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護秦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分裂與宏大道理

    一、三個版本求個性
     《荊軻刺秦王》是一部國際投資的商業大製作。8月13日的《文匯電影時報》報道陳凱歌說「直接投資6千萬元上下」。然而，導演把它拍成了一部充滿了個人解釋、哲理思辨的藝術電影。從陳凱歌自己對創作觀念的公開表述和影片的總體形態、敘事肌理來看，三個版本的《荊軻刺秦王》都更接近一部探索性的先鋒電影。影片在電影語言上十分追求個人化、獨創性，在歷史解釋上絕對地為己所用，為今天所用；在敘事方法和人物描寫上也隨意差遣，追求驚人之筆。
     這裡，我看到《荊軻刺秦王》的話語體系在精英意識和大眾文化、商業運作規律拉扯下出現了巨大的分裂。商業電影的基本吸引力是敘事方法、視聽奇觀和基本的人道理念。一部電影為世界許多地區的人們所喜愛，其最基本原因不是閃閃發光的大堆金錢和電腦特技，而是能被大多數人理解的人性思考。商業影片的哲理思考和批判只能在現存的人性認識和社會分析上往前多走半步。商業性常規電影的基石是這些影片的基本倫理和道德規範。但陳凱歌似乎對這些規律不肯認同或不善把握。一方面，陳凱歌認為「藝術與現實生活無關」，「電影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做一個夢」；另一方面陳凱歌在這部影片的創作中卻充滿了文化創造的使命感和一種為今天尋找文化解決方案的宏大動機。就藝術形態而言，我從影片中看到的是一種保持獨創性的堅定追求和對這份執著追求的自信和得意。從這一點來說，《荊軻刺秦王》更接近於陳凱歌自己的《孩子王》、《邊走邊唱》。看來，導演更願意回到《霸王別姬》之前的自己。這讓我想起了《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有人評論他的六部小說是一個風格，做的是一個東西。他說別的文學家都模仿他人，所以有很多風格，他只模仿自己。納博科夫的後半句話應該是：我是天才，所以能夠做到只模仿自己。我對這種持有絕對自信的天才藝術家是小有敬意的。但是，在一部投資巨大的商業電影中過分追求獨特性、個人化會不會有點產銷不對路？會不會有違職業規範？一些記者在採訪時釘著陳凱歌問「你不怕觀眾看不懂嗎？」也是在禮貌地表示這層意思。
     二、兩種思維有哲學
     當代中國大陸最具有語感的文學家有兩個，首先是王朔，再有一個是阿城。他們的作品我可以只讀幾行文字就能感覺出來作者是誰。還有一個十分有文學語感的藝術家就是陳凱歌，讀他的劇本和其它文字，我能看到十分明顯的文氣，這種文氣具有鮮明的作者簽名。陳凱歌的文字與阿城的語感很有些相同之處，但思想要比阿城宏大得多，抱負要比阿城偉大得多，哲理性的思考也顯得深沉得多，但缺點就是這些思考過於獨特。早在陳凱歌拍《孩子王》的時候，我就覺得他這種保持個性的天才和哲理表述的熱情與電影的形式特性有分離，可能造成藝術思維和作品元素的分裂。就思維語言來說，他好象更富有文學的天賦和哲人的深沉抽象。在這部影片的創作中，陳凱歌對當代中國投入了極富於哲理的期望。他在報上說「我覺得現代中國人和古代中國人有本質的不同。比如古人的養氣、禮儀、尊嚴都是今人欠缺的，令我肅然起敬，我拍他們是想建立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陳凱歌在宣傳這部影片時說的話更清楚地表達了他的許多雄才大志和固執信念。他在不拍片時說的話如此之多，以至於1998年11月17日《北京青年報》上的一篇訪談竟以《陳凱歌新片圖窮談鋒匕見》為題目。陳凱歌在答記者問的談話中表現出巨大的使命感：「我們不能讓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被『漢堡包文化』所取代。我們的文化影響曾經遍及亞洲，但如此深遠的文化如果在我們手裡完全喪失掉，我很傷心。……我相信《荊軻刺秦王》會對國內外觀眾產生一種文化上的影響。過去我們一直講國威遠及四海之外，指的是什麼，就是它的文化影響。而我們其實是用這樣一個故事來對中國的興起和振作做了一番表達。」我自己以前也經常說這種話，這種話看起來華麗、獨特、姿態很高，其實非常俗套、非常符合強勢話語。
