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再次來台灣「觀選」，看到韓國瑜熱卻開心不起來

　——台灣「九合一選舉」觀選之一

　
　作者:　宋魯鄭旅法學者


　　2018-11-22 07:25:33    來源：觀察者網

　　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曾被視為最沒有看點、倍受冷漠的一場選舉，我甚至一度決定今年不再去觀選。因為台灣民主化以來，最顯著不同的政治現象是民眾持續保持激昂的政治熱情，政治挂帥，政治過熱，參與爆炸，每一次選舉都高的出奇的投票率和頻發的「意外事件」——光打傷候選人、助選人的子彈就出現過兩次，而且還是陳水扁、連勝文這樣的大人物，以致於包括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內的各界人士都有批評：「到了台灣才知道文革還在搞」。

　　這種奇異的政治現象自然年年吸引我等去觀摩，去思考。然而今年台灣卻突然選風劇變：自雙方公布候選人後，選民竟熱情全無，整個台灣瞬間變的極為冷清，彷彿政治都被遺忘。

　　直到韓國瑜，這個長期在國民黨邊緣化、「又老又窮又丑又頹」的「菜販」（韓自比）被提名去民進黨已經執政二十多年的鐵票區高雄競選市長並製造出韓式颶風之後，這場選舉才一下點燃了整個台灣的政治溫度，民眾狂熱的激情再現，並迅速升至沸點。尤其是藍營很多已經心灰意冷的支持者，都彷彿青春再現，以加倍的狂熱成為韓粉。韓國瑜造勢的場子，也第一次上演了「理性」國民黨激情四射超過「草根」民進黨的罕見現象。

　　可以說韓國瑜以一人之力救了國民黨，救了這場選舉。考慮到選舉對西式民主的重要性，也可以說形式上、某種程度也算救了台灣低迷的民主。

　　

　　

韓國瑜呼籲選民和他一起用僅僅1瓶礦泉水的乾淨選風，贏得高雄市長選舉勝利

　　這次台灣選舉之所以冷清，民調可以解釋一切：支持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選民大幅減少，中間選民竟然超過兩黨支持者的總和。這是台灣在美國等內外壓力下不得不移植西式民主以來前所未有的現象！由於兩大政黨的支持者大幅縮小，自然令這場選舉無人關注，極為冷清。

　　這個現象不僅說明台灣兩黨政治暗淡的前景，更說明「台灣民主」的危機。因為主體選民已經對兩黨徹底失望，進而對西式的「選票民主」失望。如果沒有韓國瑜，台灣本次選舉的投票率將低的驚人。台灣人民將以實際行動對這兩大政黨說不，對台灣的「民主政治」說不。

　　其實從表面上看，台灣似乎比美國更「民主」。台灣1996年首度「大選」就可以直選領導人。美國到現在還不行。而且台灣民主化才二十多年，就已經把陳水扁送進監獄，馬英九還官司纏身。

　　美國歷史上儘管有問題的總統不少，但卻沒有一個人到這種地步。美國是有彈劾總統的機制，可是卻從來就沒有一個總統真正被彈劾下台。更重要的是，台灣有很強的改變能力。比如過去每年都有選舉：第一年選行政領導人，第二年「立法機構」改選，第三年台北和高雄兩都選舉，第四年縣市長選舉。不僅年年政治過熱，而且還常常出現「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分屬不同政黨導致無法有效施政的弊端。

　　結果短短几年，台灣就整合了所有的選舉：「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同時選，既減少選舉次數，又避免了「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分屬不同政黨的問題。同時其他選舉都合併在一年：這就是九合一選舉的來歷——九種選舉合併。

　　這樣的改變能力是美國所不具備的。僅舉一例：美國在農業文明時期規定必須每年的11月份第二個周二投票。現在都信息化時代了，早就落伍了，可就是改變不了。這大概是全球唯一一個工作日進行投票的國家。

　　然而這只是表象。台灣民主的危機遠勝於西方。雖然整個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已經處於危機之中，但台灣尤甚。這一次「九合一選舉」初期的冷清就是最強烈的信號。

