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世界很好

　　　梁漱溟的世界很好
　　


　　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曾在1979年出版有《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一書，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說，「等到傳記完成出書之後，作者才終於見到傳主，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艾凱見到梁漱溟是1980年8月的事情，兩人暢談了10多天，錄有30盒磁帶。這次訪談自然對《最後的儒家》頗多增補校正之功，但也足以自成格局，因此曾於1993年被摘要收入《梁漱溟全集》（卷八），而原汁原味的「足本」（整理者稱「直接由聲音轉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飾及增刪」）則是今年1月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一書。

　　據我所知，對梁漱溟的訪談還有一本初版於1988年的《梁漱溟答問錄》。與《答問錄》較為系統地回顧自己的一生不同，《晚年口述》屬於漫談式的回憶錄，人生、社會、歷史、未來、學問、行事……包羅甚多，涉及頗廣，可謂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當然大體來說，所談內容仍然沒有出離梁漱溟先生一生關注的兩大問題：人生與社會。事實上，對這兩個問題關注的此消彼長構成了梁漱溟的一種生命節奏，一如他自己所說：「我從懂事開始，就不斷思索、探求著兩個問題：一是中國，一是人生……促成我的實際行動的，如中國問題佔了上風，我則參加辛亥革命，當新聞記者，進北大教書等等；如人生問題佔了上風，我便不結婚，吃素，想出家。」（《答問錄》）

　　梁漱溟的人生之學主要體現在他對佛學與儒學的體認和闡發上。饒有趣味的是，梁氏早年研究佛學，並曾一度想出家為僧，後來又轉攻儒學，被稱為「最後的儒家」，其間的啟承轉合邏輯何在？在《晚年口述》一書中，梁氏通過分析儒釋之同異，從學理上間接作出了解釋。他認為，儒家是強調入世的，而佛家是強調出世的，但未嘗不可從入世的方向加以闡發，特別是佛學中的大乘思想，在自我了悟的前提下更注重「不舍眾生，不住涅」，或者說是「慈悲喜舍」，這樣來看佛學就不一定是出世的了。這是從出世入世的角度來說，如果從「破執」的角度來說，儒家破的是「分別我執」，但不破「俱生我執」，而佛家連「俱生我執」也破了，可見儒釋兩家還是有相合之處，那麼由釋而儒就並非突兀之事了。

　　梁漱溟被認為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卻稱自己並不是一個學者。何以言此呢？他自己在《晚年口述》中是這樣解釋的：「我承認自己是個有思想的人，並且是本著自己的思想而去實行、實踐的人，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對學術啊、學者啊，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小時候沒念過『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書裡面有些個生字我現在還不會認。那麼，再一面，現在的學問，科學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學一定要學外國文，我西文不行。所以講到學問，我只能歇一歇，我說我不行。」對此自然不能完全看作是梁氏的自謙之詞，不過即便說梁氏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對他來說可能也屬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正如梁氏自己所說，他是個「本著自己的思想去實行、實踐的人」，他一直渴望「跟著走」的大儒王陽明就不是一個只在書齋里坐而論道的學者，而是一個隨世用功的「致良知」者，道德與事功並重。正因為此，梁氏始而致力於鄉村建設運動，既而又奔走於國共聯手抗日與和談建國，諸般舉動都是在實踐其「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壯烈情懷。

　　梁漱溟不承認自己是個學者，若說他是個社會活動家還是沒錯的。梁氏一生交遊甚廣，包括與毛澤東、蔣介石這樣的重要人物都有頗多往來。關於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徹夜長談（1938）與徹底鬧僵（1953）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時隔27年之後，梁氏本人對此已經看得很淡，覺得自己當時應該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和權威，不該當面頂撞讓其下不了台。有意思的是，當艾愷問起誰是中國最偉大的人物時，梁漱溟說「恐怕還是毛澤東」，儘管他也認為毛到了晚年就糊塗了。對於蔣介石，梁氏的評價是「很虛假」，比如在蔣約梁談話時，本已有人作記錄，但蔣還是要自己拿出紙筆來寫上幾下，純然是在裝腔作勢。在《晚年口述》中，梁氏臧否的人物甚多，讓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對康有為的評價：「開頭是很了不起」，「不過後來他老騙人，他盡說假話啊，一方面盡說假話，一方面自高自大，簡直可以說要不得」。

　　梁漱溟活了95歲，也是一位世紀老人，一生閱歷堪稱豐富，但晚年回首時卻說並無大喜大悲之事，而只有做對做錯之事，境界非比常人。梁氏自稱是個樂天派，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很是看好，此言能否成真我們暫且不論，至少從其率性談吐中可以見出梁漱溟自己的世界很好。

不太認識這個人   
研究儒學的人給我的印象大概就是清瘦，留著山羊鬍子，做什麼事都是一本正經的酸老頭形象
呵呵  沒有任何貶低的意思   不懂但是懂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