     這類表示遠大理想的話我多少還能明白，陳凱歌的另一些話我就根本讀不懂了：「並不是在歷史與今天之間找不到一點兒聯繫，共同點是存在的。比如秦王贏政在當時小國寡民的情況下，就提出了大一統國家構想，這和我們今天共同處於地球村的現狀，是多類似啊。」「多類似」，還「啊」。我怎麼看不出秦始皇那充滿血腥味的封建專制主義宏偉抱負與今天的和平共處、宗教寬容、用人道主義實現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有多少共同之處？看得出來，陳凱歌對今天中國人的活法和文化是有些不滿的，對中國幾千年文化的衰微更是憂心忡忡。可他的概念體系和思想資源就是建築在「王」、「臣民」、「王應該愛天下的人」、「天下的人也都愛你」（趙姬語）這一類概念系統之上，從秦王稱帝那一年算，就是這種話語至少維持了中國社會2170年的超穩定結構。
     其實，我不應該奇怪。陳凱歌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他的思想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色彩。早在拍《大閱兵》時，他就有這樣的宏大信念：「我們民族千百年來飽受外來欺凌，就在於人民內部的不團結，在百廢待興的時代，每個人只有聚合起來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和步伐。雖然閱兵本身沒有什麼更值得介紹的，但它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的方隊，方隊就是顯示了群體的力量，表達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克服個人的不足，這在今天的社會裡仍然是很需要的。在《黃土地》中有復興的力量，在《大閱兵》中又具體的現出來了。如果我們每一個人不去努力就不可能匯成集體的、民族的力量。 」
     在本片中，導演有的蓋天豪情實在是讓我不寒而慄。例如，趙國被攻破時，導演讓孩子們跳城牆殉國，他用英雄性的煽情音樂烘托著這一壯舉，讓一個武士拚死擋住秦軍以便孩子們成就大義。這在是導演在潛意識中把孩子奉上國家的祭壇。這是本片敘事上最暴力的一筆。因為從一般情理來講，怎麼對小孩曉之以國家興亡的大道理也很難讓他們敢於從那麼高的城牆上跳下去。這也是讓我最可怕的一筆，因為它是以一種豪邁的、義無返顧的態度反人道，用粗暴蠻橫的解釋踐踏人性。這就是導演要宏揚的民族精神？這就是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引亢高歌的國家主義高調？我要喊：救救孩子。
     三、一個荊軻護秦王
     本片中的人物都讓我覺得奇奇怪怪的，最能不理解的就是秦王這個人物。我說不能理解是不知道陳凱歌要推出個什麼樣的秦王給我們看。這個秦王身先士卒、指揮若定、他殺人如麻卻是為了歷史的責任感；他內心非常複雜，他對趙姬對母后對呂不韋和六國的百姓都充滿了愛。有一段話，導演讓秦始皇說了兩遍，加上趙姬在反問時的部分重複，觀眾聽了三遍：「我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國家。秦和六國，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個國家。我要讓天下的百姓都說同一種語言，用同樣的文字，走同樣的道路，我要修築長城，讓遍地長和禾黍，讓天下的百姓安居樂業……」這種偉大的抱負就算它是真誠的良好願望，也是他一個人設計的理想國和烏托邦，這種仙人指路總讓我敬畏得渾身發抖。對這段話，北京有記者問他「是不是有點煞有介事」，南京有個初中生說：好偉大喲！
     為了讀懂陳凱歌的秦始皇，我反覆看了兩種版本的影片，最後得出結論：秦王是這部影片所有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陳凱歌拍這部影片時潛意識中要完成的壯舉不是刺秦而是護秦，形象護秦。他要通過影片中的眾多人物形象修復和烘托秦始皇的形象。在大陸的版本中，他把這一點改得更加突出。就敘事來說乾脆把荊軻的故事移到後面集中到兩段，就具體台詞來說刪改了秦王的一些噬血的台詞。原來的版本中，秦王上了戰車後跟著馭手討論了一個大道理。馭手說：「記著，上了陣就是一個字！」「什麼字？」「殺。」秦王就跟著大叫「殺--」。