著討論了「第一原理」，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緊接著又討論了「有之真」（「名實相符之謂真理」）、「有之善」（「一切物之所欲者」之謂善）、「有之美」（悅目、自然者即為美）。然後確立並重點論述了「因果律」等等。這些討論，是人們從事科學研究之前，必須率先對人的理性思維加以規範的邏輯條例。有了這些基礎，才可能保證在真實、全面、完整的客觀實在的前提下，健全地發揮人的理性思維的特長，以達到對客觀實在背後的本質屬性正確的認識或把握。
當代哲學里，就其表述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言，本人以為，用「事物」這一概念比用「物質」這一概念為好。其一，「事」是「物」的運動方式及其過程；「物」是「事」之所以是「事」的基礎。「事」表現在人的感觀里的，是狀態（信息、現象）。作為中醫研究對象的證候，自然界的氣候、物候，皆屬之。用哲學的話講，「事」是客觀實在運動、變化狀態的時間軌跡。而「物」表現在人的感觀里的，首先是其結構與功能。這常常是物理學方法、化學方法研究對象。同樣用哲學的話講，「物」是客觀實在結構、功能意義上的空間特徵。其二，當代哲學里的「物質」世界之說，用「形上學」里的「形質論」來看，它著重強調了組成某一事物的「原質」（或材料）的結構特徵。這便一定程度地忽略了該事物作為本來存在的「原形」時，它的固有特徵。以中、西醫對比而言：西醫著重研究了組成人的「原質」及其「原質」的結構與功能；中醫則著重研究了人的「原形」，即作為真正的「人」的意義上的、活的整體層次上的存在及其特徵。從「事物」與「物質」的對比中強調上述這兩點，在近代物理學、化學佔據科學主流地位的當代，尤其具有扶偏救弊的意義。而用「事物」一詞表述「萬有」、「萬物」、「五蘊」的客觀實在性，不僅比「物質」一詞準確、合理，而且也是歷史的、應有的哲學統一 。
基於上述，具體而言：科學的出發點是萬事萬物發生、發展、變化、運動的時間軌跡和（或）空間特徵。而每一個學科，僅僅是研究了萬事萬物中某一個方面的時間軌跡或空間特徵而已。這樣講，既有利於理解本學科自己，更有利於理解自己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關係。研究中、西醫的關係，這一點尤其不可忽視。

2．「科學」的含義

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科學最早的含義，即「知識」。所以，源於西方的「知識就是力量」之說，其實是對「科學」價值的最普遍的表述。今天如果換一個提法，那麼「知識就是力量」，也可以稱之為「科學就是力量」。當然，人們認識客觀實在的理性知識，也包括技術（技藝）和經驗。因此嚴格地講，真正揭示客觀實在的事物本質的理性認識，才能稱之為科學。所以台灣學者苗力田先生在翻譯《形而上學》一書時特彆強調：科學是目的的，技術是手段的。也就是說，科學是以為認識事物的真理為目的的理性求索；而技術具有明顯的功利性，它只是科學前提下的功利性運用的手段。
與亞里士多德同一時期，在中國的《禮記.大學》里，科學稱之為「格物致知」。其原話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朱熹對致知的含義及過程註解得極好，他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可見，「格物致知」所獲得的「欲其所知」，與亞氏的知識原本一樣。進而言之，既然求知是人的天性，那麼科學原本沒有任何迷信和神秘可言，它只不過「物格而後知至」的不斷認識的過程而已。在清代後期的外來文獻翻譯中，西方文獻中的「科學」一詞常被譯為「格物致知」。在東方，首先把中文的「科學」二字用在外來文獻翻譯中的，其實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面臨著不斷湧進的門類繁多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日本人取「分科之學」的意思，在日文的片假名里，發明了「科學」一詞。這的確是日本人在靈活理解中文原意的基礎上，頗有智慧的翻譯。
第一位將「科學」二字直接用在中國的，當推嚴復先生。他在翻譯《物種起源》一書時，將過去用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為「科學」。從此，「科學」一詞便成為源於中國的文字，滲透著日本人的智慧，重新回到了中國，卻頗具西方現代意味的辭彙了。如果再把「科學」與「知識」並列起來看，則「科學」二字就變得既樸實無華而又絕無神秘色彩了 。嚴復對科學和技術的解釋說：「學者，考自然之則，定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則，求可成之功。故學主知，術主行」。這一說法，與亞氏的觀點是完全相通的。
基於上述，本人這裡用今天的語言給科學做一個現代的定義：分門別類地研究各種不同事物所獲取的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則稱之為科學。具體而言，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以自身所面對的特定的客觀實在為其研究對象；也都有自身特定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用特定的方法研究特定的對象所形成的系統化的概念(範疇)體系。這一系統化的概念(範疇)體系，揭示了研究對象的本質特性；在指導實踐中有可重複性；並達到了表述的單一性。這就是成熟的科學的基本標誌。同時尚須強調，科學不僅不神秘，而且不同學科之間，原本不存在排它性。任何一個科學的發展既是歷史性的，更是傳統性的，即內在於自身傳統的歷史性演進，絕非其它學科所能代替。

3．「科學」的分類

科學既然是「分科之學」，所以它的門類，成百上千。這裡所談的分類，只是從宏觀角度的大體劃分。

第一，從研究對象分類。

在科學上，最早、最準確、至今仍不失其指導意義的分類，當推中國的《易經》。《易經.繫辭第十二》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裡的「形」，指的自然生成的客觀實在，可以理解為天造之萬物；這裡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觀實在，可以理解為人造之萬物。春秋秦漢之際，人們加工製造「器」的能力雖然十分有限，但是人們從「形」入手，認識天造之物的能力卻卓有成效。面對自然生成的萬事萬物，中國先哲們的認識路向是「下學而上達」，即向上攀爬的認識論特點。具體而言，這種向上攀爬的認識路向是：以「形」為研究對象；通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究天人之際」、「類萬物之情」；按照天人相應的原則和「下學而上達」的認識路線；最後追尋到萬事萬物生成、發展、變化的總原理、總規律上，即「道」。回過頭來，再以此「總原理、總規律」，認識「形」是如何來的、如何變的、向何處去的運動變化規律。這先「上」再「回」的認識路向，同樣是中醫學形成、發展、完善的思維路向。 而製造「器」，則要向下尋找。先認識和把握製造器的「質」，亦即材料，再學會獲取「質」和製造「器」方法，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製造出理想中的「器」來。 由此可以說，人類既要認識和調控天造之「形」，又要研究和製造人造之「器」。於是，從研究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出發，便形成形上與形下兩類不同的知識體系。亦即兩種科學分類。
在西方，最早對科學進行分類的，還是亞里士多德。他採用的，同樣是「下學而上達」的路向：先從「物理學」入手，經過「生理」、「心理」（靈魂），一直到達「天理」的認識。亞氏所說的「物理學」，相當於今天的自然科學範疇。而相對於「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亞氏時代則將其稱之為「后物理學」。由於「后物理學」寫於「物理學」之後，其內容又是對「物理學」總原理、總規律的概括，故稱為「后」。 「后物理學」後來被人們稱之為《第一哲學》，其實在於強調其「超物質」、「超經驗」、「超感覺」、「超現象」的意思。《第一哲學》，相當於今天所通稱的哲學。
依據上述意思，亞氏的科學分類是層次分類。即將一般的自然科學統統稱之為「物理學」；而比「物理學」層次更高的科學，稱之為哲學。後來，當中國人翻譯亞氏的《第一哲學》時，依據中國的表述方式，翻譯為《形而上學》。這一翻譯，誠可謂恰到好處，名副其實。因為「形而上」所探求的總原理、總規律，即中國先哲所講的「道」，這與亞氏思想，基本相通。因為亞氏也是從「形」入手，最後認識到形上之「道」的。這裡需要附代說明，亞氏同樣處在人類製造「器」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時代；而他的上述分類中，沒有涉及人造之「器」的問題。
本文前面所談的「事」與「物」，應該說是當代以科學研究對象為前提的另一種分類。客觀存在的事物中，有一部分事物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只能是狀態（信息、現象、證候）的存在形式，亦即「事」。所以研究歷史、社會、進化、生態、天文、氣象，以至中醫研究的證候時，人們總是遵循著這些「客觀實在」運動、變化狀態的「時間軌跡」，來認識本學科所研究的客觀實在的。可以說，從研究狀態（信息、現象、證候）的運動、變化入手，這是研究「事」的原則和特點。而分析「物」的結構、功能，以及再依照人的意志組合結構為人造之物的研究，則要遵循著所研究的「客觀實在」，亦即物的「空間特徵」而進行的。故研究「物」與研究「事」相比，彼此屬於不可通約性的兩類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
以上三種分類里，「形」、 「事」之軌跡，相互類似；而「器」、「質」之結構與功能特徵，則基本一致。人們習慣上講的近代科學，主要是指研究後者而言的。