　　表面上看，台灣民眾對民主的失望主要是經濟。說來也巧，台灣自從民主化之後，經濟開始失去動力，直至從亞洲四小龍之首降到之末。而實行不同制度的大陸卻經濟迅猛騰飛，以致於大陸市場、大陸遊客都直接影響到台灣經濟的發展。

　　這期間台灣經歷過多次政黨輪換，每一次都能帶給民眾巨大的希望，但很快就變成巨大的失望。2016年民進黨首度完全執政，這是台灣民眾最後一次寄希望於台灣民主。結果不過兩年，民眾已經再度失望透頂，而且事不過三，所以失望直接變成了絕望。這才會出現支持國民兩黨的選民急劇萎縮，中間選民成為最大群體。這在全世界都算是首例。

　　雖然突如其來的韓國瑜颶風重新點燃大家的希望，但這個希望不是針對台灣兩大政黨，也不是針對台灣民主，而是針對韓國瑜一個人的。因為他雖然是國民黨提名的，但由於長期被邊緣化——這當然也是好事，民進黨想找他從政以來的把柄、人生黑材料竟然找不到，民眾意識中並沒有把他視為國民黨人。

　　實際上正是他個人的特質和他在民眾心目中濃厚的無黨色彩，才吸引了眾多的中間選民，甚至包括民進黨的支持者。所以才出現許多人一方面痛罵國民黨，一方面堅定支持韓國瑜的奇特現象。因此從表面上看，韓國瑜救了台灣民主，實際上他的走紅恰是台灣民主危機的表現。

　　

　　

充滿火藥味的競選口號

　　台灣民主走到今天，確實教訓很多。除了民主政治先天的內生性弊端，台灣更有自己的獨特的問題。

　　我對幾年前台灣《旺報》的一則評論《台灣的真實面貌》有著深刻的印象，它經典深刻地描繪了今天台灣現狀：

　　「同樣這片土地，大陸民眾眼中台灣是人間福地，更是網民鍵盤上的『民國范兒』；台灣民眾自己眼裡，卻是經濟沉淪、年輕人看不到希望、一塊被詛咒的惡土。不禁讓人深思，這種兩極反差現象是否矛盾？何以致之？」

　　不僅僅是普羅大眾，就是知識精英對台灣也持幾乎全面的否定態度。台灣最著名的媒體評論員南方朔曾發表文章了風傳一時的《台灣之春的時間到了！》其開篇就以極具衝擊力的語言描述了今天台灣現狀：「當一個『國家』，無能、貪腐、濫權當道，『國家』已國不成國，軍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則成了土匪強盜，這時候，人民就有權挺身而出，將國家從毀滅邊緣救回來。這乃是近代世界各國顏色革命和國家之春人民運動正當性的來源，而今天的台灣，台灣之春運動的時間應該已到了成熟的時刻，台灣已必須被拯救！」

　　不僅是台灣的學者，就是在台灣的陸生也有同感。《中國時報》刊登了一名在政治大學攻讀法律博士的大陸學生的文章《台灣真到了治理不能的窘境嗎？》文章開篇就直抒胸意：「在台北這兩年的生活，從滿懷期待到愛戀歡喜，從全心投入，到愛恨交加、憂心忡忡」。他聲稱過去總是從台灣反思大陸，現在卻是「越來越覺得我對台灣的憂心，遠遠超過了對大陸的反思」。他最後的結論則是：「在台灣這樣的政黨、媒體環境之中，政府無秩序地順應『民意』無異於飲鴆止渴，最後被破壞的是整個民主制度。」

　　正如韓國瑜在首場候選人辯論會上所講的：沒有一個行業不懷念過去，沒有一個行業不擔憂現在，沒有一個行業不煩惱未來。這就是台灣的現狀。

　　台灣的民主走到今天，原因很多。既有全球西方民主模式的共性，也有其獨特性。

　　一是台灣的民主化儘管轉型整體平和，但仍然是激進式變革。這也是台灣在擁有如此眾多優勢條件的條件下，民主化問題依然如此嚴重的原因之一。

　　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都經歷了兩百多年的漫長演變，比如從精英才能投票到最終實現一人一票。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后，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台灣也是一步到位式的移植。在法國，來自綠營的台灣留學生，也認為台灣民主走的太快。而藍營支持者則認為蔣經國沒想到自己去世的這麼快。否則，在他的主導下，台灣民主應該轉型的更穩健。

