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雛軍犯案暴露出的中國社會問題

編者按：本文是仲大軍先生在與秦暉先生一起應媒體採訪后，重新思索整理起的一篇文章，主要是仲先生的觀點，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秦暉教授的，特此說明。]

顧雛軍犯案暴露出的中國社會問題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5年8月3日

一、           國家與大企業的關係浮出水面，

規範企業家和規範經濟行為的時代正在拉開序幕

顧雛軍案發，使我們聯繫起俄羅斯尤克斯石油公司的霍多科夫斯基被抓，然後被判刑9年。中國和俄國近年裡都開始對大企業家的不法行為進行調查和處理，這一行動表明，中俄兩國規範企業家和規範經濟行為的時代正在拉開序幕。在企業資產規模上，顧雛軍的企業王國可能比不上俄國霍多科夫斯基的尤克斯石油，但是這兩個人各自在本國以及世界範圍所產生的影響應當是一樣的。兩個人的命運可能都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國家與大企業的關係，政府與企業的關係。

雖然，中國的私有化程度沒有俄羅斯那麼大，私有企業規模沒有俄羅斯的大，但顧雛軍打造的格林柯爾系企業帝國，已經具有足以左右社會的力量，他的企業行為已具有榜樣性和昭示性，並且與國家的思想理論基礎和政策法規關係密切。如果國家不嚴格把關，顧氏的實踐奇迹就可能對這個國家帶來更大的經濟的、經營的和政治的影響。

因此，無論是俄羅斯和中國，都出現了整肅大企業行為、糾正改革路線和政策偏差的現象。但是在中國，在糾正企業家行為的時候，首先要糾正理論界的思想和政府行政部門的錯誤決策。

二、顧雛軍背後的時代背景和宏觀環境，

顧雛軍所為反映了當前我國很多問題。概括起來可以從這樣幾個角度思考，一是企業家自身發展的問題，二是社會的法制環境問題，三是這些年我國改革的思想思路問題。這三個方面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可分割。沒有社會的大背景，產生不了顧雛軍，沒有一批顧雛軍和經濟學者也產生不了這樣的社會氛圍。所以說，顧雛軍是時代的產物，社會的產物。儘管他有自己的個性特點，但沒有時代的舞台，他表演不出這麼一場有聲有色的悲喜劇。

先不講顧雛軍如何以資本玩家的角色巧取豪奪社會資產，先來看去年郎咸平發難之後中國社會的表現，譬如，一批學者和官員學者為什麼那麼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為顧雛軍辯護？主要是郎咸平的批評擊中了他們的「改革思路」，而顧雛軍正是這一「改革思路」的實踐者。他們怎能不挺身而出為自己的主張和利益辯護！由此可以看出，顧雛軍等一批資本玩家與當前我國的一批「主流學者」們關係多麼密切。

是誰主張讓企業家們這麼「玩」？沒有背後的理論基礎，沒有有關政府部門保駕護航，企業界怎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請看，不僅張維迎、周其仁等公開發話和寫文章對郎咸平進行抨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企業研究所還在科龍20周年大慶的時刻，為顧雛軍獻上了一份《科龍20年發展經驗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調研報告。這份報告經過2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宏觀背景的考察，認為「今天的科龍既是國家發展大環境、企業家的作用、獨特的地域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產物，更是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縮影」，並認為「體制層面的因素是最為重要的」，科龍在格林柯爾接手后迅速扭虧為盈是成功的「戰略性整頓」。有媒體評價說，此舉可謂是顧雛軍對郎咸平炮轟的直接駁斥。

總之，顧雛軍入主科龍是「國退民進」改革思路的傑作。沒有這一大的改革思路和具體政策，顧雛軍式的收購兼并不會發生，也不會這麼順利。顧雛軍是一員大將，他的這輛攻城掠地的戰車，如果不是在背後強大的炮火掩護下，是不會這麼迅速、輕易、四兩撥千斤式地攫取這麼多企業和資產的。

中國不是不能搞國退民進，但不是這麼個搞法，以幾億元的資金迅速控制一百多億元的資產，說漂亮了，是西方的資本運作，說不好聽的，便是鯨吞虎攫，巧取豪奪。有人會說，不管公有還是私有，只要有經濟效益就可以。但是，科龍電器停產的困境已經說明了這種「資本運做」存在著極大的經濟風險，特別是帶有掠奪和欺騙性質的收購兼并，對國民經濟的損害更大。

在企業界，顧雛軍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倘若這樣的人才在一個好的制度里和政策下，他也許可以避免犯錯或犯罪，但中國今天的這種狀況，體制問題和改革思方法問題都可以導致公共利益和企業家資源的雙損失。