第二，從研究方法分類。

據上所述：研究天造之物，先須在「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究天人之際」、「類萬物之情」的基礎上，以體悟「道」的總原理或總規律。進而把天地萬物之大「道」，與具體研究對象的生存之「道」相互聯繫起來，以探求具體對象的發生、發展、變化的因果關係。這種方法，與當代綜合、系統性研究方法十分相近。研究人造之物，先須熟悉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與方法，並以此為基礎，研究具體對象的物理學、化學特徵。然後，才可能推進人們在人造之器方面的能力或發展。這種方法，即近代分析、還原性研究方法。人們習慣上所講的近代科學研究方法，多是指此而言的。所以簡言之，就研究方法來分，科學可以分為綜合、系統與分析、還原兩大類。歷史上如此，今天亦如此。綜合、系統性方法是研究「道」、「形而上學」，「形」、「事」之軌跡時的常用方法；分析、還原性方法是破解「器」、「質」的結構與功能時所必須的方法。這兩類方法，是因為科學研究實踐中兩類不可通約性的研究對象所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同樣是不可通性的

第三，從知識層次分類。

科學-技術-經驗，是由高到低的三個不同的知識層次。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正如前面提到的嚴復的界定那樣。理論原理、規則、規律，是科學的內容；在實踐應用中，技術是以科學為基礎的。而經驗則是最初級的、以感性認識為主的知識層次 。現代常常把這三個不同的知識層次，稱之為理論（基礎）科學、技術科學、經驗科學，這是很不嚴肅、很不恰當的。這種情況與人們常常把「高新技術」誤稱為「高新科技」一樣。一方面混淆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近代科學迷信」和「技術瘋狂」形勢下，一種對科學認識上的盲目現象。近20年來，獲得諾貝爾醫學科學獎的項目中，絕大多數屬於技術性內容，有的甚至是初步為經驗所證明的內容。足見這一盲目現象在當代的普遍性。

第四，科學與哲學的關係。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學是對自然、社會和人的大腦思維的一般規律的高度概括。辭海中對科學的解釋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可見，哲學的「一般規律」，即普遍規律，它是覆蓋著所有科學，即知識體系的。所以就分類而言，「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因為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脫離哲學的指導作用，就像「后物理學」是「物理學」的總原理、總規律一樣。如果把哲學排除於科學之外，或者把哲學與科學並列起來，都是不恰當的。然而，科學是研究和認識具體對象的知識體系，它不能等同於哲學；但是認為哲學可以「代替一切自然科學」，也是十分錯誤的。這一點我們在「文革」中有過沉痛的教訓，相信人們不會忘記 。過去常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認為春秋-秦漢之際，「科學還沒有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甚至把《易經》的存在，視之為「導致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的原因，這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哲學本身就是科學的一類，而且是層次最高的一類。就像「后物理學」是從「物理學」基礎上概括出來的一樣，兩者在知識層次上有區別，但決無矛盾可言。其二，春秋-秦漢之際的科學，比如中醫學，屬於綜合、系統性科學，它與近代科學分析、還原性科的範式明顯不同。當然也不能因為中醫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而將其排除於科學之外。其三，當代人站在自己所熟知的分析、還原性科學的主場上來看綜合、系統性科學時，就像熟悉九章算術的人不理解萊布尼茲的數學二進位一樣。在兩種範式不同的科學之間，不能把「不解其中味」，視之為「其中本無味」。其四，近代科學門類繁多，是分析、還原性科學在近代突飛猛進的反映。這是分析、還原性科學自身發展的歷史所決定的。不能說古代哲學制約了近代分析、還原性科學的發展，也不能說近代分析、還原性科學是擺脫了哲學的桎梏后，才獲得繁榮的。
再從亞里斯多德、托瑪斯的「形上學」來說，它的主旨是討論「萬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學」。尤其是「形上學」中關於「萬有」真實、全面、完整地展現在人們視野之中的論述，關於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因果律等思維原理，更是對人們思維方式加以邏輯規範的根本性的科學。從這個意義上看，「形上學」應富有「哲學的哲學」的意義。也可以說，它更是人類科學研究之母。從「僅在美國就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學及研究中心傳授此學說」，「每年就有五百多本書籍和二十五種刊物問世以專門介紹此學說」這一點來看，足見當代科學哲學界對「形上學」之重視了。說它是科學研究之母，其實並不為過。

第五、從生命與非生命的分類。

《辭海》中關於科學是「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之說，代表了近代對科學在研究對象或範疇上的一種分類，當然無可厚非。然而面對中醫學發展中的困惑，總令人有一種缺失之感。在中國，生命科學（包括醫學）一直被劃歸於自然科學系統。而當今的自然科學系統中，絕大多數是以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分析、還原性科學。如前所述，分析、還原性科學最成功之處是非生命領域，或稱之為人造之物領域。而醫學面對的人是天造之物，而非人造之物。人與人造之物最本質的區別在於：人的新陳代謝功能是任何非生命領域的人造之物所不具有的。用現代系統科學的觀點來說：人體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具有自組織能力的、至今仍存在著諸多盲區的巨系統。所以迄今為止，西方西學可以藉助分析、還原性方法，把人由組織、器官水平，拆到細胞水平，再拆到分子水平；但是，人們至今不可能用幾個基因片斷，連接出一個最簡單的病毒來。這就說明，生命科學（包括醫學）絕不是分析、還原性科學一家的領地。從人是天造之物的角度講，醫學科學同樣也有一部分應屬於綜合、系統性科學範疇。而且屬於綜合、系統性科學的一部分，肯定還大於屬於分析、還原性科學的那一部分。中、西醫之間，也是這樣。
基於上述，以往把中醫劃歸於生命科學之中，這在使中醫從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同時，也使中醫從屬於西醫之下。這就無形之中助長了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自身發展的在干擾，影響了中醫自身的完善和發展。所以從當代科學分類來看，至少在中、西醫並存的中國，生命科學（包括醫學）應當從自然科學範疇中獨立出來。如此，《辭海》中關於科學的解釋，則應修改為：「關於自然、社會、生命和思維的知識體系」。