　　台灣媒體之所以如此墮落，也和民主化轉型過快有關。幾乎是瞬間把媒體推向市場，求生存的壓力逼使媒體要麼迎合低級趣味，要麼走極端政治路線吸引眼球。如果說政治極權你還可以抗爭，但市場極權卻令人無法抵禦。有格調的《中國時報》在專制時代可以生存，到了民主時代卻難以為繼。

　　今日台灣媒體已被整個社會視為亂源。媒體已無中立，非藍即綠，喪失了做為第三權的中立、客觀、監督的作用和功能。不只一個台灣朋友告訴我，不要相信台灣的媒體，更不要靠媒體來解讀台灣。幾乎每個政黨都在指責媒體。這就是新聞自由后的現狀。

　　台灣媒體另一個明顯不足是缺乏國際化視野——因為民眾沒有興趣。在台灣如果不上網，幾乎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大陸雖然是台灣最重要的地緣存在，遠在歐洲大陸的法國都高度關注，台灣卻是空白。

　　二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獨勢力崛起，民粹主義盛行。不僅嚴重威脅到兩岸和平，更令台灣的民主惡質化。政黨之間並沒有民主社會中常見的正常競爭關係，雙方實則形同水火。原因很簡單，沒有基本共識（國家認同是最根本的共識），民主就成了鬥爭手段。

　　選舉時就搞族群對立和「割喉戰」，權力移交也被稱為「主權移交」。由於族群對立、國家認同迥異而導致的社會對抗和動蕩，使台灣面臨分裂的危險。而且事實上也形成了「台北（認同「中華民國」）、台南（認同「台灣國」）」「一邊一國」的現狀。

　　平時執政更是為反對而反對，對立和僵局遠勝於今天的美國。

　　這一次選舉，支持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主持人和嘉賓竟把韓國瑜造勢現場湧進十萬支持者說成很多人是由大陸國安部門派進來的，要求台灣「國安局」進去調查！甚至稱這是大陸第五縱隊的大檢閱！如此仇恨思維竟然依然發生在已經政黨輪替三次、民主化三十年的台灣，其根源就在這裡。

　　三是台灣民主化后，一方面由於政黨對立和頻繁的選舉導致嚴重的內耗，另一方面出於意識形態和選票的需要，在全球都在搶搭大陸經濟起飛的歷史機遇之時，要麼搞「南進」，要麼搞「鎖台」，要麼乾脆頻頻挑釁大陸，危及台海穩定。結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僅無法有效分離大陸經濟發展成果，更致島內資金和海外資金大量抽逃。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台灣經濟總量曾佔大陸的45%，幾乎達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後，卻只有區區的3%。可以說，這種經濟的持續惡化成為台灣民主正當性最大的威脅。畢竟衡量一個制度的標準還是經濟和民生的發展與提高。

　　曾在台灣掀起過巨大輿論聲浪、現為高雄市長候選人的璩美鳳在辯論時的開場白還是頗為深刻：「政黨為利益綁架，政黨的利益已經已經超越老百姓，政黨的利益已經超越了『國家』。高雄成為了兩黨的戰場，老百姓的生計成為犧牲品」。

　　

　　

大雨過後高雄路面一片坑坑窪窪

　　台灣經濟的停滯還和各政黨選舉時競相不負責任的許諾有關——這就是西式民主制度的通病了。全台灣可以說都負債纍纍，以這次全球華人關注的高雄為例，負債3000多億新台幣，每年利息就超過100億。但不管哪一方選舉時根本不顧財政能力，極度慷慨，對社會福利競相加價、加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有資金髮展經濟？

