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格蘭丁|美國神話的終結

格雷格·格蘭丁

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

【特納（Turner）的「邊疆理論」認為，美國式擴張主義使「邊疆」（frontier）成為了一種世界新秩序的象徵。領土擴張和市場開放不僅將國內政治和經濟衝突轉向外部，同時也幫助建立一個自由的、普遍的和多邊的國際社會，這是美國以全球帝國的力量創造的神話。然而，如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卻主動構築起領土邊疆之牆和採取貿易保護主義，這是否預示著美國神話的終結？

針對這一現象，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於2019年3月5日在《美帝國通訊》（American Empire Project）發表了《美國神話的終結》（The End of the Myth）一文。在他看來，無休止的對外戰爭如今已使美國精疲力竭，任何形式的擴張都無法調和政治分化和種族矛盾，於是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抬頭，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是特朗普的上台和他一系列的政策主張，「特朗普主義是一種極端主義，它轉向了內部，吞噬一切，也吞噬自我」。曾經一路試圖通過擴張方式逃離和擺脫根植於歷史的種族主義的美國，如今卻深深受困於種族主義當中。】

【文|格雷格·格蘭丁  翻譯|陳韻儀】

不斷擴張以擺脫社會痼疾

史詩般的歷史進程展現了美國邊疆的動態遷移。「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美國就像一紙巨大的書頁，」當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在1893年這樣寫道：「當我們從西到東逐行閱讀這本大陸書時，社會進化歷程展現在我們面前。」歐洲大陸的擴張使歐洲人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也使歐洲民族成為一個粗野而奇特、自律而隨性、務實而創新的民族，它既充滿著「不安和緊張」，又伴隨著「自由帶來的鼓動和興奮」。特納的學術生涯橫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當時正值嚴重的種族隔離時期，三K黨捲土重來，反種族間通婚和本土主義排外法得到強化。具體表現為墨西哥工人在德克薩斯州被私刑處死，美國軍隊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參與致命性的鎮壓行動。然而，特納提出的著名的「邊疆理論」（Frontier thesis）認為，「自由土地」（free land）邊疆的移民擴張打造了一種獨特的美國政治平等形式，一種充滿活力、勇氣和信心的個人主義。」

特納所代表的美國主義對建國之初所取得的進步信心十足，因此他們主張不斷向前邁進，向世界邁進。這不僅會沖淡了種族主義的影響，還會弱化包括貧困、不平等和極端主義等其他社會問題，甚至還讓不同的人學會和平共處。1902年，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希望，領土擴張會帶來一種新的普遍主義，帶來「人類的兄弟情誼」（brotherhood of man），那時美國人會意識到「我們的國家是全世界，我們的同胞是全人類」。

美國的領土擴張  圖自谷歌

西方猶如一片應許之地，一個伊甸園式的烏托邦，在那裡，作為新亞當的美國人彷彿擺脫了自然的限制、社會的負擔和歷史的狹隘。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神話比不斷擴張的拓荒者的神話更強大，更能被多屆總統援引。向前擴張，然後繼續向前擴張，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儘管在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經歷過平靜時期，甚至是懷疑和反對時期，但是幾個世紀以來，擴張主義一直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存在。正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19世紀90年代所言，「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歷史上的關鍵事件，就是我們的貨車裡總是坐著一群拓荒者，」威爾遜說：「我沒有想到要退縮。」

直至2015年6月16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參選總統的宣告讓這場史詩般的擴張運動步入尾聲，同時撼動了特納的「邊疆理論」觀點。特朗普說:「我將建造一堵舉世矚目的邊疆之牆。」

特朗普很可能從未聽說過特納或特納對美國思想的巨大影響，但在曼哈頓第五大道他的高樓大堂里，他發表了對歷史的看法，其中特別提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他認為，現在必須停止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承諾。

從可見的邊疆到心中不可見的圍牆

所有的國家都有邊界，甚至今天許多國家還有圍牆。但是，只有美國有邊疆，一個代表著不斷開拓和解放的邊疆。這個邊疆象徵了現代生活的希望和可能，成為了其他國家效仿的典範。

在贏得獨立戰爭的幾十年前，美國被認為處於一個不斷擴張的階段。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將英國在美國的殖民主義描述為「貪得無厭或像得了暴食症的統治擴張」。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表前兩年寫的一份政治宣言中，把「定居者離開國家尋求新住所」列為一種普遍權利的要素。

