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反送中」的勝利，凸顯出大陸維權運動的死胡同

港人「反送中」的勝利，凸顯出大陸維權運動的死胡同
  ——兼論維權運動與民運的區別及其局限性






     此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港人以不屈的抗爭，終於迫使林鄭月娥正式宣布放棄「送中」修例，至此，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高峰期示威達兩百萬人以上，規模遠遠超過整個中國大陸群體事件規模的總和，而香港市民熱情高漲，不止一位香港青年為民主當眾自殺明志...



    「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來的港人民主素質，再次有力地駁斥了以格丘山、螺桿為代表的「熱血漢奸」所謂華人基因劣等、不配民主等無恥讕言；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又實實在在反映出現在香港民眾與大陸民眾的巨大差異：
  比起現在大陸民眾對民主的空前冷漠，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熱情、鬥志和決心，實實在在有若天壤之別！可以說，「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來的港人素質，實實在在令大陸民眾汗顏，而香港青年奮勇當先追求民主，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精神，實實在在地令只有「小我」利益算計地大陸「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們齊齊蒙羞！
  其中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廣州人，他們本與港人同系粵語子民、同文同種、親上加親，卻對港人的抗爭，整體冷漠得髮指，甚至反過來譏諷抗爭的港人是神經病，是在「搞文革」，「吃飽了撐的」，有吃有喝還上街「搞事」...


  大陸民眾的此種空前不堪的現實，是任何大陸反對派人士，不能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儘管這是一個悲哀的現實），即：經過「六四」（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之後中共三十年的精緻化毒害，中國大陸民眾已經整體地喪失了社會正義感，變成了一個舉世罕有的「不問政治」的冷漠群體。
  以徐水良為代表的人，否認這種差異，硬說中國大陸民眾的反抗，遠遠超過香港人，遠遠超過前東歐國家的民眾...這種虛妄的態度誠不可取，因為如果不能面對現實，你就沒有修錯能力，並將再次錯失未來的機遇。

  徐水良所舉的（「六四」后）大陸民眾的反抗運動，全部都是維權運動；「六四」屠殺后，特別是1992年之後，大陸基本上只有維權運動，沒有民主運動，唯一的一次例外也許可以算徐文立、秦永敏為代表的中國國內民主黨組黨運動，但那次運動沒有形成街頭的遊行示威。


  而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運動具有體制性的訴求，如，中國的「八九」民運，提出了「人大真實選舉，新聞出版自由」的體制性訴求，一旦實施，共產黨的專制就會發生改變（即「變天」），因此，「六四」運動就是民主運動，而不僅僅是反腐運動；
  又如，2003年的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訴求就是阻止中共胡錦濤當局企圖剝奪港民言論自由的「二十三條」立法，具有體制的性質，因此它屬於民主運動；

  再如，今年的「反送中」運動，訴求是反對「送中」修例，這也具有體制性質，因為一旦「送中」修例出台，香港的司法自主權將基本淪喪，港民將落得和毗鄰的深圳人相近的待遇，都淪為只有「生存權」的「特色」經濟動物——港民自然誓死抗拒此種卑賤的「特色優越性」！阻止香港深圳化，自然是具有體制性質的民主運動——準確的說，它屬於廣義民主運動範疇內的人權運動...


  而維權運動沒有體制性的訴求，一般只是特定的群體為自己爭取經濟補償或待遇改善（包括恢複名譽）；如要求中共媒體停止攻擊法輪功的「4.25」包圍中南海事件、討要經濟損失的強拆受害者上訪等，都屬於維權性質。
  運動的維權性質，取決於其訴求，而與其規模無關，如：去年一度包圍軍委大樓的老兵運動，雖然有全國規模，但仍然是維權運動，因為遊行示威的老兵，其訴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待遇，絲毫沒有體制性的訴求。
  因為訴求不觸及體制，甚至要藉助現有的體制，來獲取個案的解決，所以維權民眾、維權老兵在運動中高舉毛澤東、高舉胡錦濤、高舉習近平...高舉共產黨（所謂「只反貪官，不反體制」）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當然對專制構不成絲毫的挑戰。