二、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的干擾

所謂近代科學主義，即是把近代物理學、化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分析、還原性觀念和研究方法，視為評定一切科學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的看法。
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的干擾，與機械唯物主義不無關係。在當代生命科學界，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機械唯物主義助長了近代科學主義，近代科學主義加深了機械唯物主義。儘管一百年前「動物是機器」、「人是機器」這種觀點，已經受到西方科學哲學家的深刻質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觀點仍然牢牢地束縛著著中醫，當然也同樣干擾著西醫自己。
2004年1月，本人出版了《中醫復興論》一書。該書中「論中醫學的定義」、「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中醫在人類醫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中醫藥學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論問題」等文，在東西方歷史、文化、形上學、哲學、科學的比較中，在中西醫的科學、技術、經驗層面的比較中，對中醫和西醫生物醫學做了定義。同書還在「中西醫結合亟待定義」、「中醫生存與發展的理性思考」、「走出中醫學術的百年困惑」、「中醫科學必須徹底告別余雲岫現象」、「為中醫教育診脈處方」、「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的科學學思考」、「西化--中醫研究的致命誤區」等文中，分析了近代科學主義對中醫造成的危害，這裡不再重複。總結《中醫復興論》的相關論述，對於近代科學主義在中醫上的干擾，集中起來，那就是「中醫西醫化」思潮。下面僅以歷史的角度，談一些有代表的事件。
20世紀前半葉，持近代科學主義的代表人物是余雲岫。他於1917年出版了《靈素商兌》一書，完全從西醫角度出發，全盤否定《靈樞》、《素問》的醫學觀念和基礎理論。他於1929年「南京政府」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提出了「廢止中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第一次提出廢除中醫的叫囂。1950年，他又在建國初期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期間，改換包裝，老調重彈，又一次提出了「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他是由日本留學西醫的學者，頭腦中只有分析、還原基礎上的形而下的西醫，當然視中醫為格格不入。他的重點始終盯在中醫的基礎理論上，亦即中醫的科學原理部分。他欲通過「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把中醫形而上的科學原理統統廢除。他可以容納的，只是與中醫斷根絕緣的方和葯。所以他後來也被稱之為「廢醫存葯」的代表者。
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醫科學化」，意在改造中醫。改造之法，即要求開業中醫必須通過西醫若干門基礎理論課程的學習和考試，用西醫的基礎醫學，取代中醫頭腦中的中醫基礎理論。受這一做法的影響，1956年創建的中醫大學教育里，無可爭議地將西醫基礎醫學的全部課程，以「醫學科學」課程的名義，納入中醫大學早期的教育之中。這就使學生從進入中醫大門之時，便踏上了「西化」中醫的誤區。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家最高領袖對衛生部一份報告批示的形式，鑄成了中醫科研上的「雙重學術標準」的問題。所謂的「雙重學術標準」是，既承認中醫是科學的，又將中醫自身的發展與完善，寄托在西醫學術觀念和方法上。中醫本來是形而上的醫學，卻提倡用研究形而下的的觀念與方法對其進行「發掘」、「提高」。這就大怪而特怪了。以後的事實表明，近50年來「發掘」、「提高」中醫的主流，其實就是由「雙重學術標準」所鑄成的「中醫西醫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代科學主義充斥了整個中醫的醫療、教學、科研、管理的各個方面。故「西化」中醫，始終是干擾中醫發展的一大誤區。而且由於「西化」中醫思潮的長期泛濫，令中醫陷於偽科學的困擾之中 。
三、偽科學及其在中醫上的表現

