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大屠殺，蔣光頭狠哪！

1929年紅軍撤出井岡山後，國民黨軍在井岡山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燒殺，整個井岡山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敵「見人就殺，見屋就燒，見物就搶」，使井岡山上到處是斷壁殘垣，屍骸遍野，幾乎所有的房子被燒光，活下來的不足八百人。

國民黨匪軍殺害了茨坪村的110餘人，用槍屠殺了正在小井紅軍醫院的100多名傷病員。
每隔3、5天就輪番上山燒殺，大井村反覆燒了9次；
下井被燒13次；
茨坪區被燒7晝夜，房屋的三分之二，計2574間被燒毀；
從下庄到荊竹山50多里路內，所有民房一齊化為灰燼。
大小五井120多戶人家被殺絕了69戶。

此外,根據地的人民群眾被殘酷倒算,處以巨額罰款，因而賣兒賣女，背井離鄉的不計其數。敵人還實行;十家連保坐條例,發現1家有革命分子，即將連坐10家，盡數殺害。


井岡山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甚至1957年以前，八面山、黃洋界下面的幾十個山頭，只有茅草，從上往下看，像倒放的籮底，當地人形象地稱為「萬籮倒谷」，到今天，井岡山地區都極少有當年烈士的後代。

留下來的，只是北山烈士陵園碑石上密密麻麻刻著的名字。

紅軍長征后，國民黨佔領瑞金，叫囂「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人要換人種，谷要換谷種」，僅頭兩個月，全縣被殺害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人，武陽區一次就被槍殺了五百多人，寧都縣滿門抄斬的有八千三百家。

在反動口號下，一時間，蘇區成了血與火的世界。很多村子成了「無人村」、「血洗村」，據估計，在這場大屠殺中被國民黨匪軍殺害的至少在70萬人以上！



　　藍衣社的「別動隊時代」開幕了。

　　別動隊首先開始的，是對前線周邊10餘縣原和平居民的編保編甲工作。編保編甲從社會調查、戶籍調查開始。

　　便衣先進鄉摸底，對鄉村的人口、結構、誰家有人「通敵」、誰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況進行調查。這非常類似於後來土改時期工作隊的「劃分成分」準備。

　　然後，就是一個區隊或者一個分隊的「下鄉」。這一帶的精壯已經很少了，共產黨的徵兵運動在過去兩年內聲勢非常浩大。這樣，他們的小股武裝也幾乎沒有受到反抗。一個支隊接管一個甚至兩三個縣，中隊接管集鎮，區隊、分隊則深入到村莊。小半個江西在一夜之間被他們接管了。

　　接管地方后，他們在祠堂或原來的蘇維埃公所，設立了無數的「臨時衙門」。大堆大堆陳舊的戶籍資料被翻檢出來，以方便清查戶口、劃分保甲。

　　在他們進村進戶之前，原來和蘇區有聯繫、或者有子弟在紅色部隊的人家幾乎跑了個精光。此時，蓋有康澤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現在村村鎮鎮：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別動隊不咎既往。違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這個一手軟、一手硬的野蠻政策非常見效。方舟，這個一度負責瑞金編保組甲的康澤嫡系，後來曾談到，連朱毛經營日久的紅都瑞金，都有一千幾百名「赤色群眾」到縣政府辦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農一批批地回來了，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后，「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蘇區周圍的幾十里方圓都被闢為環狀的「無人區」。康澤目光冷峻，指揮著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士兵，將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鄉井、田土，這是這些村民們在亂世賴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他毫不留情，而且安置工作非常草率。

　　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后，非常嚴厲的「保甲制」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制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蘇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槍斃滅門。一家犯事，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方舟《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后，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幾乎沒有人通敵，沒有一粒米流進蘇區」。

　　一個多月時間，別動隊就控制了近20個縣的數百萬居民。「戰略村」、編保編甲完成後，在別動隊員、保甲長帶頭下，數以十萬計的居民被發動起來。他們手執「刀片、長矛、鋤頭」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數以萬計的「民眾盤查哨」，以盤問、檢查過往路人。

　　「禁運」、封鎖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強大的民間管制以及「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形成了對瑞金的鉗制。

　　物質禁運圈沿閩西、贛東、贛北等臨近蘇區的地界為第一圈，後方各省依次鋪開。各綏靖專署部隊、民團，都在別動隊的特權下被要求配合禁運。許多遠離蘇區的地方也設置關隘，進行由外到內的嚴密盤查。盤查的重點是食鹽、藥品、布匹、煤油等緊缺物質，但日用品、煙草等五花八門的物品，也都列入了禁運名單。

　　此外，為「釜底抽薪」、搞垮蘇區經濟，蘇區較為富足的產品，如紙張、木材、鎢砂、樟腦、山貨等，更嚴禁流出。

　　各盤查隊伍一旦發現蘇區交通員、二道販子、走私的馬幫馱隊，不論有無「私通敵區」嫌疑，一律就地槍斃。其次，對稽查部隊則一手軟一手硬：凡勾結私運者一律槍斃；凡查獲物質或舉報受賄者，一律予以重賞。重賞是獎勵給有功人員「全部抄沒」，並連升「兩級薪餉」。

　　稽查部隊無不戰戰兢兢，格外賣力。後來，蔣介石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這個工作。

　　物質極為匱乏的蘇區，立即感覺到這個扼制的威脅。

史料記載：在從境外流入物質變得非常困難以後，為反封鎖，蘇區的一些高級幹部開始親自領導物質工作。 「……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紅軍工作部長李克農、執行部長李一氓兩位部長的倡導下，成立了聯合消費合作社，總社設在瑞金。中央蘇區一些縣的保衛局在總社的推動下，也相繼成立了消費合作社。」

　　這些小型的「合作社」繼續組織著越來越困難的私運，並集中食鹽等物質限量供應。但當組織私運的人一個個被捕獲、槍殺后，物質的匱乏乃至沒有盡頭的飢餓，仍然象魔鬼一樣冷冰冰地使蘇區一片絕望。當時身患「打擺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毛澤東，接到何長工送來的特效藥奎寧后，據說「流下了眼淚」。因為僅僅為這一小批藥品，就死了一個交通員。

　　傅連璋醫生回憶：毛澤東由此記住了比他小10歲的「康澤」的名字。幾年後，他對埃德加-斯諾談到了瑞金的毀滅：「……封鎖……尤其是極端缺鹽。……整個地區人口銳減，有時是被強行大批遷徙，有時更乾脆地被集體屠殺」（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20多年後，他進一步指出，毀滅瑞金的兩個主凶，一是蔣介石，再是康澤。

　　在數以萬計的保甲長的協助下，幾萬民工被發動起來。一條一條的簡易公路被修建、連接，不斷地通往蘇區、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漸形成環狀包圍時，依照德國顧問建議而構築的「堡壘」接連出現了。無數的鋼筋、水泥、磚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綿數百里，被調集往前線。四個月之內，江西共修築了2，900餘個鋼筋水泥堡壘。

　　 《劍橋中國史》記載了這次工作：

　　「……至少有2萬人被征來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隊的機動性。……他們的推進路線排滿了碉堡。……碉堡構成了支援網……這時民團被派駐守這些碉堡，而正規軍則轉入進攻狀態。」

　　埃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