  因為維權運動的訴求，不觸及社會體制，且只局限於特定群體的經濟利益和待遇，因此，它無法引發廣泛的社會共鳴，不可能匯聚成挑戰體制社會洪流。
  拆遷上訪戶們前赴後繼的北京上訪運動，他們高舉國旗和胡、溫像，仍遭武警、便衣、截訪拳打腳踢...更無法激起北京民眾的參與，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老兵運動為何不能激起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或聲援？因為運動的訴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的待遇，自然不能吸引非老兵群體的參與；
  最近武漢市陽邏區數千居民遊行示威，抗議在陽邏區建設垃圾焚燒廠，連香港青年在盾牌前盤腿靜坐的方式都COPY過來了，與香港「反送中」幾乎同步，但事件在國內沒有任何反響，甚至在武漢都激不起一絲微瀾，連陽邏周圍的人都冷漠以對，這是為什麼？顯然主要不是因為中共封鎖消息，而是因為陽邏區居民抵制上馬垃圾焚燒廠的維權 訴求，與其他地區的人的利益根本不相干，所以引發不了共鳴。

  維權運動，因其訴求只關乎局部利益（甚至局部的特定群體利益），不關乎整個社會的利益，所以是不肯能吸引社會各群體的廣泛參與的。試想：如果百多年前，武昌舉事的新軍熊秉坤、吳兆麟一夥的訴求是改善鄂軍伙食和營房等維權訴求，可能引發各省新軍跟進倒戈嗎？？
  熊秉坤、吳兆麟一夥之舉事，之所以引發了排山倒海的效應，是因為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排滿政治訴求！

  香港人的「反二十三條」、「佔中」、「反送中」之所以能激勵其五十萬、兩百萬港民前赴後繼、死戰不退，是因為言論自由、司法自主...關乎每一個香港人自身的尊嚴、後代的教育，香港人選擇做一個與國際接軌的人，誓死不願做只有「生存權」的深圳式經濟動物，更不願自己的子孫共產黨洗成腦殘！



  既然自由民主的訴求與維權不同，它關乎社會的每一個人，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大陸人整體地不追求自由民主，甚至反過來普遍視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神經病呢？
  這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的必然結果。從1992年開始，有專制特色的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精緻化腐蝕，外加上偽民族主義，已經徹底而全面地摧毀了歷經「文革」都沒有泯滅的社會公義精神，把十多億中國人都塑造成了對「政治」（實為社會公義）極端冷漠，精於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的小我「經濟動物」，他們一絲一毫地不會為了與己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自由、民主」等公義而付出，儘管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敢於上街，甚至可以拚命。

   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只知維權，而絕不為自由民主而抗爭，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大陸民眾的這種小我「經濟動物」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正是中共故意塑造、且夢寐以求的。由於大陸民眾的新特點，大陸再也形不成民主運動，而維權運動引不起社會共鳴、各自為戰的特點，使得中共能夠對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從容地各個擊破，因為中共有調集軍警異地鎮壓的「大國優勢」。
  徐水良說中共國一年的群體事件多達十幾萬起，但象武漢陽邏事件、老兵事件這樣的維權運動就算一年上百萬起，又有何用？能夠對中共專制有一絲一毫的觸動嗎？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專制反而變本加厲，就是證明！

   因為維權運動對體制沒有挑戰，也引不起社會共鳴，所以中共現在對維權運動的鎮壓，愈來愈肆無忌憚，中共一貫欺軟怕硬，維穩方面，中共經驗豐富、功底深厚、出招狠毒，此次武漢陽邏事件，絲毫沒有觸及體制的陽邏人被特警打得頭破血流，中共的裝甲車居然開上街頭...簡直比香港鎮壓「反送中」兇狠十倍不止！
  現在比起為民主而上街，現在大陸一盤散沙的維權運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且風險也不見得低，中共照樣惡狠狠地鎮壓，悍然把維權者當作敵人、「暴徒」，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絕對不為自由民主上街——「政治」極端冷漠的大陸民眾的此種小我「經濟動物」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反落得「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結局。

  什麼時候大陸民眾認識到「政治冷漠」是大愚若智，而維權運動是死胡同（因為現今大陸各種暴政和侵權，都是體制的必然），轉而重新開始為自由民主而上街的時候，中國的歷史，才有望翻開新的篇章。







曾節明 2019.7.9炎夏下午於紐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