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張載和朱熹論道的嶽麓書院感受「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豪言。但他很快發現,儒家的這個願望是多麼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封閉的農業文化下,它可以管理這個國家,但當這個國家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開放著面對世界上所有的列強時,它顯得那麼弱不禁風,1840年以來的屈辱的歷史就是明證。於是他在精神上告別了「詩云子曰」,開始探索,並很快在進化論的啟示中找到了一些線索。他在湖南一師的哲學課堂筆記――《講堂錄》里,寫下了「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心得。這是一道深得natural selection, the fittest survives(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西方近代哲學精髓的哲學思想的閃電。但直到今天,它還在像黑格爾「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名言那樣,遭受誤讀和誤釋。為了體會這道閃電的力量,他在數九寒冬從水井裡取水洗澡,自強其身,並寫下了《論體育之精神》的宏文,把遠在北京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帥陳獨秀都驚動了。隨後他參加了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互助組之中的一些社會實踐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