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卸責詔」

在我國歷史上，一些大的王朝並不缺乏皇帝逃亡的先例。唐玄宗李隆基就曾「播遷」過四川，慈禧太后的老公奕詝（咸豐皇帝）也曾「秋獮」過熱河。因此，慈禧太后的「西狩」，可說是輕車熟路。她的巡幸太原（最終一直巡幸到西安），並不算多麼生僻。

詔書中有這樣的辭令：「朕為天下之主，不能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這裡的「朕」，名義上是光緒帝，實際上是皇太后。這形象多麼大義凜然、多麼高風亮節！不過一想，這詔書是在逃跑路上頒發的，又不免幾分滑稽！詔書強調其「列祖列宗」的「文謨武烈」，乾隆皇帝就是其引以自豪的「列祖列宗」之一，慈禧太后可能不知道，與乃祖乾隆皇帝同年去世的華盛頓，就是八國聯軍中米利堅的開國先驅。在他手裡，已經開闢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新紀元。

在庚子事變中，光緒帝始終處於傀儡狀態，宣戰沒有載湉的責任，罪己也與載湉無關，雖然所有的鬧劇是太后導演的，所有的悲劇是太后造成的，然而，始作俑者是從來不會擔責的。然而，太后的罪己竟然成了罪載湉，載湉只好把黑鍋背起。詔書中有這樣兩句：「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同上書，頁488，489）這似乎應了唐代韓愈的一句詩：「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798），只不過，這裡的「天王」不再是載湉而是慈禧，此時的皇帝已經降格，比「臣」也高不到哪裡去。不過，最高統治者的自我批評也講策略，光緒帝的這兩句「自我批評」並未開列任何「罪錯」事實，大概相當於「我也做得不夠」而已。

接下來，詔書詞鋒一轉就矛頭向下了。「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泄沓相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俱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義和團檔案史料》，頁488）只讓失去權力的載湉背黑鍋已沒有說服力，首都失陷，朝廷逃跑，「大小臣工」都脫不了干係。這讓人很容易想起崇禎皇帝的遺詔，朱由檢上吊之前還認為，「皆諸臣誤朕也」。（《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中華書局，1977年，頁1382）在這裡，「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的邏輯不管用了。由此可見，慈禧太后的「罪己詔」不過是「卸責詔」而已。

罪己詔指出，「國家設官各有職守，不論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養士之恩，深維君辱臣死之義，卧薪嘗膽，勿託空言，……在在出以精心，視國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貽誤公家，毋專己而輕排群議，……」（《義和團檔案史料》，頁489）這當然是對臣下的要求。在整篇罪己詔中，皇太后只是以光緒帝的名義承擔了一些輕描淡寫的抽象責任，對於她自身由於貪嗜權位、權欲膨脹而冷藏載湉，擱置皇權，垂簾聽政，獨斷專行，導致的重大災難隻字不提。

「毋怙非而貽誤公家」，此事可以追問一下端親王載漪，正是他為了讓其子登上皇位，煽動和利用了義和團勢力，這背後當然也有太后的主意；「毋專己而輕排群議」，這可以問問太后自己，正是她的驕橫跋扈，坤綱獨斷，殺害了袁昶等一干清醒的大臣。這哪裡是什麼「輕排群議」？然而，這兩句話，她甚至提到了「視國事如家事」的境界。庚子國難這種前所未有的民族浩劫，不正是由於皇太后總是把國事當作家事處理的結果嗎？事情也難怪，在皇權專制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來是應有之義，國家本來就是愛新覺羅氏的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