偽科學的做法，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科態度相反。所以偽科學就是假科學。 「偽科學」這一提法，首見於20世紀30年代的前蘇聯。當時，身為科學院院長的李森科，站在獲得性遺傳學派的立場上，將門德爾、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貶之為偽科學和假科學。並以行政的手段，對從事基因遺傳學的學者進行了「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因而使蘇聯的基因遺傳學的研究，長期一蹶不振。中醫在近代科學主義干擾下的百年衰落，本質上與這一情況大體相似。儘管中醫在被「西化」的過程中長期被斥之為「落後」、「過時」、「不科學」、「封建醫」，然而不無諷剌的是，處於主流地位的「西化」中醫的種種做法，卻無可倖免地陷入於偽科學。按照本人的研究：「以系統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謂之中醫學」；而「以還原性科學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則是西醫的生物醫學。這兩個定義是過去不曾見過的，而且相信不會有原則性錯誤。基於這兩個定義，並依據本文第一節關於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和分類的基本論述，依據科學哲學家庫恩關於不同範式的學科之間不可通約性的原理，今天我們完全有理由說：
其一，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
其二，在可預見的將來，「創造」出在科學（理論）層面上的「中西醫結合醫學」，沒有這種可能性。
其三，中、西醫兩種醫學在保持各自科學（理論）特色的前提下，促進兩者在臨床技術層面上的「中西醫配合」，必將是我國醫學界長期、艱巨的歷史使命。
欲從事科學研究，首先要明確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和分類；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而實事求是的出發點或根本標準，就是對該學科的研究對象，亦即被研究的事實本身的無比忠實。在形上性科學領域，用分析、還原性方法代替綜合、系統性方法，對於研究對象來說，是研究方法的錯位。這就像用化學方法看到系統科學的信息反饋、存儲、控制一樣。化學方法之於系統科學，不是人們不想用，而是該學科不能用。因為不被研究對象所選擇、所接受的方法，便無從揭示對象發生、發生、變化的軌跡。在這裡，主觀的自恃方法的先進，是沒有任何用處的。無視這一原則而強為之，則必然要走向偽科學。
欲「創造」「中西醫結合醫學」，首先要從中、西醫的定義入手，明確兩者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概念（範疇）體系的差別。聲稱「中西醫結合醫學」己經「創造」出來了，至今卻說不清「人」是什麼，說不清中、西醫各自研究了「人」的哪些層面的現象或事實；甚至至今對中醫形成文化背景、發展的歷史軌跡知之甚少，至今不懂得研究對象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和被選擇的決定性關係。所以這樣的「創造」運動，不論再花費多少的人力、財力、物力，也只能在偽科學、假科學的誤區越陷越深。退一步講，把中醫從科學（理論）醫學層面降低到經驗水平，或者用初級的以感性認識的標準來「規範」、來代替中醫的理論原理、規則、規律，這種「中西醫結合」的所謂「研究」，其實也是偽科學、假科學的做法。歸根到底，幾十年來因為近代科學主義潮流所產生的對近代科學的迷信，使人們忽視了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先生所強調的不同「範式」的科學之間，「不可通約性」的原理。如果人們早一點懂得形上科學與形下科學之間，分析(還原) 性科學與綜合(系統)性科學之間，中醫與西醫之間不可通約性的道理，相信在中醫學術上不會出現「西化」中醫和「創造」「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問題。所以，「科學上本來不可為，卻要人為的強為之」，這是幾十年來國內在「西化」中醫和「創造」「中西醫結合醫學」中偽科學、假科學問題的根源。這裡僅舉以下幾點，以資說明。
第一，不承認或輕易否定中醫基礎理論的科學性，認為中醫是經驗醫學；不承認中醫研究對象，即證候的客觀實在性。這從本質上講，就是偽科學的觀念。
第二，中醫的藏象學說，是建立在天人相應基礎上的，是以模擬性概念所表述的，是以系統性科學方法架構而成的「四時五藏陰陽」之藏象。而否認中醫藏象學說的固有範式，執意用分析、還原性研究方法為其「尋找」結構、功能意義上的所謂「本質」和「物質基礎」，亦當屬偽科學之舉。
第三，在「證」的研究上，其問題更多。首先，「證」原本是中醫意義上的臨床表現，或稱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它是人的感官所及的，感性認識層面上的病理表現。而在「證」的研究中，卻將它理解為與西醫病理相應的中醫意義上的病機。其次，病機原本是中醫理性認識的產物，是對疾病本質特點的揭示。而「證」的研究中卻以西醫「症候群」的感性層次的標準，來取代中醫病機的理性認識原則。這對於中醫認識疾病本質的固有水平來講，顯然是由理性層次向感性層次的倒退。自然，這也是偽科學。
第四，在中藥的研究上，問題也不少。其一，「用西藥藥物物理和藥物化學的方法，按照西醫生理和病理的原則，從中藥材中提取西醫認為的有效成分，然後根據西醫臨床藥理的指標用於西醫臨床的藥物，應當劃歸為西藥」。這原本是西藥發展中的一條老路。而長期以來，卻將其視為中藥現代化的主要方向。其二，50年來的中藥「西化」過程中，真正達到西藥藥理標準，並通過「藥品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質量管理規定」（GLP）、「藥品臨床質量管理規定」（GC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定」（GMP）藥物，全國僅有青蒿素一種。而在臨床中廣泛使用的中藥「西化」的產品，如清開靈、丹參、川芎嗪、大蒜素、葛根酮等等靜脈注射液，絕大多數沒有達到上述西藥藥理指標及其相關「規定」。以西藥而言，這些產品在療效上最多只能算得上經驗水平，在管理規範上遠遠沒有達到西藥的科學標準。然而它們遊離於西藥範疇之外，卻以中藥現代化的名義，廣泛用於中醫醫療之中。將如此不嚴肅，不科學的產品用於病人，這種在中國僅有、在國外絕無的做法，既損害中醫，也違背了西藥的科學原則。
第五，20多年來，充斥醫藥市場的假醫、假藥、偽氣功、偽保健品等等，都打著中醫中藥的招牌招搖於市。其中的偽科學、假科學問題更為突出。
除了上述，再如「理據不足的絕招特技、誤導民眾的專科醫療、圖財害命的專方專葯、誇大其辭的廣告宣傳、質量低劣的報刊圖書、自我吹噓的學術成就」……其中無不滲透著偽科學、假科學地影響 。
由此可見，不首先遏制近代科學主義和偽科學、假科學的問題，復興中醫就是一句「偉大的空話」。去年5月31日，本人在給有關主要領導人的一封信中曾經寫道：「當今，人類醫學科學發展中有三方面值得關注的大趨勢。其一，西醫學（現代醫學）在20世紀的長足發展中，越來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首先從西方傳來了『回歸自然』、『重視傳統醫學』的呼聲。其二，在世界各地的傳統醫學中，中醫的理論體系最完整，治療方法最豐富，臨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範圍內的『重視傳統醫學』，首先應理解為重視中醫。其三，在中醫的故鄉，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始終『執著』於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改造。因此使中醫從成熟的理論（科學）醫學的高度，滑向了原來的經驗醫學的巢臼，朝著兩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醫西醫化』導致的中醫理論、臨床全方位的退化。」
回顧往昔，堅持「西化」中醫，是近代科學主義的學術立場；堅持用「西化」中醫的做法「創造」「中西醫結合醫學」，則要走向偽科學。50年來,我們在這方面交的「學費」太多、太多，最令人痛心的是它直接導致了中醫學術的衰落。當此高揚「科學發展觀」之際，願危害中醫的近代科學主義與偽科學問題，能夠在中國得到有效的遏制 。
(該文為2005年1月3-7日在國家科學技術部，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舉辦的「中醫藥發展戰略--中西醫結合面面觀學術研討會」上的專題報告，寫於1月3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李 致 重

第219次香山科學會議――中醫基礎理論的構建與研究方法
中醫藥以中國系統思維為導向，經過長期的發展、積累，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生命科學認知體系和醫療保健診療體系。它保障了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也為世界醫學科學的進步作出了積極貢獻。我國曾以世界1%的衛生費用解決了世界22%人口的醫療保健問題，且人均壽命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惠及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體系使醫療覆蓋率高達85%，其中中醫藥「簡便廉驗」的優勢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近年中醫藥發展相對遲緩，其臨床運用受限；隨著農村赤腳醫生及三級衛生保健網的潰解，中醫藥的使用在全民醫療保健系統中有萎縮之勢。因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是中醫藥學研究至關重要的一環，是其特色的體現，對臨床實踐具有普遍的具體的指導意義，因此，如現在還不就已有的中醫基礎理論進行完善、發展，對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時把握、調整，將不利於整個中醫藥事業的健康發展，將會對整個醫療保健體系產生嚴重影響，也將直接損害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2003年11月18~ 19日，香山科學會議召開了以「中醫基礎理論的構建與研究方法」為主題的第219次學術討論會。會議就我國中醫藥現狀、中醫藥研究方法和方向、中醫藥發展目標等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並對造成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沒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針對性的對策、舉措。香山科學會議聘請王永炎院士、鄧鐵濤教授、陸廣莘教授擔任執行主席。60位專家應邀參加了會議。
　　本次會議設置的中心議題有：（1）中醫藥基礎理論的構建；（2）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醫藥學在國外的傳播對中醫藥發展及人才培養的啟示。

1 中醫藥學的時代背景、歷史回顧及在21世紀的發展

（1）鄧鐵濤

執行主席鄧鐵濤教授首先做了主題為「為中醫藥之發展架設高速公路」的主題評述報告，分析了目前中醫藥所處的時代背景，回顧了中醫理論研究的歷史及中醫發展的坎坷但一直在與時俱進的歷程，並提出今後開展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的戰略和策略。鄧鐵濤指出，包括中醫藥學「天人合一」、「陰陽平衡」等在內的中醫哲學理念，是解決當今世界難題的有力武器，中醫藥學如能與世界第二次科學革命相結合，走自己的路，中國醫學就會走在世界的前頭。我們首先要樹立民族自信心，不能什麼都「與世界接軌」，而應「與世界雙向接軌」，否則永遠只能處於世界強國的從屬國地位。中國科學家有志氣、有骨氣、有智慧、有能力，來創造中華民族更美好的未來。鄧鐵濤列舉了一些中醫藥學雖經歷重重磨難，但仍以頑強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取得的成果，並主要對中醫藥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情況進行了分析：感染「SARS」死亡率，全球為11%，香港為17%，台灣省為27%，中國大陸為7%，其中廣東省為3.8%，廣州市為3.6%。廣州與香港僅為一水之隔，但病死率存在巨大差異；香港治療一例「SARS」病人，費用從幾萬到100萬港幣不等，而廣東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的最貴一例病人僅花費5000元。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由於香港單純使用西醫西藥。如果我們因為沒有拿到冠狀病毒測序的金牌就「長使英雄淚滿襟」，那中醫失去防治「SARS」這塊更大的金牌怎麼就沒有人看見呢！
鄧鐵濤認為，廣州之所以在「SARS」期間一批年青的中醫大夫能夠於危難之時，承擔起如此重任，是與平時的積累分不開的，與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多年重視「四大經典」的複習和親臨廣東省中醫院帶教的全國名老中醫的言傳身教分不開的。現在中醫呈現「泡沫中醫」之狀，外觀五顏六色，實則中空無物，這就不能不提到中醫教育的重大失誤，即將中醫經典做為選修課，而經典講授老師從不上臨床，從理論到理論，中醫臨床實踐能力從何而來？中醫臨證危急之時勇氣又從何而來？再有，根據《醫師法》的有關規定，全國約有5萬個民間的真正的中醫師雖然行醫已10多20年，但也不能夠再開業坐診看病，因為他們沒有獲得中醫藥大學畢業證，沒有醫師執照。這樣就等於從中醫隊伍中開除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有經驗的中醫師，是農村及城市弱勢群眾的一大損失！
基於以上事實，鄧鐵濤提出了發展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戰略與策略。首先明確發展中醫藥學的宗旨是為保證13億人民人人享有醫療保健的權利。具體建議如下：1. 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應與臨床相結合；2. 深入挖掘中醫理論精華，多學科交叉，沿中醫理論自身發展規律進行研究；3. 解放思想，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來，而不要唯西方馬首是瞻，禁錮自己思維，硬以有線電話的模式去思考、研究手機的原理與功能；4. 要以科學的哲學為指導思想；5. 對以下五個項目進行重點研究：①中醫學術的系統整理；②中醫基礎核心理論，如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等；③辨證論治的研究；④中藥理論研究；⑤養生保健理論。

