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條款體現美阻止中國合法發展的企圖

近日，由約50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政府間組織「南方中心」發表了一份題為《美國301條款：為什麼是非法和誤導的》報告，再次將國際社會目光聚焦到美國備受爭議的301條款。

　　「南方中心」成立於1995年，致力於南南團結與合作，加強南北在平等、公平基礎上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南方中心」學術獨立，在國際經濟、社會、政治等與南方有關的方面進行信息發布、戰略分析和建議等。它的這份最新報告近50頁，分7個篇章闡述了美國「301條款」的歷史及對中國的指控，以及美國行為的非法性和誤導性。

　　301條款源於美國《1974年貿易法》，是美國出口商拓展海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法律工具。在該法實施初期，如1975年，美國雞蛋供應商據此要求福特政府調查加拿大通過進口配額對他們進行限制的做法；1976年，美國佛羅里達柑橘委員會據此提出歐洲關稅歧視美國生產橙汁等。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在國際貿易中，美國的301條款變得臭名昭著，華盛頓對日本等國貿易行為發動頻繁的自主調查，就是在沒有美國企業抱怨對手有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情況下發起的。

　　1995年，世貿組織（WTO）成立，將此前僅適用於貨物貿易的關貿總協定（GATT）升級，服務貿易、政府採購、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被囊括在內，還制定了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貿易問題專家查德•鮑恩撰文指出，WTO爭端解決機制頗為有效，從而避免了美國採取301條款這一「流氓行動」（rogue action）的必要性。

　　「南方中心」在報告中指出，美國再次祭出301大棒和對進口鋼鋁產品徵稅的232條款令世貿組織頗為震動。美國301調查對中國的指控，是在運用自己的標準來評價中國，而非WTO標準。再者，被指控的絕大部分內容是美國或者經合組織國家（OECD）曾經使用或者繼續使用的做法。

　　比如，中國市場上的技術轉讓，合資企業和授權許可過程都是企業之間依照合同行事。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28.2款，「專利所有人還應有權轉讓或通過繼承轉移其專利，應有權締結許可證合同。」報告認為，投資中國的美國公司都是自願締結此類合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將在中國這個大市場上所獲頗豐。

　　針對美國對中國政府支持產業和技術發展政策進行的指責，「南方中心」報告指出，這些指責給人感覺美國彷彿是個自由放任主義國家（laisse-faire state），其實不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發展研究所教授羅伯特·韋德說，「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創新政策」等名詞在美國政界是禁忌。美國一向以自己是自由市場的支持者、沒有產業政策而驕傲。但實際上美國政府從建國之初到今天，制定了遠遠超過其言辭所表示的產業政策。

　　韋德說，美國把產業項目「基本隱藏」起來的原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力量的統治地位，過多的曝光則可能導致項目的關閉。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1791年就建議發展美國製造業，目標是趕超英國，為強軍奠定物質基礎。當時的政策包括關稅、補貼、政府採購和公共工程等。有人說，歷史上制定產業政策的美國總統可以列出一長串。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奧巴馬政府不僅救助金融業，也救助製造業領域的企業。

　　「南方中心」這份報告引用一位參與科技項目的美國官員的話說「我們當然把這些項目看作是事實上的產業政策，但是我們不能使用那個名詞，我們通常稱之為研發政策（R&D policy）。」

　　報告列舉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指出這源於中國不斷增長的研發投資大大推動了技術創新。比如，中國目前研發投資額佔全球總量的20.8%，相當於所有歐洲國家之和，僅比美國低4.7%。據《日經亞洲評論》今年7月份報道，在專利數目上，中國清華大學已經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持平。報告認為，美國把中國的科技進步歸結為「竊取知識產權」和「模仿」遠遠有悖現實。

　　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例如歐盟和日本，都曾深受301條款的干擾。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鮑恩的說法，該條款的本質在於，美國政府不僅扮演警察（網羅外國政府的罪狀）、檢察官（製造法律指控）、陪審團（對證據進行判定），同時還是法官（判決外國政府接受美國報復措施）。

　　經濟學家約翰·麥克米蘭曾將多邊主義描述為「如果你幫助我，我也會幫助你」，而301條款的本質是，「除非你幫助我，否則我會傷害你」。

　　美國對華發動301調查，被認為既有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考量，也有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焦慮。眾多的經濟學者都曾指出，美國貿易逆差主要源於其過低的儲蓄率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等。面對中國迅速發展的創新勢頭，美國態度從原來的「中國人沒有創新能力」轉變為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焦慮。

　　「南方中心」 報告就此總結說，美國政府訴諸「301條款」的真正原因與貿易無關，相反，它體現了美國阻止中國合法推進工業發展和技術趕超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