看破了這一點，對陳凱歌的許多以前讓我讀不懂的話就多少能摸到一點脈搏了。「秦始皇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平民」，「我覺得所有的開國君主的性格都有非常獨特的地方，都有那種『糞土王侯、揮斥方遒』的氣質」。這樣，導演就賦予了秦始皇一種大仁義，使他有了解萬民於倒懸的那種堅定信念，有了拉住了歷史韁繩的神聖感，有了真理在手的那種自信。在歷史研究領域，秦王的統一和殘暴血腥是有必然性的，可對於他這樣做的合理性卻是見仁見智有不同評價。秦王朝為統一進行的征戰、殺戮持續了10年，可秦的統治只維持了15年。但本片導演認為：秦始皇「有一個美好的理想」，是「好的理想用壞的手段去實現」。影片用抒情詩式的本文為秦始皇發掘複雜情感是為了強調他的人性。這樣，陳凱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通過詩化的歷史為暴君既找到必然性又找到合理性。
     這是當今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很有共同性的一個分裂，即受迫害后那種憤懣、屈辱、反抗與受虐、臣服在內心糾結、對抗形成的人格分裂。在大多數人身上，我看到的是強大心理壓力產生的受虐狂傾向。受虐狂就是徹底接受施虐者的秩序，不自覺地變痛苦為快感，以施虐者的刺激為刺激，以施虐者的快感為快感。施虐和受虐很容易並存在一個人身上。在陳凱歌的影片中，這種人格分裂表現為使用相同的話語和思維秩序來進行爭吵和反抗。那麼陳凱歌的這種情結來源在哪裡呢，在於他個人經驗和中國人歷史記憶的混合及變形。弗洛依德說過「在當下各種事件的壓力下，記憶的痕迹隨時有被重新組構的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陳凱歌在文革中批判過自己父親的情結，但是我覺得更大的緊張和內心壓力並不在陳凱歌和他父親之間，而在於有著最高權力的「天下的王」和小士兵之間；在於陳凱歌與那種思想體系之間，是那個意識形態機器差遣陳凱歌在自己家和北京電影廠的其它鄰居家門口貼上批判對聯。從《荊軻刺秦王》看，我有點冒失地猜想：陳凱歌今天仍然十分崇拜當代中國的強力人格和那個具體形象。有人問他「現在有些作品對皇權有所肯定，你認為這是有害還是有益？」（這顯然是指《雍正王朝》）陳凱歌說：「有些戲不自覺地對皇權進行肯定，主要還是從宣傳角度說的。主要還是牽扯到改革、變法、新政這麼一些社會問題的映照，不是對一個歷史人物進行判斷。」這裡，陳凱歌用了「不自覺」這個詞。這好象是很會呵護他的同班同學，其實是在侮辱胡枚的清醒大腦，貶低她的聰明才智。《雍正王朝》是自覺和有意識地對封建皇權進行肯定，它的主題詞其實是「世間萬苦皇帝最苦」。而我們眼前的這部「巨片」才是無意識地肯定了封建皇權，把焚書坑儒的暴君寫成心中充滿人情，充滿矛盾，總想著「救護百姓」的仁主。這種對歷史人物的隨意擺布和對歷史的反人道的解釋明明浸透了一種充滿暴力的美學，可導演還把它當做響徹雲霄的國家主義凱歌，還「覺得很自豪」。我想起卡謬的話：「從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遙。」是的，如果反抗沒有基本的人道主義理念的支撐，脫離了貼著地面走路的公民心態，很容易復活的就是從農民起義情結到紅衛兵意識。這類一脈相承的心理秩序和行為模式就是無規則競爭、暴力奪取，是由國家機器所使用、縱容並賦與神聖感的獸性慾望瘋狂釋放。所以雖然卡謬沒有經歷文革，他也認識到從反抗的盜火者向專制的州官可以順暢地滑過去：「其典型的形式就是20世紀的革命，其普遍內容就是殺戮的體制化與合法化：從呼籲正義到頌揚暴力、從反抗的普羅米修斯到專制的愷撒，20 世紀從心靈到面目都使人震驚。」
     對陳凱歌和這部片子，我可能有那種出自陰暗心理的幸災樂禍：終於在一個權威身上找到點缺陷了。我也為找到一個批評名人的機會而興奮。這個批評名人顯示自己的機會是比較安全的，因為陳凱歌畢竟沒有受到強勢的主導話語的絕對信任和保護。同時，我又為話語英雄被去勢而扼腕痛惜，同許多人一樣，這種去勢半是被閹半是自戕。我在冷靜思考的同時產生髮自內心的失望和深深的痛苦。他是有巨大的無形資本和話語力量的，是我們一直寄予很高期望的。本來，這位極有天才的導演可以拍出更多的像《黃土地》、《霸王別姬》那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