（2）李振吉

中國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振吉教授在題為「中醫藥基礎研究的特點與關鍵科學問題」的專題發言中指出：中醫學與西醫學在學術形成、理論構建、思維模式、臨床實踐、藥理研究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差異，故中醫藥科學研究也遵從自己的特點和規律。李振吉認為，

1）中醫藥科研工作有以下特點：
（A）基礎研究是以臨床為基礎，不是以實驗為基礎，因此，基礎研究必須與臨床相結合，以療效為評價標準。
（B）傳統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技術研究方法並重。
（C）中醫研究的方法學應當作為重點領域。

2）目前中醫基礎研究存在的問題有：
（A）基礎研究和臨床脫節。
（B）傳統方式的研究重視不夠，認為不作基礎實驗，就不夠水平。
（C）多學科研究目標思路不明確。

應注意的問題是：
1.　目標：重大理論問題，對臨床有指導意義。
2.　基礎理論研究要提出「假說」。
3.　兩種方法並重，更應重視傳統方法。

最後，李振吉指出了中醫基礎研究的關鍵科學問題：
1.　辨證方法體系研究：基礎與臨床結合，以傳統方法為主，發揮中醫辨證論治的優勢，打破辨病分型模式，建立新的辨證方法體系。帶動基礎研究（文獻、臟腑、經絡、氣血津液、舌象、脈象）研究，推動整個臨床辨證論治水平的提高。
2.　中藥復方配伍規律的研究：通過若干方證對應有效方葯的物質基礎與作用機理研究，找出有效方葯有效成分配比規律及其作用機理。
3.　中藥製藥工程基礎研究，應通過若干環節基礎研究，優化製藥工藝和製藥設備創新，推動中藥產業化、國際化。
4.　中醫藥研究的方法學研究：多學科協作，產生若干新方法，加快科研進度。
5.　關於經絡的研究，回答三個問題：人體是否存在經絡現象？經絡是什麼？經絡理論在臨床上有何指導意義？

（3）李致重教授認為：現在的中醫基礎理論研究主要是採用「西體中用」的方法，即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然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一些對其有用的東西。40多年來，中醫科研工作，大多以西醫的研究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和改造。這種研究的立足點是：不承認中醫基礎理論之「主體性」，而只承認中醫是一種經驗醫學。這種研究思路對處於「中西醫並重」前提下的中醫學的主體性發展的可取之處甚少。在此指導思想下進行的中醫臨床也「日趨西化」，因為「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難培養出熟諳辨證論治的中醫人才，「西體中用」的科研路線不可能為辨證論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醫臨床治療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證論治，因人因地因時制宜，轉向辨病論治，對抗治療。現在只有充分考慮到中醫學在《內經》時期是如何形成的，回到中醫自身上來，才可能把中醫向何處去問題搞清楚。
　　科技部辦公廳羅暉博士認為從認知體繫上看，中醫基礎理論體系比較薄弱，有必要完善其理論體系的構建。她認為現在對中醫的發展來講，應該組織科學工作者就像當年錢學森構建系統科學理論體系一樣，對中醫的理論做一個構建過程。所以現在應重在發展，而不是對中醫的科學性進行過多研究，要把中醫理論體系的構建作為一個重大的科研工程提出來。
　　王永炎院士指出用還原論研究非線性的對象是不夠的，甚至於是不可能的，以前自然科學基金委資助的基因晶元切入到中醫證候、方劑研究，沒有得到有意義的結果，而用生物信息學、用應用數學技術及哲理數學的方法，切入到中醫研究，有希望得到結果。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趙新力教授提出採用繼承、借鑒、創新、融合、系統化五種方法來形成中醫藥學研究、開發、應用的廣為認知的體系。應對以下五個方面引起高度重視：1. 方法論：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2. 用系統論認識中醫，產生多系統共生的理論集合；3. 形成中醫藥療效的自己的並被廣為認知的評價體系；4. 團結一切可團結力量，形成分工合理、層次分明、協調一致的研發和推廣應用機制；5. 研究中醫理論當年形成的過程，古為今用。

2、中醫基礎理論的構建與研究方法
　　中國中醫研究院陸廣莘教授做了題為「唯實論：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功能目標動力學」的中心議題報告，他引用陳雲「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唯實」研究進行闡述。陸廣莘認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功能目標動力學為：功能：發展中醫辨證論治生生之道的實踐效果；目標：重建中醫主體價值體系；動力：堅持中醫養生治病實踐必求於本的診療思想；堅持中醫天人合德健康生態目標的實踐醫學模式。陸廣莘指出中醫的唯實論是指：1. 實踐第一；2. 從實際出發；3.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待；4. 實事求是；5. 理論結合實際；6. 有的放矢；7. 講求實效。他認為在中醫理論研究的過程中要堅持：1.　實踐論第一，即醫學要講究實踐，要講效果；2. 從實際出發，「究天人之際，通健病之變，成一家之言」；3. 實事求是：人的整體性，人的主體性，人的個體性，生命活動時間不可逆轉性等。中西醫學在疾病診斷觀和療效觀上的區別，就在於西醫是向後下外的，中醫是向前上內的不同的認知思考方向；4. 養生治病實踐必求於本:中醫診斷和治療的基礎科學問題有：從粗守形到上守神的診斷觀和療效觀；發現和發展人的生生之氣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癒能力；識別利害毒藥；聚毒藥以供醫事；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辨證論治的生生之道；謀求天人合德健康生態的生生之效。同時，陸廣莘還指出：今年《實驗動物學雜誌》改名為《比較醫學雜誌》，說明動物實驗僅是一個參考，因為生命的不同層次有不同層次的規律，因為下一層次的結果不能涵蓋上一層次的規律，因此實驗和各層次的研究是應該的，可給我們一個啟發，可以參考借鑒，但不能照套照搬。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賈謙研究員做了題為「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對中國醫療保健體系的重要意義」的專題報告，指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對臨床實踐具有普遍的具體的指導意義。中國曾以美國1/160的人均醫療消費而達到人均預期壽命與美國相當的水平，全國醫保覆蓋率曾達85%。這是由於我國實行「中西醫並重」的戰略，中醫藥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美國醫療衛生總支出1.3萬億美元，但仍有4000萬人享受不到基本的醫療服務；對占疾病總數70%的沒有理化指標變化的疾病束手無策；美國死亡者中約90%死於醫源性葯源性疾病而非死於原發性疾病。中國13億人，不可能效仿美國僅依靠西醫學的醫療保健模式，必須依靠中醫優勢，走以中醫為主、中西醫並重的模式。
　　賈謙認為中醫學有自己獨特的內在規律性和認知體系，其理論研究必須走自己的路。不用處處效仿西醫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在實質性的細胞層次、分子層次去尋求物質基礎，不能單憑動物實驗來驗證中醫理論，這永遠不可能有中醫理論的發展和突破。脫離臨床實踐憑空創造一個中醫新的辨證論治方法，或將原有的辨證方法組合成一個新的辨證體系，是違反了中醫理論產生的客觀規律的。「SARS」期間，如果堅持中醫治療特色，大量臨床實踐、驗證，並總結歸納，就有可能繼溫病學派之後，創立新的中醫流行病學理論，繼衛氣營血辨證后提出新的辨證治療模式。因此，建議實施中醫藥振興工程：重點在加強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搶救老中醫臨床經驗、改革中醫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內容包括：中醫藥政策法規保障工程；中醫藥人才工程；中醫藥科研工程；鄉村中醫工程。
　　