　　四是台灣是以西方為榜樣建立的民主制度，但由於文化的差異，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台灣和法國都是實行雙首長制，最高領導人也都是直選，也都擁有對總理（「行政院長」）的任命權。但當在野黨在國會佔據多數時，雖然憲法沒有任何規定，法國往往會任命在野黨人士出任總理，無論左右政黨都是如此，從而確保整個體制的順利運行。但在台灣則相反，民進黨執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暫的任命國民黨人唐飛擔任「行政院長」外，都是民進黨壟斷。這也是整個八年「府院」對抗、體制空轉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法律不可能規定所有，其空白處就要由文化來承擔，台灣顯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協和寬容精神。

　　再有，法國和台灣是國際社會少見的時常舉行公投的民主社會，但在法國公投一但失敗，必然有人承擔政治責任。戴高樂就由於公投失敗而徹底告別政壇；2005后歐盟憲法公投失敗，當時的總理拉法蘭也是引咎辭職。但在台灣，所辦公投沒有一次成功，卻從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為此負責。特別是2004年公投綁大選，陳水扁已經聲稱寧可「總統」不當，也要公投過關。結果公投失敗，他卻憑藉有爭議的兩顆子彈繼續連任。而台灣社會居然也安然接受（國民黨抗議的是兩顆子彈，而不是公投失敗）。

　　台灣是華人社會，也深受人情社會的影響。在普選民主制度下，人情社會的負面作用被放大。一是賄選。因為民眾和政治人物認為這是人情拜託，表示感謝的意思罷了，並不認是為賄選。

　　第二則導致制度運作的扭曲。2009年我在台灣觀摩縣市長選舉時曾參觀台中「議會」，恰逢胡志強市長攜文武百官齊齊接受「市議院」質詢。面對行政機關如此高規格和大規模的出席，「市議員」卻缺席三分之二還多，僅十幾位「議員」履行自己的職責。在隨後的座談會上經詢問才明白這不僅是台中「市議會」的常態，更是全台灣地方「議會」的常態：「議員」日常工作不是「立法」、監督和「議政」，而是疲於參與選民的紅白喜事和處理各種糾紛。胡志強市長到「議會」接受質詢，參與的「議員」還算是多的。這在全球任何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中，無論是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還是落後的非洲國家，台灣現象可謂僅見。

　　談到制度的扭曲，還突出體現在過去長期存在的「國會黨團協商制度」有關。所謂黨團協商制度，是指「立法院」規定每屆「立委」席次3席以上且席次較多的5政黨得組成黨團；凡以黨團名義的提案不受聯署或附議人數的限制，在朝野協商上，少數黨等黨團與過半數席次的政黨地位、權力相同。小黨還常借撤簽協商結論要挾執政黨讓步，嚴重違背政黨政治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精神。正是這種機制，使得當時的民進黨、台聯黨以少數綁架多數——只要任何一個政黨反對，就可以將法案排除在外，「立法院」多數意志無法體現，嚴重影響議事效率，導致施政舉步維艱，幾乎將「立法院」的效率降到零。而這種機制要想運作則常常依賴王金平的私人關係推進，法治變成實際上的人治，但王金平的地位卻大大提高。這就是為什麼身為國民黨人，卻為民進黨黨鞭的違法行為關說，正因此，台灣73%民眾不滿意「立法院」的表現，滿意度僅6%。

　　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台灣民主的低質化，絕非一個韓國瑜所能解決的。韓國瑜或許救了國民黨，救了這次選舉，但卻救不了台灣的民主。正如前文所論，韓國瑜的走紅，恰是台灣民主失靈的結果。如果韓國瑜勝選，台灣民眾或許又將和過去一樣重燃希望。但在目前台灣民主的大環境下，韓國瑜的失敗是必然的。到那時，台灣人民恐怕真的要哀大莫過於心死了。

　　最後以華人社會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之一李光耀的一段話做為結尾。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學面對彭定康的提問，這樣坦率回答：「好的政府是人民的託管者。但無論如何不會是短期的上台者。短期執政者只會趁機為自己謀取個人利益」。「我從不相信（西方）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為民主只會帶來退步。」這句話放到台灣的民主實踐上，可謂絲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