三、知識界和某些官方研究機構需要進行檢討和反省

今天，顧氏這一「改革縮影」已經露出了馬腳。通過事情的發展，逐漸看出了我我國理論界一些人思想的幼稚和淺薄。學者界在今天應該反思和檢討。就以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為例，看看他去年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那篇批郎咸平文章，語氣是多麼傲慢，那有一點務實求真的精神？好象不這樣做就不能捍衛改革成果，就不能反擊左傾之風。一個成熟的學者怎麼能這樣意氣用事！

從80年代開始，這些人都是一批朝氣蓬勃的改革者，但在今天這種複雜的形勢下，有些人還在義無返顧地朝著一個已經看出問題的方向進發，只能說明這些學者應該在名譽和成功的簇擁下好好學習點真知識了。

更引起社會憤怒的是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他在去年公開說出了這樣的話：「企業的生存環境包括商業環境、政治環境越來越好，而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醜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這樣的輿論環境，是由學者、教授與大眾媒體結合在一起的，這些教授打著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小股東權益的旗號，不遺餘力地否定過去十年國有企業改革、產權制度改革。我們不能低估這種輿論對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的危害性」。（見大軍中心網站袁劍文章：《「張維迎現象」和主流經濟學的危機》。）

一個經濟學教授說出這種話來，不能不說明其政治水平的低下和基本做人修養的欠缺。當前中國的社會分化已經達到這種程度，各利益集團的矛盾已經如此尖銳，一個學者居然不懂得平衡各利益集團的矛盾，而干出挑撥離間的勾當來。這樣的學者到底是改革的闖將，還是已經墮落成某些利益集團的俘虜，使自己達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翻開我國的古代經典《中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這樣一段話：「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學者都有一個基本做人和做學問的準則，即盡量做到不偏不倚。而中國今天的學者，恰恰失去了這一傳統和觀念。

看看張維迎教授失態到什麼程度：「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採訪中，張維迎直接將對手（郎咸平）貶低為極端利己主義的無恥之人、一個往中國經濟學家臉上扔泥巴的無賴和瘋子。到這個地步，張維迎好像真的有點急了，他似乎一點也不在乎超越學術，而將爭論直接變成一場赤裸裸的人身詆毀。」（見袁劍文章）。

當然，張教授行為的結果，是在網際網路上招來了一邊倒的更大規模的批判，用袁劍的話說就是其激烈程度絲毫也不亞於對郎咸平的讚揚。這種現象已經說明：今天我國的一些學界精英已經走到與大眾尖銳衝突的地步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還不應該警醒和反省嗎？

我與張維迎教授沒有任何個人恩怨，之所以這樣直言不諱地寫出來是為了他好。但願張教授能正確理解我的批評。

四、中國的企業家也要反省，不要脫離人民！

企業家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人力資源，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強盛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在國際市場上拼殺，所以，在國內市場上練兵，在國際市場上搏擊，已成為中國企業家的歷史任務。我們非常希望中國能在這些年的實踐和鍛煉中，湧現出一批企業購併和資本運作的優秀企業家，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企業家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避免與權力做交易，不做權錢交易。第二，在現有的制度政策中不受空子的誘惑。第三，要盡量按中國的國情辦事，不趕時髦。第四要謙虛謹慎，不驕傲自滿。第五，在財富面前不要太貪婪。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有民主意識，尊重社會輿論和批評。

現在來看顧雛軍，根本的問題是野心過大和過於自恃，香港學者一個批評，就坐不住了，立即將其告上法庭。郎咸平揭露的也不只是顧雛軍一個企業，還有TCL和青島海爾，李東生和張瑞敏對學者的異議都採取了低調處理，只有顧雛軍做出了不容人說話的反映。

顧雛軍看來是太霸道了，但是霸道的人往往有幾種原因，一是心虛理虧，生怕漏餡，出了事要死死地捂住。二是報復心特強，容不得批評。在這一點上，顧雛軍與珠海格力電器老總朱江洪有共同之處。但是，不幸的是，顧雛軍步朱江洪的後塵，想用法律手段堵住學者的嘴，但沒有朱江洪那麼幸運。

恰恰是顧雛軍強烈的反應，引起了社會更大的憤怒和關注。紙是包不住火的，中國有句話叫欲蓋彌彰，顧雛軍訴郎咸平的做法恰好說明他被擊中了痛處，恰好是他想抵擋這致命一擊的下意識反應。