北京中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做了題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思考」的中心議題報告，認為1. 中醫科研做了大量工作，做了積極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沒有重大突破。為什麼呢？中醫理論的最初構建是當時對人體的一種簡單認知，加上對疾病的大量防治經驗和人體的生活經驗，以至對自然社會的一個協調，認識到人和社會的協調性之後，認識到人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統一。這種理論構架的特點，既有實體本體的內容，又更注重關係本體的建立，它藉助古代辯證思維的一種思想，因此只能在宏觀上把握。但現在都是用微觀的手段來證明宏觀的物質基礎，用實證的方法來闡明關係本體論的理論構架，用物理學的手段和方法，來證明宏觀的認知，所以沒有產生重大突破。2. 中醫理念並不等同於中醫基礎理論，中醫理論的對象是非常廣闊的，當時是建立在多學科基礎之上，站在天地人的整體上看待人的生命現象。整個辨證論治思想是從非健康狀態就開始的，這時人體的平衡態已失衡，但還沒達到疾病的狀態。所以中醫辨證不應局限於疾病範圍。3. 中醫理論的核心是強調形神一體，現在天天拿耗子做實驗，只強調了形而忽略了神，這樣做實驗是永遠做不出結果來的。中醫研究本身繼承就遠遠不夠。
　　魯兆麟提出以後開展研究的方向:1. 中醫理論的突破口應該在臨床，而不是在實驗室，沒有中醫臨床無法證明中醫理論的科學性，因為實驗室的手段是分析為主體的，而只有在臨床才有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如果總想靠動物實驗尋找藥物的靶點，那按摩、針灸的靶點是什麼呢？2. 中醫研究抓證是對的，因為證既是臨床結合病的交點，又是中醫治療的主要手段，還是人體病機的高度概括。因為一個證有多個方，他建議從臨床入手，從證候入手，採用Ⅰ類處方，多病種同一證候研究，採用實驗室指標和治療癥狀學指標來進行生命科學研究，用大樣本來處理，觀察其對人體生命的調整作用，然後再來進行分析。

中國中醫研究院潘桂娟研究員在題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根本走向」的報告中，以建國以來部、局級以上科研課題和科技成果（約3500項課題、1300項成果）調查情況為基礎，提出當代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內容集中在以下方面：中醫臟象生物學本質研究；中醫證候生物學基礎研究；中醫治法生物學機理研究；中醫經絡現象及本質研究；中醫四診客觀化研究。以上大多為中醫學的現代科學實證研究內容。因此，潘桂娟認為，現代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突出問題有：1. 現代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存在著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傾向,突出表現為對「實證科學」的迷信，對高新技術的盲從，以致無視中醫學的客觀發展規律，不切實際地追求對中醫基礎理論現代生物學基礎的「客觀實證」。2. 建國以來相當數量的中醫基礎理論研究課題和科研成果，或執西醫之道，用中醫之術；或執西醫之法，用中醫之葯；或以西醫之術，驗中醫之理，對中醫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無所裨益。3. 由於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評價標準和立項機制上存在的問題，投標者往往為了適應科研導向，爭取科研經費，在學術思路上削足適履，投其所好，或低水平重複。4. 研究方法上將文獻研究混同於理論研究；將實驗研究混同於理論研究。
　　潘桂娟還提到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一是忽視或基本放棄理論思維；二是缺少中醫理論思維的主導作用；三是不能正確處理好三個關係：繼承與創新的關係；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目標與方法的關係。從而提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根本走向在於：1.。從有利於繼承和振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出發，從有利於普遍提高中醫臨床醫師診療水平出發，從有利於十三億中國人民衛生保健的根本利益出發；2. 應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分析50年來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問題，理性思考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如何合理而又充分地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探索中醫學理論自主繼承與創新的模式；3. 不能在中醫基礎理論研究中盲目跟進、套用、照搬西醫的新技術和新指標，並以此為進入「現代科學前沿」，而稱之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創新」與「先進」；4. 應研究如何繼承、完善與發展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問題；5. 應研究中醫學理論如何指導現代中醫診療實踐的問題;6. 應理清中醫學科研的思路與方法問題。首先應理清認識上的概念混亂。還應認真解析不同性質、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何區別？
　　同時，潘桂娟提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基本任務是：1. 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項目與成果評價標準研究；2.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全面整理與系統研究；3. 中醫學辨證體系研究；4. 中醫學思維方式與臨床方法論研究；5. 重大疾病防治理論與綜合方案研究。最後，潘桂娟對中醫基礎理論研究中長期發展提出建議：1．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關鍵共性問題：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科研立項與成果評價系統研究；中醫學思維方式、理論體系及其創新模式研究；中醫學辨證論治規律、法則及原理研究；中醫學預防理論及臨床重大預案研究；中醫學臨床組方、用藥規律與法則研究；現代重大疾病中醫防治理論與方案研究；中、西醫學方法論及臨床診療模式的比較研究。2．啟動中醫學理論建設系統工程：啟動「中醫學理論研究人才培養工程」；啟動「中醫學基礎理論研究基地建設工程」；啟動「中醫學理論體系繼承與創新工程」。

中國中醫研究院李經緯教授建議：中醫基礎理論構建與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按傳統方法重新研究，提高臨床療效。具體實施辦法為：首先對當代醫家進行調查研究，應包括老、中、青醫家，還有已故名醫，約100-200人，只要是能利用基礎理論運用於臨床的突出病例都作為調研內容；再者，因為明清醫案、醫話比較清楚，也做一調研，設立一個模式，盡量不要受現代科學知識的影響，確立若干個病證、理法、方葯。將以上兩個部分的材料，再進行忠實整理綜合分析，選題立論，將結果應用於臨床，不用現代的，而用傳統的方法實踐驗證，總結推廣，然後再考慮、決定要不要用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或進行實驗研究。同時，李經緯呼籲應給予中醫基礎理論的基礎調研以應有的重視。

