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

「同志們」


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延安張開懷抱，緊緊擁抱了這些滿腔熱情的理想追求者。呈現在這些舊社會的叛逆者眼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陝甘寧邊區成立了邊區政府交際處，專門負責接待這些初到延安的人。他們先被安排到西北旅社（中共中央招待所）或陝甘寧邊區招待所，免費食宿。然後根據個人情況，或分配單位工作，或進學校學習。
  
延安在當時有30多個學校，包括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文藝工作者也組成了20多個藝術團體。古老的延安城充滿了生機，版畫、街頭詩、牆報隨處可見，抗日歌聲迴響在每一個山溝里，回蕩在整個延安城中。
  
很多人在延安第一次被人稱呼為「同志」，有的人覺得有些陌生、新奇，更多的人則為這個新稱呼激動不已——從此別人就這樣稱呼自己了，自己也可以這樣稱呼別人了。
  
剛到延安的陳荒煤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他曾回憶：「我剛到魯藝的第三天，正是舊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見了紅五角星的燈，光輝地照耀著一群歡笑的臉……毛主席站起來，那樣歡喜地親切地向我們說『同志們，今天我們很快樂』的時候，我止不住流淚了。」
  
在延安，衣、食、住都是供給制，雖說條件艱苦，卻也衣食無憂。在所能獲得的物質資料極為有限的環境下，來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們一樣享受著供給制的待遇，而那些已有成就和名望的文化名人，生活方面特別優待，還有數額不等的津貼。
  
1938年3月到達延安的作家徐懋庸當上了抗大的教員，每個月有10元的津貼，同時又在魯藝兼課，另有5元補助。
  
須知那時，八路軍內部師級以上幹部，包括毛澤東在內，每個月的津貼一律才5元。而延安的物價也確實便宜，兩角錢可以買一斤豬肉，一角錢可以買十個雞蛋。所以徐懋庸說：「我是很富的，生活過得很舒服。」
  
關於文化人在延安的吃穿用度，最著名的當屬冼星海吃雞的傳聞。
  
據說，在為《黃河大合唱》譜曲時，冼星海要求「每天吃一隻雞，不然一行也寫不出來」。延安大學中文系教授朱鴻召認為，此說只有孤證，不足為憑，更像是冼星海的一句笑談。即便這個笑談是真的，冼星海譜曲《黃河大合唱》其實只用了6天時間，八個樂章一蹴而就。這部輝煌樂章若真是吃6隻雞就能創作出來，也算得上趣事一件。

不過，因為有了這個傳說，冼星海還是被列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
  
在文藝工作上有天分和成就的人，往往個性鮮明，流露在言行舉止上，就常有率性而為、乖張出位之舉。「延安四大怪人」可以說是其中表現最鮮明的代表。即便是「四大怪人」都包括誰，也有多個不同版本，亦可見當時延安眾多文藝名人的個性張揚。
  
而這些個性張揚的文藝名人，在延安得到了他們最為渴望的平等和自由。延安用寬容開明的胸懷接納了他們。
  
在流傳最廣的「四大怪人」版本中，另外三個是，藝術家塞克長發披肩，言辭尖刻；作家蕭軍狂放不羈，性情暴烈；木刻家馬達沉默寡言，嘴裡總叼著個碩大煙斗。
  
比如塞克，不但留著一頭在延安革命女性那裡都看不到的長發，而且性格倔強孤僻，常有怪誕之語。
  
1938年秋，塞克來到了延安。毛澤東與這位被人們譽為「抗戰吼獅」的劇作家多有交往，相談甚歡。不料，有一次毛澤東派人請塞克去自己的窯洞聊天，塞克卻當場拒絕，理由竟然是「進不得衙門，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動」。毛澤東聞訊，當即命令警衛員都撤掉，又派人去請，自己則在窯洞前的山坡上遙遙相候。塞克這才赴約。
  
另一個「怪人」蕭軍頭戴狗皮帽，肩背褡褳，拄著木棍，於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達延安。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游擊，此行只是路過。毛澤東很想見見這位聞名遐邇的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廳秘書和培元前去問候。
  
和培元熱情地提出，為蕭軍安排時間見見毛主席。哪承想蕭軍一點不領情：「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對此毫不見怪，反倒是親身來到了招待所，上門拜訪。禮賢下士的態度讓蕭軍大為感動。此後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魯迅》，更覺心有戚戚焉。
  
更令蕭軍意外的是，他應邀參加一次會餐，幾張大桌子擺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毛澤東、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著他坐一桌。沒有凳子，幾個人就站在桌子周圍，一個大陶碗盛著酒，一口一口輪著喝。忽然狂風大作，塵土飛揚，幾個人以黃土下酒，倒也喝得痛快。素有豪俠之氣的蕭軍在延安終於找到了英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