從這裡可以看出企業家修養的重要性，顧雛軍的例子值得中國企業家引以為戒。中國企業家到底要有什麼樣的道德修養？不要認為朱江洪靠著地方法院的保護打官司打贏了，顧也跟著模仿。朱江洪即使暫時打贏官司（此案還未完結，最後還要在最高法院解決），也惹起社會眾怒，聲名狼藉。

郎咸平幸虧在香港，如果也是在國內的話，恐怕顧雛軍這一招真能奏效。當前我國的一些地方司法部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大資本的打手和保鏢工具。這也正是為什麼一些企業家願意與權力相結合的原因。

但是，這樣做就埋下了我國企業家的真正悲劇：與權力過從甚密而導致的問題。看看當今的企業家們，如果真正追究起來，哪個能逃脫清白？這是中國企業家最大的不幸：缺乏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保障，缺乏規範的市場規則，缺少民主法治的思想意識。

五、公共資產流失與經濟損失有多大？

郎咸平將格林柯爾在中國的攻城掠地稱做「國退民進中的一場盛筵」，有人認為，反正肉都爛在鍋里，國有資產流到私人手中照樣可以發揮效益，創造財富，照樣增長GDP。但是，科龍電器和美菱電器等格林柯爾系企業今天的慘狀卻說明：不正當的資產整合和動機決難產生好的國民經濟效益。

顧雛軍行為的後果表明，這一場兼并收購遊戲，除了是在浪費交易成本，糟蹋企業資源，玩資本控制的槓桿遊戲，沒有一點正效應。證監會的調查報告很快即將公布，屆時人們可以知道顧雛軍象蛀蟲式的撈取公共資產的行為。到目前為止，科龍電器的損失有多大？顧雛軍和所謂的資本玩家們是在給中國做貢獻，還是在糟蹋中國經濟？

六、美菱集團收回美菱電器的股份意味著什麼？

今天，當顧雛軍給美菱集團承諾的美好願景已成為泡影時，美菱集團又要收回當年自己賣出去的股份了，那麼我們要問：美菱集團當年為什麼要退出美菱電器？退出后的結果又怎麼樣？這些年裡，在國退民進的大潮夾裹之下，有多少國有資產遭遇美菱電器的命運？顧雛軍的問題是暴露出來了，那些沒暴露出的案例又有多少？因此，人們有理由質疑「國退民進」的結果。

儘管這樣，一些學者仍然在散布著荒謬的理論，正是這些謬論，導致了「國退民進」的國企改革思路。譬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華東師範大學的汪康懋教授認為，近年來很多企業家出問題，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缺乏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我就不明白到底怎麼激勵，非要把資產都給他個人才算激勵？顧雛軍拿到的夠多了吧，年薪600萬，以區區幾個億控制上百億，這一機制的激勵作用夠大了吧？但他把企業搞成什麼樣了？對於那些貪慾象無底洞的企業家，你再激勵又有什麼用？

七、國企改革的制度障礙是什麼？

這些年裡，中國一直在國企產權問題上坐立不安，在一些經濟學者和一些腐敗官員的鼓動下，掀起了一股瓜分國有資產和公共資產的浪潮，一些人把私有化當成唯一的救命稻草，好象除了私有化，國企就不可救藥了。

事情真得這樣嗎？國有企業之所以搞不好，難道僅僅是產權問題嗎？有沒有從管理制度上找問題？國有企業顧名思義就是大傢伙的企業，就要實行民主參與和民主管理，但現在的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起作用嗎？工會起作用嗎？中國社會有民主氛圍嗎？統統都是一把手說了算，在這麼一種政治體制下國有企業能搞好嗎？

即使賣國有資產也要有企業各方參與，但在一個個企業改制的過程中，職工有發言的權利嗎？在統統由企業官僚說了算的情況下，企業的產權交易能合理、能公平嗎？賤賣和流失能沒可能嗎？社會能沒有理由懷疑、質疑嗎？這就是當前我國的根本問題。

顧雛軍案例已經使中國的問題露出了冰山的一角，瓜分公共資產的浪潮可以休矣！但政治制度的建設還任重而道遠，還要繼續警惕騙子，警惕權錢勾結！

再怎麼說也是沒有用的，共產黨現在就是把全國都當成他們的私有黨產了，愛怎麼處治就怎麼處治，別說點錢了，就是要了你的命，那也是小菜一碟！

我讚賞一個學者的坦率！

但是，＂郎顧之爭＂發生時，象你這樣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為什麼＂失語＂了？是不是張維寧之流的一批＂官學＂（我們有＂官商＂之說，在此權且稱它為＂官學＂）太強大了？還是你們冷藏了學者的良知？

大陸需要郎咸平這樣有膽量、有勇氣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