中國中醫研究院岳鳳先教授做了「中藥現代科學化與中醫學基礎理論的發展」的專題報告，提出中醫藥學發展的根本在其基礎理論。中醫藥學基礎理論應在保持宏觀優勢的同時，再獲現代科學的微觀優勢，從而達到宏觀與微觀的統一，準確性與精確性共具。中藥現代科學化勢必促進和帶動中醫學現代科學化，進而促進和帶動中醫藥學基礎理論的現代科學化而得到發展。1. 承認中醫藥學為一門科學，中藥為中醫藥學理論體系的藥物。此為中藥現代科學化的出發點、立足點和歸宿，即吸收現代科學知識而實現現代科學化。2. 中藥現代科學化為時代的必然。以微觀知識為主體的現代科學環境，為中藥現代科學化提供了可能性。中藥的微觀劣勢克服成為可能；具現代科學知識結構的現代人，要求使用現代科學化中藥；現代醫藥法規是以微觀知識為基礎。故要求中藥應當實現現代科學化。3. 中藥現代科學化的中心是獲取現代科學化中藥。4. 不能以中藥現代化名義否定中藥學。5. 堅持中醫藥學的自身發展規律即特色，加速中藥現代科學化進程。

長春中醫學院任繼學教授認為，中醫基礎理論是多學科的交叉，早在《黃帝內經》就已包括物理學、數學、物候學、時間醫學等內容，現代中醫科研不一定要從西醫著手，可以通過多學科交融開展。
　　王永炎院士主張：1. 將生物信息學切入到中醫研究，主張用字元數學圖表達，但是中醫許多東西信息學目前尚解決不了，如「神」的問題。2. 中醫證候的研究很重要。既要看到中醫和西醫的區別，也要看到兩者在理論層面的趨同性。3. 中西醫現都已認識到，人體這樣一個複雜系統應該是非線性的，而且應是用自組織自調節自穩態的一個系統來切入研究。新世紀，中西醫朝向著真正在理論層面的結合變為可能，但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運用信息學方法，以證候為主體，探討與疾病、方劑的相關性。
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劉洋教授做了「中醫現代研究、發展中的邏輯悖論及對策」發言，認為：1. 應認真研究、正確評價、切實尊重中醫學的自身發展規律，用中醫學的方法研究和發展中醫學；2.　如果人依靠感官就可以效率很高地滿足對事物的分辨，就不需要使用儀器。中醫通過視覺望舌，已經可以為其辨證提供必要和必需的證據，四診客觀化研究脫離了中醫臨床實際；3.中藥與方劑（復方）是針對中醫「證」提出的，而實驗室對「證」模擬相當困難，限制了現代分析方法對中藥和方劑理論的說明；4.應改變應用西醫方法和原理詮釋中醫的「中西醫結合」做法。目前可以做並只能做的是中西兩種治療方法適應證和應用時機的選擇；5.中醫已經過了飛速發展期，正在成熟期內，這就是目前中醫學發展緩慢的本質；6.繼承與創新問題：中醫是哲學與醫學的融合體，具體科學的方法論要低於哲學，不可能用低層次方法論的知識創新高層次方法論的知識，把中醫看病治病的優勢不打折扣地承傳下去是頭等大事。7.中醫現代研究的低水平重複嚴重，因為其採用的理論和方法的水平不夠。

中國中醫研究院姚乃禮主任醫師認為：1. 中醫基礎理論不是分空間構建的，隨著社會進步、環境變化、科學的進步和醫學的發展，必須不斷的完善和發展；2. 中醫基礎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必須符合中醫自身發展規律。有兩種研究方法：傳統思維或多學科交叉研究，但現在問題是對第一種方法比較欠缺，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大家在開展第二種研究時，又忽略了中醫學自身發展的規律。研究過程中過分強調臟腑的現代功能研究，藥物的活性成分研究，這可能會造成中醫理論的隔離、割裂、孤立和靜止，並且不能完全解釋中醫特色。3. 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應確立主題思想，突出重點，抓住關鍵。
　　北京泰一和中醫研究所王文奎主任醫師提出中醫學時間性非常強，一病能看「三天」，「昨天」是疾病發生的條件與背景，「今天」是當時的病情和癥狀，「明天」是疾病的發展與預后。中醫不僅要治病，更要改變發生疾病的條件與環境，否則無法從根本上治癒。而且在臨床上中醫不僅能治緩，更能治急。

加拿大留學生胡碧玲指出：西醫的產生、演變有其特定的西方背景，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且現代西醫在許多方面都碰了壁，說明本身做得不夠，有些東西沒辦法研究下去，許多西方人已認識到西醫療法的不完善，並開始尋找一些其他辦法，包括中醫在內。如果什麼都用西醫的標準來衡量中醫的好壞，按西醫的模式來要求中醫是不合適的。
　　中國中醫研究院劉保延主任醫師認為：1. 西醫基礎是形態學的，而中醫是功能性的，這就決定了會走兩條不同的道路。從整個科技界的發展來看，人類科學發展有三大要素：物質、能量和信息，各自相互依存，又各自發展。從整體論來看，信息就是自我運動狀態以及存在的方式。中醫理論的構建，就是要完善中醫對人體狀態及存在方式的研究；2. 中醫優勢沒有發揮出來就是因為方法論問題，符合中醫自身規律的方法學體系還沒有建立。

北京大學醫學部唐朝樞教授認為要保持中醫規律，但也要將其放入生物醫學這個大環境中去考慮。現在生物醫學面臨嚴峻形勢，疾病譜發生變化，治療觀念改變，現在不應再爭論中醫科學與否問題，而應重在發展，充分利用自然科學用整合觀念來發展自身。
　　中國中醫研究院孟慶雲教授指出：1. 中醫自成體系；2. 中醫理論結構有三種：空間結構，中醫、西醫都研究；時間結構，中醫特彆強調；衍生結構，人體感受輻射電磁波的反應。
　　西北大學孟凱韜教授將高等數學引進中醫，認為可使中醫診斷、治療規範化成為可能。中醫現代化在保持中醫特色、優勢基礎上，吸取西醫的優點和現代科學的成分，用現代語言闡述中醫，以提示中醫的科學內涵，便於普及和向全世界推廣。