邊境的概念既是一種「診斷」（用以解釋美國的權力和財富），也是一種「處方」（用以建議決策者應該如何保持和擴大權力和財富）。當看得見的邊界被閉合起來時，這樣的意象也容易被延伸至其他領域，如市場、戰爭、文化、技術、科學、心理和政治領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年時間裡，「邊疆」成為了一種世界新秩序的隱喻。在過去，帝國被認為在有限的資源中確立統治地位，擴大自己的優勢，以達到儘可能多地攫取世界財富、損害競爭對手利益的目的。然而現在，美國發出了一個可信的聲明，聲稱自己是另一種類型的全球強國，它主導著以無休止增長為預設的世界經濟。美國領導人華盛頓（Washington）稱，與其說是在統治，不如說是美國在幫助建立和鞏固一個自由的、普遍的和多邊的國際社會。無限邊界的承諾意味著財富增長是可以被所有人共享的，絕非是零和博弈。戰後的政策制定者借用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及其追隨者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使用的邊疆概念，表示美國將擴大世界的「自由區域」（area of freedom），擴大其「自由組織的圈子範圍」（circle of free institution）。

然而，邊疆的不斷擴張也遮蔽了很多值得批評的社會問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認為，擴張的理想滋生並固化了種族主義和暴力的白人男子氣概，同時也暴露了揚富懲貧的社會病態問題。從1967年初到1968年4月金被謀殺，金在一系列佈道場合和新聞發布會上都發表過美國對越戰爭升級的譴責性言論。他認為，國外軍事擴張加劇了國內兩極分化。「越南不斷噴射的焰火點燃了我們的憤怒。在越南，炸彈會在居民樓直接引爆。」

馬丁·路德·金的觀點既簡單又深刻：不斷地擴張讓美國迴避了對其社會問題的真正反思，如經濟不平等、種族主義、犯罪和懲罰以及暴力等社會痼疾。當時其他批評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一些學者認為，帝國主義的擴張幫助美國利用社會福利或從第三世界剝削來的高工資「收買」了國內的白種人工人階級。另一些學者則強調政治利益的擴張會緩解競爭衝突。還有一些人的動機是弗洛伊德式的，甚至是榮格式的根深蒂固的暴力幻想，這形成於久前對邊疆有色人種的戰爭，並且影響至今：士兵們強化了他們的「罪惡感」（own guilty desires），他們在戰爭暴行中將近病態的殘忍。

在美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是通過土地擴張，還是通過資本市場和軍國主義，無休止擴張都在轉移國內的極端主義。歷史上的創傷和怨恨、神話和象徵如何代代相傳?美國是否在客觀上需要擴張以保障非本國資源供應和國內生產市場開放?還是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只是認為他們必須擴張?無論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麼，美國從建國之初就一直在努力，並在道義上為這種努力辯護，認為這使境內外的人民同樣受益。歷史學家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1966年就提出了擴張的想法，「從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看，這令人振奮」，因為它「預設著無限」。然而事實證明，這並非無限。

越南戰爭 圖自谷歌

今年是美國對阿富汗戰爭的第十八年，而這是一場永遠不會贏的戰爭。本世紀初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戰的士兵現在看到他們的孩子參軍。一位退休的海軍陸戰隊將軍認為，美國在阿富汗至少還要再呆十六年。到那時，第一代退伍軍人的孫輩將會入伍。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認為，美國正在打一場「沒有邊界、沒有時間和地理限制的無休止的戰爭」。另一名前任軍官（指對尼日等非洲國家擴大軍事行動）說，戰爭「永遠不會結束」。他說:「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會為這個計劃埋單，現在預估這個計劃將耗資6萬億美元。

當美國陷入無休止的對外戰爭時，我們再也無法想象這個國家還能持續地發展壯大。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一種反常的復甦，表現為投資水平持平、財富累積增加、股市突然飆升和工資停滯不前等特徵。因此，整整一代人的預期被徹底縮短。而這場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根源於上世紀80年代的始於農業衰落和去工業化的經濟重組，隨之而來的放鬆金融管制、削減稅收、鞏固低薪服務業就業崗位和個人債務等也觸發了危機。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的政治階層巧用「沒有極限」（limitlessness）的說辭來推動經濟重組。「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說道：「增長沒有極限。」緊跟其後的幾位總統——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H. W. Bush）、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W. Bush）——美國在他們的領導下出現了意識形態泡沫，這場泡沫被柯林頓的一位頂級經濟學家在1998年認為是不值得關注的，「看似即將破滅的網際網路泡沫實際還會永遠存續下去」。因此四位總統都逐步加大了賭注，將全球「參與」（engagement）作為一項基於道義的當務之急，由此將美國的擴張腳步邁向波斯灣。然而結果不盡人意，美國的財政被消耗殆盡，人們也不再相信所謂戰爭的正當性。

