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名嘴赴瑞士安樂死：安樂死沒你想的那麼簡單

台灣名嘴、體育主播傅達仁因晚年罹患胰腺癌，痛苦不堪，選擇在瑞士安樂死。近日，他的臨終畫面曝光，家人陪伴左右，喝葯后他倒在兒子懷裡。安樂死這一話題隨即引發熱議。有人說求生是本能，沒多少人願意被安樂死，但也有人覺得安樂死給了生命最後的尊重，應該合法化。

個別安樂死合法的國家，也走得步履蹣跚

安樂死的爭議指向的兩大終極問題：一，人有無權利，在不可逆走向死亡，且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的時候，決斷自己的生死；二，在此種情況下，他人能否對該患者的自願死亡提供協助？由於這牽涉到醫學、倫理、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歷來頗有爭議。

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公民生命的「自我終結權」都不被法律認可。以傅達仁為例，他高調赴瑞士安樂死，本來是希望在中國台灣掀起「一場風潮」，但網民更多的是把他的安樂死視為個人行為，相關消息主要出現在娛樂和社會版面，行政部門也沒有因為傅達仁的高知名度改變對安樂死的立場。
目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全世界也只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且就「試水」的實踐情況來說，安樂死合法化之路，也是走得步履蹣跚，物議諸多。

以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為例，儘管對實施安樂死進行了嚴格規定，要求必須滿足諸多條件，但由於安樂死是由醫生實施，首先就違背了醫生救死扶傷而非致人死傷的天職，經不住來自職業倫理層面的拷問。即使在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和地區，仍有很多醫生不願意為病人實施安樂死。
安樂死的問題不止於此。一直對安樂死保持關注的西奧·布爾教授認為，在荷蘭安樂死的人數不斷上升，有被濫用的趨勢——「正成為癌症病人治療過程中的一項內定模式」。

去年11月，一位腦退化老婦人在執行安樂死過程中反抗醫生，事後執行安樂死的女醫生受到荷蘭公共檢察官的起訴，被指沒搞清楚該患者是否一心求死，因此有「越界」嫌疑。

瑞士的情況要好一些。實施安樂死是由兩家獨立的專設輔助自殺機構進行，而非由醫療機構或醫生進行。同時，實施安樂死時，也必須有警察在場進行監督。但這種方式，也沒有多少國家願意嘗試。

考慮到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我國不具備安樂死合法化的現實條件

關於安樂死，我國也早有討論。早在1988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安樂死合法化的議案。2017年，全國人大代表、浙江溫州醫科大學眼視光學院院長瞿佳又提出議案——《關於推進中國安樂死合法化的建議》，並稱曾過一項調查，75%以上普通公眾支持安樂死合法化，醫務人員對安樂死以及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超過95%，但安樂死合法化的推動，迄無實質進展，原因為何？

除了醫學、倫理、法律等方面的爭議，我國的文化傳統也是安樂死合法化的制約。數千年的「孝文化」傳統，社會是以家庭、家族為本位，而非張揚個人權利。說白了，就是想要安樂死的病患，自己說了不算。我們常見的場景是，只要有人罹患重症諸如要做手術之類的，有什麼事都是醫生和家屬商量，比如手術同意書之類，也往往是家屬簽字。似乎有什麼事都是醫院、醫生和家屬之間的事，倒沒了作為當事人的病患什麼事。

在病人罹患絕症的情況下，我們也常見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哪怕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必將不可逆的走向死亡，哪怕讓病人身上插滿管子，承受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家屬也要傾盡全力救治，哪怕債台高築。患病的走得痛苦，活著的，也活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