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超穩定結構：有不公，為什麼沒有大動蕩？ （下）

這哀傷並非只屬於農民。2010年10月25日晚，瀋陽市一雙患有重病的老夫婦，從小區的8層樓上跳下。中國人自古熱愛「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浪漫與美好，如今看到「執子之手，與子偕亡」，情何以堪？
由於對家的過度重視，許多人更在意自己作為家長存在而非公民存在。而家長作為另一種形式的領導者（主持「小政府」），其首要任務便是對家庭成員負責，而且，為此他們不怕奉獻犧牲。這方面，積極的例子舉不勝舉，而最負面的例子莫過於如今一些有「奉獻精神」的貪官，他們將妻兒老小送到國外，自己捨身在國內做「裸官」，貪得盆滿缽滿，而無後顧之憂。
電影《一九四二》不亞於一部史詩。它實際上寫了兩次逃亡，一為舉家求活（西逃），二為獨自求死（東歸）——「沒想活著，就想死得離家近些。」 後者雖然著墨不多，但奇峰突起。而這句話的價值，不亞於影片《頤和園》里的「人人死而平等」。忽略了這一點，恐怕不能真正理解這部影片。
|  五米正義與私民社會
「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從歷史上看，經營一個家族是中國人唯一合法的自治——雖然在幾十年前他們曾經因為政治的原因夫妻、父子反目成仇，甚至被要求砸鍋賣鐵去吃「天堂里的食堂」，卻未能就自家被粗暴干涉了「家政」而表示強烈憤慨。在大多數時候，中國現代意義的社會組織雖然很不發達，但是「親酬」的存在以及人們對自家的苦心經營，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真正遺憾的是，這種只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私力救濟所著力培育的仍只是一個私民社會。私民社會應當被保護，但僅有私民社會是不夠的。
如索爾仁尼琴所說的一樣：「魚群從不知集體反抗、撕破漁網，而是各顧各穿梭網眼。」他們未必是一群被馴化到不能自我組織的愚民，但是在一個壓力型社會裡人人爭做「魚民」各顧各也是無比真實的。這種各顧各的家族救濟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會自救，另一方面也將這個社會分裂為兩個「魚民之家」：一是網裡之家，二是網外之家。網裡的「魚民」雖勞苦卻也因為網外的「魚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為逃出生天的網外的「魚民」同樣因為網裡「魚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問世事與網事。其結果是，雖然都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卻也都心懷希望、心安理得。大家各懷家事與心事，正義只在五米之內，抬望眼，數萬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鏡。
|  自救與約束——雙重維穩後果
我在《西風東土》里繼續談到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我與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表達了下面的觀點：
很多西方學者都預言中國會崩潰，但為什麼中國貧富分化那麼嚴重卻沒有崩潰？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之間尤其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有互助行為，所以我說我對於我的父母而言就起到了一個「臨時政府」的作用，能夠救濟他們。中國人重視人情、關係和家族救濟。有人講日本是一個縱向社會，其實中國不僅有以家族（區別於日本的集團）為中心的縱向社會，還有基於人情世故的橫向社會。
而且，就家族救濟而言，它有著雙重維穩後果，比如說一個精英或者中產吧，他從底層農村出來，因為收入還可以，他就會幫助大家庭的其他成員，正是無數這樣的隱秘的幫助，在緩解社會矛盾，它甚至會使基尼係數指標失效。另一方面，如果這個人是大家庭中的頂樑柱，即使他在心裡有反抗現有秩序的衝動，也會充分考慮自己的行為對整個家庭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人以家為信仰，有責任心的人通常都會先努力救出自己，然後救起家庭，一旦完成了血緣上的救贖，他們改變社會的願望也顯得就不那麼迫切了。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國的「超穩定結構」。
以上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人舉家移民。有ddd當他們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沒有前途或者難以忍受時，他們就會選擇離開。按照霍弗的觀點，移民是另一種形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