所有的民族主義在理想和實際之間都存在著差距。對越戰爭戰敗后的幾年裡，頑固的個人主義和擴張邊疆的主張的再度復興。這是由於去工業化使越來越多人的生活變得不穩定，當這種不穩定達到了他們的忍受極限時，他們會選擇製造了一種令人不安的不和諧，這種不和諧削弱了社會團結機制，尤其是削弱了政府福利和工會的力量，而這種團結的力量恰恰是此時人們最需要的。由此可見，神話與現實之間的隔閡現在已擴成一道鴻溝。
美國政府以追求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為原則。即使美國帶著道德使命感走向世界，腐敗和貪婪也依然由內滋生。但是，難以想象歷史上還有哪個時期會像今天一樣，貪贓枉法和信念頹喪佔據著美國人的思想，許多富人除了蔑視窮人之外別無他求。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在競選中表現的苛刻尖酸被評論人士認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可能性。特朗普主義要麼代表著一場決裂，一場奪取了政府機構的完全非美國運動；要麼代表著一次根深蒂固的美國式極端主義的實現。特朗普對本土主義的粗魯和殘酷，是否意味著他打破了傳統，拒絕了寬容和平等，放棄了對多邊主義、民主和開放海外市場的堅守?或者，用迪克·切尼（Dick Cheney）那句富有共鳴的話來說，這不過是美國歷史步入光輝歷程中的「黑暗面」（dark side）？那麼，特朗普主義究竟是一種反叛，還是一種延續?

大多數評論都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擴張和無限承諾在淡化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肯定的是，之前的紊亂時期已經催生了類似於特朗普的煽動家，比如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這些本土主義者領導的運動仍然是邊緣的，並且受到地理、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限制。美國也有過公開的種族主義者，比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為贏得南部的新聯邦（neo-Confederates）的選票，實施了他的「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在此之前，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把真正的聯邦同盟（Confederates）及其後代留下的東西發展成了一個選舉聯盟，重新隔離了聯邦官僚機構，並使三K黨合法化。在威爾遜之前，有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他親自駕車往來納齊茲（Natchez）和納什維爾（Nashville）之間，進行了一項種族清洗政策，即為白人定居者騰出大量土地，同時將聯邦政府的全部權力用於打造「高加索人的民主」。

然而，傑克遜和威爾遜等早期奉行種族主義的總統與特朗普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是在美國逐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擔任總統的，因此當時可以通過無休止的增長承諾遏制政治兩極分化，國家也可以團結在一起——即使經歷了幾乎將其分裂的內戰。而特朗普主義是一種極端主義，它轉向了內部，吞噬一切，也吞噬自我。任何形式的擴張都再也無法滿足利益，無法調和矛盾，無法沖淡派別。

正如作家薩姆·塔南豪斯（Sam Tanenhaus）所描述的那樣，曾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任期內獲得支持的保守派邊緣勢力「憤怒者」（furies），現在已經無處可去。特朗普接觸了美國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譬如和出生地主義者交易，接受奉行法律至上的極端主義者，拒絕與三K黨和納粹支持者保持距離等等。但隨之而來的焦點問題是，他們給墨西哥人貼上強姦犯的標籤，將移民稱為蛇和動物，惹怒非法移民並且提議取消與生俱來的公民權利，同時還允許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突襲檢查學校和醫院，不但使家庭無法團聚，還不斷擴散著悲痛——這都向特朗普主義釋放了最引人注目的信號：世界不是無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它的財富，國家的政策應該照顧到這一現實。這種觀點並不新鮮，多年來這種觀點表現為兩種立場。一個是人道主義，它承認現代生活強加的責任和義務，因為自然資源不是無限的，因此社會應該以一種儘可能公平分配財富的方式組織起來。另一種觀點認為，分辨出極限本身就需要統治控制。

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曾說過:「活在神話的盡頭中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特朗普，美國意識到自己處於神話的盡頭。

談論邊疆，也就是談論資本主義的力量和可能，以及它帶來的無限希望。特朗普認為，談論邊界——並承諾修建一堵牆——是承認資本主義局限性的表現，而不必挑戰資本主義地位。特朗普在競選時承諾結束戰爭，承諾逆轉黨內極端的反監管和自由市場計劃。然而，一上任他就加大放鬆管制，增加軍費開支，擴大戰爭規模。而他卻一直在談論他的邊界之牆，那堵牆可能建，也可能不建的牆。但是，即使它只是停留在未落實的預算階段，國會和白宮之間那持久的談判籌碼，那沿著美國南部邊境修建一條2000英里長、30英尺高的鋼筋混凝土帶的承諾，也足以發揮作用。

這是美國的新神話，預示著邊疆的最終確定。它是一個國家的象徵，這個國家過去認為自己已經逃離了歷史，或者至少駕馭在歷史之上並大步前進，但現在卻發現自己被歷史困住。它也是一個民族的象徵，這個民族過去認為自己是未來的引領者，但現在卻成了過去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