3、中醫證候研究方法
　　執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做了題為「證候概念詮釋及證候因素應證組合」的專題報告，他認為應從中醫臨床實踐的實際情況出發，結合現代多學科知識對證候加以詮釋，並提出證候的共性特徵在於「內實外虛」、「動態時空」、「***界面」。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醫學的精髓，然而證候相關名稱與分類亟待規範，否則將影響中醫證候診斷的規範化與中醫臨床療效評價標準的構建。王永炎認為複雜性科學的引進對於中醫研究的思考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因為中醫證候診斷系統是一個非線性的、***多階的、可以無限組合的複雜巨系統，用線性研究的辦法則無法真正來規範它。
　　王永炎對以前的證候研究做了文獻學調研后認為：現在最為重要最急需解決的是證候研究的方法，並提出以尋找基本證候因素，即進行最基本證候分類來作為證候研究的新途徑，並提出證候因素的假設，希望能提供給臨床醫生進行應證組合。因素組合，即將證候進行簡化分解，以基本能夠覆蓋臨床常見病證的80%為目標，提取出適當的證候因素，並對這些證候因素的診斷進行規範，然後將這些規範了的證候因素交給使用者，由他們在使用時進行應證組合。
　　湖南中醫學院朱文鋒教授做了題為「構建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體系」的報告，他提出，因為現在的中醫各種辨證方法相互錯雜，辨證規律與思維特點未深入研究，按分型難以反映病變的複雜性，證「本質」研究難找到特徵性指標，對臨床辨證缺乏意義，辨證的主觀因素較多，診斷結論差異較大，影響辨證論治的傳授和繼承及中醫診療水平的發揮，影響人們對中醫學的接受和選擇，因此必須對辨證原理與規律進行研究。朱文鋒首先提出了「證素」為核心的辨證體系，整合包容涵蓋八法，採取多學科綜合交叉，通過現代科學與技術的合理應用，來揭示辨證的普遍規律和科學原理，並構建起「證素」辨證的信息化技術支撐平台。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田金洲教授認為證候研究無突破的原因可能為：1. 文獻研究。難以類比當今疾病條件下證候發生、演變規律及規範診斷標準；2. 臨床研究：單病種背景下的證候可能是多個證候的結合，其生物特徵並非基本證候的共性特徵。生物指標並非證候的對應物質基礎，而是機體在某一網路，一定時空下的多層次病理生理反應。單因素或線性分析，尚不能解決證候的有效因素組合爆炸；3. 實驗研究：疾病動物模型不能代表人體證候模型，理化指標不一定有特異性。因此，田金洲建議：1. 選好切入點，如血瘀證有較好的工作基礎；2. 採取符合中醫理論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病證結合，方證對應；3. 傳統方法與現代生物技術結合採集信息。
　　成都中醫藥大學王米渠教授提出中醫證候的研究方法，在保持其特色基礎上，應大力結合現代科學，從多學科中引出來，借用數理化、天地生，還有文史哲、心理學等，既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又有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思維。

4、經絡、針灸理論研究方法
　　上海復旦大學費倫教授做了題為「經絡物質基礎實驗探索的進展和經絡實質研究的展望」的專題報告，指出一批從事物理化學、針灸學、流體力學、放射診斷學、解剖學、核物理學、紅外物理學、電鏡學、生理學以及凝聚態物理學等的科技工作者們在對經絡物質基礎進行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今後經絡的內涵研究可從三個層面進行：進一步探索與經絡相關的特異性組織結構，細胞和物質，亦即構成經絡系統的各種特異性物質基礎；揭示各種特異性物質基礎的內在功能，特別是布滿與貫穿全身組織臟器的膠原纖維網路；研究各種特異性物質基礎內在功能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由此產生的特定生理作用，以及與經絡學說和臨床經驗所描述的種種經絡功能、現象之間的相關性。
　　福建中醫藥研究院胡翔龍研究員在發言中指出：經絡研究非常重要，作為基礎研究，探索性是最重要的，經絡研究幾十年來是在探索中走過來的，因此應該允許探索，而且探索的人員應具備很高的素質，有正確的思路、正確的方法。近年來，經絡研究已建立起三個主要方向：經絡感傳現象；經絡臟腑相關和針刺效應現象；經絡現象的理化特徵和客觀解釋。產生了一個想法：經絡的實質不是單一因素所能決定的，因為它是人體功能調控體系，就會與許多組織結構有關係。經絡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十四經的循行路線及人體功能。經絡研究如有重大成果，應就在循經上。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是有繼承性的，需要長期的積累，所以今後必須保持三個方面的研究，再加強交叉學科的合作工作，還要處理好以下的關係：1. 經絡與神經體液調節的關係；2. 宏觀與微觀的關係；3. 機能與結構的關係；4. 基礎研究與臨床的關係；5. 繼承與發揚的關係。
　　中國中醫研究院張維波教授認為中醫學是一門以信息提取、信息分析和信息調控為主要醫療手段的醫學，具有信息醫學的基礎特徵。十二經脈內聯五臟六腑，外絡四肢百骸，起信息傳遞和信息轉換的重要作用，是人體維持整體平衡的物質基礎。現代經絡研究應該搞清楚經絡如何進行生物信息傳遞，維持人體機能平衡，如何將內髒的疾病反映到體表以及針灸如何通過經絡作用於遠端的特定部位併發揮治療作用。

上海復旦大學丁光宏教授提出了針灸經絡臨床研究思路：1. 既要繼承與發揚中醫傳統，又要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提供的一切方法與手段；2. 要在基礎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地開展臨床研究；3. 有效的針灸治療醫生與病人之間往往有信息反饋；4.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療效揭示機理。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祝總驤教授提出自己的看法：1. 希望國家將經絡和中醫基礎理論掛上鉤，納入基礎理論，建議將中醫藥基礎理論納入中長期計劃；2.　經絡研究可望成為中醫基礎理論的突破口；3.　中醫經絡的現代研究已經形成了一門新興科學。
　　中國中醫研究院劉保延主任醫師提出：1. 經絡是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經絡的研究可以大大豐富基礎理論的研究；2. 經絡的研究離不開穴位，是通過穴位引起內髒的效應；3. 穴位本身是有結構的，它位於一定的部位，有其物質基礎，可從其結構差異來研究其本身效應。

北京中醫藥進修學院薄智雲教授從腹部經絡現象的思考談了中醫基礎理論中經絡理論的研究方法與相關經絡體系的構建問題，並提出一種新的針灸方法：腹針療法。
　　解放軍總醫院尹嶺教授提出經絡信息流假說。針刺感應（經絡）是一種信息流，針刺信息的傳入靠神經，針刺信息的獲取、處理和整合在中樞（腦和脊髓），通過神經、體液和內分泌網路作用於靶器官起到治療作用。並提出結論：1.神經信息學手段是開展針灸和經絡研究的新方法;2.針刺神經信息流的假說如果成立可能是解決「經絡」關鍵問題的新途徑。
　　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劉洋教授認為經絡是現代科學和西醫學不曾了解的人的更高層次的整合和調節途徑，經絡治療也是很有效的調理方法。經絡研究可以帶動生命科學和西醫學對人機能的了解，但不要在解剖結構上繼續做文章，如果繼續應用西醫的解剖組織學方法在結構上狠下功夫，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5、中醫藥學在國外的傳播對中醫藥發展及人才培養的啟示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趙新力教授做了「中醫藥在國外-傳播、應用、地位、教育、研究和啟示」的中心議題報告，分析了中醫藥目前在國外的傳播、應用情況，並就中醫藥在國外的研究、教育等給予我們的啟示進行了探討：1. 創造良好法律法規環境，有效保護和利用中藥資源，加強中藥知識產權保護，提高中藥質量，防止國內惡性競爭出現；同時應及早完善中國自己的中藥系列標準和規範，加強市場營銷能力，對質量高的道地藥材應逐年提價。2. 大力推廣中醫藥理論，正確理解和使用中藥,以免引發類似「龍膽瀉肝丸」、「小柴胡湯」等中藥毒副反應事件。3. 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4. 在國外開展中醫藥教育，培養人才，造福人類。5. 選好主攻方向，加強我國中醫藥的基礎研究。目前美國、越南等國家對針刺麻醉的研究力度較大，並不斷應用於臨床實踐，而我國臨床上已基本不用針刺麻醉。國家應重視中醫藥的基礎研究，特別是對國內外普遍關注的重大研究方向，及時立項和加大支持力度。防止出現中國傳統醫學漸衰於本土，而盛於國外的情況出現。 6. 將古老的中醫藥文化繼續發揚光大。如何把握好中醫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尊重、挖掘、發展、宣教和利用中醫藥自身的發展規律是當今一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