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談《葯神》：最終決定權要交給導演，不能替代他

鳳凰網娛樂訊 10月17日，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舉辦大師班活動「徐崢: 與新導演同行」，平遙影展創始人賈樟柯現場對話徐崢，徐崢現場介紹了自己從演員到導演的發展經歷，並對與新導演合作提出了自己的經驗和見解，他表示，自己做監製時，會盡最大可能提供想法和建議，但最終的拍攝決定權還是交給導演來做，「你不能完全用你的想法替代他」。

徐崢推薦《風語咒》：陶虹出品，百分百中國原創

此次徐崢選擇了國產動畫片《風語咒》作為「導師之選」，推薦給觀眾，「這部電影由我太太陶虹作為出品人，我們是用《尋夢環遊記》5分鐘的經費做了《風語咒》，百分百中國動畫師原創，大家看后就會了解到國產動畫電影的製作水準。」

徐崢透露，陶虹要做這部動畫片的出品人時自己是反對的，因為擔心風險大，但看了成片之後他很驚訝，認為這樣的支持很必要，雖然《風語咒》最終在商業上沒有達到很大的成功，但他相信這是一個不低的起點，未來自己會更有信心。

徐崢回顧從影經歷：表演需要建立自信

徐崢講述了自己的表演經歷，小學三年級時，他被老師選去演獨幕劇，演遍了上海的所有少年宮劇場，他發現演戲比上學有趣，一下子把興趣投了進去，此後他參加了少年宮的戲劇組、青年宮的戲劇組，又作為話劇愛好者加入了上海人藝的劇社，看了很多上海老藝術家的演出，開始深深地迷戀劇場。

後來他理所當然地去考了上海戲劇學院，「當時有很多人勸我不要考，覺得我形象太差，聲音也不行，但我就去考，我考了北京電影學院，初試就被刷下來了。後來我就想考中戲，中戲那個班是一個新疆的班，陳建斌、李亞鵬、王學兵他們全部是來自新疆的，他們不招從上海來的學生。最後很幸運，我考上上海戲劇學院。」

畢業后，徐崢參加人藝正式的演出，很長時間都沒有戲拍，直到1998年程耳導演拍攝學生作業《犯罪分子》時找他演出，他才首次用「零片酬」的方式接觸了膠片電影演出。之後才有電視劇的機會，拍攝了《春光燦爛豬八戒》，成了一個商業電視劇演員。「拍電視劇讓我不滿足，在這個過程中開始有一些想法，後來我就加入到電影工作當中。」而經過《愛情呼叫轉移》《瘋狂的石頭》之後，徐崢又被貼上了「喜劇電影演員」的標籤，拍的電影越來越多。

這段期間徐崢意識到，一個有知名度的演員，容易在製片人和新導演之間成為嫁接的橋樑，增進信任感，於是他開始介入創作，在很多電影里的工作超過了演員本身的工作。「有些年輕導演自己寫了劇本像拍電影，但他沒有現場經驗，不知道如何用表演貫穿，就會面臨很多問題，如果有一個像我這樣有劇場經驗的演員在現場，其實可以幫助導演解決很多問題。」

談到表演觀念的建立，徐崢表示，在從業的過程中隨著對自己的充實和自信，把不對的挂念漸漸梳理掉了，「你一定要有一次建立自信的機會，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段落，我在戲劇學院一年級的時候，演了兩個觀察生活的小品，我就去公園做人物觀察，演得全場都爆了。演完后我那個禮拜像過節一樣，那次給我種下一個種子，後面所有對於表演的喜愛和熱情，其實都是源於這種自信。」

與新導演合作，最終決定權要交給他們

對於近期徐崢與年輕導演的合作，賈樟柯評價，徐崢非常細心，「猶如保姆」。徐崢表示，做監製時，有時候新導演會明白監製的想法，有時候又會堅持自己的想法，「這個時候，我的做法是盡最大可能提供我的想法和建議，但最終的拍攝決定權還是交給導演來做，你不能完全用你的想法替代他。」

徐崢介紹了自己監製《我不是葯神》的經歷，最初編劇韓家女發現了這個故事，把劇本給了寧浩，寧浩一口氣看完還看哭了，就找來徐崢，兩人商量決定要拍攝，寧浩找來文牧野導演，帶著他們做了幾個劇本方向，最後將原本主人公的白血病人身份改成了非病人的身份，將人物弧光做大，讓人物有了成長。「我和寧浩的監製工作有分工，他負責前期開發，我進入拍攝和後期營銷宣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徐崢表示，在導演層面，文牧野比自己強太多，但自己作為演員就可以嘗試不同類型，這又是自己的優勢。

賈樟柯則介紹了自己和日本監製市山尚三的合作，「他告訴我，監製首先是導演的交談者，要傾聽導演的聲音，了解你想做什麼。導演往往是很孤獨的，在這個孤獨的創作過程中，監製的出現並不是為了排遣他的孤獨，而是有一個回應，變成一個交流的對象來了解他的情況。另外就是甚至要成為導演的對立面，當導演一意孤行時，他有能力來糾正。但最終決定權應該在導演那兒，因為做監製要有一個敬畏感，監製不一定完全了解這個導演，不一定完全理解他要做什麼。」

現場有學生請教徐崢，如何在碎片化的生活中，將創作系統地完成。徐崢表示，如今大家的思維逐漸碎片化，但創作時不能如此，「你要對你的碎片化進行一些處理，你要有辦法梳理出你覺得更重要的信息、更主要的東西，或者是你核心想表達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需要找到的，有時候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甚至以為你想表達A，但是其實你發現你想表達的是B。你要有衝動，一種非說不可的表達，搞清楚這個才能進行。