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農民與中國農民的兩重思維

新周刊/詹小洪胡赳赳

　　拒絕「全球化抱抱」？

　　「忘掉遠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裡月黑風高/踏雪過山雙腳雖漸老/但靠兩手一切達到」，當Beyond樂隊當年演唱這首《農民》時，絕對不會想到剛剛過去的2005年年尾，韓國農民以自己「農民憤青」的方式來抗議全球化浪潮下的利益受損。韓國農民顯示出他們的「熱思維」：在這個PK的年代，如果你不發聲，那麼，只能做一隻不會叫的沒蟲吃的鳥兒。

　　韓農好走極端的示威文化

　　近一周，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相信大家都透過傳媒目睹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農民「反對經濟全球化、聲討富國欺壓窮國」示威的場面。其中韓國農民抗議隊伍的聲勢最大、行為最激烈、方式也頗另類，吸引了最多的眼球，從而讓世人充分領略了韓民族的強悍、堅韌的示威文化。

　　作為經濟全球化中弱勢群體的韓國農民為保衛自己的生計多次付出了生命的代價：2003年9月10日，世貿會議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為抗議外部施壓韓國開放農產品市場尤其是大米市場，1500多個韓國農民來到了墨西哥示威，他們的首領李京海在會場前切腹自殺的血淋淋一幕震驚了全球。引發了悼念李京海的「世界農民活動」，李也被法國媒體稱為「懷著農民的痛苦」的「殉教者」。2005年11月中旬，在韓國釜山舉行的第13屆APEC峰會期間，照例出現了「反對全球化、呼籲消除貧富兩極化」的示威活動，又有兩個韓國農民服藥自殺，死前留下遺言，說是如果開放大米市場，他們就沒有未來。

　　在農業方面，韓國確實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發展中國家，也遇到三農問題──即農民人數萎縮、農業空洞化、農村破產化。

　　由於土地經營面積小，韓國農業機械化程度並不高。再加上隨著工業化進程，韓國土地價格、勞動力成本都大幅上升，農產品價格必然水漲船高。韓國的農產品價格比國際農產品價格平均高2.85倍。筆者2004年在韓國講學時，那裡的大米價格比我國高六七倍。

　　論理說，通過工業製成品出口賺取了巨額利潤的同時，韓國也應該對外開放自己的農產品市場尤其是大米市場，每次WTO部長級會議上，要求韓國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呼聲總是不絕於耳。然而無論是WTO還是APEC這種多邊貿易協定，抑或是FTA式的雙邊貿易協定，但凡事涉農產品市場開放、貿易自由化時，韓國農民總是最起勁地反對。不管是世貿墨西哥坎昆會議還是這次香港會議，韓國農民都希望將韓國列為發展中國家，希冀推遲農產品市場開放的步伐。他們認為，稻米是韓國主要農產品，350萬韓國農民的生計所系，應該成為開放的例外，他們一定要守護韓國的糧食主權。

　　境況迥異的中韓農民

　　應該說韓國農民生存境況比他們的中國同行好上100倍。且不說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我國高十倍，也不用說，中國農民土地經營規模更小、機械化更不普及，農業勞動生產率更低，因而自然地，韓國農民收入自然比中國農民高得多。韓國農民收入尚能達到市民收入的70%以上，可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至少3：1以上，如果算上城市居民還享有農民無法享受的多種福利如公費醫療、福利分房，中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還會更大。

　　還有一些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農民與韓國農民相比，更難望其項背。如人為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使得農民變市民難上難。在城市化浪潮下被強征土地后，失地且失業的四五千萬農民正處於痛苦的深淵。據報道近年來，美國巨額補貼的棉花能遠涉重洋，對我國的出口增加了21倍，我國多少棉農因此喪失生計。但價格比韓國便宜數倍，同質的我國東北大米、花色品種繁多的山東水果蔬菜卻無法輸入近在咫尺的韓國。

　　問題的癥結在，韓國農民組織性強，且財大氣粗，就有能力博取外界對他們的同情，這次來到香港為自己的利益呼喊、遊行，向世人宣示自己的訴求，將維權意識發揮到了極致。中國農民無組織、無意識，故無能力去作同樣的宣示。韓國的農民的痛苦與中國農民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韓熱中冷」的農民思維

　　在接受閭丘露薇的採訪時，韓國農業部副部長強硬表示：「全球化以及自由貿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韓國的農民必須接受。」當媒體就香港警方對韓國農民的處理持讚賞態度時，那視線已經轉移了，韓國農民的「頭腦發熱的思維」正在被一點點攤冷，他們爭取到什麼以及他們得到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強勢思維」與「強國規則」的全球化浪潮，在遭遇到「熱思維」的時候，應該去反思一種有效的協調機制。

　　2005年12月14日上午，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開講的第二天，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替7.4億中國農民說了話。他說他們2004年人均GDP只有1200美元，中國還有近兩億人處於世界銀行日均1美元的標準之下。據此，他要求不含水分地予以中國這個新成員「特殊和差別待遇」。薄熙來這次作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在代言機制並不通暢的前提下，用「冷思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一方面，「冷思維」意味著對協調機制的冷靜爭取與考量；另一方面，「冷思維」也出現在面容冷漠的中國農民分子的腦子裡，他們是更需要「特殊和差別待遇」的一個龐大群體，但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應該內向，只是等待」。

　　有網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和這些坐著飛機跑來香港遊行示威的韓國農民相比，那些干一輩子農活也見不到飛機的貧窮國家農民不是更可憐么？」

　　作為「熱思維」的代表，在這場輿論角逐中，韓國人是強勢的少數，而窮國農民扮演的才是弱勢而且失語的絕大多數，他們用「冷思維」來不變應萬變。

　　李昌平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世貿對亞洲農民的衝擊是巨大的，劇烈的！」他表示，強大的農民組織和代表農民利益的基層政府可以在國家劇烈變化中維護農民利益和社會的穩定，也是國家和強國談判的重要的民間力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教授認為，弱小的發展中國家談判籌碼不多，世貿談判必將受到歐美等強國的牽制，所以他提出中國應該起到團結髮展中國家的作用，為弱國說話。我們期待中國農民的「冷思維」能夠與韓國農民的「熱思維」一起，將冰火兩重天的全球化語境推向一個新的平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